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傅兰雅之后，大清总理衙门为何会选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教习

继傅兰雅之后，大清总理衙门为何会选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教习  

我们知道，大清国总理衙门附设的外语学校聘用的大都是外国籍的教习，同文馆教习包尔腾在馆教学有一年的时间，不忘其传教真实身份的他便辞去教职，继续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那么，包尔腾留下的空缺怎么办呢？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向恭亲王奕䜣推荐了同为英国人的傅兰雅。受父亲的影响，傅兰雅从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并常和同学们谈论自己心目中那无比神圣神秘的中国。为此，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傅亲中”的绰号。成年后，他得到政府助学金到伦敦海布莱师范学院就读，毕业后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一名传教士。1863年3月，他受圣公会的派遣，远渡重洋到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教职工作，从此开始其在中国长达34年的生涯。

丁韪良像

傅兰雅对中国充满兴趣，因而他也很想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学说北京话，以更多的了解中国。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望，1863年，他毅然辞去圣保罗书院的工作只身来到了北京。这时，正逢包尔腾去职，经威妥玛的推荐，傅兰雅接受了同文馆教习一职，每天授课两个小时，年薪1000两白银。在北京，傅兰雅不仅很快学会了北京话，而且结识了当时在北京的许多中外知名人物。恭亲王奕䜣、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头等参赞卫三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都成为他很好的朋友。

结识了上流人物，傅兰雅踌躇满志，打算在北京大干一场，然而，他在同文馆的教习生涯也只干了一年多的时间，英国圣公会却让他南下上海，因为此时的傅兰雅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英国圣公会让傅兰雅到上海英华书院出任校长。需要说明的是，这所由英国圣公会与中外商人合办的学校办学目的不外是传播福音，在中国培养一批信徒和牧师，但肩负圣公会厚望的傅兰雅没有按照教会对他的指示致力于基督教化中国，而是采取了与教会传教相悖的传教方式，这引起了圣公会的不满。傅兰雅在英华书院的聘任合同到期后，彼此都不满意的双方便没有签订续聘合同。1868年5月，傅兰雅经人推荐转而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翻译，并主持馆务工作。

傅兰雅1865年离开同文馆前往上海后，总理衙门请来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到馆任教。在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中，丁韪良是一个异数，他1827年4月10日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利凡尼亚的一个基督教世家。丁韪良后来成为一位传教士并注重教育以及学术传统的研究，应该说与家庭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先后毕业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和新阿尔巴尔神学院，获得自然科学与神学两个学位。1850年4月，丁韪良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香港作短暂停留来到宁波传教，并在宁波学习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研读四书五经。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和他的学生们在他的住所

在宁波期间，丁韪良创办了两所私塾，每所私塾约有20名学生，所使用的教材有郭士蜡等传教士编写的宗教及世俗书，丁韪良自撰的《天道溯源》也在其中。1858年，他作为美国谈判代表的译员参与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条约中规定有保护基督教教士来华传教的条款。这个条款写入条约，丁韪良起了很大作用。

《天津条约》谈判后，丁韪良又进京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换约谈判。1860年，丁韪良离开宁波回到美国，开始其当传教士以来的第一次休假。1862年，丁韪良再次来华，又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这一次他的传教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进而扩展到北京等地。期间丁韪良翻译了美国著名律师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经总理衙门审定后予以出版。

丁韪良利用译书的机会，逐渐结识了总理衙门的官员，他的名声也渐为清廷所闻。恭亲王奕䜣很赞赏他在中西文化方面的造诣，因而送了他一个“冠西”的雅号。

傅兰雅离开同文馆之时，空出来的教习职位正让恭亲王头疼，他向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以及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请求帮忙再予以推荐。他们一致推荐了丁韪良，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话说：“今天我的老师批评了这里各个外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土话都行。”[1]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蒲安臣与威妥玛的推荐，丁韪良同意离开正在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而出任京师同文馆的英文教习。接受这个职位，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因为接受这个职位可以使丁韪良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这笔收入不仅对于他的家庭而且对于他的传教活动都是很需要的。当时美国长老会因为南北战争的影响财政正十分困难，而不得不压缩在华的传教活动经费，这让丁韪良也深受影响。

在同文馆任教，丁韪良每年可得银1000两，合1330美元，并且可以提前预支半年的薪水，这笔收入甚至都快赶上1863年10月提交的北京长老会计划的整个预算总额1459美元了。这对于一个除了传教之外还要担负家庭开支、担负孩子在美国念书的人来说，自然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他曾直截了当地说，“我并不认为我的责任是拒绝它”。丁韪良还说，“我是出于做好事和减轻财政困难而接受聘任的”。[2]他所说的“做好事”其实质是想希望藉此达到影响中国上层人物的目的。

丁韪良接任教习一职时，当时英文馆里只有十余个学生，虽然经过包尔腾、傅兰雅等人的教导，但这些孩子的接受能力很差，丁韪良到任时，他们还只能磕磕巴巴说一两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无奈他只好又重新从ABC教起。

参考文献：

[1]《赫德日记：1863—1866》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2]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见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