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优势 新历史主义的特征

新历史主义的特征  

论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特点

1、新历史小说概念：由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苏童，余华等

由非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英吉，阿朱等主要致力于以民间视角还原历史真相，用迥异的历史观来发掘和表现主导历史流向的提心因素（权利、人性恶、性欲望等）

2、特征：1）形式上，心里是小说实在历史领域中结构了宏大的历史

叙事模式，还原了历史生活的原生态

2）情感上，新历史主义小说表现出热烈和充沛的情感，依

据历史隔膜的掩护

3）主题性上，作家解释历史的欲望非常明显

3、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

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新历史主义小说

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区别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

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

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

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

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

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

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

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

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

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

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

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

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

新历史主义 指的是什么

新历史主义 开放分类： 文艺理论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 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一种反拨，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 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更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它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

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往往与书信、游记、宣传手册、医学报告甚至绘画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细读，文学打破了自治的领域，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多利莫尔，蒙托斯，维勒等。

结合具体作品谈谈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

个人看法（非文学超级专业水平，因为我只是高考与高校淘汰不要的，全是后天的积累）： 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有： （1）融合了历史唯物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具体而辨证的分析。

例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中，对崇祯皇帝的描写，既承认他是“真老虎”（如周后、田妃和他下棋时担惊受怕，要想着法儿输给他而又不能露骨地让棋，因为她们知道惟有这样，崇祯的心里才认为有可能得到湖广胜利的消息），又不否认他是“纸老虎”（如明军败仗，他甚至躲到太庙，在祖父万历皇帝的神主牌前痛哭自责）。 （2）作品中对涉及民俗学、工艺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刻画，有不少作品对服饰、礼仪、建筑物、工艺品、医药养生等各方面的描写都达到了极其精细的程度。

例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对顺治帝身边的佟妃因诞下皇三子（后来的康熙皇帝）晋封为康妃后参加大典的礼仪、服饰的描写堪称是极为精细的，语言处处流露出康妃谨慎的性格。 （3）大场面的恢弘化，小场面的细致化，大开大合，这些应是令旧历史小说笔力字愧不如的。

例如凌力的《梦断关河》一书，西洋医生亨利和上尉用枪决斗的场面（这是小场面），细致到举枪、倒退步数，开枪动作，声、光的描写，恐怕是以前的小说很难企及的。 又例如凌力的《倾城倾国》一书，开头的那场战役（这是大场面），孔有德、耿仲明率军与清兵浴血奋战，多亏儒将孙元化带部队解围的全过程就很传神。

（4）作品不回避矛盾，既保留了爱国主义的思想风貌，又基本避免了旧历史小说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例如徐兴业的《金瓯缺》一书，除了歌颂北宋王朝主战的李纲、马扩等人，还注重把辽国的大将耶律大石作为英雄进行认真的描写，表现了耶律大石英勇、果敢的性格特点。

而且，作者不回避北宋的覆灭和南宋的苟且全因小朝廷腐败这一历史事实。这就与明君贤臣为纲的，描写同一时期的旧体历史小说，如《说岳全传》等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5）感情更真挚，人物类型、性格更复杂化，取材更全面化，运用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手法更多样化。 旧体历史小说中，基本都是把女性作为批判对象或歪曲描写的，如《水浒》中对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描写，但到了新历史小说，女性就不只是被侮辱与歪曲、忽视的对象了。

出现了如庄太后（《百年辉煌》三部曲）、洪高娃（《北方佳人》）、苏麻喇姑（《康熙大帝》）等一批受尊重与歌颂的女性人物。 新历史小说的取材也不只局限于帝王将相，出现了描写市井小民（《梦断关河》）、秦淮风情（《白门柳》）、北方草原（《北方佳人》、《满都海皇后》）、落魄八旗（《采桑子》）、知识分子心灵经历（《草堂春秋》）等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是全新的开拓。

具体作品就很多了，书店里随手一拿都一大堆。 新历史小说与旧历史小说相比，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不再只注重言行描写而忽略心理刻画。

例如《北方佳人》中，萨木儿公主对乌兰布根牧场遭到血洗后心中的恐怖与不安，就是很典型的静态心理描写，又例如《星星草》中对捻军将领张宗禹结局的设计，就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成分在里面。 总之，新历史小说对旧历史小说的超越与创新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写成论文的话，就不是本问涉及的内容了，相信有更专业的人比我写得更好。

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新时期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 1 入世精神与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涵很丰富，新时期小说中表现出的古典文学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和社会参与色彩，“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文学史中，文学也因此被人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入世精神的极端表现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其边缘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体现。

遍观中国古典文学史，很少有纯粹个人性的创作，作品中无不寄寓着作家的社会化关怀，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或文化理想。从《诗经》、屈原开始，经过杜甫、范仲淹、魏源等的衍变，更形成一股忧国忧民、担当道义的优秀传统，也传达着重教化、重社会功用效果的文学精神命脉。

古典文学的入世精神在五四新文学中被以“文以载道”的面目受到挞伐，但实际上，五四文学并没有真正将它丢掉，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五四作家们所真正批判的其实只是古典文学所载之“道”的内涵，文学为现实服务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保持着的——文学不应该维护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而应该为现实中国的变革和强大服务。

就小说而言，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观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作家们：“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7]五四文学的主导倾向依然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为人生”，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现实批判则始终是五四文学最显著的思想特色。

这当中尽管灌注了许多新的现代思想内涵，但底子上依然蕴涵着古典文学的某些精神印记。 新时期小说，尤其是新时期初的小说，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

这一点在作家们的创作思想方面表现得很明确。尽管作家们一般都不直接提古典文学传统，但在谈论自己的文学志向和对文学的认知时，几乎无一例外要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将文学与政治和责任感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实际上，作家们的思想内核中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入世思想。

如周克芹所理解的文学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8]高晓声谈到自己中断创作20多年后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漏斗户”主》时，明确表示为农民呼吁的创作责任感：“我写他们，是写我心”[9]；蒋子龙同样将自己的创作与现实需要密切联系起来：“《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10] 入世精神同样体现在创作当中。

从小说主题而论，新时期小说最典型的体现是浓郁的教化意识。新时期许多小说蕴涵着明确的教化观念，小说被当作思想教育的工具，被用来传播各种社会文化意识。

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等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充满说教色彩的《班主任》被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成为了一个时期文学的典型。除刘心武外，其他作家的创作也基本相似，像名噪一时的张贤亮、从维熙，就是将苦难作为道德说教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再如历史类小说，如《李自成》、《星星草》等作品，也都是遵循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资治通鉴”思想传统，总结历史教训，以历史来引导、服务现实，是这些作品一致的主题。而且，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90年代，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之洞》、《张居正》等作品，也遵循类似的历史观，是传统历史著作（小说）思想的现代体现。

从小说内容而论，则表现在小说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与现实的政治变革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小说的内容变迁紧密地跟随在时代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后面。

从最初的“伤痕”到“反思”，再从“知青小说”到“改革文学”，新时期小说的每一律动，都与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的变化有直接的对应，参与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解放。而像“人道主义”等具有批判性的文学潮流，实质上也在传达着另一种政治观念，体现着作家们更具独立性的社会关怀。

此后，90年代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小说”以及新世纪的“底层写作”等小说创作潮流，也都与现实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着作家们的现实参与和社会责任意识。 进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后，新时期小说的文学精神有一定的变化，传统的入世精神受到一些作家的批判和嘲讽（最典型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以新的历史观解构和嘲讽着传统的历史小说），其表现也有明显的衰退。

与此同时，另一种与古典文学有着密切渊源的精神在悄然兴起，成为时代性的文学潮流，这就是传统文人的颓废意识。 “颓废”不是完全的中国文学特征，甚至说，这一概念本身就来自西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没有这一思想存在，相反，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强的颓废内涵，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与儒家、佛教思想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浓郁士大夫气息的悠久传统，。

新历史主义与革命历史主义的比较

看待历史的方法不同：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革命历史主义强调客观现实，认为历史是革命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革命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由革命创造的，历史是革命的历史，革命推动社会进程。

女权主义 和新历史主义在历史中的表现

女权主义（Feminism），源自西方，译文理解成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五四时，传到中国，定为女权主义。在西方，最初是指追求男女平等，首先是争取选举权。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仍与男子不平等。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其中有一个性别关系，性别权力的问题，所以女权运动就变为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强调性别分析。在我国也认识到，先讲女权是不行的，也要讲性别分析。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的加深。在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用性别研究两性权力有深层次的意义，而且用女性主义也容易让人们接受。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不平等。

中国的女权主义，是指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社会言论及政治协助行为。 男女平等是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女性还要注重自我的价值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与行为解放而努力，要将全世界妇女的利益放在同一个起点，协助官方处理女性主义面临的问题

语言或叙事形式本身已然决定了历史的文本性、虚构性。话语的建构性（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颠覆性）使“历史”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中。不断地阐释、增删、修改，甚至，一个最新证据、事例的发现会全面颠覆已有的历史，这说明了历史表述的偶然性和临时性。一个历史学家只要改变他的视角的范围，就可以把一个喜剧境遇转换成一个悲剧境遇：米歇利特把法国大革命描绘得富于浪漫主义超验色彩，而他的同时代人托奎利却把它写成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历史学家一直在进行人为操作历史的工作，却时常不愿去面对历史乃是虚构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自信，历史是一个完整、确定连续、统一的整体，即使是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也有着 “历史事实”这样一个坚硬的基石。针对这一历史“整体”和“客观”的神话，新历史主义翻开了历史内部的矛盾冲突和非连续性，怀特呼吁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出现，他必须“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在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性”。[12]历史是“产生的”，而非“发现的”。杰弗雷·哈特曼就不满地表示，传统历史主义盲目的自信，是因为他们“缺乏语言自我意识，没有认识到对事件的描写就已构成对事件本质的解释。”[13]

文学文本是文化物质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语境，正如它们是文学的语境一样。怀特所揭示的历史的“文本性”把传统历史主义的文学/历史二项对立取消了——这种二项对立肯定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现在，新历史主义试图告诉我们，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那么，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之外，文学是“如何成为创造历史的一种动力”，如何参与着历史的“建构”？对文学与历史互动关系的强调，正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大特征。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影响（考古学方面）

次重要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

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

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

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

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

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

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

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

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

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

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

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

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

后现代主义坚持了哲学的批判性，哲学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对现成的反思。批判性是哲学的基本性格。而后现主义恰恰是高举了哲学的批判精神这面大旗，对以往的一切以及不同于自己的一切都进行了无情而残酷的批判、解构。如本体论、二元论、现代化、科技、理性等。

后现代主义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须面对现实，紧跟时代，唯如此才能从现实中吸取养分；哲学的批判精神也要求哲学直面现实、直面生活。而后现代主义正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和流行的现代主义的观念进行关注和反思的产物。

后现代主义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包罗万象的近现代世界观。形而上学一方面坚持僵死的的“二分”或“二元”，另一方面又因双方的不相容而走向极端——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而正是这一思维方式才使西方社会对现代化、现代性和科学的作用等问题的理解出现偏差。

后现代主义看重被现代性所忽视的一切，看重现代性之后和之外的一切。例如不确定性、异质性、无序、平面化等，而对于被现代性所看重的一切如原则、整体性、确定性、权威、统一性、规律等都加以拒绝。应该说，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深刻的理论反省，抓住了现代主义的问题，击中了现代主义哲学的要害，有利于西方哲学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鞭（biān）笞（chī），对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进行质疑和解剖， 有利于人们看清资本主义的真面目，能够促使资本主义正视自己的弊端。对于正在从前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启示和警示作用，避免重犯错误。

后现代主义的失误

一怀疑主义、虚无化。

形而上学强调同一性、整体性，但是却抹杀了同一和整体内部的差异性，使同一和整体变成了僵死的、封闭的、毫无生机的“城堡”。但是，形而上学的错误不在于它承认同一性、整体性、事物的本质、基础及“二分”，而在于它把这一切绝对化、僵死化、封闭化了。纠正这一错误，只需在封闭的“城堡”上凿出一个窗口就可以了，可是，后现代主义却彻彻底底地摧毁了这一“城堡”，使这一城堡变成了一堆碎片和一个瓦砾场，以碎片、差异和多样性代替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基础和“二分”，以解构一切、摧毁一切的态势以及“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这样，后现代主义在使被形而上学僵死化、凝固化的世界重新动荡起来的同时，又震碎了、虚无化了这个世界。人们在面对这个虚无的、瓦砾般的世界时变得无所适从，几乎也成为了一种虚无。后现代主义用绝对的否定的态度对待形而上学的绝对的肯定的态度，其实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二反对理性，消解主体性

随着科技理性的昂首阔步，为人们带来了充分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人的自主性的完全丧失。所以，后现代主义要求反对理性，消解主体。但这显然不是科技理性的错误，而是运用科技理性的社会运作方式的错误。犹如原子能本身没有错误，错误的是运用原子能制造了原子弹一样。

事实上，理性也不可能被消解。其道理在于：其一，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其二，人们仍然只能依赖主体，用理性去纠正理性的偏差、恢复人的主体性。人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恢复人的本性，使理性健康的发挥作用。

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把脉是准确的，只是开错了药方。

三相对主义

后现代主义认为，阅读就是一种误读。要摧毁一切标准，奉行“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语）的主张。这必然会走向相对主义。

四局限于知识范围内的批判与解构。

后现代主义把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罪于现代性观念或西方几千年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于是乎，后现代主义就针对传统哲学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近乎“疯狂”的批判和解构，在尼采打倒上帝、福柯推倒“作者”和“人”之后，推倒了一切。以知识生活涵盖整个社会生活，或者说仅仅从知识状况出发思考当代社会，所以，后现代主义只是表征着对当代社会的一种知识态度而已。不能从根本上为当代社会医治创伤。

五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

后现代主义一方面解构了真理、价值、本原、在场等传统哲学的主要概念，另一方面却又保留、借用了传统哲学的另一些概念；一方面消解或解构传统哲学的“基础”、“逻各斯”、“整体性”、“本质”以及“二元论”，颠覆了等级、结构、权威，赋予意义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却又把非基础、非本质、边缘、碎片化、反理性等推崇为新的“神圣”，赋予了“意义的不确定性”、非中心等以确定性和权威，建构自己的“后现代”。所以，后现代主义只是以和传统哲学相对立的形而上学代替了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成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