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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历史上有什么伟人  

有的，挺多的，就列举一下几位

1，夏曦（1901-1936），又名隆梓，字蔓伯，又作蔓白，化名劳侠，湖南益阳镇（今湖南桃江县）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

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

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

曾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第一师范学生“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旋与md等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1920年，参加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学习、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列主义。

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加入gcdzg。

同年秋，参加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

1922年回国后，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员。

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学联干事部主任，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1924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为湖南省委）委员。

曾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曾在益阳、宁乡等地组织农民军。

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往湘西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在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中，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给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党团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

1934年6月，他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开始认识和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5年冬，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6年2月，在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不幸于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牺牲。

2，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

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1年加入了gcdzg。

1932年，林青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

1933年出狱后返回家乡毕节，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中，并在斗争中发展进步青年入党。

1934年1月，林青等人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这是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支部。

林青在毕节的抗日救亡活动，积极而有成效。

他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革命的群众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文艺的方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林青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仇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闻讯后立即奔赴遵义。

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会见了林青。

林青向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李维汉代表中央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指示由林青等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不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工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交给了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为红军长征做出了贡献。

同时，林青又将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刊物宣传红军、宣传抗日。

同年7月19日，林青不幸被捕。

在狱中，敌人先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妄图彻底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被林青坚决拒绝。

敌人又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和死亡威胁，妄图撬开他的嘴。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林青坚贞不屈，义无反顾地面对死亡。

1935年9月11日敌人将林青押赴刑场。

行刑前，林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gcdzg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亡。

凶残的敌人为阻止他，竟然用刺刀刺进他的口中……林青壮烈牺牲，年仅24岁。

3，余达父（1870—1934），名若泉，号达父，彝族杰出诗人、法学家，是毕节历史上最早的留学生之一。

余达父世居四川省古蔺县水潦乡，自幼过继给伯父余象仪为嗣，入籍于贵州省毕节县龙场驿大屯。

他没做过土司，却因过继给伯父余象仪而成为大屯土司庄园的少主人。

幼读家塾，后受业于进士葛子惠门下，研习经史子集、诗词文赋。

1906年留学日本，入江户和佛法律大学，专攻法律。

他选学法律是为了要营救遭遇冤狱的哥哥若煌。

在日本与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平刚结为挚友。

1910年学成归国，秋试中举，成为前清政法科举人，但未受清廷一官半职，就回乡守母丧。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一月后贵州自治学社领导的起义亦宣告贵州独立。

达父先生被选为省立法院议员，即自家乡赴省城贵阳，但贵州革命政权很快就被滇黔军阀勾结所颠覆。

余达父被迫远赴上海避祸，与安健（彝族）创办《斯觉报》，鼓吹革命，鞭挞军阀。

后又赴北京开设律师寓所，任专职律师，又在法政学校兼任教员。

时人称他“学究申韩，辩媲苏张”，“仗义直言，耻附权贵”，这样正直刚烈的性情，不见容于腐败黑暗的当时，居京5年，落寞归里，在大屯家中读书著述。

后中风半身不遂，卧病3年治愈。

这时乡间兵匪频仍，难以安居，经挚友周素园介绍给省长袁祖铭，出任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乃全家迁居贵阳。

在任上“法理深邃，冤屈雪伸”，时与官场相扦格，再次弃官入云南，漫游数载，又归乡里读书著述，但仍不见容于地方权势，复寓居省城，在王家烈任省主席时，受聘为省政府名誉顾问。

1934年，贫病交加的余达父在贵阳不幸逝世，归葬大屯故里。

平刚曾亲题其遗像，高度评价他在经学、史学、文学、法学上的成就，怜惜他的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余达父先生学问深湛，著作等身。

生前刊印者即有《邃雅堂诗集》十四卷、《罂石精舍文集》四卷、《蠖龛拾尘录》二卷、《通雍余氏宗谱》一卷；未刊稿有《且兰考》一卷、《且兰野史》四卷等。

时人称誉他“读书万卷，用宏取精工书善文，昔擅诗名”、“法律名家，文学泰斗”、“深谙政法，尤擅诗文”。

其中《邃雅堂诗集》是先生手订的平生诗作千余首的精选本，在当时就广受识者好评。

4，陶新春（1825—1867）原名陶正春，又名陶虎，清威宁州遵化里（今贵州省赫章县境内）人，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黔西北苗族人民起义的著名首领。

咸丰同治年间，与其胞弟陶三春等领导了黔西北苗族和附近兄弟民族进行反对衙门的苛捐杂税和各种迫害民众制度的农民起义。

虽然陶新春领导的苗、彝等民族共民参加的起义最终失败了，但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起义也是太平天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陶新春出生于一个世代农奴家庭，父亲受尽了土目的百般折磨，过早死去，母亲王氏改嫁到巴拉寨的农奴熊家，陶新春也随母亲到了熊家。

他们身为农奴，生活极为悲惨，苦难的遭遇在他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促使他率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

1860年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消灭了七星关的敌人，占领七星关，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这次胜利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起义军的声势日益壮大。

威宁、大定、毕节地区的彝族、布依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军，张油客、谢三火炮也从喜乐带领一支起义军前来参加，苗、汉两支起义军的联合，成为黔西北各族人民联合起义的强大武装力量。

1861年秋，陶新春在猪拱箐建立了农民政权，自任统帅，并仿效太平军设立了军师、将军、经略、宰辅、巨乡、礼师等职，分管军政事务；实行“垦土种田”制度，使粮食生产连年增加；开辟了商业贸易场，实行“互易通市”政策，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并兴办教育，招徕技艺工人，这些措施，使起义军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秩序井然，被誉为“铁筒江山”。

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经过1862年至1866年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清朝统治者对起义军的声威日益畏惧，1866年4月，调集滇川黔三省的兵力向猪拱箐大举进犯，血腥镇压起义军。

陶新春据敌情进行了防御部署。

1867年正月，岑毓英在镇雄镇压了李开甲、漆老新领导的起义军之后，又到毕节秘密召集了曾经投靠起义军的土目为他提供内情，2月9日，他亲自带领清军，乘黑夜突然偷袭了吴家屯，起义军措手不及，死伤甚重，吴家屯失守。

岑毓英又调集重兵包围红严尖山，起义军英勇反击，但在重兵围困又无援军的情况下，阵地失守，德高望重的军师基哉壮烈牺牲，给起义军带来重大损失。

6月，岑毓英又集中兵力向猪拱箐发起猛攻，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四个多月的激战，击败了清军的大举进犯。

岑毓英在武装进攻遭到失败后，又采取阴谋手段收买起义军中的叛徒。

在叛徒王长毛的告密和预谋下，6月19日，岑毓英趁起义军在卯时换班吃饭之机，偷袭猪拱箐营地。

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根据地陷落，陶新春等首领被敌人包围。

陶新春的弟弟陶三春等人历尽艰险冲出重围，转移到海马姑与当地义军共同战斗，因海马姑孤立无援而陷落，陶三春被敌人杀害。

陶新春等首领被俘后，押解到黔西城，9月初被敌人杀害。

余部继续坚持斗争达四五年这久，直至1871年才在敌人的镇压下失败。

陶新春领导的苗、彝等民族共民参加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起义中太平天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陶新春不愧是苗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5，周素园(1879—1958)，又名培艺，别字树元，澍元，贵州毕节人，1879年3月7日生。

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

1907年在贵州创办第一份日报《黔报》，讥切社会黑暗，宣传民主思想，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唤起民众，推行政治改革；同年与张百麟、钟昌祚等发起建立贵州自治学社，从事反清活动。

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

1911年11月4日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

滇军入黔后，流亡在外。

1916年后，又先后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后改为西北筹边使公署)秘书。

1921年回到贵州，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议兼秘书长，次年5月任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1921年8月转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

1924年任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

1925年回毕节，此后10年，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遍读历史和中外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探索人生道路。

1936年2月红军二、六军团到达毕节，组织贵州抗日救国军，虽已57岁，毅然出任司令员，3月跟随红军二、六军团长征。

过云南，函龙云、孙渡及旅长鲁道元等，动员他们保持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

龙云拒绝，孙渡则采取“消极以保存实力”的行动，为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金沙江天险，创造有利条件。

7月下旬抵西康的下甘孜，周素园在电台广播，揭发蒋介石降日卖国，呼吁各省起义抗日。

10月，任甘肃省人民革命委员会教育部长。

12月，抵陕北保安，受到md、ze的多次接见。

月底，到达延安。

在陕北，周素园除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给红军战士讲授历史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为了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遵照中共中央和md的指示，先后给何应钦、张学良、吴忠信、朱绍良、王伯群、冯玉祥、张道藩、张继等数十人写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联共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带着md的亲笔信回到西南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准备随时跟八路军一道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为此，给远在贵州的家人写下愿为抗日而献身遗书似的赠言。

但是，由于足疾复发未成行，深为“坐享优待”不安，觉得自己是“累赘”，产生回贵州为党工作的念头，并写信告诉md。

1937年10月6日，md回信同意他的请求，并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是一个奋斗的人”。

临离开延安前，遵照md的嘱咐，写下了自己的自传和临别赠言呈送md。

md看后欣喜而感慨地说：“先生参加红军前的历史已经很光荣了。

以后的历史应该由我们来给你写。

周素园携带着md、dz致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亲笔函离开了延安。

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向国民党当局者恺切陈词，要求他们切实履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条款，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

虽然由于当局的百般阻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他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并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还捐资购买两万盒云南白药邮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支援抗日前线。

回到毕节后，国民党贵州当局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让他担任贵州省政府参议。

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又聘请他担任采访，但暗中却对他严密监视。

他早有警觉，事前设法离家隐蔽，躲过了这场劫难。

周素园乃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和读书，平生大半著作均在此期间完成，除1948年完稿的《西行追记录》散失外，余皆存世。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前夕，在毕节组织支前委员会，并写信争取了刘鹤鸣、罗湘培起义，专员廖兴序、县长吴庭芳亦经劝说投诚。

1949年11月27日，毕节解放，周素园担任了毕节县和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他抱病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和肃清敌特土匪，建立人民政权。

1950年1月，他在自己命名的《光明日记》的扉页上题词：“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不久，应解放军五兵团苏振华政委和杨勇司令员的邀请，周素园来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先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0年8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此后，相继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等职。

1953年筹建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周素园以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馆长，于4月29日与副馆长桂百铸召集首次聘请的馆员20余人，在省政府礼堂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以他原住贵阳市和平路虎门巷5号住宅作为馆址。

在他担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时，对馆员尊重、爱护和关心，组织馆员学习政治和业务，列席省政协会议，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周到地安排和照顾馆员的生活，团结、帮助和鼓励老年知识分子认清前途，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率先垂范，积极撰写文章和整理旧作，带领馆员为社会主义修纂史志，写回忆录，搞书画创作，鼓励馆员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联系群众，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建设新中国，为社会主义献策出力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因病逝世，享年80岁。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以及ze总理等发来唁电。

省委的挽联是：“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概括了周素园的一生。

周素园著作甚丰，主要有《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护国护法两役战史》、《贵州陆军史述要》等这些著作收集在《周素园文存》(5卷)中，此外还撰有《素园书牍》14卷、《光明日记》2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