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视角有哪些 历史研究引用原文翻译

历史研究引用原文翻译  

1.怎样做“历史研究”

历史是一门可研究性较强、同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学科。

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入手：1、进行一定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了解研究历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对历史的研究来说，进行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历史研究方法理论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历史研究技巧和方法，从而加快历史研究的能力；2、多阅读史料，尽量把握所研究历史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史料是经过前人加工整理而成的，由于受整理史料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制约，所写的史料不一定是真实和全面的，因此对史料的了解需要全面。阅读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注意不同时期史料的阅读。

历史事件发生时期所记录的史料可能是全面的，但是整理加工性可能不太强。而后人整理后的史料，虽然整理性强，但是由于时间太为久远，所整理的史料有可能不够完整，甚至是弯曲的反应当时的历史；（2）注意阅读同一历史事件，敌对双方的不同描写。

同一历史事件，由于敌对双方，利益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故而导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也会大有不同，因此只有全面阅读敌对双方、甚至是中立者的史料才能够全面的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3）注意正史与野史方面书籍的阅读，以达到相互验证的目的。正史和野史书籍的相互验证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此有关统治者、贤能的人、亲人的记述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需要考究大量野史与正史相互印证。

3、对历史的研究要注意对历史遗迹、文物的考究。由于历史史料经人加工的主观性，因此需要与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相互验证才能得出全面、真实的历史。

同时结合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的考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不断完善正确、全面的历史；4、对历史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要善于思考，采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如马克思、恩克思正是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的研究，大胆的提出人类下一步历史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2.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从没有想过会读金一南的书，因为我们的专业原本差别很大。

他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任职，从发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时政评论性质的工作；我做的则是实证的历史研究。两项工作性质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知道金出版有《苦难辉煌》一书（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因此也没有动过去读的念头。 所以会想到必须要读一下金书，是因为今年纪念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许多报刊杂志和电视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他们写好的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把关”，意外发现其中许多错误如出一辙，十分雷同。

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些出错的文字，大都是从金书中抄来的。为此我不得不上网把金书相关章节找出来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我最初看到金书是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里面，想来作者出版这本书时应该也没有想要当历史书来出。

既然是文学书，自然也就像“**演义”一样，不应当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奇怪的是，今年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

从网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来也忘了自己这本书的文学性，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变成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了。这也难怪许多人、包括记者编辑们，大都把这本书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书来读、来引用了。

更有甚者，一些来得快的写手，已经不加分辨地把金书讲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抄到自己的书里面去做论据了。 以前读过的写中共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访谈记录，结合个别档案史料，加以文学性描写；一类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学描述，也大量利用访谈回忆史料，同时特别会就一些历史说法做出个人的解读。

两种方式，都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但多少都还有自己的史料发掘，特别是会透过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史料呈现出一些历史细节。金书的写法却与上述作品大不相同。

查作者既非专业作家，也无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作者的文章过去基本上都是谈论时政和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几乎没有发表过史实研究性的论文，又如何能够一朝成就一本几十万字的煌煌之作呢？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

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只要你能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切实理解他人的研究，准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实和观点，把转引的资料或引述的观点、说法的原始出处注释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历史分析。

即便是创作历史纪实作品，倘能准确了解宏观背景，基本史实不虚构，一般叙述不离谱，也算O K. 让人十分诧异的是，作者身为学术研究人员，照理不会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更不用说作者连想都没想过还应该要写上一两句感谢前人研究的礼貌话了。给人印象，书中利用的大量新近发掘的史料和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研究发现和创造出来的。

其实，金书不仅“借”得不明不白，也“用”得极不准确。 今日中国，社会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径，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急功近利，这确是事实。

但是，在学术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大家至少都还是在谨慎地遵守着的。金书作者自认“学者”（金一南在一篇采访文字中明确给自己定位为“研究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的学者”。

见《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20日，B8版），就必须要谨守学者的行为规矩和道德良知。为了让金书作者、也包括那些读过金书的读者知道该书一些史实问题所在，以下特就已读过的金书第一章中比较典型的问题稍加正误与批评。

不可理解的错“抄” 自从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开始拿量化指标来管理学术研究以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为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经兴起过所谓“剪刀加浆糊”的专业创作队伍，我们今天还经常能发现许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

但是，这种人“抄”也大都还是“抄”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跨行跨专业“抄”，以至错“抄”百出的情况似乎还鲜有见到。而金书却恰恰开了这一先例。

以下仅举几例： 例一，金书第6页引述北京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两则电报，原文可见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卷，大陆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第九册的一篇课文中即录有这两则电报。 相信作者应该是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读到的那篇被收为课文的文章并抄。

3.怎样做“历史研究”

历史是一门可研究性较强、同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学科。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入手：

1、进行一定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了解研究历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对历史的研究来说，进行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历史研究方法理论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历史研究技巧和方法，从而加快历史研究的能力；

2、多阅读史料，尽量把握所研究历史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史料是经过前人加工整理而成的，由于受整理史料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制约，所写的史料不一定是真实和全面的，因此对史料的了解需要全面。阅读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不同时期史料的阅读。历史事件发生时期所记录的史料可能是全面的，但是整理加工性可能不太强。而后人整理后的史料，虽然整理性强，但是由于时间太为久远，所整理的史料有可能不够完整，甚至是弯曲的反应当时的历史；

(2)注意阅读同一历史事件，敌对双方的不同描写。同一历史事件，由于敌对双方，利益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故而导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也会大有不同，因此只有全面阅读敌对双方、甚至是中立者的史料才能够全面的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3)注意正史与野史方面书籍的阅读，以达到相互验证的目的。正史和野史书籍的相互验证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此有关统治者、贤能的人、亲人的记述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需要考究大量野史与正史相互印证。

3、对历史的研究要注意对历史遗迹、文物的考究。由于历史史料经人加工的主观性，因此需要与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相互验证才能得出全面、真实的历史。同时结合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的考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不断完善正确、全面的历史；

4、对历史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要善于思考，采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如马克思、恩克思正是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的研究，大胆的提出人类下一步历史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4.中国近现代史问题

1.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

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

但是目前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先生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界应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称的。加强对吕思勉先生学术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本国史》的开创之功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很繁的。

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

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

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

但又有两种毛病：（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

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2]的原则撰写了《白话本国史》。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

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

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

1902年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

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

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3]。《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另外，就《白话本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浚、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

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

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