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此起彼伏的反教会反压迫斗争为何慢慢消退了

清朝末年此起彼伏的反教会反压迫斗争为何慢慢消退了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陆续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当中，有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且建造教堂。

这些传教士开始是在沿海传教，随着列强侵略势力深入内陆，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就不局限于沿海了，不断增加的外国教堂成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前哨据点。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有“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的内容，为西方传教士来华提供了法律的依据。随后的中美《望厦条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在中国建立教堂。在来华的传教士之中的确有虔诚的信徒，他们确实是为了宗教信仰才来中国传播洋教的，除传教外，还做了大量有益的事，如办理医药卫生，破除迷信、提倡天足、创办孤儿院、盲人院、聋哑学校，兴办教育事业、参加扶贫救灾等社会事业，提倡禁吸鸦片，禁止蓄妾、早婚等传统恶习。但因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也引起部分国民的反感和误会。而有些教会也不免有干涉地方诉讼、强购民地来兴建教堂等引起人民反感的作为。

总体看，传教士是为帝国主义或称西方列强侵略服务的。传教士们依仗不平等条约和本国的武カ，在我国各个地区广泛发展教徒，收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情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务。同时在中国大地上为非作歹，做了不少残害中国人民的坏事。

清廷既恨外国政府侵略中国，也痛恨外国人把宪政、法制和民主的思想输入中国。实际上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变法维新思想，的确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传教士灌输给他们的，因之也引起了慈禧对他们的痛恨。

进入清末，中国社会的反教会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人民，所以反教会斗争和反清起义常常是交织在一起进行。许多地方从反教会斗争开始，波及到攻打州县衙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媚外的清朝官吏。

1906年2月，福建漳浦县天主教堂借故拘留农民，引起公愤。四乡农民聚众拆毁教堂，知县前往弹压。“乡民乃迁怒县令，挟之入城，并破县狱，囚犯走散一空，城内之耶稣教堂亦被攻毁”，全城大乱。闽浙总督崇善派兵镇压，捕杀乡民10多人，赔教堂款3万两。接着，河南淮宁县“仁义会”首领吴太山率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捕杀仗势欺人的教民多人。“仁义会”又称“大刀会”，是准宁、西平、遂平、泌阳等地的民间秘密结社。参加的成员以农民为主，另外还有贫苦的知识分子和小商贩等。《西平县志》记载，“仁义会”“以扫清灭洋为帜”。吴太山是山东人，曾参加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逃到河南，创立“仁义会”。当河南巡抚派兵前往淮宁镇压“仁义会”时，吴太山等见寡不敌众，到西平避险，后又投奔遂遂平县“仁义会”首领苗金声。苗金声是遂平八里铺人，家有七、八亩地，当过兵，带过戏班。他与吴太山决定于3月29日在西平县金刚寺起义，部众“千余人，马七八十匹”。后来，转移到遂平县嵖岈山，凭据石寨，抗击清军。不久，南阳总兵率领清军进攻馇岈山。义军在苗金声指挥下，奋勇迎战。最后因寡不敌众，不幸失败。苗金声逃至鹿邑，被清军捕杀。与此同时，湖北罗田的张正金聚众焚毁安徽霍山教堂。当清军前往镇压时，群众高擎“官逼民变”、“辅清灭洋”旗帜，英勇抵抗，曾一度围攻县城。安徽巡抚咨调河南、湖北两省军队“会剿”，才将群众镇压下去。

当年，江西也发生一起一“南昌教案”，轰动一时。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因办理荏港民教械斗一案赴教堂交涉，法籍传教士王安之逼迫江在他事先拟好的条款上签字，由于江严词拒绝，被王刺伤，因流血过多致死。血案发生后，激起南昌各界人民的愤慨，前往痛哭吊祭者达数万人。一幅哀挽写道:“会垣重地面敢戕官，目中尚有人哉！吁！同僚之耻也，同宗之慼也，同乡之疚也，同种之忧也。”学界也散发大量的传单，揭露惨案真象，号召各界人民于2月25日在百花洲公祠开特别大会，讨论对策。南昌革命团体易知社人士也投身到斗争中。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前往沈公祠。一时间，百花洲畔人山人海，所谓“下流社会”的劳动群众占了绝大多数。主持会议的绅士害怕引起暴乱，临时宣布改期集会。江西巡抚胡延幹又派兵监视会场，不准伸张正义，深恐得罪洋人。这样，已经到会的各界群众便更加愤怒。于是，群众一哄而起，捣毁了沈公词。随后，便举火烧教堂，城内外英法四所教堂一日之间尽成废墟。杀人凶手王安之被击毙。英法传教士及其家属八人亦被杀。

事情发生后，法国公使大肆咆哮，说中国人排外。英、法军舰驶入鄱阳湖示威。清政府急忙宣布将胡廷幹撤职，派人偕同法国使馆人员往江西查办。经过三个月的磋商，签订了《南昌教案合同》，清政府被迫把江召棠的被害说是“情急自刎”，杀害六名中国人以抵命，将地方官吏多人撤职，赔偿教堂银25万两。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非常愤慨。同盟会员宋教仁从日本报纸上翻译了《痛诋法人之无道》的论文一篇，称为《南昌事件概论》，寄回国内“报馆登之，以壮国人之气”。

在此后的三、四年间，“焚教堂、戕教士”的案件时有发生。1907年5月，浙江象山县乡民捣毁教堂，掀起反教会压迫斗争。6月，四川开县谭汝霖率众“打教堂”，将城内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拆毁。知县率兵镇压，被群众击退。群众很快转向抗捐斗争，将酒捐肉厘各局一概捣毁。9月，江西南康天主教民因勒买攘抢耕牛起衅。农民黄太盛等为了报仇，设坛学习神拳，并将教堂付之一矩，杀死法籍传教士1人，教民数十人。反教会斗争很快波及赣州、崇义等地。清军前往镇压，群众被捕杀十余人。于是，各乡习神拳群众迅速结成队伍，“黄衣执祯”，围攻赣州城。不久，被请军残酷镇压下去。1908年，安微英山县乡民烧毁教堂。此后，发生了反教会压迫斗争有湖北随州、蕲春，山西左云等州县。

1906年以后，全国反教会斗争的次数相对减少一些，社会影响也不如以前。一方面因南昌教案清政府颁发上谕，严命各省文武官吏，切实保护外国人财产及教堂，又命张之洞会同外务部“妥筹民教相安之法”，千方百计压制人民的反教会斗争。一方面，同一时期内各省收回利权运动蓬勃发展，劳动人民纷纷卷入新的斗争。

总之，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农民自发的反教会斗争，慢慢让位于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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