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朝代的历史背景 苏轼的历史

苏轼的历史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

豪放派代表人物。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

在政治上属旧党。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

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

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相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

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享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