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真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么

FDI真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么  

近期，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感到悲观。

身边的朋友也多有对政治、经济与社会演化的不确定性感到困扰的。

对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我一直是谨慎乐观的。

之所以谨慎，正如我之前在《投资者报》专栏中所指出的，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两大陷阱，即日本陷阱（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人口老龄化）与拉美陷阱（裙带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固化）。

之所以乐观，是因为，只要我们（当然包括政府）足够努力，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让我们从一个经典的生产函数开始。

Y=TF（K，AL）。

Y代表GDP，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规模，A代表人力资本，T代表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它或者被称之为“索洛剩余”，或者被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与制度性因素相关。

我们经常听说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一般被用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而这个生产函数一般可用于分析长期经济增长。

不难发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是靠K与L。

一方面，中国有着相当高的国民储蓄率，高储蓄率支撑了高投资率。

高投资率可谓迄今为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另一方面，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显著降低了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导致中国出现了持续的人口红利。

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则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非熟练劳动力。

随着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非熟练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全球分工网络的构建相结合，使得加工贸易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因为成为了全球工厂。

不过，世事如棋，发展至今，资本与劳动力这两大引擎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力量。

目前中国的投资率（投资/GDP）已经接近50%，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已属异类。

作为长期高投资的结构，目前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基础设施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

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可能处于长期不景气，这抑制了中国通过出口解决产能过剩的能力，因此会加剧这一问题。

产能过剩既会造成做出投资决策的企业利润率下降，也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同时还会形成一种通货紧缩压力。

目前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终结，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否终结，存在较大争议。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未来10年内面临拐点，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与2008年相比，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不景气、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下滑，但劳动力市场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这也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未来中国劳动力工资有望持续攀升，这将削弱中国在传统低附加值行业的竞争力，全球工厂的地位也受到印度、越南等国家的冲击。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何在呢？答案就在生产函数的另外两个自变量上，人力资本A与全要素生产率T。

要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转变政府支出结构，增加教育与医疗支出的比重。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激励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然而，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感到失望。

以大学教育为例。

大学扩招的后果，造成大学生毕业后失业人数激增，同时也压低了毕业大学生的薪酬水平。

特别是与一二线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与生活水平相比，焦虑的年轻人发现，对大学教育的投资并不足以让自己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如何通过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激励年轻人积累的人力资本，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幅上升。

一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二是1992年dp南巡，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

然而，若干经验研究显示，过去10年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了显著下滑。

这意味着与1980、1990年代相比，中国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可能下降了。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如下领域改革来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是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尤其是向民间资本开放中国金融行业，今年初温州金融试验区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如何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则是一大挑战；二是加快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利率与汇率）、能源与环境。

要素价格市场化尽管可能加剧短期经济增长率下滑，却能提升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三是加快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劳动力数量下降了，我们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了，我们可以提升制度创新的贡献率。

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下降了，我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也多次面临“中国经济崩溃论”，但都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