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内容 试述国际贸易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的主要内容并予以评价 国济经济学论述题，一定要详解，网上覆制贴上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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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将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技术进步结合起来阐述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1966年他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密切关系。
这一产品生产的国家转移理论，假设国家间资讯传递受到一定的限制、生产函式可变以及各国的消费结构不同，指出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需要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俱有的生产要素富饶程度决定了该国的产品生产阶段和出口状况。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论与资源禀赋论动态化，很好地解释了战后一些国家从某些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的现象。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即介绍期(或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1)第一阶段：介绍(引入)期
指产品从设计投产直到投入市场进入测试阶段。新产品投入市场，便进入了介绍期。此时产品品种少，顾客对产品还不了解，除少数追求新奇的顾客外，几乎无人实际购买该产品。生产者为了扩大销路，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促销费用，对产品进行宣传推广。该阶段由于生产技术方面的限制，产品生产批量小，制造成本高，广告费用大，产品销售价格偏高，销售量极为有限，企业通常不能获利，反而可能亏损。
(2)第二阶段：成长期
当产品进入引入期，销售取得成功之后，便进入了成长期。成长期是指产品通过试销效果良好，购买者逐渐接受该产品，产品在市场上站住脚并且打开了销路。这是需求增长阶段，需求量和销售额迅速上升。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润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竞争者看到有利可图，将纷纷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使同类产品供给量增加，价格随之下降，企业利润增长速度逐步减慢，最后达到生命周期利润的最高点。
(3)第三阶段：成熟期
指产品走入大批量生产并稳定地进入市场销售，经过成长期之后，随着购买产品的人数增多，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此时，产品普及并日趋标准化，成本低而产量大。销售增长速度缓慢直至转而下降，由于竞争的加剧，导致同类产品生产企之间不得不加大在产品质量、花色、规格、包装服务等方面加大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
(4)第四阶段：衰退期
是指产品进入了淘汰阶段。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消费习惯的改变等原因，产品的销售量和利润持续下降，产品在市场上已经老化，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市场上已经有其它效能更好、价格更低的新产品，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时成本较高的企业就会由于无利可图而陆续停止生产，该类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就陆续结束，以至最后完全撤出市场。
产品生命周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和企业制定产品策略以及营销策略有着直接的联络。管理者要想使他的产品有一个较长的销售周期，以便赚取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在推出该产品时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经受的一切风险，就必须认真研究和运用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此外，产品生命周期也是营销人员用来描述产品和市场运作方法的有力工具。但是，在开发市场营销战略的过程中，产品生命周期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战略既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原因又是其结果，产品现状可以使人想到最好的营销战略，此外，在预测产品效能时产品生命周期的运用也受到限制。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未能解答：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某种产品在国内市场很小或发展缓慢的情况下仍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为什么许多国家的产业并没有像该理论预测的那样失去竞争优势?面对这些新问题，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正规化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际竞争优势是由以下六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它们是要素条件、需求条件、市场结构与公司战略、相关产业与支援性产业、政府以及机遇。波特的理论较好地填补了新贸易理论的空缺。当然，没有一个绝对好的理论可以完全解释所有的贸易现象，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不断发展，贸易理论也将随之获得完善与发展。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优点是：产品生命周期(PLC)提供了一套适用的营销规划观点。它将产品分成不同的策略时期，营销人员可针对各个阶段不同的特点而采取不同的营销组合策略。此外，产品生命周期只考虑销售和时间两个变数，简单易懂。
其缺点是：
(1)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起止点划分标准不易确认。
(2)并非所有的产品生命周期曲线都是标准的S型，还有很多特殊的产品生命周期曲线。
(3)无法确定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到底适合单一产品专案层次还是一个产品集合层次。
(4)该曲线只考虑销售和时间的关系，未涉及成本及价格等其它影响销售的变数。
(5)易造成“营销近视症”，认为产品已到衰退期而过早将仍有市场价值的好产品剔除出了产品线。
(6)产品衰退并不表示无法再生。如通过合适的改进策略，公司可能再创产品新的生命周期。
意义：(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任何产品都和生物有机体一样，有一个从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过程，不断创新，开发新产品。
(2)借助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分析判断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一阶段，推测产品今后发展的趋势，正确把握产品的市场寿命，并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市场营销组合策略，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产品生命周期是可以延长的。

经济学论述题

我国水资源现状及面临形势的分析报告
我国水资源现状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近年来我国连续遭受严重干旱，旱灾发生的频率和影响范围扩大，持续时间和遭受的损失增加。目前全国 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00多个严重缺水，而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目前的供水已经到了最严峻时刻。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到2030 年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将从现在的2200立方米降至1700至1800立方米，需水量接近水资源可开发利用量，缺水问题将更加突出，因此，节约水资源，强化水资源稀缺意识已刻不容缓，大家得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此外，我国水资源开发中还存在着其他问题： (1) 洪水灾害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存在潜在威胁 (92) 水分利用效率不高 (3) 水资源普遍受到污染 2003年，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其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淮河流域仍有一半的支流水质污染严重，海河、辽河生态用水严重缺乏，其中内蒙古的西辽河已连续五年断流。太湖、巢湖、滇池均为劣五类水质，总氮和总磷等有机物污染严重。以黄河为例，工业污染是黄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占废污水排放总量的73％，每年由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15亿元至156亿元。同时，令人担忧的是，沿黄地区许多农田被迫用污水灌溉，给区域内居民健康带来危害。据初步测算，区域内每年人体健康损失达22亿至27亿元。黄河水污染同时还带来水资源价值损失、城镇供水损失，并增加了处理污水的市政额外投资，每年总损失近60亿元。地球上的水虽然看上去很多，然而在当今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水资源并不多。据专家估计，地球上的13.86亿立方公里水资源总量中，其中 96.7％的水集中在海洋里，目前还无法利用。而大陆上所有淡水资源总储量只占地球上的水量的3.3%，这3.3%里的85％集中在南极和格陵兰地区的冰盖和高山渺无人烟的冰川中，在现阶段内也难以利用。地球上实际上能为人类开发利用的水资源主要是河流径流和地下淡水。地下水占地球淡水总量的22.6%，为8600万亿吨，但一半的地下水资源处于800米以下的深度，难以开采，而且过量开采地下水会带来诸多问题。河流和湖泊占地球淡水总量的0.6%，为 230万亿吨，是陆地上的植物、动物和人类获得淡水资源的主要来源，可是由于水体污染，这一部分可以利用的水资源又在急剧减少。大气中水蒸气量为地球淡水总量的0.03%，为13万亿吨，它以降雨的形式为陆地补充淡水。目前能够为人类开采利用的河流径流和地下淡水一般只能达到40％。我国多年平均降水总量为6.2万亿m3,除通过土壤水直接利用于天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外,可通过水回圈更新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2.8万亿m3，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仅次于巴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按1997年人口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总量为2200m3, 人均占有量仅有世界平均数的¼，居世界第121位 ,被列为世界上12个贫水国之一。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从1980年到1999年，我国社会经济总用水量增加了约四分之一，从4437亿立方米增加到 5591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70%，工业用水占20%，生活用水占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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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资源面临形势
a）新世纪面临的重大水问题
当代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但人均淡水资源却是贫国。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以及人均和亩均的水资源数量极为有限，降雨时空分布严重不均，地区分布差异性极大，这是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基本特点。目前水资源短缺问题己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但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有限的，从目前现状来看，就全国而言，人均占有淡水资源量只有2200 立方米，从地区来看，水资源总量的81%集中分布于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其中40%以上又集中于西南五省区，这是先天决定的水情。从人均占有量来看，人均占有淡水资源量南方最高和北方最低可以相差十倍，西部比东部可以高达五、六百倍。这是我国北方属于资源型缺水的根本原因，南方地区水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由于水体污染，水质型缺水也相当严重。目前全国性的干旱缺水越来越严重，尤其北方地区发生水危机已不是危言耸听。
(一) 主要灾情
进入90年代，中国水旱灾害和水污染频繁发生，水多、水少、水脏与水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1)洪涝灾害：累计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1.1万亿元，约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1/5。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的年份有1994年(1797亿元)、1995年(1653亿元)；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的年份有1996年(2208亿元)、1998年(2684亿元)。世界银行曾测算，中国每年洪涝灾害损失100多亿美元。
(2)干旱灾害：由于供水不足每年直接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正常年份和较旱年份，粮食减产在100～250亿kg(正常年份，如1996年减产100亿kg，较旱年份，如1994年、1995年减产粮食250亿kg)，但遇到严重干旱年份粮食减产曾高达近500亿kg(如1997年，北方一些地区干旱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天，黄河下游发生了有史以来，断流天数、断流河长均创历史记录。这一年因旱粮食减产476亿kg，对粮食生产造成的损失是新个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年份)。世界银行曾测算，中国每年干旱缺水造成的损失约为350亿美元。
(3)水环境：一是水土流失，区域性、区域性性的治理成效较大，但面上的水土流失治理程序缓慢，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还很严重，特别是开发建设专案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急剧增加。全国平均每年因开发建设活动等人为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每年堆积的废弃土石约30亿吨，其中20％流入江河，直接影响防洪保安。二是水体污染严重，由于工业废污水排放量的急剧增长，并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河道里，导致了以淮河、太湖污染为代表的水环境恶化。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环境报告测算，中国仅水和大气造成的污染，年损失为540亿美元，占中国年GDP的8%。这就表明，水环境质量在继续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十分巨大。
以上这三大灾害合计年均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占全国年GDP的15%左右。从这三大灾害损失来看，进入21世纪这三大灾害，水资源源的短缺和水环境恶化将上升为主要矛盾。
(二)主要矛盾
1. 水资源短缺形势严峻
五十年来，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达到21%。特别是近20年来，由于供水能力增长缓慢，1978～1998年全国供水能力年增长率约为1%左右，而同期国民经济以8～12%的高速度增长，同期人口又增加了约2.5亿，更加剧了缺水矛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降雨与径流关系，产流与汇流条件都在发生变化，有些江河的天然来水量己呈现衰减的趋势。黄河下游频频发生断流、海河成为季节性河流，以及内陆河部分河流干枯，2000年发生的旱灾，经济损失严重，充分暴露了我国城市供水系统和农村抗旱能力的脆弱性，是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集中表现。
目前，全国每年缺水量近400亿m3，其中，农业每年缺水300多亿立方米，平均每年因旱受灾的耕地达4亿多亩，年均减产粮食200多亿公斤；城市、工业年缺水60亿立方米，直接影响工业产值2300多亿元；农村还有2400多万人饮水困难；在全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其中100多座严重缺水。天津市由于连续四年遭受华北干旱影响，为天津供水的潘家口水库水位已接近死库容，于桥水库已无水可供，直接威胁到天津市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尽管采取一系列限制用水措施，但今冬明春用水水源仍难以保证。为此，国务院批准了水利部制定的“引黄济津”应急输水工程的实施方案。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生活质量水平提高、城市化程序加快，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将进一步减少，而用水量却进一步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缺水已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首要制约因素。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
2.水已成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问题
全国现有土壤侵蚀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其中水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风蚀面积188万平方公里，其中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上游地区，以及海河上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我国每年平均损失耕地100多万亩，流失土壤50多亿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河湖泥沙淤积，加剧了洪、旱和风沙灾害。我国自然生态脆弱，加之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和水体污染。
全国地下水由于长期超采，又不能得到回补，目前年超采量达80多亿立方米，已形成了56个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漏斗，导致部分地区地面沉降、海水入侵。部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由于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导致下游河道断流、河湖萎缩，下游有些尾闾与湖泊消亡，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胡杨林大面积枯死；草场退化，荒漠化加剧，沙尘暴发生频率增加；此外，有些灌区和绿洲，由于大水漫灌、排水不畅，导致严重的土壤次生盐渍化，土地质量下降，农业生产能力衰减。
1999年全国年排放废污水总量606亿吨(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其中工业废水占67%，生活污水占33%。根据1999年水质监测资料，对全国11.36万公里河长进行评价的结果，Ⅰ、‖类水河长只占30%，Ⅲ类水以上的河长占70%(其中Ⅰ类水河长占 5.5%，‖类水河长占24.5%，Ⅲ类水河长占32.4%，Ⅳ类水河长占12..6%，Ⅴ类水河长占7.8%，劣Ⅴ类水河长占17.2%)。
b）十大挑战
dp同志指出：“要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要研究下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采取有力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水利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水利建设作为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抓。
(一)人口增长出现峰值，人均水资源量降到低谷。我们面临的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果2030年人口增长达到峰值总人口就达到16亿，人均占有水资源将下降到1750立方米。人口的增长不仅增加对水的需求，而且增加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对水的有效利用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未来50年中国人口的增长是对水资源和水环境最大的挑战，也是对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挑战。
(二)水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开发利用更加艰难。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专家们根据国际上评估的标准认为，中国水资源的可利用量大约为 10000-11000亿立方米，1997年，我国年总用水量达到了5623亿立方米。按照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初步估计，我国未来水需求将达到7500-8000亿立方米，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1500-2200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鉴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可经济开发的水源不仅受到区域性的限制，而且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中国未来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更加艰难，供需矛盾将会更加尖锐。
(三)经济快速增长相应废污水排放量将急剧增长。未来50年，这种发展趋势对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挑战。基于目前废污水的处理和回收利用偏低的现状，如果未来50年工业用水成倍增加、城市化水平成倍上升、小城镇快速发展，废污水的排放量将会数倍、甚至十几倍的增加，势必加剧水环境的恶化。因此，中国将面临解决水资源短缺和废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的巨大压力。
(四)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北方地区水资源紧缺矛盾更加尖锐，南方地区洪涝灾害可能更加严重。目前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土地退化、沙化、海平面升高、资源匮乏等将造成一系列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降水、水资源和地区性的分配，以及可利用量势必会带来影响，尤其是北方地区将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可以预见未来50年内，水旱灾害防治任务更加繁重，尤其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将会更加尖锐。
(五)北方地区缺水形势严峻，黄河及其以北地区河道断流情况加剧。中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是随着人口、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加剧的。黄河断流、天津城市用水告急就是北方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集中表现。黄河断流的原因虽然有许多因素，但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导致用水量急剧增加，管理不善和用水浪费造成的，还包括区外引水等因素。专家们分析认为，在未来10-30年内，黄河每年将缺水40-150亿m3，如果未来50年，黄河流域干旱频率增高，黄河中下游泥沙淤积量增加，有可能加重水资源短缺和治黄的难度。黄河以北紧邻的海河流域，尤其是京、津两大城市早在70年代、80年代就出现用水危机。进入21世纪如果北方缺水不能未雨绸缪，我国北方地区缺水问题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六)粮食增长主要在北方，产粮区与水资源不相匹配的矛盾更加尖锐。在中国历史上水利与经济区的形成和转移密切相关，盛唐时期生主要经济区在北方，当时水利设施的数量的比重占全国41%，到宋朝主要经济区转移南方，北方水利建设被忽视，这时水利设施的数量只占7%，到清朝北方又成为政治经济中心，水利设施的数量又上升到占全国49%。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粮食生产主要在南方，曾形成“南粮北运”格局。然而，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下降，水利建设力度减小，粮食增长主要转移到北方，产粮区与水资源不相匹配的矛盾更加尖锐，导致北方旱灾更加严重。在1985年以前，中国长江以以南地区的粮食生产总量占全国粮食生产总量的比重略高于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南方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7.1—57.8%，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7.2—61.5%，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前期，南方粮食在低消费水平下，自给有余，余粮调给北方，1953—1959年年均南方净调给北方粮食332.97万吨，1960—1969 年年均净调给北方粮食174.54万吨，1970—1975年均净调给北方粮食192.82万吨，从而形成“南粮北调”的格局。
由于经济发展，南方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下降，农田水利建设比北方明显减缓。1998年南方地区有效灌溉面积35978万亩，比1980年只增加1679万亩,仅增加了4.9%，其中，东南沿海地区还减少了912万亩，减少了12.4%。而北方地区有效灌溉面积由30979万亩增加到40554万亩，增加9575万亩，增加了30.9%，其中，东北地区有效灌溉面积由3242万亩增加到6533万亩，增加3291万亩，增加了一倍多。蒙宁新区和华北地区灌溉面积也有很大的增加。
随着南方农田水利建设的减缓，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粮食增产在全国的贡献率大幅度减少。表8—17中列出了南北方1985年前后在我国粮食总产增产中贡献率的变化。1952—1985年我国粮食增产量中，南方占61.4%，北方占38.4%。1985年以后，粮食生产地区格局发生了巨大逆转，北方地区的粮食生产的增量比重已上升到69.4%，其中华北地区占25%，而南方粮食生产增量却下降为30.6%。全国粮食总产量中，北方地区由1985年占40.7%上升到48.4%，南方地区由59.3%下降到51.6%。人均拥有粮食，北方由表1985年的349公斤增加到1998年的484公斤，增加了38.7%；而南方地区由372公斤只增加到377公斤，几乎没有增加。
随着南方粮食生产的减缓，导致了南方粮食总量不足。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研究，1978—1990年平均南方粮食自给率100%以上，1991—1994年平均粮食自给率下降至95.2%，1997年南方粮食自给再下降到95.9%,每年需要从北方调运粮食1400万吨以上。粮食产销地区格局逆转为“北粮南运”，这种格局的急剧变化，对未来50年粮食生产总量的增长将产生严重的影响。目前，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己十分尖锐，如果未来年粮食生产总量的格局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将更加尖锐。
(七)水利工程将进入百年期，巩固改造任务繁重。我国水利设施目前面临着两大威胁：一是现有水利基础设施面临着萎缩衰老的“危机”，二是工程保安、维修、更新、配套任务大，这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到21 世纪中叶这些水利基础设施将逐步进入百年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按经济规律、按照基本建设程式办事不够，设计标准普遍偏低，再加上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因此，许多水利基础设施配套差、尾工大、装置老化失修、管理水平低，执行状态不良，至今没有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如果未来50年，现有水利基础设施不能巩固、提高和充分发挥效益，那么现有水利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因此，随着水利基础设施逐步进入百年期，巩固改造任务愈加繁重。
(八)科技含量和管理素质低，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任务艰钜。从目前来看，我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未来水利基础设施效益和水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缓解水资源短缺矛盾，都取决于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在水利领域，目前水利科技贡献率只有32%左右，水的有效利用和节水技术的应用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在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重建设、轻管理，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因此，进入21世纪，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水利科技水平和管理人员素质的任务十分迫切，也十分艰钜。
(九)水价过低，建立水市场经济体制任重道远。目前水价格偏低不利于节水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也不利于各方面资金投入到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来。国内外经验表明，提高供水价格，可以促进节约用水和延长工程使用年限。因此，制定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经济政策，对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至关重要。 30多年来，国家释出的收取水费和水价改革的档案，至今未能完全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缺乏对水的认识，更缺乏水是商品的意识。加上农业一直是用水大户，它更难靠市场经济来调节。因此，从总体来看，水市场体制的建立任务十分艰钜。
(十)管理体制分割，影响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践表明，水利涉及到农业、工业、水运交通、城镇建设、生态环境、以及人民的健康水平等等；水资源利用涉及到防洪、排涝、灌溉、水电、供水等等；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位的基础设施。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思想认识上、还是经济体制上，水利只作为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直没有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对待。目前水资源分地区、分部门的管理体制，既不利于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多龙管水”的时代应当尽快结束，现

1 IS-LM没有考虑价格因素 AS-AD考虑价格因素
2 IS-LM 是产品-资本两个市场 AS-AD 还外加一个劳动市场
巨集观经济学 主要讲了四大均衡 第一个是 支出均衡 第二个就是 islm 第三个是 adas 第四个是加上bp曲线的 islm
要注意 is lm 都是和总需求有关的 因此 只能影响 ad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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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你复制个别人的
IS-LM模型以及其衍生的IS-LM-BP模型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都可以推汇出AD曲线。
IS-LM模型代表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但是前提是总供给是水平线，即该模型的假设条件-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不变，由此就构成了推导AD曲线的逻辑基础。
从模型所处的空间可以看出，IS-LM模型处于r-y空间之内，而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处于p-y空间之内，只要将r换成p即可完成对AD曲线的推导。具体的，在货币供需平衡的模型中，假设P增大，则会使得货币供给曲线M/P向左边移动，这样LM曲线就会向左上方移动，从而在IS-LM模型的框架下使得均衡的利率上升，均衡国民收入下降。所以，抛开利率变化，价格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就是：价格上升造成国民收入下降，那么这对函式关系反映在p-y空间之内就是向右下倾斜的一条曲线，由此就推汇出了总需求曲线。

政府转移支付是政府不以取得本年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劳务的作为报偿的支出，包括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失业救济、贫困补助、老年保障、卫生保健、对农业的补贴等方面的支出。政府转移支付是政府通过其职能将收入在不同的社会成员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将一部分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其实质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有政府转移支付发生时，即政府付出这些支出时，并不相应得到什么商品与劳务，政府转移支付是一种货币性支出，整个社会的总收入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政府转移支付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中。

1．试分析对外贸易的作用。 2．试论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3.试述部门内贸易学说的主要内容

[转]国际分工的定义
国际分工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络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超越国界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国际分工的产生及发展
国际分工的发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上条件：一是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各国的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市场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和社会经济结构；一是自然条件，包括资源、气候、土壤、国土面积的大小等等。这里，生产力的发展是促使国际分工发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的进步是国际分工得以发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
国际分工发展的三个阶段
（1）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生产力空前提高，分工空前加深。这次科 技革命首先在英、法等国进行，它们发展为工业国，而其他广大国家则处于农业国、原料国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
（2）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是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生产力更加提高，分工更加精细。这次科技革命是在英、美、德等国进行的，其他国家在引进技术与机器装置的推动下，某些基础设施与某些轻工业和采矿业有一定发展，但仍不同程度处于初级产品供应国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

劳动经济学论述题

你上专业论坛就可以下载到了

求解一道经济学论述题：

1.石油减产，即AS左移，价格水平上升，产量下降，即所谓的“滞胀”（经济停滞+通货膨胀）；
2.上述楼主把模型画出来就一目了然，希望能有所帮助，谢谢。

基数效用论消费者均衡的条件
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的均衡条件是MU1/P1=MU2/P2，意思就是购买每一种物品的最后一个的边际效用和它的价格之比，和另外一种商品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和它的价格之比相等，如果不相等就会调整到相等。比如你有100元，购买梨和苹果两种物品，梨的价格3元，最后一个的效用是3，而苹果的价格是6元，最后一单位效用也是3，那么就会增加购买梨减少购买苹果，知道达到均衡条件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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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古罗马思想家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瓦罗（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们论述奴隶制农庄的管理和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把农业放在社会经济的首位，赞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市民法（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万民法（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古罗马法学家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络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这些思想对于中世纪的“公平价格”概念和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一切经济行为都基于私有财产权的经济思想，而有重大的影响。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巨集观经济学论述题

我国实施货币政策应注意那些问题？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巨集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区域性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巨集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巨集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巨集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巨集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专案，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专案，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巨集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程序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专案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区域性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巨集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巨集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区域性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专案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专案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程序。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程序，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巨集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巨集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回圈）。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专案，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回圈，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巨集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巨集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