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命运何去何从 不破不立，民国之初国家命运何去何从？

不破不立，民国之初国家命运何去何从？  

蔡锷力挺梁启超回国，固然由于梁启超是他的老师，有一份师生情义在那里，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革命之后民国之初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在吁请黎元洪领衔敦促梁启超回国参加建设的当天，也曾致电袁大总统及各省都督，明确表示不希望黄兴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引退。他直言：“此次革命成功，应分三段：一破坏，二收拾，三建设。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现在我们只是把最容易的事做了，收拾和建设两大难事还在后面呢。再看“吾辈今日所处地位，内政之丛脞，外祸之逼人，财政之支绌，险象杂陈，危机四迫”。所以，他认为：“吾辈既陷国家人民于险，自应拯而出之。系铃解铃，责无旁贷。为国宣力，生死以之。若假高蹈之名，为卸责之地，是自欺以欺人也。”他这番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好的方面看，清帝退位，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共和制度随之建立起来，总统亦由选举产生，并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成立了国会和各省议会，还制定了《临时约法》，看上去相当不错。但其中仍然潜伏着重大危机，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第二，国内的分裂倾向，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难以调和，双方的权力要求水涨船高，都不肯妥协，促使国家走到了分裂的边缘，另有一些拥兵自重的省督则浑水摸鱼，抢占地盘，将地方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第三，新的专制倾向抬头；第四，经济上的困难。 蔡锷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大约就在此时，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这是梁启超继《新中国建设问题》之后发表的又一篇有关建国方针大计的纲领性文章。如果说前者在民国成立之前以讨论国体问题为主，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将英国体制视为最理想体制的话，那么，在民国成立之后，则接受这个现实，具体讨论以法立国的方针政策。他提出了坚持立宪，并以国家主义，即保育而非放任的政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实现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理想。他认为，国家问题是困扰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下，只有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至世界思想，就是没有国家思想；在上，则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国家制度、国家组织极不完备。这一次革命很快获得成功， 原因也许很多，但这是“诸因之总因也”。革命固然是“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然”，而且，不破坏亦无从建设，但“破坏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故破坏不过其手段，而建设乃其目的。有手段而无目的，不可也，以手段为目的，更不可也。今破坏之事则告终矣，而建设之业，前途遐哉邈焉”。现在，国体问题既已解决，民主、君主不待再计，立宪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梁启超 >（ 解玺璋：《梁启超传》，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