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品 “十七年文学”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

“十七年文学”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  

“十七年文学”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

在解放前夕，以作家的世界观即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以及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的态度，作家划为革命作家即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三类(名下有徐中年、朱光替、梁实秋、沈从文、萧乾等)。这种描述划分具有政治权利话语性质，决定了解放后文学阵营的构成和作家的命运。
md以文学的政治效用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在建国后取得了当然的统治地位非md的文艺思想必然要受到排斥。
50、60年代是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艺术化‛和文学政治化时代，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 在文学批评上，坚持和推行md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对文学的评价由政治、文学的权利者来确定，而不是艺术家确定。
50、60年代的读者实际上是政治和文学权威的虚拟读者，代表的并非读者真正的感受，他们的意愿实际上是政治和文学权力批评者的意愿，这样导致艺术品味、风格一体化。

建国二十七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1976年正是文革结束的那年，文学方面有很大转折。在前期受文革影响，文学多为一味赞扬党，人心惶惶，没人敢写什么很有见地的东西。文革后就并不一样了，思想控制不再那么严格，文学氛围也变得活跃多了

如何认识十七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文学服务于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 张开焱 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蓋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祕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md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蓋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程序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络。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蓋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文学学好了，政治就会很好，如果您政治有些问题，可以尝试多读文学书，多看杂志，这样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提高

什么是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巖>>、〈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gcdzg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十七年文学啊十七年文学的思想艺术风貌是什么.能讲

颂歌时代的文学素材与体现思想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普遍产生了强烈的解放感、翻身感、民族自豪感和当家做主的历史使命感.作为时代敏感神经的诗歌,便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情绪,开始出现了大量写作对于时代、人民、祖国、党、以及领袖的真诚颂歌.于是,颂歌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规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使人们几乎是对于一切生活领域的题材和主题都以颂歌形式加以歌颂和表现. 颂歌在十七年时期兴起,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规范得到很大发展,并迅速成为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主导性潮流.通过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建国初期的文学以对新生活的赞颂为基本基调,开创了一个颂歌时代,并且奠定了十七年文学时代以颂歌为主的基本格局. 本文将从颂歌的文学素材以及思想体现入手,剖析主导十七年文学格调的颂歌文学.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 颂歌时代 文学素材 颂歌形式 思想体现建国初期的颂歌浪潮,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规范得到很大发展,迅速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乃至诗歌的主导性潮流.它的主要特点为对时代,人民,祖国和领导人民夺取胜利的党与领袖的真诚歌颂,颂歌的抒情主人公追求诗人的“自我”跟阶级,人民的“大我”相结合.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颂歌文学,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这种颂歌文学中,没有丝毫的阿谀奉承与虚情假意.有的是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翻身得解放的自豪与幸福.颂歌通过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 （一）颂歌时代的诗歌文学咏革命者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新华颂》、胡风《时间开始了》、李季《玉门诗抄》、闻捷《天山牧歌》、田间的《祖国颂》、艾青的《国旗》、臧克家的《有的人》、冯至的《我的感谢》具有代表性.其中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成为颂歌高潮之作. 写新中国的诗歌唱的是翻天覆地的颂歌；写的是抗美援朝的诗；唱的是英雄的颂歌；写的是经济建设的诗；唱的是创造新生活的劳动颂歌；写的是农业合作化、士兵生活化、边疆少数民族生活、革命斗争历史、男女爱情……唱的几乎都是昂扬欢乐的颂歌.因此,建国初期,以对新生活的赞颂为基调,开创了一个颂歌时代! 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生活,是建国初期诗歌的共同主题.在颂歌诗潮中,老一辈诗人更感到连绵战火之后自由与独立的可贵,他们的颂歌流露出激越的感激之情.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冯至的《我的感谢》,以及艾青、臧克家等的不少诗作都是其中的代表.在《新华颂》中,老诗人写道：“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诗句虽然流于浮泛,但作为当代诗歌的开篇之作,无论从表达内容还是形式的散文化上,都具有先行的意义.此外,艾青的“礼炮震动着整个地壳,全世界都庆贺新中国的诞生”,石方禹的"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等诗句,都生动地展示了建国之初人们普遍的感受和心情. 对旧时代苦难与斗争的回忆,对祖国和平与幸福的捍卫,也成为本时期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李季的长诗《报信姑娘》写了一位为救游击队侦察员而牺牲自己的女英雄.李冰的《刘胡兰》也有一定影响.乔林的《白兰花》和冯至的《韩波砍柴》,在描写旧时代苦难生活的作品中,显示出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抗美援朝题材的诗作中,未央的《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了》,是广为传诵的名作.李瑛的《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田间的《给一位女郎》,张永枚的《新春》,都热情歌颂了中华儿女的献身精神和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此时的诗歌还全面反映并歌颂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新生活.李季的《玉门诗抄》、《生活之歌》,表现了石油战线的劳动者们忘我的精神,作者也因此有了“石油诗人”的美誉.在表现新生活的作品中,“生活抒情诗”尤其引人注目.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是这类作品的最成功代表.李瑛的《戈壁日出》,邵燕祥的《到远方去》,严阵的《江南曲》,梁上泉的《高原牧笛》,公刘的《西盟的早晨》,也都颇具特色. 老诗人艾青把目光投向世界,创作了一组国际题材的诗歌组诗《南美洲的旅行》和《大西洋》,在炽烈的感情下蕴含深邃的哲理,传达出诗人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注. （二）颂歌时代的散文文学散文像新生活带来诗歌创作的繁荣一样,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也涌现出来.“朝鲜通迅”是建国后散文的第一批成果.影响最大的是魏巍的作品,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感情真挚,格调高昂,一时间举国传颂.其他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ph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杨朔的《鸭绿江南北》,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等,都从不同角度讴歌了志愿军英雄和中朝人民的深情厚谊.此类题材的作品结集有《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等. 反映工农业建设蓬勃发展的报告文学也很突出,如艾芜的《屋里的春天》,柳青的《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靳以的《到佛子岭去》,秦兆阳的《王永淮》,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等,并结集有《祖国在前进》、《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 抒情散文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冰心的《小桔灯》,杨朔的《香山红叶》,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刘白羽的《日出》,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碧野的《天山景物记》等作品,或歌颂理想、情操,或描绘河山、景物,均以新的时代精神、优美的文笔和洒脱的风格成为当代散文中的精品 众多质量上乘的作品的出现,使当代散文创作呈现出第一次高潮,为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大丰收奠定了基础. （三）颂歌时代的小说文学建国初,小说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类题材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描写民主革命斗争的,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孙犁的《风云初纪》,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康濯的《水滴石穿》,刘澍德的《桥》等.表现工业题材的有：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火车头》等.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和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则显示了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初成果. 《保卫延安》和《三里湾》代表了5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保卫延安》首次成功地以长篇形式表现军事题材,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小说描绘了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的几次战役,气势恢巨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品成功地塑造了ph的形象,这是解放军高阶将领第一次出现在当代文学作品里.赵树理的《三里湾》第一次描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以大故事套小故事,写人们的日常生活事件,真实地反映出合作化运动初期各类人物的思想、行为和观念,揭示了合作化运动引起的农村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恋观和道德观的变化,同时也表明实现农村变革的艰钜性、复杂性.“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等人物形象,因为来源于生活,使人倍觉亲切.这在建国初的小说创作中是很难得的. 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十七年”表现工业题材的优秀中篇小说.作品以宝成铁路建设为背景,写了一对经历过硝烟战火的老战友,在和平建设时期面对新问题所产生的不同心态.作者把对人物心灵的探幽置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观照,既使人物思想冲突有现实依据,又展示了广阔的时代风貌.作品情绪昂扬,以抒情笔调为主,同时又蕴含深刻的哲理,其现实针对性也是很明显的. 孙犁的《铁木前传》写的是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及其儿女两代人的生活故事,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情感.小说以其独特的风格被誉为“一部诗的小说或小说的诗”. 总体来看,建国初的小说创作处于发展的酝酿期,中、短篇创作更活跃一些.原因是中、短篇样式用来反映现实生活更易于把握,更灵活.这一时期的小说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受时代大背景影响,创作过分追求政治功能的弊端已初露端倪.譬如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单方面追求崇高,对历史厚度和内蕴的深度挖掘不够.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因紧跟形势而在艺术锤炼上显得欠缺.这为日后小说发展出现“左”的倾向埋下了根芽. 不过,也毫不奇怪,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人民已经真正成为了历史的主人和文学作品中的主要表现物件,对于人民,除了歌颂,难道还有什么是可以暴露的吗?md关于歌颂和暴露的论述就这样提前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基调.可以说,不惟这三种文学形式,整个集体化写作阶段的当代文学都先天性地具有颂歌性质.正如后来文学实践所表明的那样,在颂歌时代,连讽刺性的作品都变得十分不可能了. 激情昂扬、热情真挚的颂歌文学以其特有的艺术基调与艺术规范成为十七年文学期间的主流文学,开创了建国初期的特有颂歌时代.其生动的、贴近生活的文学题材以及内容也对于中国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1、 金汉等：《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章[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3、 方维保：《当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4、 辛若水：《颂歌文学与斗争文学的比翼双飞》[J],2009年； 5、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节[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十七年文学啊

十七年文学是对1949-1966共和国文学的简称。这一时期的文学总体特征应该就是“歌德”吧——歌功颂德。
新中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片欣欣向荣，加上延安讲话中文艺精神的指导，这一时期的作家多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表现新生活、新人民、新建设。代表作品小说有柳青《创业史》、梁斌《红旗谱》、赵树理《结婚？》等等，散文代表作家周立波、杨朔等。戏剧有老舍《茶馆》、郭沫若《关汉卿》等虽然是批判旧社会，实质也是在歌颂新中国。
倒是杂文，有个徐懋庸，因为杂文字身的鍼砭时弊体用在山河一片红的当时社会并不受宠，起起伏伏，没有成什么气候！
当然这只是我的读书感受，如有不妥，还请见谅！

十七年文学特点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gcdzg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著，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字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蓋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