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和中国的关系 朝鲜文学的高丽时期的文学

朝鲜文学的高丽时期的文学  

14世纪李朝开国，实行“斥佛尊儒”政策，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这不能不对李朝一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统的道学家们睥睨词章之学，对新兴的小说尤为深恶痛绝。

18世纪的一次所谓“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便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禁止小说的创作和流传。

李朝文学可以说是在和道学家的激烈斗争中向前发展的。

1444年朝鲜文字的创制，是社会生活和文化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为朝鲜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阶级长期对文化的垄断。

首先是国语诗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至此已成为普遍的诗歌形式之一。

有以孟思诚、周世鹏、李为代表的粉饰太平、宣扬人伦世教的“道学诗歌”和“江湖诗歌”，也有以金宗瑞、南怡为代表的爱国时调和黄真伊等平民、妇女反映世俗人情、男女爱情的作品。

尹善道以其时调形式的完美和内容的丰富而成为这一体裁的代表作家。

18世纪时调开始普及到庶民阶层。

金天泽、金寿长领导的“敬亭山歌坛”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

歌辞体诗歌是李朝时代的首创，在音律、格式上都更为自由，没有长短、行数的限制；抒情、叙事均能运用自如。

郑澈、朴仁老两人的创作成就，为这一体裁赢得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郑澈的歌辞以描写山河的壮丽和感情的真切取胜，朴仁老则用来歌颂反侵略战争，扩大了它的表现领域。

后来的“纪行歌辞”和“闺房歌辞”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李朝的汉诗已不能独步诗坛。

但是，文人中写汉诗的仍属多数，其成就也超越了前代。

随着李朝政权的巩固和新贵族集团的形成，土地兼并之风又烈，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燕山君、光海君的暴政，1592年壬辰和1636年丙子两次大规模外敌入侵，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文人也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连续不断的“士祸、党争”几乎把他们都卷了进去。

政治的黑暗，战争的破坏，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决定了李朝汉诗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

第一批有成就的诗人，以李石亨、徐居正、姜希孟、成侃、金时习、南孝温以及被称为“海东江西派”的朴、李荇、申光汉等为代表。

他们一反前期的郑道传、权近、卞季良歌功颂德派的诗风，把权贵势力的骄奢淫逸、富人的贪得无厌、下层人民惨遭迫害的痛苦，摄入作品之中，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

徐居正的《老牛叹》、李石亨的《呼耶歌》、李荇的《记事》和成侃的一些诗，描绘出李朝社会民生凋敝的一幅幅凄惨的画面。

成侃的爱情诗，姜希孟的田园诗，也很有特色。

近几年来，朝鲜作家同盟组成“4.15创作团”，创作反映金日成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出版了丛书《不朽的历史》中的《1932年》、《艰苦的行军》、《白头山麓》、《图们江畔》等长篇小说；属于这类题材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万景台》、《千里迢迢去学习》、《黎明的鸭绿江》。

创作团还组织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作曲家等从事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创作的一些著名作品的改编工作。

《血海》、《卖花姑娘》、《一个自卫队员的遭遇》已经改编成电影、 歌剧、 长篇小说，话剧《城隍庙》又重新编排上演。

在创作思想方面，朝鲜劳动党提出“共产主义人学”和“种子”理论，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指导原则。

朝鲜全国性的作家组织，是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属下的朝鲜作家同盟，负责组织作家学习、体验生活和创作作品的出版和发表，除有专业性的朝鲜文艺出版社外，还有金星青年出版社和文艺刊物 《朝鲜文学》、 《青年文学》、《诗文学》、《剧文学》、《电影文学》、《朝鲜艺术》和《文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