高俅怎么死的 宋朝 高俅真的是历史上的奸贼吗

高俅真的是历史上的奸贼吗  

其实历史上的高俅和水浒中的高俅是不一样的，查一下史书，不论是“四贼”，还是“六贼”，高俅的大名其实都没有列入。

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

“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

……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 ‘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

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言极愤切。

”⑤按《宋史》，“六贼”应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并无高俅、杨戬二人。

关于杨戬，因为他已在宣和三年死去，陈东宣和七年上书，自然无须将其列入了。

“六贼”加上杨戬，共七人，《宋史》都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

唯独高俅，仅《宋史·徽宗本纪》有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 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 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除此而外，《宋史》并没有为高俅立传。

从他所任太尉等重要职务来推测，高俅纵使是个弄臣，至少也不是劣迹昭著者。

但是，到了《水浒》中，这种情况却颠倒过来了。

史书上有详尽记载的“六贼”，都被推到第二位，基本上是面目模糊的概念化人物；而史实最少的高俅，反被塑造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头号“奸贼”，一个倾注了作者最强烈的仇恨鄙薄情感的反面典型。

据《宋史》记载， “六贼”之中，杨戬，李彦，王黼、朱勔都是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老手。

如杨戬，史书云：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戬，立法索民田契， 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

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 皆勒民立佃。

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

筑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

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

⑦又如李彦：宣和三年，戬死……而李彦继其职。

彦天资狠愎， 密与王黼表里，置局汝州， 临事愈剧。

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

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佃本业，诉者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

公田既无二租，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别州。

京西提单官及京东州县吏刘寄……皆助彦为虐，如奴事主， 民不胜忿痛。

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凡竹数竿用一大车，牛驴数十头，其数无极， 皆责办于民， 经时阅月， 无休息期。

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

如龙鳞薜荔一车辇致之费逾百万。

喜赏怒刑，祸福转手， 因之得美官者甚众。

⑧上述材料，淋漓尽致地记载了杨戬、李彦之辈强占民田，增立赋租、勒索民物、威刑虐迫给广大劳动农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确实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

从史料上我们还可以知道，杨戬、李彦等施虐横行的地方，正是梁山泊英雄发难和活动的场所。

“克、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⑨。

《水浒》中许多重要情节，就是在这个地区中的济州、青州、沂州、登州、东平以及郓城、阳谷、寿张、沂水等县发生并展开的。

如果说， 《水浒》真的是想通过对贪官污吏的描写，来“深刻地揭露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的话，那么，历史上有详尽记载，而《水浒》又列入“四贼”的杨戬，应是最好的典型。

然而《水浒》反把如此丰富深刻的材料撇开不顾，却从高俅身上另做文章，应该说，这是十分反常的。

当然，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看待《水浒》的作者，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去研读大量的史料，更不可能用正确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去分析综合这些史料，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问题在于， 《水浒》中大写特写的高俅，恰好不具备杨戬那种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封建统治阶级最本质的属性。

高俅的活动范围，始终只在东京城内外，不曾与农村发生联系；高俅发迹之后所做的几件坏事，如报复王进、陷害林冲、斥退杨志等，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完全是两码事。

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 《水浒》之所以要塑造高俅这样一个典型，与所谓揭示“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