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李美华译本 《道行般若经》译本考释

《道行般若经》译本考释  

内容提要：《道行般若经》在我国早期佛教传播史、佛教般若学史上影响巨大，但佛教研究界对该经译本历来众说纷纭。或谓竺朔佛并未译过该经一卷本，或谓该经十卷本为竺朔佛、支谶合作翻译，两种译本是何关系历来亦模糊不清。本文梳理相关资料，论述一卷本《道行经》乃竺朔佛所译，已佚。十卷本《道行经》为支谶所译，与竺朔佛无涉，今存。所谓竺朔佛参与十卷本翻译的观点乃受后代窜入《出三藏记集》中错误资料的误导。指出一卷本属抄经，十卷本为全本。文章最后指出，道安《道行经序》的对象是一卷本，目前各藏经把它冠在支谶十卷本之前，研究者以之解说支谶十卷本，并不妥当。

关 键 词：道行般若经/竺朔佛/一卷本/支谶/十卷本

作者简介：方广锠，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东汉翻译的《道行般若经》，又名《般若道行品经》，简称《道行经》，是我国最早译出的般若类经典，属于小品般若系统。据载，三国魏朱士行“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①从而成为我国第一个西行求法的僧人，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指出：“从汉末到南北朝的四百年前后，般若理论同当时流行的魏晋玄学相互助长，风靡一时，使佛教宗教理论跻足于最高统治阶层中的理论界。……因此，研究《道行般若》不仅对于了解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了解玄学与般若的关系，也至关重要。”②

《道行经》在我国的早期佛教传播史、佛教般若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它的翻译与流传，现学术界却有不少模糊不清之处。

(一)出现了一卷本、十卷本等两个汉代译本

现存最早的经录，梁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录》)卷二有如下著录：

《道行经》，一卷。(安公云：“《道行品经》者，般若抄也。外国高明者所撰。”安公为之序、注。——原注)

右一部，凡一卷。汉桓帝时，天竺沙门竺朔佛赍胡本至中夏。到灵帝时，于洛阳译出。

《般若道行品经》，十卷。(或云《摩诃般若波罗经》，或八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原注)

右十四部道安简介，凡二十七卷。汉桓帝、灵帝时，月支国沙门支谶所译出。③

按照上述著录，《道行经》在汉代曾先后两次译出：

第一次，由竺朔佛于汉灵帝时在洛阳译出。所依据原本也由竺朔佛自己从西域带来。称《道行经》或《道行品经》，道安为之作序、注。一卷。

第二次，由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译出。称《般若道行品经》或《摩诃般若波罗经》。十卷。《祐录》卷二共著录支谶译经14部，《道行经》是其中的第一部。《祐录》没有交待该译本所依据的原本从何而来。

也就是说，僧祐认为汉代曾经翻译一卷本、十卷本两种《道行经》。

但唐代智昇编纂《开元释教录》时，只见到支谶所译的十卷本。智昇把这个十卷本《道行经》判定为是《小品般若》的第一译，将它收归入藏。至于竺朔佛所译的一卷本，智昇当时没有见到，把它著录在“别录中有译无本录”中：

《道行经》一卷。(安公云：“是般若抄，外国高明者所撰。”安为之制序。——原注)

后汉天竺沙门竺朔佛译。

右一经。虽名《道行》，卷部全小，不可与前《道行》等以为同本。且别记之。④

也就是说，智昇承认竺朔佛译过《道行经》。但他认为《小品般若》的篇幅一般为十卷左右，至少亦有四卷⑤。而竺朔佛翻译的这部《道行经》部卷太小，才一卷，无法与其它《小品般若》的篇幅相比。所以智昇认为不能将它与《小品般若》视为同本。那么，它到底是什么经？智昇没有见到经本，无法作出判断。只好“且别记之”，聊以存疑。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1.《道行经》是否有过竺朔佛、支谶两个译本？

2.竺朔佛的一卷本到底是否《小品般若》？

(二)十卷本的译者是谁

如前所述，按照《祐录》卷二的记载，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是支谶。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考察《祐录》卷二的“支谶经目”的著录。

《般若道行品经》，十卷。(或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八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原注)

《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出。今阙。——原注)

《般舟三昧经》，一卷。(《旧录》云：《大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原注)

《伅真陀罗经》，二卷。(《旧录》云：《屯真陀罗王经》。《别录》所载，《安录》无。今阙。——原注)

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今阙。——原注)

《光明三昧经》，一卷。(出《别录》，《安录》无。——原注)

《阿阇世王经》，二卷。(安公云：出《长阿含》。《旧录》：《阿阇贳经》。——原注)

《宝积经》，一卷。(安公云：一名《摩尼宝》。光和二年出。《旧录》云：《摩尼宝经》。二卷。——原注)

《问署经》，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或云《文殊问菩萨署经》。——原注)

《胡般泥洹经》，一卷。(今阙。——原注)

《兜沙经》，一卷。

《阿閦佛国经》，一卷。(或云《阿閦佛刹诸菩萨学成品经》，或云《阿閦佛经》。——原注)

《孛本经》，二卷。(今阙。——原注)

《内藏百品经》，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旧录》云：《内藏百宝经》。遍校群录，并云“内藏百宝”，无“内藏百品”。故知即此经也。——原注)

右十四部，凡二十七卷。汉桓帝、灵帝时，月支国沙门支谶所译出。其古品以下至《内藏百品》凡九经，安公云：“似支谶出也。”⑥

光和二年(179)十月审阅上述著录，可以发现有一个问题：上述“支谶经目”的小叙称：“其古品以下至《内藏百品》凡九经，安公云：‘似支谶出也。’”但实际上从古品以下至《内藏百品》共有十部经典。原因何在？仔细审视，在这十部经典中，《光明三昧经》下注“出《别录》，《安录》无”。我们知道，《祐录》是以《安录》(即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为基础编纂的。由此可知，在《安录》中，古品以下至《内藏百品》只有九经，《光明三昧经》是僧祐后补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伅真陀罗尼经》，也是“《别录》所载道安简介，《安录》无”。由此可以判定，在《安录》中，“支谶经目”只著录12部经典。其中《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三部被道安判为支谶所译，而古品以下九部被道安判为“似支谶出也”。

按照上述分析，道安当年已经判定十卷本《般若道行品经》是支谶所译，僧祐继承了道安的观点。

《祐录》在上述著录中称十卷本《般若道行品经》为支谶所译，显然与竺朔佛毫无关系。但《祐录》卷七收录的一篇未详作者的《道行经后记》，却这样说：

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

正光二年(521)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⑦

该后记所提到的这部《道行经》是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翻译的，与“支谶经目”中的十卷本《般若道行品经》译时一样，无疑是同一部经。文中“河南洛阳孟元士”七字滞碍不畅，我怀疑孟元士的实际身份可能是“请主”，也可能是后代传抄产生了讹误。如果暂且不考虑这七个字，则后记的大意为，翻译这部《道行经》时，竺朔佛是口授，支谶是传言，另有侍者、劝助者等等。按照我国古代译场后来的规则，口授者就是译主，译作的署名权应该归译主。传言者虽然担任实际的翻译工作，但只被视为是译主的助手，没有署名权。按照上述规则，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应该是竺朔佛，而不能是支谶。即使说这个规则是后来形成的，早期还没有那样严格，那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也应该是竺朔佛与支谶两人。那么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亦即按照上述后记，则竺朔佛除了自己单独翻译一卷本《道行经》外，还与支谶合作，共同翻译了十卷本《道行经》。

总之，《祐录》卷二对十卷本《道行经》的著录与卷七的后记相互矛盾，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1.十卷本《道行经》的译者是谁？

2.竺朔佛先后翻译过几次《道行经》？

(三)关于道安序、注

根据《祐录》卷二竺朔佛译《道行经》的附注，道安曾经为竺朔佛所译一卷本《道行经》撰写过序言与注释。僧祐是这样说的：

安公云：“《道行品经》者，般若抄也。外国高明者所撰。”安公为之序、注。⑧

在《祐录》卷五的“道安注经目录”中，确有这部注释：

《道行品》者，《般若》抄也。佛去世后，外国高明者撰也。辞句质复，首尾互隐。为《集异注》一卷。⑨

两相比较，可知僧祐卷二著录的文字，实际上出自卷五的“道安注经目录”。而“道安注经目录”中的话，显然是“夫子自道”。所以《祐录》中的“道安注经目录”应为《安录》原文。遗憾的是，道安的这部《集异注》后来亡佚，似乎连僧祐也没有见到过。不过，僧祐收集到道安所写的那篇序，并把它收入《祐录》卷七。序言中有这样的记载：

佛泥曰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⑩

这段记载，与《祐录》卷二、卷五著录的内容丝丝相扣。所以《祐录》卷二的著录应该是可信的，道安因竺朔佛所译一卷本《道行经》晦涩难懂，于是撰写了序与注释。如前所述，《开元释教录》作者智昇也提到道安为一卷本作了序。但现在这篇序却被各藏经冠于十卷本《道行经》的经首，并被研究者作为研究十卷本的依据。那么，道安的这篇序言到底是为一卷本写的，还是为十卷本写的？

上述问题与上述竺朔佛到底翻译过几次《道行经》相关。因为如果竺朔佛只翻译过一次，并且一卷本实际就是十卷本，则上述问题就不存在。如果竺朔佛翻译过两次，一卷本与十卷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本，或竺朔佛只翻译过一卷本一种经本，上述问题就不可回避。

(四)小结

归纳上述论述，关于《道行经》，目前存在这样几个疑问：

1.竺朔佛是否翻译过一卷本《道行经》？

2.十卷本《道行经》是支谶一人所译，还是竺朔佛、支谶两人合作翻译？

3.一卷本《道行经》与十卷本《道行经》是什么关系？

4.道安的《道行经序》为上述哪种《道行经》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