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家、文学家徐渭简介，自杀九次的大画家徐渭

明代画家、文学家徐渭简介，自杀九次的大画家徐渭  

人物生平

才名早扬

徐渭

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二月四日（1521年3月12日）出生于山阴观桥大乘庵东（今浙江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E曾任四川夔州府（治今重庆市）同知。徐E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徐E晚年纳妾才生下徐渭，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E便去世。此后徐渭由嫡母苗夫人抚养至十四岁。

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渭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由于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渭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在徐渭十岁那年，苗夫人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渭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

苗氏死后，徐渭随长兄徐淮生活。他年轻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二十一岁时，徐渭入赘潘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渭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多岁时，徐渭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炼等人相交往，为“越中十子”之一。沈炼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渭，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渭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另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年幼时，还在上私塾，老师看他聪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汲水，期间要度过独木桥，当时徐渭尚小，力气也不足，自是困难，但是塾师看见徐渭高兴地抬水回来，惊问方法，他高兴地说：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轻松多了！当时尚无浮力一说，徐渭的聪敏，让老师大加赞赏。

屡试不第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渭，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才考中了秀才，此后多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直到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渭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岑参《和贾舍人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从戎幕到牢狱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渭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徐渭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其幕府掌文书。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械纳褪丁Ｗ源耍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渭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渭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然而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当时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渭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炼就因参劾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渭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渭也就离开了总督府。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徐渭赴京师，担任李春芳的幕僚。次年，与李春芳不合，辞归故里。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连年应试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他因此被关入监牢。徐渭在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徐渭在狱中七年，其中只在隆庆二年（1568年）生母病故时短期出狱，办理丧事。

徐渭被下狱后，友人纷纷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即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终于借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万历元年（1573年）的事，此时徐渭已经五十三岁了。

万历三年（1575年），徐渭参加张元忭主持的《会稽县志》编修工作。

潦倒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渭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年）夏，徐渭年轻时代的朋友、此时已经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渭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期间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闻戚继光所云至辽东寻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六十岁时，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渭，这使徐渭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徐渭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渭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其中除在张元忭去世时往张家吊唁外，几乎闭门不出，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渭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渭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徐渭凄凉的晚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渭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当时，他的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人物成就

文学

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徐渭书画作品明代的诗坛，由于前七子与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渭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对徐渭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渭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戏曲

徐渭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又称《阴骂曹》，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炼之事而创作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他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

在戏剧理论方面，徐渭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颇有见地。

此外，徐渭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渭所作。

书法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

徐渭书法和书法观的产生，是与明中、晚期整个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的。T渭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的审美精神。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美术

明代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后世影响

徐渭的绘画主观感情色彩强烈，笔墨挥洒放纵，从而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书写强烈思想情感的最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随意控制笔墨以表现情感的写意花鸟画技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开创了中国大写意画派的先河，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画风对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以及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世画作

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军事

徐渭文自负才略，喜出奇谋，谈论行军打仗的形势策略大多得其要领。担任胡宗宪的幕僚时，协助其抗倭，并参与制定诱降海盗汪直、徐海等人的计谋。

藏书

徐渭性喜藏书，购书有近万卷，书楼有“青藤书屋”，一称“榴花书屋”，画家陈洪绶题匾额，至今犹存。藏书、藏画印章有“文长氏”、“石鸥馆”、“辛卯七十一”、“华暗子云居”、“龙哑大家公”、“天池山人”、“青藤老人”、“秦田水月”等。

个人作品

徐渭传世著作有《徐文长集》、《路史分释》、《逸稿》、《四声猿》等。

人物评价

总评

徐渭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文学家、艺术家木心评其为“英才天纵”。他能谋善断，几乎一己之力尽破多年的倭寇之患，晚年悉心培养出李如松这位名将，建立不朽功勋。他的诗，袁宏道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中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

历代评价

汤显祖：此牛有千人之力。

陶望龄：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予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袁宏道：①（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徐）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王宠）、文征仲（文征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②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国桢：文长病奇于文，人奇于时，诗奇于字，字奇于画，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

查继佐：①渭貌修伟，音朗然如鹤唳，常中夜呼啸，忽群鹤应之。②水田月诚所谓鬼才也。不得志于时，事事求死，以为造化无生渭处，而渭卒生。渭画一物生动，书亦遒出，不饱荒粒。诗自为格，喜不拾七子之余。

黄宗羲：岂知文章有定价，未及百年见真伪。光芒夜半惊鬼神，即无中郎岂肯坠？（《青藤歌》）

张廷玉：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

齐白石：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大涤子（石涛）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

石涛：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

吴昌硕：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

钱基博：山阴徐渭字文长、公安袁宏道字中郎以清真药雕琢，而不免纤窕，则江湖才子之恶调也。

黄宾虹：绍兴徐青藤，用笔之健，用墨之佳，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上他。

史料记载

《袁中郎全集·卷四·徐文长传》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轶事典故

立斩健儿

徐渭曾在一座酒楼上喝酒，有几名军士也在楼下喝酒，酒后不肯付钱。徐渭暗中写短函迅速告诉胡宗宪，胡宗宪立即下令将几人绑进衙门，一齐斩首，全军都极其震骇。

猜妒致祸

冯梦龙《情史类略》记载：山阴徐渭，字文长，高才不售。胡少保宗宪总督浙西，聘为记室，宠异特甚。渭常出游，杭州某寺僧徒不礼焉，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二三辈，斩之辕门。

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再娶，辄以嫌弃。续又娶小妇，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归，忽户内欢笑作声，隔窗斜视，见一俊僧，年可二十余，拥其妇于膝，相抱而坐。渭怒，往取刀杖，趋至欲击之，已不见矣。问妇，妇不知也。后旬日，复自外归，见前少年僧与妇并枕昼卧于床。渭不胜愤怒，声如吼虎，便取灯檠刺之，中妇顶门而死，遂坐法系狱。后有援者获免。一日闲居，忽悟僧报。伤其妇死非罪，赋《述梦诗》二章云：

“伯劳打始开，燕子留不住。今夕梦中来，何似当初不飞去。怜羁雌，嗤恶侣。两意茫茫坠晚烟，门外鸟啼泪如雨。”“跣而濯，宛如昨，罗鞋四钩闲不着。棠梨花下踏黄泥，行踪不到栖鸳阁。”自是绝不复娶。

相关争议

《金瓶梅》疑似作者

《金瓶梅》诞生四百多年，学者普遍都知道书里面影射了严嵩，因此不少人相信《金瓶梅》的作者是严嵩的仇家——王世贞，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事实上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金瓶梅》中兵部尚书王黼和禁军提督杨戬是一对难兄难弟，可以暂时放在一起考察。

第十七回政和五年五月圣旨，上面写道：“蔡京姑留辅政。王黼、杨戬便拿送三法司，会问明白来说。钦此钦遵！”最后是处理意见“续该三法司会问过，并党恶人犯王黼、杨戬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地，律应处斩。”王尚书、杨提督都判了死刑。

接着《词话本》第十八回《来保上东京干事；陈经济花园管工》“只听见过路人风里言风里语，多交头接耳，街谈巷议。都说兵部王尚书昨日会问明白，圣旨下来，秋后处决。”皇帝已经下了命令，看来兵部王尚书非死不可了。多亏蔡京的儿子蔡攸介绍，来保找到了礼部尚书李邦彦，献上五百两银子的贿赂，李邦彦将案卷中的“西门庆”改为“贾廉”，救了西门庆一条性命。从后面第六十六回中翟谦信中提到“杨老爹前月二十九日卒于狱”来看，杨提督还活了几年，死于牢中。要是认真读过《宋史》，就知道《金瓶梅》这里绝对不是在讽刺宋朝的奸臣王黼和杨戬。

据《宋史·卷四百七十·佞幸·王黼》，王黼担任过户部尚书，主要以贪污搜刮而有名，却从来没有担任过兵部尚书，也没有指挥过什么战役，靖康元年（1126年）被开封府尹聂山派出的武士暗杀于乡村，而不是被徽宗斩首于东京，钦宗刚刚上台，还讳言此事。再来看看《宋史·卷四百六十八·列传第二百二十七宦者三·杨戬》，杨戬是一个宦官，历任各镇节度使，官至太傅，善于搜刮，也没有指挥过什么战役，宣和三年（1121年）善终，“赠太师、吴国公”，而不是狼狈的死在狱中。

看来《金瓶梅》用王黼影射一位严重贻误军机而被明世宗斩首的兵部尚书。嘉靖年间，鞑靼大规模的侵入长城、震动京师，皇帝严惩负责人只有两次，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一次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因为这两次军事失败而被明世宗严厉处置的兵部尚书有这样几位：嘉靖二十九年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丁汝夔、嘉靖二十九年被斩首的兵部右侍郎赠兵部尚书杨守谦、嘉靖三十九年被斩首的蓟辽总督赠兵部尚书王蟆６用王黼影射王笫亲詈侠淼摹

据《明史·卷二百四·王蟆罚王蠹尉付十年中进士，先后任右佥都御史、浙江提督、巡抚、右副都御史、大同巡抚、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等职务，参加了抗击蒙古、倭寇的一系列战役，败多胜少，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因为滦河失守，触怒了嘉靖帝。御史王渐、方辂弹劾王蟆５搅苏饽晡逶拢方辂又提出了王蟮娜条失策、四条罪状。王笙掠。严嵩不救。第二年冬天王蟊徽妒子诒本。隆庆年间平反，赠兵部尚书。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十四中有冯琦的《王世贞父右都御史赠兵部尚书王筅久》，可作证明。

《词话本》中的“乃者，张达残于太原，为之张皇失散”，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张达是北宋末期的真实人物。《金史》卷七九“张中孚传”：“父达，仕宋至太师，封庆国公，中孚以父任补承节郎。宗翰围太原，其父战殁，中孚泣涕请迹父尸，乃独率部曲十余人入大军中，竟得其尸以还。”

嘉靖年间也有一位将军张达，《明史》中多次提到这个人物。《明史·卷一八·世宗纪》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夏六月，“俺答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副总兵林椿战死。”

嘉靖二十九年这次惨败之中，御史王笏淙幌极防御，还是守住了通州。而严嵩推卸责任，嘉靖皇帝事后立刻杀了兵部尚书丁汝夔和兵部右侍郎杨守谦。那么，“兵部王尚书”为什么不是影丁汝夔或者杨守谦呢？

首先是张达战死和丁汝夔、杨守谦被处死都是在嘉靖二十九年，中间没有多少时间差，而《词话本》中却用“乃者”表示较长时间差。其次嘉靖二十九年蒙古兵是八月侵入长城，八月二十六日丁汝夔和杨守谦就被斩首。嘉靖三十八年蒙古兵是二月入侵，王笪逶卤慧老掠，第二年冬天被杀，恰好符合《金瓶梅》情节。再次，王笙掠到被处死在嘉靖三十八、三十九年，属于严嵩和徐阶共同辅政时期（嘉靖三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一年），而《金瓶梅》恰好用蔡京和李邦彦来影射。所以《金瓶梅》确实是影射王蟆

《金瓶梅》的作者又给王笠蕴厥獯遇，专门用干支来表示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年（1560年）是“断头年”。《词话本》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西门庆算命时，说他：“立命申宫，七岁行运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代表的是连续五年干支，这些干支年代与西门庆的上述岁数没有关系，与算命情节也无直接关系。为什么吴神仙要说这些干支呢？无独有偶，第六十一回黄先生为李瓶儿算命时，说她：“借四岁行运，四岁己未，十四岁戊午，二十四岁丁巳，三十四岁丙辰。”丙辰、丁巳、戊午、己未代表的是连续四年干支，这些干支年代与李瓶儿的上述岁数同样没有关系，与算命情节也无直接关系。为什么黄先生要说这些干支呢？丙辰、丁巳、戊午、己未、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这九个干支排在一起，中间偏偏缺少一个“庚申”。

而《金瓶梅》用杨戬影射嘉靖年间一位贪婪怯懦的方面大员，他是严嵩的党羽，防卫京师门户，因为军事失败受牵连而被逮捕，判了死刑却没有执行，后来仍然死在牢中。这个方面大员就是宣大总督杨顺。

我们可以发现《金瓶梅》不但影射严嵩，影射了徐阶，而且影射了王世贞的父亲——赠兵部尚书王螅甚至直接影射了王世贞。正是因为王世贞在明朝中后期文坛显赫的地位，一般文人都不会揭露这个巨大的伤疤，反而是掩饰事实。比较有名的是李攀龙的《挽王中丞》：“司马台前列柏高，风云犹自夹旌旄。属镂不是君王意，莫做胥山万里涛。”

王世贞的亲朋好友也绝对不会作《金瓶梅》影射王螅所以王世贞的门人或者好友屠隆、卢楠、王稚登等人都不可能作《金瓶梅》。越是与王世贞友好，越不可能写作《金瓶梅》。所以自清朝以来的许多学者都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

只有王世贞的仇家才往王世贞的心灵伤疤上撒盐，直通通记录“兵部王尚书”的悲惨下场，比如《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在文坛上有两大著名仇人，一个是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山东临清人），一个是徐渭。

其中徐渭对王世贞是终生仇恨，“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徐渭提起王世贞就忍不住要冷嘲热讽。我们来看看《徐渭集》中徐渭对王世贞的攻击。

《徐渭集》143页《廿八日雪》（时棉被被盗）中痛快淋漓的揭露了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富贵易友的丑陋行为。这里徐渭认为谢榛是布衣身份，不敢直接回击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的侮辱，你不骂，我替你骂。这里也间接证明谢榛对王世贞、李攀龙的侮辱没有激烈回击。

徐渭对王世贞的厌恶是全方位的。《徐渭集》155页有《九马圉人图，二圉醉濒堕》（王元美为太仆卿时刻《穆王八骏图》，形如i蜓），嘲笑王世贞画的马瘦得和壁虎差不多。

徐渭坚决反对后七子盲目复古模仿的文学观点。《徐渭集》491页《论中四》中徐渭把王世贞及其门徒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们见识短浅、学问浅薄、爱慕虚荣、党同伐异、生吞活剥、抄袭成风，甘当古人他人的奴才。徐渭坚决不同意后七子主导的诗风。《徐渭集》519页《叶子肃诗序》中讽刺王世贞等人写诗简直是鸟说人话，不是自己创造，不能表现真心。徐渭坚决不同意后七子主导的文风。《徐渭集》907页《胡大参集序》（代）中批判王世贞等人文章盲目模仿西汉，自鸣得意，其实早已经被时代所淘汰。

严嵩和杨顺是徐渭的大仇人，徐渭的姐夫沈b就是惨死在他们手里，这一段历史十分有名，徐渭仇恨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比如《四声猿》中的《狂鼓吏渔阳三弄》，公认用曹操影射严嵩，用黄祖影射杨顺、路楷，用祢衡影射沈b和徐渭。徐渭自己也不掩饰，《徐渭集》1050页《与诸士友祭沈君文》中有“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非激裸骂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祢衡耶？”

徐阶是迫害胡宗宪的主要凶手，胡宗宪是徐渭的恩人和知己，徐渭仇恨徐阶也是自然而然的。

徐渭经常用双关语和谜语影射徐阶。比如《徐渭集》844页竹枝词《雪竹》之二：“万丈云间老桧萋，下藏鹰犬在塘西。快心猎尽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云间，指徐阶的籍贯松江。老桧，双关语，秦桧也，徐秦都是嬴姓，暗示徐阶就是秦桧一样的奸臣。塘西，代指杭州。梅林，那是胡宗宪的号。这里看起来是一幅题画诗，却明明影射徐阶和他的同党对胡宗宪及其幕僚的残酷迫害。《徐渭集》856页《题雪压梅竹图》：“云间老桧与天齐，滕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叶与山溪。”也是同样的意思。

《词话本》第六回有“狂风相助，侵天老桧掀翻；霹雳交加，泰华嵩乔震动”，前一句似乎就是骂徐阶，后一句似乎就是骂严嵩。

墓葬纪念

徐渭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里木栅村姜婆山东北麓的徐氏家族墓地。墓园内还有一处徐渭纪念室，里面陈列了一些画像、文字资料和徐渭的作品。门口挂着一副对联，“一腔肝胆忧天下，满腹经纬传古今”。这算是对徐渭一生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