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八旗旗主 皇太极如何宰割手握重兵的八旗诸王？

皇太极如何宰割手握重兵的八旗诸王？  

皇太极原来领有正白旗，他成为新罕王以后照例也要领有两黄旗。于是，皇太极变通了一下，他把正白旗、镶白旗换成正黄旗、镶黄旗，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兄弟们的两黄旗转眼成了两白旗。这次“换旗”实际也是皇太极加强自身力量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三尊佛”的力度，皇太极洞若观火，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是，凡事都有一个轻重缓急，皇太极用十六年的时间赢得储位，所以，他也需要时间来削弱乃至消灭“三尊佛”现象。

皇太极走的第一步棋是“掺沙子”，所谓“掺沙子”就是通过扩大八旗各旗头面人物的数量做到进一步化解旗主贝勒的集权。就在皇太极即立的当月，也就是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皇太极就和诸贝勒商量，扩大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固山额真)的权限，总管大臣可以和诸贝勒一起共议国政，本旗的行军、围猎、出行等事务，都归总管大臣指挥、调遣。以往，后金规定议政的权力只限于身兼议政大臣名义的八旗旗主，现在皇太极把它扩大到了总管旗务大臣身上，一下子拉进来了八个人。当然，这八个人选并不都是由皇太极一个人决定的，还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实权贝勒点头才行。除了这八个人以外，八旗原来还设立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即梅勒额真)，现在还要设每旗两名的调遣大臣，一共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辅佐总管旗务大臣，掌管刑律；调遣大臣是上传下达的角色，位在佐管旗务大臣之下。这样算下来，八旗旗主贝勒的权力又进一步被稀释，总管大臣、佐管大臣和调遣大臣们虽然要服从旗主，可也能够对旗主原本很大的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十六名佐管大臣、十六名调遣大臣中多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人有的就是皇太极掺进来的“沙子”，这正是皇太极的深意所在。

当时(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的名单如下:正黄旗纳穆泰，是开国元勋扬古利的弟弟；镶黄旗达尔汉，是努尔哈赤早期亲信杨书的儿子、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红旗和硕图，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里之子；镶红旗博尔晋，就是那位给阿敦鸣冤叫屈的三等副将；正蓝旗托博辉，是努尔哈赤的堂叔龙敦的儿子；镶蓝旗固三泰(一作顾三台)，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白旗喀克笃礼；镶白旗彻尔格，他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的第三子。这里的多数人都是原来该旗旗内的头面人物，像彻尔格因为皇太极的“换旗”，从镶黄旗满洲变成了镶白旗满洲，实际也是没有变化，正红旗的总管大臣和硕图是两红旗旗主代善的女婿，也就是满洲称呼的“和硕额驸”(汉人俗称“郡马”)。托博辉有点特殊，他的老爹龙敦是努尔哈赤三祖索长阿的第四子，从一开始就和努尔哈赤作对，努尔哈赤攻打尼堪外兰时，龙敦就泄漏了进军的时间。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妹夫噶哈善是他的左膀右臂，龙敦唆使努尔哈赤的异母兄弟萨木占杀害了噶哈善。可是，随着努尔哈赤的“买卖”越做越大，身为龙敦的儿子的托博辉，转而跟随努尔哈赤，跻身到了八大臣的序列中。他们这八个人在日后的政局起伏中也是荣枯不同。总体看来，这八位总管旗务大臣主要还是和本旗旗主关系密切才得任此职的。所以，这次掺沙子因为是在皇太极初立的情况下进行的，可威力不是很大。

走出“掺沙子”的第一步，皇太极的第二步就是“挖墙脚”。其实，“挖墙脚”本来就是皇太极的拿手好戏，当年在储位之争拉开序幕时，皇太极已经在进行暗中的“挖墙脚”活动了，他拉拢进来的岳托、萨哈廉、德格类、济尔哈朗，哪一个不是其他各旗的骨干墙脚？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挖墙脚”也有新的政治含义。那时候拉拢岳托等人是为了登上大位，现在继续笼络这些人是为了分化瓦解，前者不尽是通途可也目标一致，现在看似简单却难上加难。

因为岳托首倡“大义”，所以，皇太极即位后给岳托的酬庸也很重，他劝说代善把名下的镶红旗让出来由岳托担任旗主贝勒，代善也没有多想，自然同意。后金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借口喀尔喀蒙古扎鲁特部背盟实施*，代善、萨哈廉领军前往征讨，一战获胜，萨哈廉因此受封贝勒。至此，当初两位首先提议皇太极即立的功臣岳托、萨哈廉都先后得到擢升。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衔努尔哈赤宁远兵败之恨再度起兵伐明，兵到锦州城下遇阻，明军在守将的得力指挥下，再创后金军。后金军在锦州城下屯兵14天，硬是一无所获。五月下旬，皇太极转攻宁远，此时镇守宁远的正是明朝名将袁崇焕，因为地形对后金军不利，尤其不利于开展以骑兵为主的野战，代善、莽古尔泰、阿敏都劝阻皇太极不要急于和明军展开厮杀，就军事素养来说，代善明显高于皇太极，但皇太极不听，他说:“当年父汗进攻宁远不克，如今我进攻锦州又不克，大金野战之兵尚不能取胜，日后如何张我国威？”皇太极不审时度势，空洞地把军事打击上升到政治高度上来，其目的并不全是什么“张我国威”，而是张扬他个人新罕王的权威。皇太极督率阿济格等人带领亲军护卫亲自出战，济尔哈朗、萨哈廉等“五虎将”立刻跟上，代善等人见此情景也只好放弃主张，跟着一道冲锋。这场战役的结果诚如代善等人所料，后金军再度遭受重创，而且这一战的具体损失较之努尔哈赤宁远大败还要惨重一些。身为觉罗宗室的大将拜山在此役中阵亡，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代善之子)也受伤。同时阵亡的还有备御巴希等。这里顺便提一句，拜山的儿子顾阿岱、孙子莫洛浑后来也是死于疆场之上，有清一代，宗室之中祖孙三代沙场殉难如拜山者并不多见。如果说上次宁远大败是事前努尔哈赤骄狂的结果，那么这次宁远再败就是皇太极瞎指挥造成的。虽然战争输掉了，可皇太极还是有些政治上的收获，从济尔哈朗、萨哈廉不顾一切地紧跟自己的行动并因此摆脱了三大贝勒的干涉来看，皇太极似乎从中找到了日后收拾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人的不二法门。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再犯明境，劳师远征。代善、莽古尔泰坚绝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后果非常危险，如果明军堵截在后，且粮草匮乏，如何为继？代善、莽古尔泰的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错，如果不是因明朝崇祯皇帝的愚昧无知错杀了袁崇焕的话，这一次远征的结果显然不容乐观。代善等人再度否决皇太极的意见，令皇太极大为光火，众贝勒进帐询问皇太极部队的进程时，皇太极和盘托出事情的原委，岳托、萨哈廉、杜度、济尔哈朗、阿济格、豪格等贝勒都支持皇太极的决策，他们主动去说服代善和莽古尔泰，代善二人在众小贝勒的解释下终于同意皇太极的计划。皇太极领军攻陷遵化随即直驱北京，他本以为袁崇焕遇警无法抽身，哪知道就在皇太极向北京进发时，袁崇焕已经先于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九日抢先到达蓟州，后金军精锐次日才进抵此处。当皇太极的后金军出现在北京城下时，袁崇焕、祖大寿等人虽兵不足万，仍旧力战阻敌，皇太极并没有捞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皇太极以数万之众奔袭千里，空手而返，自然说不过去，这就萌发了他使用离间计的念头。应该说，皇太极的这出反间计本身并不高明，取材也十分粗陋，大概是他夜读《三国演义》的心得，他几乎完全照搬“蒋干盗书”那一节，偏偏赶上昏聩无知的崇祯皇帝以及他手下笨得可爱的几位太监，意外地成就了皇太极，袁崇焕被捕并惨遭杀害。清人最惧袁崇焕，他们立国创业的所谓“太祖”、“太宗”都先后败在袁崇焕的手下，如今袁崇焕一死，关外的格局发生了巨变，清朝人编写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

皇太极北京之行不虚，不仅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还发现自己历年以来的“挖墙脚”特见功效，这次奔袭战如果没有岳托这些小贝勒的鼎力支持，根本就无法达到除掉袁崇焕的目的。而且，代善、莽古尔泰虽然位高权重，可在众小贝勒的围攻下仍然不能不按照皇太极既定的意图行事。皇太极已经从这些微妙的变化中看到了他重新赢得努尔哈赤生前一样的权威的希望。天聪初年，皇太极一力擢拔他的“五虎将”，特别是岳托、济尔哈朗和德格类三人备受宠信，萨哈廉曾经说过:“汗(皇太极)待尔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等，过于己子，细心恩养，迥异众人。”《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213页，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皇太极虽然和岳托名义上是叔侄关系，实际他是把岳托当做弟弟看待，这点皇太极后来在崇德年间曾经追述过:“(岳托)我母自幼抚养之弟”、“(岳托)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抚养……朕亦视之如弟。”《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24，下册第1564－1565页；《清太宗实录》卷64，第18页。皇太极还把岳托的长女视如己出，这也是只有兄弟之间才能具有的情分。为了拉拢岳托，皇太极不惜降格以求，这说明了皇太极在政治上的老到。需要指出的是，岳托虽然在皇太极嗣立、分权等一系列问题上担任了主要角色，但他和济尔哈朗、豪格、萨哈廉等人唯命是从、毫无原则的紧跟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4.鲸吞正蓝旗

继阿敏之后，三贝勒莽古尔泰也成为皇太极菜板上的另一块鱼肉。就莽古尔泰其人来说，皇太极并不怎么放在眼里，因为他有勇无谋、名声又差，对他的汗位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莽古尔泰生性桀骜不驯，又兼有兄长的名义，尤其当年皇太极和他一起在储位争夺中彼此配合默契，将来难免不留下不利于皇太极的口实。再者，莽古尔泰一旦垮台，正好给皇太极“五虎将”中的另外一员虎将德格类腾出上升空间，正蓝旗也将在皇太极的手掌之中了。这应该是皇太极清洗莽古尔泰的全部如意算盘。

如果说对阿敏的清洗，皇太极采用了直捣腹心的策略，那么在对付莽古尔泰的问题上，皇太极则是采取了“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办法。换句话说，皇太极是故意激怒莽古尔泰从而给他整治莽古尔泰提供必要的借口。后金天聪三年年底，后金军奔袭北京，在攻打蓟州时，皇太极突然更换左翼的统帅，把莽古尔泰换了下来代之以代善，而且也没有对莽古尔泰说清楚理由。天聪四年十一月，皇太极和莽古尔泰行猎，莽古尔泰强夺属下的两件猎物被皇太极所指责，莽古尔泰归还了猎物，还把一头野猪送给皇太极作为赔罪的表示，可哪知道皇太极非但不要野猪，还把野猪射死，讥讽莽古尔泰“见识浅薄”。莽古尔泰也不示弱，天聪五年，皇太极装模作样地写信征求诸贝勒对他执政的评价，其他贝勒或者拍马吹捧、或者言不及义，只有莽古尔泰据实批评皇太极，同时还为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做出辩解，皇太极看完莽古尔泰的来信，不禁大怒。皇太极利用自己的权力，给正蓝旗派差很多，而且还把正蓝旗所属的十个牛录拨给皇太极长子豪格的镶黄旗统领，这无形中更加刺激了莽古尔泰的怒火。

后金天聪五年八月，二人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起因是在围困大凌河时，莽古尔泰向皇太极汇报说:“昨天的厮杀，我们正蓝旗损失很大，罕王是不是应该把派给镶黄旗出差的属于正蓝旗的护军还给我们？”莽古尔泰的请求并不过分，可是，皇太极有意激怒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地问莽古尔泰:“听说你们正蓝旗每次派差都常常违反规定出现失误？”莽古尔泰看皇太极非但不同意拨还护军反而借题发挥，不免火气上升:“我们正蓝旗是派差最重、最大的一个，但何时都能做到尽人尽责，现在罕王指责我们违规，不知道从何而来？”皇太极又故意说道:“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可能是有人诬告；当做如果不是像你说的这样，我就要严加处理。”莽古尔泰怒不可遏，他反驳道:“罕王你应该公开说明是非曲直，为什么唯独和我为难，我莽古尔泰因为你是罕王，一切都顺从，而你一再如此仍不知足，难道是要杀了我吗？”情急之中的莽古尔泰居然忘了必要的忌讳，女真人有握刀的习惯，莽古尔泰在愤懑中不断用手摩擦刀柄，站在一边的德格类当然知道莽古尔泰这些身体语言的错误容易给人造成误解，马上赶上去拦住兄长，莽古尔泰迁怒于德格类，竟拔刀出鞘，这下子完全达到了皇太极最初的目的，“御前拔刀”，这样的罪名本身就是死罪，连代善也转而对莽古尔泰不满起来，认为他太不懂君臣的礼节了。皇太极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反而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走到一边对众贝勒诉苦说:“我自继承汗位以来，一直留心治国的道理，十分谨慎，哪知道这些谦逊的行为竟然成为他莽古尔泰轻视我的依据。”等他回过身来却又大骂身边的侍卫:“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处？他莽古尔泰御前拔刀，你们却跟瞎子一样站在那里不动。”当晚，莽古尔泰准备向皇太极赔罪，皇太极哪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莽古尔泰，他当即拒绝与莽古尔泰见面。

皇太极吞并正蓝旗、残杀莽古尔泰后代这起清朝入关前最大的政治杀戮中有两个关键性人物、即莽古尔泰同母妹莽古济和莽古济的家奴冷僧机。莽古济因为与莽古尔泰、德格类同母所生，感情一直很好，莽古济说起来也算是后金汗国里面几个数得着的喜欢干预政务、吹枕头风的女人之一。她本是都堂乌尔古岱的妻子，后来乌尔古岱因为受到贬黜抑郁而死(详见本章第一节《皇太极崭露头角》)，莽古济就转而嫁给了蒙古敖汉部落首领锁诺木，成为满蒙联姻的产物。可是，莽古济却对锁诺木原来的妻子也就是锁诺木的好友托古的妹妹深怀嫉妒，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莽古济甚至要杀害托古本人。莽古济并不是孤立的，她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镶红旗贝勒岳托和镶黄旗贝勒豪格(皇太极长子)，莽古济很有可能动用了家长的威严，要弟弟德格类、女婿岳托、豪格在皇太极面前奏请杀掉托古。莽古济原来和皇太极的关系也不错，天聪初期，皇太极经常到莽古济那里做客，过年时还专门给莽古济行家庭的礼节，把莽古济看做亲姐一般。莽古济原以为凭着这些关系除掉一个托古并不费事，哪知道托古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早就看出来皇太极垂涎正蓝旗，所以，几次利用所谓酒后吐真言的机会向皇太极诉说德格类、岳托、豪格等人的“不轨”。皇太极疑心自来很重，尤其是他准备全力对付正蓝旗的时候，更把德格类上书要求杀掉托古看做是政治事件，同时，他对于岳托、豪格与正蓝旗的姻亲关系也洞若观火。其实，岳托、德格类、豪格之所以能够成为姻亲，皇太极原本很受用，德格类、豪格、岳托都是皇太极当初的“五虎将”行列中的关键人物，也是皇太极夺位的骨干，他们之间最终“亲上加亲”，在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皇太极看来简直如虎添翼。可是，今夕异势，皇太极已经看出德格类、岳托不可能像济尔哈朗那样俯首贴耳，德格类更成为皇太极吞并正蓝旗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怎么能够容忍德格类、岳托、豪格再像以往那样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呢？托古是什么人？与皇太极并无很深的3xm中文网渊源，何以酒醉之后的谰言竟然得到皇太极如此的重视？答案是明摆着的，因为托古的话正中皇太极的下怀。果不其然，德格类的疏请一递上来就遭到皇太极的怒斥，牵连岳托、豪格也一并受罚，而且连岳托的父亲、并不知情的代善也给捎带做了处罚，莽古济还被限制行动。一个“闹家务”，成了皇太极拿正蓝旗、德格类开刀的先兆。

叶赫部被努尔哈赤灭亡以后，有一个叫叶赫那拉・冷僧机的人被分配到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麾下做了一名仆从。当莽古济和蒙古的锁诺木结婚以后，冷僧机被作为嫁妆转到了莽古济的手下。后金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冷僧机突然自首，告发莽古尔泰生前曾经和德格类、莽古济等人焚香盟誓要推翻皇太极，锁诺木还和莽古济积极赞成莽古尔泰，他们夫妻表示表面上继续奉承皇太极，实际上则帮助莽古尔泰夺位。据冷僧机的交代，当时在场的包括莽古尔泰、莽古济、德格类、锁诺木、冷僧机、爱巴礼、屯布禄这几个人。皇太极就根据冷僧机的讦告来定莽古尔泰、莽古济和德格类的罪名。这种做法十分罕见，岳托就表示反对，他说:“德格类贝勒怎么能做出这等样事呢？这一定是告密者的胡说。”实际上众贝勒也不相信冷僧机的告密，在议论冷僧机的处理时，诸贝勒对冷僧机特别鄙薄，所以，贝勒大臣们决定不给冷僧机任何奖励。这个决定立刻遭到皇太极的否决，皇太极认为:“若以冷僧机无功，则人皆容忍。遇此等事，谁复首告？为日后计，则冷僧机宜叙其功。”努尔哈赤生前曾对奴仆讦告旗主或者主人有过明确的规定，皇太极即位9年以来，也从未见他有过具体的否定，何以这次对冷僧机格外开恩呢？皇太极如此袒护一个下级的奴仆绝不是什么“为日后计”，而是冷僧机给他彻底消灭正蓝旗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试想，以冷僧机的地位，怎么能够了解像谋逆这种头等机密的大事呢？例如冷僧机提供的预谋人员名单，其中锁诺木是莽古尔泰的妹夫、屯布禄是甲喇额真(汉译名称为参领，定为正三品)、爱巴礼是赐号“巴克什”(巴克什是对通晓文墨者赏赐的称号，类似于武将赐号“巴图鲁”一样)，他们或为莽古尔泰兄弟的亲属，或为他们的亲信，地位都在冷僧机之上，所以说，冷僧机知晓谋逆案的始末，特别是了解誓词的全部内容，其本身就大可存疑，这是其一。其二，冷僧机讦告为何如此准确？为何告密经过如此顺利？为何没有受到质疑？一个奴仆想要告发旗主并且迅速地投递到御前，即便是在规矩初立的后金汗国也相当的不容易，而冷僧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如果没有事前的某种默契，则很难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的存在。从冷僧机后来受到的皇太极的特殊礼遇，自一个一文不名的奴仆一跃而为三等副将(即三等梅勒章京，也就是后来的汉称三等男爵)、一等侍卫，其擢升速度相当惊人。我们前面提到的镶红旗总管旗务大臣博尔晋追随努尔哈赤征战半生也才是三等副将的爵位，冷僧机不过告密而已，居然在一年之间就拿到了博尔晋半生努力的荣誉，我们益加可以推论，冷僧机很有可能属于皇太极收买的内线，他的告密和皇太极整肃、吞并正蓝旗行动遥相呼应，配合得天衣无缝。

给莽古尔泰定罪的比较有力的罪证是在他家里搜出来牌印十六个，上面都书写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可是，我们都知道，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目前有明确记载的一共铸造过两枚大印，一枚汉文译作“天命金国汗之宝”，盖有这枚大印的一些文件、信牌目前还保存在沈阳的故宫博物院中。另一枚叫做“后金天命皇帝”，这个资料来自于朝鲜人的记载，据朝鲜的《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89，第15页中记载，在后金天命四年，朝鲜人看到过努尔哈赤发行的文件上盖有这枚大印留下的篆文字样，据说这枚大印在一些文献上也有所反映。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390页。在皇太极即位以后，这两枚大印继续使用，同时还有一枚大印也在使用着，这就是“金国汗之印”。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述，这是一枚金印，可能是金子铸造而成的。这三枚大印一直到清崇德元年都是通用的，也就是只有这三枚印玺才是后金汗国的最高权力的象征。可是，从莽古尔泰家里查抄出来的“大金国皇帝之印”，明显和上述三枚印玺的印文不同，要知道莽古尔泰本人曾经是后金天命年间的轮值执政贝勒之一，又是天聪初年的“三尊佛”之一，莽古尔泰真的要谋反，不可能连罕王印玺的玺文都记忆得如此含糊，更何况还是刻在木板上。仅此一点就说明皇太极等人极力营造出来的莽古尔泰生前“谋逆案”在证据上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此外，作为预谋者的锁诺木也在后来的处理中逃脱极刑，倒是并没有参加谋划的莽古尔泰的爱子额必伦被处决。对大凌河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发生的冲突，额必伦后来说:“当时我是不在场，我要在场一定宰了罕王，哪怕是与父亲同死也值了。”这段话来自于《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第214页，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这是最后清算正蓝旗时对莽古尔泰、额必伦父子的指责中夹带出来的，据说是莽古尔泰的儿子光衮揭发的，《译编》中说:“额必伦兄光衮首告，汗(皇太极)隐其事，未告于众贝勒，其后事被发觉，遂诛额必伦。”额必伦说这番话的时间应该是在大凌河冲突后不久，不可能是在天聪九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天聪九年之前皇太极得知额必伦竟然有杀他的心思，他还会让额必伦安稳地活到天聪九年吗？而且，还“隐其事”，不知道皇太极为何要替额必伦隐瞒这件事不让众贝勒知道。《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在该月的二十九日赏赐给额必伦原莽古尔泰旗下五个牛录，如果皇太极知道额必伦有杀他的意思，就算不加刑罚，怎么还会横加赏赐呢？所以说，额必伦意外遭到处死，并不是他真的有加害皇太极的意思，而是皇太极认为对于额必伦这个莽古尔泰生前爱如心肝的后代必须斩草除根。如果按照《译编》中说的那样，是额必伦的兄长光衮揭发的，那么按照皇太极在吞并正蓝旗事件中对告密者的格外宽厚的态度看，这位揭发者光衮应该受到优待才是，可就在清崇德二年，光衮被扣上“意欲潜逃”的罪名也遭到处决。事实上，光衮“潜逃”是假，而是他不留神说了一句实话:“因我等蓝旗殷富，所以夺去。”《清太宗实录》卷26，第10页。从光衮的这句实话中，我们倒是能够窥见皇太极之所以下定决心吞并正蓝旗的真正原因了。

等到正蓝旗被皇太极吞并以后，他开始腾出手来收拾两红旗了。两红旗的家长是代善不假，但是，灵魂却是岳托、硕托、萨哈廉三人。尤其是岳托，不但军政双才、能力突出，而且为人正直、公而忘私。这种人气的代表如果不进行彻底整治，那么对两红旗的收服怎么能够顺利进行？皇太极不念旧情，首先拿岳托开刀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当年大凌河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发生冲突时，岳托竟然一反常态，不站在他皇太极这一边，反而帮着莽古尔泰解释，这在皇太极看来简直不能容忍。在吞并正蓝旗时，岳托再唱反调，居然给已死的德格类辩诬，前后这两件事让皇太极感觉必须清洗岳托，否则他的全面宰割诸王的计划无法通盘实现，同时利用整肃岳托作为一部教材，让那些举棋不定的贝勒、大臣们彻底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岳托其人不但在拥立皇太极这件事上对爱新觉罗乃至整个后金、清初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在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上的布列实施又经常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后金的真正崛起立下了特殊功勋。天聪元年，阿敏逗留朝鲜不返，正是岳托力阻成功；天聪三年，皇太极二次伐明，莽古尔泰、代善一举否决皇太极的意见，又是岳托联络诸贝勒服从皇太极的指挥；天聪五年，皇太极写信求言，岳托大胆直陈要求皇太极执政务必要有务实的精神，敢于擢升忠诚直谏、排斥奸佞阿谀，而这些正是皇太极所或缺的；天聪六年，执掌兵部的岳托痛陈后金汗国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弊端，披肝沥胆地指出，必须全面革除这一弊政，必须学会在争夺天下之际首先争夺人心。岳托不但提出切实可行的安抚汉人的政策，他自己还身体力行，首先与汉官首领佟养性结成亲家。在孔有德、耿仲明所部劫掠过多的情况下，岳托也从大原则的角度出发，不予苛责；天聪七年，后金汗国对于战略方针的确定有些举棋不定，又是岳托力主坚决伐明；天聪八年，后金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军事阅兵中，岳托再一次展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天聪九年，岳托会同多尔衮、豪格等，一举击破察哈尔部，底定了漠南蒙古。岳托虽然是皇太极早年的亲信和夺位过程中的骨干，却并非像济尔哈朗、豪格那样趋炎附势、阿谀谄媚，而是继续保持他特有的风格，在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时，他不惜做出抗上的动作。这既是岳托这类人物的优点，也是他们共同的悲剧所在。皇太极需要的是既果敢能干，又如臂使指、冷酷无情的忠顺奴才。在他整军经武之际，他需要人才为其筹划，在他政治倾轧之际，他又需要奴才为其呐喊、奔走。而像岳托这样爱憎分明、个性突出的人显然不是皇太极的亲信，特别是在皇太极已经完成角色转换，逐渐掌控后金汗国生杀予夺大权之后，岳托已经从他的亲信跌落到打击的对象，应该说，这也是皇太极以及和他同类的必由之路。

清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四月二十三日，岳托受封为和硕成亲王，是清初首封的七位亲王、郡王之一(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托、武英郡王阿济格)。这是岳托一生的顶点，从此，他的厄运开始临头。就在册封不久也就是崇德元年八月，皇太极突然召集诸王、贝勒举行会议，在会上又突然算起3xm中文网旧账，把天聪五年大凌河御前拔刀事件和天聪九年审理德格类身后谋反事件翻了出来，皇太极当众指责岳托曾经回护“叛逆”莽古尔泰、德格类，还指责岳托挑拨济尔哈朗、豪格之间的关系，要诸王当场给岳托定罪。这些久经考验的是非场上的诸王贝勒们，当然清楚这是皇太极清洗岳托的信号，哪里敢怠慢，所以，甫一定罪就是死罪和终身监禁两种极刑。皇太极要别人唱白脸，他每每唱红脸，这时他又装出怜惜功臣的样子来，说不必死罪，削去亲王降为贝勒就行了。岳托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更让他心寒的是第二年的七月间，皇太极再次发泄淫威，整治两红旗。

这次整治两红旗代善家族的起因是代善多选护卫引起的。本来，在清崇德二年六月，皇太极就把代善作为样板进行训斥，七月间，代善曾经希望多选一些护卫，为此代善还和户部的参政恩克说过，皇上本人所选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代善大概忘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道理。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以后，皇太极大肆发挥，指责代善“阳为恭谨、阴怀异心”，还借此恐吓诸王说:“举凡黜陟予夺大权都掌握在我手里，我想做什么还需要和你们打招呼吗？”这句话明显是针对代善说他的护卫也超过定额而发的，言外之意就是警告诸王，皇太极已经不再是天聪初年的新罕王，而是大清国的“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不仅把户部参政恩克处决，还进一步把代善的第四个儿子瓦克达的一些事也挑了出来作为大骂代善的理由。瓦克达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误，这时竟被皇太极上升到吓人的政治高度上来，代善无法自明，只好鞭责瓦克达。代善的小儿子马瞻看到父亲无辜被骂、兄长又代人受过，实在忍受不了，大哭起来，皇太极一见，立刻又把怒火撒到了马瞻身上，他大骂马瞻说:“责打瓦克达的是你父亲，不是别人，你哭什么？瓦克达犯法被责，你本应该从旁警示他，为什么还要大哭？你这么一哭，无非是准备激怒你的父亲，让你父亲怀恨在心。你身为幼子，行军围猎不奋勇向前，反而要暗中点火激怒你的父亲，你想干什么？”站在一旁的岳托眼见这一幕，怒不敢言，代善气愤得连马都不骑，徒步回营。可就是这样的忍气吞声，还是逃不过皇太极的叱骂，他说代善不骑马是在和他公开叫板。经过这一轮的打击，代善颜面尽失、意志消沉，被迫不再过问政务，过起半隐居的生活，而这正是皇太极想要看到的。皇太极深知代善并无野心，对他的皇位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且代善家族庞大，如果像对待阿敏、莽古尔泰那样难免不走向极端，所以，在严厉打击代善、迫使其退出政治舞台之后，皇太极便换上一副面孔，做出安抚的姿态出来，借以缓解他和代善之间的紧张关系。崇德四年，代善随同皇太极围猎，不小心跌伤了脚，皇太极亲自为代善包扎，还为之落泪:“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皇太极专门让代善乘轿，他又亲自护送出一段距离。皇太极的恩威并施、软硬兼用，将两红旗的大家长代善牢牢地控制在手心中。

因为亲眼目睹了皇太极的淫威，岳托心中不满。崇德二年八月，皇太极在校场上故意让岳托举弓射箭，表面上是因为岳托掌管兵部，应该有所表率，实则是故意找茬、折辱岳托。岳托不射，皇太极就此发难，诸王顺从皇太极的意图把岳托论死，皇太极加恩免死，降岳托为贝子，解除掌管兵部的执掌，罚银5000两，还不准随意走动。皇太极看出岳托为人强项，所以，进一步用软刀子折磨岳托。崇德三年正月，岳托的新福晋讦告大福晋(即莽古济之女)用魔法伤害她。按照清廷的法律，这是要处死的罪行。后来众人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是新福晋告诉大福晋说她头发上有虱子，要大福晋帮她拿下来，大福晋匆忙之间也摘掉了新福晋的几根头发，这就引发了新福晋的举报，说是大福晋拿她的头发可能做什么魔法。皇太极听说以后，马上过问，他表示岳托大福晋的生母莽古济和他有仇，所以，作为皇帝的皇太极不能亲自讯问，要避嫌，由诸王大臣们来决定。这里我们顺便解读一下皇太极的整人特色，主要有两点:第一，皇太极整人的时候，往往迫使那些与挨整的人关系最好或者血缘最近的人率先表态，所谓“忠不忠、看行动”，他整阿济格时，多尔衮、多铎兄弟就要明确表态；他整阿敏时，济尔哈朗、篇古等人就要附和；他整莽古尔泰时，德格类就要同意；他整代善时，岳托、萨哈廉就要服从。他整莽古济时，豪格就要杀妻自赎。如果谁在这期间有所动摇，例如岳托。那么下一个打击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这位动摇者。这种手法的最大好处在于久而久之，人们效忠、亲近的对象只有他皇太极一人。第二，每当动手整人时，皇太极就百般托辞，总之他不处在整人的第一线，而是暗中指挥。这样既可以避免手上沾血，又可以有很大的转圜余地，关键的时刻，他还可以唱一把红脸，轻而易举地从心理上折服挨整的人。这次整岳托，皇太极又不出面，诸王们当然知道皇太极肚子里面的“小九九”，于是就给岳托的大福晋定为死罪。皇太极这时出来了，他告诉大家说，还是不要一下子就问死，还是要给岳托的大福晋留个出路。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要岳托和大福晋不能见面，大福晋自己另外选一个地方居住，岳托不能探视。从古至今，犯人都有被探视的权利，何况一个满洲上层贵族，一个为皇太极鞍前马后勤劳十余年有大功于宗社的前王爷岳托。俗话说“生离死别”，“生离”的痛苦其实远要比死别更甚，皇太极就是用这种法子折磨“朕亦视之如弟”的帮助他上台的头号功臣兼侄子。所以，皇太极所谓的“给出路”，实际上也就是不给活路的同义词。本来，皇太极要对莽古济的两个女儿斩草除根，豪格领会了乃父的意思以后，立刻就把自己的妻子即莽古济的女儿杀掉，可岳托对豪格这种行径不以为然，他故意上疏说:“豪格既杀其妻，臣妻亦难姑容。”这明显是将了皇太极一军，皇太极当然不愿意从他自己嘴里说出同意岳托杀妻的本意，所以，假意劝阻岳托了事。但是，心中不免怀恨。我们不妨想想看，岳托的新福晋利用这么一点小事就大张旗鼓地直接打击大福晋，而且一下子就上纲到问死的地步，如果没有人授意，她敢如此吗？联系到当年争夺储位时，皇太极、莽古尔泰等人炮制的“桃色事件”利用庶妃代因扎讦告大妃阿巴亥进而整臭代善的戏法，也就不难理解这起事件的原委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