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早还是辽代早 唐、北宋、南宋、辽、金、清的建筑风格有何不同？

唐、北宋、南宋、辽、金、清的建筑风格有何不同？  

唐、北宋、南宋、辽、金、清的建筑风格有何不同？

每个时期风格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人家写书比较写了就好几本
不过老梁还是概括了几个字来描绘各个时期。
汉古拙，唐豪劲，宋醇和，清羁直。

唐、北宋、南宋、辽、金的建筑风格有何不同

由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功能和材料结构长时期变化不大，所以形成不同时代风格的主要因素是审美倾向的差异；同时，由于古代社会各民族、地区间有很强的封闭性，一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或各地区民族间的文化发生了急剧的交融，也会促使艺术风格发生变化。根据这两点,可以将商周以后的建筑艺术分为3种典型的时代风格：
1、秦汉风格。商周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征，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屋顶在立面占的比重很大。但商、周建筑也有地区的、时代的差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文化不同，建筑风格也不统一。大体上可归纳为两种风格，即以齐、晋为主的中原北方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将各国文化集中于关中，汉继承秦文化，全国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代表秦汉风格的主要是都城、宫室、陵墓和礼制建筑。其特点是，都城区划规则，居住里坊和市场以高墙封闭；宫殿、陵墓都是很大的组群，其主体为高大的团块状的台榭式建筑；重要的单体多为十字轴线对称的纪念型风格，尺度巨大，形象突出；屋顶很大，曲线不显著，但檐端已有了“反宇”；雕刻色彩装饰很多，题材诡谲，造型夸张，色调浓重；重要建筑追求象征涵义，虽然多有宗教性内容，但都能为人所理解。秦汉建筑奠定了中国建筑的理性主义基础，伦理内容明确，布局铺陈舒展，构图整齐规则，同时表现出质朴、刚健、清晰、浓重的艺术风格。
2、隋唐风格。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建筑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中原士族南下，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深厚的中原文化传入南方，同时也影响了北方和西北。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到空前发展。随之输入的佛教文化，几乎对所有传统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增加了传统艺术的门类和表现手段，也改变了原有的风格。同时，文人士大夫退隐山林的生活情趣和田园风景诗的出现，以及对江南秀美风景地的开发，正式形成了中国园林的美学思想和基本风格，由此也引伸出浪漫主义的情调。隋唐国内民族大统一，又与西域交往频繁，更促进了多民族间的文化艺术交流。秦汉以来传统的理性精神中糅入了佛教的和西域的异国风味，以及南北朝以来的浪漫情调，终于形成了理性与浪漫相交织的盛唐风格。其特点是，都城气派宏伟，方整规则；宫殿、坛庙等大组群序列恢阔舒展，空间尺度很大；建筑造型浑厚，轮廓参差，装饰华丽；佛寺、佛塔、石窟寺的规模、形式、色调异常丰富多采，表现出中外文化密切交汇的新鲜风格。
3、明清风格。五代至两宋，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城市生活内容和人的审美倾向也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随之也改变了艺术的风格。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时期，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艺术再一次得到交流融汇；元代对西藏、蒙古地区的开发，以及对阿拉伯文化的吸收，又给传统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明代继元又一次统一全国，清代最后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建筑终于在清朝盛期（18世纪）形成最后一种成熟的风格。其特点是，城市仍然规格方整，但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城市中或近郊多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增多；重要的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总之，盛清建筑继承了前代的理性精神和浪漫情调,按照建筑艺术特有的规律，终于最后形成了中国建筑艺术成熟的典型风格——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又富于人情趣味。
秦汉、隋唐、明清3个时期相距时间基本相等，它们是国家大统一、民族大融合的3个时代，也是封建社会前、中、后3期的代表王朝。作为正面地、综合地反映生活的建筑艺术，这3种时代风格所包含的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艺术范围；建筑艺术风格的典型意义和它们的反映功能，显然也远远超过了建筑艺术本身。

北宋与南宋的衣服有何不同?急!

一、“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在现实生活中,宋代民间往往突破朝廷规定的等级制度,穿戴的衣冠上自皇帝、贵族、百官,下至士人、平民,没有绝对严格的差别.隋唐时期的幞头,发展到宋代,已成为男子的主要首服.人们一般都带幞头.官员的幞头背后,装上两脚,用铁丝或琴弦、竹蔑等为骨,一般为直脚.从宋初开始,直脚逐渐加长,目的是防止官员上朝站班时交头接耳.官员一般穿“公服”,宋初规定三品以上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宋神宗时,改为四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上绯色,九品以上绿色.公服的形式,是圆领,大袖,下裾（大襟）加一横襴.到男宋时,由幞头改用幅巾,甚至岳飞这样的武将也以包裹幅巾为尚,冠帽渐衰.同时,百官的衣服由公服改为紫窄衫.这种情况在北宋和南宋许多地方都不断出现过.哲宗至徽宗时人张耒在〈衣冠篇〉中记载,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区别.朱熹也说过：“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到南宋末年,“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这些情况表明,原来按规定只能穿白色和皂色服装的庶人、公人、商贾等,常常违禁穿戴官员才有资格穿戴的衣冠,而朝廷越是不断下令禁止百姓“逾僭”,越是证明这种“逾僭”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二、崇尚素雅和大方、新颖
宋人的衣冠服饰崇尚素雅、大方和新颖.一些人认为,宋代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服饰趋于拘谨和质朴.但程朱理学直到宋理宗时才受到朝廷的重视,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而这是宋王朝已经走过了大约六分之五的路程.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并不向想象中的那样严重,何况朱熹还主张衣冠要“便身”和“简易”.
文化的发展使人们对衣冠色彩的爱好,从鲜艳和单纯改变为繁复而协调,对比色调日趋稳重和凝练.宋代的服饰,除北宋官员的公服以外,民间服饰一般更多地使用复杂而调和的色彩.当时出现了印花的丝织品,在木板上雕刻图案,然后印在丝织品上,称“缬帛”.又出现了加入金线编制的丝织品,称“销金”.织锦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尽管官府三令五申,禁止民间雕刻和买卖缬板,禁止服用“皂班缬衣”,禁止民间男女穿戴销金衣帽,但并未奏效.宋徽宗时,大相国寺内,有尼姑公开出售“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
徽、钦时期,民间服饰在色彩、款式、图案等方面出现了新的风格.宣和年间,士庶竞相以鹅黄色为腰腹围,称“腰上黄”.妇女便服,不施衿纽,紧身短小,称“不制衿”.开始从宫廷外传,很快全国“皆服之”.妇女的鞋底呈尖形,用双色合成,称“错到底”.靖康初年,汴京妇女的首饰、衣服、织帛等备有一年四季的节日礼物或花卉,称“一年景”.这些新式服装的出现,表明当时民间已形成了一次突破服装旧格调、旧样式的新高潮.
三、吸取少数民族服饰的长处
宋代汉人充分吸收了周邻少数民族服饰的优点.仁宗、徽宗时期,曾屡次下诏禁止士庶和妇女仿效契丹人的衣冠和装饰.如庆历8年（1048）,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大观4年又再次下诏禁止.政和7年宣和元年,又两次禁止百姓穿戴契丹服装,如毡笠、钓塾、违反者“以违御笔论”.这说明违禁者极多,有无法禁绝的趋势.徽宗年间,汴京女子“作大鬓方额”,“尚急扎垂肩”,“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风”,都是自北传南.契丹服装的颜色,如茶褐、黑绿等,也在这时传入汴京.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服装,实际上只有“朝服”还保留一点汉制,其他都是从“胡服”变化而来的.朱熹就说：“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
四、女子戴盖头
唐代女子骑马远行,为了防止风沙,曾戴帷帽、皂罗.宋人认为这就是宋代的“盖头”.
北宋中期,司马光曾记载当时士大夫家的女子到官府打官司,“蒙首执牒,以争家资”,说明这时女子出门戴盖头,在士大夫家属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司马光提倡“男治外事,女治内事”,主张“妇女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南宋高宗时,朱熹任泉州同安县期间,见到妇女抛头露面,往来街上,下令以后妇女出门必须用花巾兜面,后人称为“文公兜”.由于士大夫的提倡,宋朝女子出门戴盖头者日益增多.汴京的妓女出门都将盖头背系在冠子上.替官员和贵族说媒的上等媒人,着紫背子,戴盖头.元夕节观灯,妇女戴“幂首巾”上街,入曲巷酒店饮酒,仍以巾蒙首.
五、背子的流行
在宋朝,背子是男女都穿着的一种服装.背子的袖管长至手腕,两裾（衣服的前襟）平行不缝合,两腋以下开叉.女子的背子长度与裙子相等,袖子比杉子略宽.一种样式是在两腋和背后都垂有带子,腰间用勒帛束缚；另一种是不垂带子,腰间不用勒帛,任其左右两襟敞开.半臂的袖管只及背子的一半,其袖长与现代的短袖衬衫相似.
宋代的背子主要是从半臂发展而来的,但与前相比,袖管和两裾都要加长,而且男子和女子的背子也有区别：男子的背子只是衬服,一般不穿在外作为常服；女子的背子则作为常服甚至礼服穿用.在徽宗以前,背子一般要用勒帛束缚,徽宗以后就不用勒帛,变为散腰了,这样显得更为简便和潇洒

南宋的词与北宋的词有何不同?

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

北宋与南宋的政局特点有何不同?

南宋名将多，像岳飞，韩世忠，毕再遇，吴磷吴玠兄弟，李显忠，刘琦，孟拱，奸相多，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而且只有北宋的半壁江山
北宋贤相多，像韩琦，范仲淹，寇准，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吕蒙正，赵普，名将不多，只有杨家将和狄青

汉唐建筑风格与明清的为何不同

）西汉时，我国传统建筑的抬梁和穿斗两大结构体系日趋于成熟，梁架结构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室内空间，增强了室内采光，这也是建筑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两汉砖石画像及部分画像石墓的结构来看，独立承重结构的支柱在当时已被广泛采用，墙内柱及半附墙壁的附壁柱仍是支承屋顶整个荷载的主体。（二） 唐代建筑规模宏大，规划严整 ，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砖石建筑有进一步发展 斗拱的结构、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构件本身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内在的联系，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而色调简洁明快，屋顶舒展平远，门窗朴实无华，给人庄重，大方的印象，这是在宋、元、明、清建筑上不易找到的特色。。（三）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从而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明清建筑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其间，中国普遍出现的无梁殿就是这种进步的具体体现。区别在于1，汉代大规模使用木质结构，宫殿庞大，对支柱的要求高，但在砖石的使用上还不够。风格大气。2，唐代虽然木质结构使用众多，但寺院开始大规模使用砖石材料。单体建筑的屋顶坡度较小，出檐深远，斗拱比例较大，多用门板和直窗，风格庄重朴实。3，明朝由于制砖的工艺发展迅速，普通民居开始使用砖结构，随着琉璃瓦的产生，官方建筑已经标准化，定型化。但民族建筑发展迅速，特别是园林建筑。风格呈现多元化，地方特色显著。4，清代建筑发展迅速，工艺娴熟，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普遍出现了无梁殿，节省了大量木材。风格呈现简单化，比较简洁实用。

陕北窑洞的建筑风格有何不同，与当地降水情况有什么关'

陕西窑洞主要分布在陕北，指陕西省延安、榆林等地的窑洞式住宅。它建在黄土高原的沿山与地下，是天然黄土中的穴居形式，因其具有冬暖夏凉，不破坏生态，不占用良田，经济省钱等优点，被当地人民群众广泛采用。
陕北窑洞有靠山土窑、石料接口土窑、平地石砌窑多种，一般城市里以石、砖窑居多，而农村则多是土窑或石料接口土窑。主要形式有地坑窑、沿崖窑、锢窑。
降水较少。

北宋的建立与两汉及唐朝的建立有何不同

两汉、唐朝是借助于农民起义的形势而建立的。而北宋则是以统治者内部政变的形式建立的。

明清的建筑风格？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建筑虽然在单体建筑的技术和造型上日趋定型，但在建筑群体组合、空间氛围的创造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中国历代都建有大量宫殿，但只有明清的宫殿——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现存的古城市和南北方民居也基本建于这一时期。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北京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民居则是中国民居最成功的典范。坛庙和帝王陵墓都是古代重要的建筑，目前北京依然较完整的保留有明清两代祭祀天地、社稷和帝王祖先的国家最高级别坛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北京天坛，至今仍以其沟通天地的神妙艺术打动人心。明代帝陵在继承前代形制的基础上自成一格，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制度。明十三陵是明清帝陵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
以往的建筑历史研究者，常常因明清时期单体建筑艺术性的下降而贬低明清建筑。实际上，明清建筑不仅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建筑技术上也取得了进步。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从而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明清建筑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其间，中国普遍出现的无梁殿就是这种进步的具体体现。
总之，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并非一味地走下坡路，它仿佛是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依然光华四射。
明清建筑
元朝严酷的统治终被推翻，中国又恢复了汉人掌权。但一心想恢复汉唐雄威的明朝皇帝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另一次辉煌——封建制度没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在明朝，中央集权发展到极点，宰相被废除，皇帝成为官僚之长。特务政治也发展到极至，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十分发达。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但此时的儒学早没有了先秦时的朝气，其消极因素越来越显现出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在中国萌出了芽。但面对儒学强大的势力，这芽始终没萌起来。此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出现了最后一个高峰，——近代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宋应星作《天工开物》。明末对农民严酷的剥削引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清朝统治者南下夺取了革命的果实，延续明之君主独裁。他们歧视汉人，对汉族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但怀柔与高压并行，鼓励醉心利碌的奴才思想，且大兴文字狱，使学术发展受到阻碍。在经历了短暂的“康乾盛世”后，国势陡转，八旗子弟的弓箭长矛终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迫终结，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建筑方面，明清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于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标准化，在清朝政府颁布了《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民间则有《营造正式》、《园治》。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的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在园林艺术方面，清代的园林有较高的成就。
城市建设
1.帝都北京
2.一般城市
明清时期，城市数量迅速增加，都市结构也趋复杂，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因各种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军事据点，交通枢纽，而兴起的各类市镇，如景德镇，扬州，威海卫，厦门等，此时大小城市均有建砖城，护城河，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皆各有规则。现存保存比较完好的是明西安城墙。它始建于明洪武三至十一年(1370—1378年)，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明隆庆四年(1570年)又加砖包砌，留存至今。明西安城的西、南两面城墙基本和唐长安皇城的城垣相同，东、北两面墙向外扩移了约三分之一。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城呈长方形，南垣长4255米，北垣长4262米，东垣长1886米，西垣长270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四面各筑一门，每座城门门楼三重：闸楼在外，箭楼居中，正楼最里，为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与围墙连接形成瓮城。在城墙四角各筑角楼一座。城墙上相间120米还有敌台(马面、墩台)98个，台上筑有敌楼，供士兵避风雨和储存物资用。城墙顶部外侧还修 有雉谍(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和文口，供射箭和了望用，内侧修有女墙无垛口，以防行人坠落，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整个城墙气势雄伟，构成一个科学严密的古城堡防御体系。
钟楼座落在西安市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处。楼上曾有大铁钟一口，每晨击钟报时，故名钟楼。高36米，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原在西大街广济街口，明万历十年（1582年）移建于此。钟楼从下向上由基座、楼身和楼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呈正方形，四面开券洞门，由地平至楼顶通高36米。楼深广各五间，环以回廊，凭栏四望，可饱览古城全貌。楼分两层，三重檐四角攒顶。楼檐四角如凤展翅，绿琉璃覆盖的攒顶上为金色宝顶，一层墙壁刷白，显得雍容华贵，似唐风尤存。
建筑组群
此时期建筑组群采用院落重叠纵向扩展，与左右横向扩展配合，以通过不同封闭空间的变化来突出主体建筑，其中以北平明清故宫为典型，此时的建筑工匠，组织空间的尺度感相当灵活敏锐。
详见北京故宫
单体建筑
明清建筑具有明显的复古取向，官式建筑由于形式上斗拱比例缩小，出檐较短，柱的生起，侧脚，卷杀不再使用梁坊的比例沈重，屋顶柔和的线条轮廓消失，故不如唐宋的浪漫柔和，反而建立严肃，拘谨而硬朗的基调，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但也有极少数特例，如北京故宫线条复杂的角楼。
明清官式建筑详见北京故宫
飞云楼在万荣县解店镇东岳庙内，相传始建于唐，现存者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重建。楼面阔5间，进深5间，外观三层，内部实为五层，总高约23米。底层木柱林立，支撑楼体，构成棋盘式。楼体中央，四根分立的粗壮天柱直通顶层。这四根支柱，是飞云楼的主体支柱。通天柱周围，有32根木柱支擎，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平面正方，中层平面变为折角十字，外绕一圈廊道，屋顶轮廓多变；第三层平面又恢复为方形，但屋顶形象与中层相似，最上再覆以一座十字脊屋顶。
飞云楼体量不大，但有四层屋檐，12个三角形屋顶侧面，32个屋角，给人以十分高大的感觉。各层屋顶也构成了飞云楼非常丰富的立面构图。屋角宛若万云簇拥，飞逸轻盈。此楼楼顶，以红、黄、绿五彩琉璃瓦铺盖，木面不髹漆，通体显现木材本色，醇黄若琥珀，楼身上悬有风铃，风荡铃响，清脆悦耳。
飞云楼楼体精巧奇特，像这样造型繁丽的建筑在宋元绘画中出现很多，但实物保存极少，所以它具有重要的价值。
广西容县真武阁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建在容县东门的古经略台上。阁三层，楼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底层扩展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观三层檐，歇山顶，高13.20米，屋檐挑出很大而柱高甚低，感觉比一般楼阁的出檐节奏加快，使得真武阁不象是一座三层建筑，倒很像是一座单层建筑而有三重屋檐，有强烈的韵律感和动势，但又较一般重檐建筑从容和层次鲜明。再加屋坡舒缓流畅，角翘简洁平缓，给全体增加了舒展大度的气魄，非常清新飘逸，是充分表现中国建筑屋顶美的杰作。底层平面比上二层大出很多，也使轮廓更显生动。真武阁不以浓丽华贵取胜，而以轻灵素雅见长。全阁用了近3000条坚如石制的铁黎木构件，全部外露木面，一律为灰黑色，三重屋面则是绿瓦灰脊，色调极淡雅柔和。登阁远望，隔着南岸广阔的平原，东南山岭巍然矗立，气势雄壮。阁本身高13米，加上台高近20米，也是周围区域观赏的对象。
在楼层有四、五根金柱，贯穿二、三层，其柱脚悬空，下离二层楼面5至25毫米，形成此建筑的一个特点。
宗教建筑
现存的佛寺，多数为明清两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数千座，遍及全国。汉化寺院显示出两种风格：一、位于都市内的，特别是敕建的大寺院，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规范单一，总体规整对称。大体是：山门殿、天王殿，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鼓二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东配殿常为伽蓝殿，西配殿常为祖师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门、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称寺。此外，法堂、藏经殿及生活区之方丈、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设在两侧小院中。如北京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刹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规整中有变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台、庐山等山区的佛寺大多属于此类。明清大寺多在寺侧一院另辟罗汉堂，现在全国尚存十多处，尚有新建重者。为了便于七众受戒，经过特许的某些大寺院常设有永久性的戒坛殿。明、清时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和华北一带，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已相当汉化，但总是保留着某些基本特点，使人一望而知。
此时期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这反映了明朝以来砖产量的增加，使早已应用在陵墓中的砖券技术运用到了地面建筑中来。五台山显通寺内的无量殿为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的建筑，高20.3米。这座殿分上下两层，明七间暗三间，面宽28.2米，进深16米，砖券而成，三个连续拱并列，左右山墙成为拱脚，各间之间依靠开拱门联系，型制奇特，雕刻精湛，宏伟壮观，是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无量殿正面每层有七个阁洞，阁洞上嵌有砖雕匾额。无量殿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无梁建筑中的杰作。
明、清佛塔多种多样，形式众多。在造型上，塔的斗拱和塔檐很纤细，环绕塔身如同环带，轮廓线也与以前不同。由于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带有自己风格意蕴的塔，民间也造了一些风水塔(文风塔)、灯塔。在造型、风格、意匠、技艺等方面，它们都受到了佛塔的影响。广胜寺飞虹塔为例介绍。
飞虹塔在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广胜上寺，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阁楼式琉璃塔。塔身外表通体贴琉璃面砖和琉璃瓦，琉璃浓淡不一，睛日映照，艳若飞虹，故得名。塔始建于汉，屡经重修，现存为明嘉靖六年（1527 年）重建， 天启二年（1622年）底层增建围廊塔平面八角形，十三级，高47.31米。塔身青砖砌成，各层皆有出檐，塔身由下至上渐变收分，形成挺拔的外轮廓。同时模仿木构建筑样式，在转角部位施用垂花柱，在平板枋、大额枋的表面雕刻花纹，斗拱和各种构件亦显得十分精致。形制与结构都体现了明代砖塔的典型作风。该塔外部塔檐、额枋、塔门以及各种装饰图案(如观音、罗汉、天王、金刚、龙虎、麟凤、花卉、鸟虫等),均为黄、绿蓝三色琉璃镶嵌，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形成绚丽繁缛的装饰风格，至今色泽如新，显示了明代山西地区琉璃工艺的高超水平。塔中空，有踏道翻转，可攀登而上，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金刚宝座式塔是一种群体塔，俗称“五塔”。它源于南亚次大陆，以佛陀迦耶大塔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曾有出现。但未被推广。藏传佛教大量采用此种五塔形式，作为宇宙模式的一种表征。除藏、蒙地区外，明清时代华北也修建了一些这类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区为多。北京地区著名的有明代真觉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真觉寺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始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修，为避雍正帝胤祯讳，更名大正觉寺。因寺内建有五塔，故俗称五塔寺。明永乐年间(1413年左右)，印度僧人班迪达来到北京，献上金佛5尊和印度式“佛陀迦耶塔”图样。永乐帝下旨建寺造塔，成化九年依所献图样建成。
金刚宝座塔由宝座和石塔两部分组成。宝座为7.7米的高台，系砖和汉白玉砌成，分6层，逐层由下而上收进0.5米，外观庄重。最下一层为须弥座，其上5层，每层是一排佛龛，每个佛龛内刻佛坐像一尊。宝座顶上平台，分列方形密檐式石塔5座：中央大塔13层，高约8米，象征毗卢遮那佛；四角小塔各11层，高约7米许，东塔象征阿辁佛；南塔象征宝生佛；西塔象征阿弥陀佛；北塔象征不空成就佛。5塔所象征的佛称五方佛。各塔均由上千块预先凿刻好的石块拼装而成。宝座南北正中辟券门，塔内有石阶44级，盘旋而上，通向宝座上层平台。台上还盖有下方上圆琉璃罩。塔座和塔身遍刻佛像、梵文和宗教装饰。中央大塔刻一双佛足迹，意为“佛迹遍天下”。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以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印象。
民居
北京四合院作是北方合院建筑的代表。它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院内，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其乐融融。由于院落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造景。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
影壁是北京四合院大门内外的重要装饰壁面，绝大部分为砖料砌成，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大门内外杂乱呆板的墙面和景物，美化大门的出人口，人们进出宅门时，迎面看到的首先是叠砌考究、雕饰精美的墙面和镶嵌在上面的吉辞颂语。通过一座小小的垂花门，便是四合院的内宅了。内宅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垂花门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封建社会，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称作“一颗印”,适合于南方的气候条件.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适于起伏不平的地形。南方民居多用粉墙黛瓦，给人以素雅之感。在南方，房屋的山墙喜欢作成“封火山墙”，可以认为它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南方一些城市，这种高出屋顶的山墙，确实能起到放火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
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客家人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的汉民族，1900多年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被迫南迁。在这漫长的历史动乱年代中，客家人为避免外来的冲击，不得不恃山经营，聚族而居。起初用当地的生土、砂石和木条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多层的方形或圆形土楼，以抵抗外力压迫，防御匪盗。这种奇特的土楼，后来传布到福建、 广东、江西、广西一的带客家地区。从明朝中叶起，土楼愈建愈大。在古代乃至解放前，土楼始终是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的楼堡。
此外，我国其它地方的民居也都很有特色。总之，民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法式”、“则例”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