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教训 新文化运动对我们的启示

新文化运动对我们的启示  

新文化运动对我们的启示

救国要从思想文化上做起,不能仅仅是发展工业,用革命打击政府.要发展一种新的制度,去除旧式的错误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找到救国之路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文明运动才识最重要的
要加强文明预备动意识

新文化运动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那么我觉得为什么今天这种事情，这种话已经不知道说了,快100年了，明年就90周年了，今年89周年，那么年年都说，而且这个我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文章和研究五四运动，研究五四的新文化，研究五四时期的人物，现在对于，鲁迅更不用说了，鲁迅研究，这个研究胡适什么这些人，最近这个陈独秀慢慢慢慢又,有好多人在研究，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还有话说。那么我想针对的，今天要讲呢，我想针对三个方面,非议五四的一些个说法，然后再提出我的看法来。
那么非议五四的有三个方面的说法，一个就是刚才讲了，觉得反传统反太厉害了，那么这个就是把中国的文化都断裂了，这个因此就是说中国人已经丧失了这个文化的自信，要全盘西化了，这个不得了，就变成文化殖民地了，虽然这个外国没有在土地上征服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变成外国的文化殖民地了，有这么一些个说法，然后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断裂，应该由“五四”时候的批孔来负责，因为“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五四运动提出的，甚至于是什么人提出的，现在都不可考，据说也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在一个很激动的情况之下，喊出了这样的一个口号，总而言之就是，现在有一位很当红的这个女士，就是于丹，她写了一篇文章，我发现她把打倒“孔家店”偷换为砸烂“孔家店”了，于是就跟文革完全连在一起了，把文革的语言套到了这个五四时代的人的头上，就说他们要砸烂“孔家店”，其实这个语言他们根本没有，而且也绝对不想砸烂，他所谓打倒只是精神上的某一种这个要冲破一个禁锢。
就因为文革的批林批孔，大家都记忆犹新，对于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反传统的，一般的人不去好好研究，不去看他们的东西的话，是不太知道的，所以这个东西很有煽动性，一下子就说，他们打倒孔家店，这个“五四”，这个文革的时候批林批孔，大家都知道文革的时候批林批孔，荒唐得不得了，于是，而且弄得大家都这个一代的人都失学，这个就整个真的就断裂了。于是就把这些根源都怪在这个五四运动的身上。所以我要着重讲一下，“五四”的所谓反传统和文革的这个批林批孔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
第一就是说是它的这个方向是什么，五四的反传统，这个“五四”，我再说一遍，不是1919年5月4号，而是指的整个的我所认为的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这个反传统，它反的是什么东西，方向是什么，它反的是从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的这样的一种制度，从文化上讲就是以孔孟之道，以三纲五常为口号的，就是把人的思想完全禁锢起来那种礼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反对这样的一种极端顽固的传统，旧的这种，把人的思想全禁锢起来的这样一种习俗，一种习惯，习惯的势力，这个势力一方面是有政权的势力在支援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各个，就是渗透在整个的社会里头，然后以家族为基础，
譬如说你想到学校去，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有新学堂，也教了一些新的课程，回来之后，立刻就不行了，那个家里的这个家长就觉得你学的那些东西，都是离经叛道的，所以一些新思想根本进不来的，那么要男女平等，要女的还能够去上学，或者是说这个能够婚姻自主，那就根本谈不到的，所以在那么一种禁锢的非常强的这个禁锢的，顽固的势力，你要是不反掉的话，不大声呐喊去反对它的话，那你就根本寸步难行，所以我觉得在当时这么一种形势之下，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或者是要想冲破的，这个方向，就是冲破这种专制，专制文化，然后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引进来的就是科学和民主，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的精华是科学和民主，当然我们今天看起来的话，你说科学发展到科学主义了，又有它的弊病了，这个民主也有很多问题等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反专制要民主，反愚昧要科学，这一对矛盾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种，这个方向本身是什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个无论如何，你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现在有的新的观念，你从哪来的？这个是我们还是，如果没有这些个，这些新文化运动的话，你自己绝对没有独立的思想，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这一代人的先驱的这个努力，这是功不可没的，这是个方向问题，就是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推向民主，推向就是使得人开始有人权的观念。
那么第二个的，就是说那个主力是哪些人，主力刚才我说了，就是一些先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有了很深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同时也睁眼看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个外来的，接受了一些外来的新思想，然后而且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是要承载着社会的良心，可以这么说吧，他们这种忧患意识，就跟中国从前士大夫的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种优秀的传统下来，他用在改造社会，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他们先知道了一些个真理，先看到了一些个，就是外面的情况，他有责任要把这个普及开来，所以他就要大声地呐喊，因为他们的声音在当时不是主流的，所以他们才需要使劲嚷嚷，而且说的话，有的时候就比较激烈。
第三个就是它的后果是什么，假如说它是造成了文化断裂，那么它，应该看得出来它的后果是造成了文化断裂了，但是它的后果，文化一点儿没断裂，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假如说从1919年为一个分界线的话，那么20年代，30年代的中国的文化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老学者，现在北大已经基本上现在已经差不多刚去世或者是，像什么冯友兰、张岱年什么这一批人，包括我们可以举出好多好多人来，从蔡元培办学，然后他召集了那么那么多精英，一些名教授，这个就是我的老师一代的这个名教授，包括自然科学的，现在的我们的科学院院士，大概八九十岁，或者已经刚去世的，这一代科学院院士，他们都是这个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先不说自然科学，就说人文的这方面，是不是跟传统文化完全断裂了呢？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来讲，我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念的古文是念得很多的，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政府，教育局所审定的课本，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都用那个课本，国文课本里头，选的古文是选的分量相当多的，另外还加上，有的时候加读经，就是说四书五经选读也有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化是没有断裂的，这个断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断裂的？从1949年以后才慢慢开始断裂，所以我觉得这个断裂，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断裂的。这个是三个方面。
那么就讲文革，文革的三个方面。第一，文革的方向是什么，文革的批林批孔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整个这一个没方向，因为它不是，这个谁也不知道林和孔到底有什么关系，它这个是上面政治斗争的一种符号，这个谁也说不出来bl跟孔夫子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它的方向是什么呢，方向是树秦始皇，也就是向着专制这方面来，这个方向是向专制这方面，上头是完全专制的，是上面一声令下来批的，所以它这个主力，批判的主力，下面完全是盲目的，所以我觉得从方向来讲，是跟五四完全相反的。
客观后果是什么？就真的文化断裂。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把这两个文化割裂，文化断裂的这个算在“五四”头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符合客观现实。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所谓五四新文化的这个精髓，就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最优秀的精髓的，精华的这个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便这个更新我们的古老的传统文化。一个古老的文明，如果没有革新的话，是不可能进入现代化的，这个革新，又必须要吸收外来的文化，这个要有所吸收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不吸收外来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完全西化的，我觉得所谓全盘西化，是一个伪命题，没有全盘西化之说，只有你吸收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你把那个坏的，好东西不要，吸收的都是糟粕，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你也不能怪在西化身上，所以我觉得恰好五四精神应该学习的是吸收外来的精华，扬弃自己的糟粕，继承自己的精华，自然而然自己的精华就会继承下来。比较先讲到这。
然后第二种反对，就是说对五四的这个非议，是相反的，是这个比较声音不是很大，但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五四”这一代人，特别是以陈独秀他们这些人为代表，太崇拜法国大革命了，这个法国大革命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激进的暴力革命，所以他们就是对那个，由法国大革命而接触，就是从这开始，他们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激进派，激进派后来就接受了十月革命的这个暴力，然后以至于以后的各种各样的坏事，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到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都要“五四”这批人负责，我也觉得有点，也有点牵强。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果在于解放思想，解放了思想以后，就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可以进来了，它所起的作用就是说，什么都是可以想象的，本来就是除了孔孟之道，就是什么也不能想象，其他的全是歪门邪道，全是异端邪说，那么它打破了这个迷信之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实际上20年代初一直到30年代，整个的差不多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思潮都在中国有反映，从无政府主义到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各种各样的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有代表人物，这个都在那争鸣过，所以五四实际上它造成了一个可以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它并不能够为后来取哪一派这个学说，或者哪一派思潮占上风，甚至于变成了哪一种政治革命，不能为这个负责，不管是功是过，这个不是由于，说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引进了各种各样，就只引进了一个激进思潮，我觉得不是的，就是它打开了大门，使得各种思潮都能进来，至于后来怎么选择，那是后来的事。
还有一个第三个非议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前进，一个民族的这个,制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是空的，就是说不起作用，所以“五四”这一代人用很大的精力去改造文化，这个是，就是选错了重点，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仁人志士要改造中国的人，要革新中国的人，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改变制度，而不是去革新文化，你把文化作为重点，本身就错了，你不用去讲这个文化呀，启蒙啊这些东西，这个比如说严复说开启民智，这个梁启超说要创造一个新的国民，新民论嘛，他的新民说，就是也是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实际上是这样的意思，这个都是不必要的，你就是要做的事情是改造制度。
那么我一方面虽然理解这种，我也不赞成说以文化特殊论来抵制所有一切民主改造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说，你很难说哪个是在先，可是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于呢，必须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就是这种呢，我就觉得，在一个长期,在某一个制度底下，中国在皇权制度底下，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了，这个制度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就形成的大多数人的所认可的一种什么，那个行为方式，认可的价值观，一种很习惯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这个就叫做文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这样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反过来，它会维护这个制度，是使得任何改造都非常困难，这很难冲破的，因为你一要搞一个新的事，这个马上就所有的人都来反对，大家都有这个吧，我记得大概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王蒙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就是说这个，他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讲一个家庭里头一个老爷子，这个一切都得他说了算，结果到底吃粥还是，要换一换，不吃粥，都是很困难的，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很有象征意义，它这个就是一种文化，就是说那么比如说我说，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老百姓觉得没有皇帝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忍无可忍了，起来造反了，揭竿而起，然后呢取得了，那就是成王败寇，然后成了王之后呢，他所能够，他的记忆里头有的方式，还是当皇帝，还是照样搞一个朝廷，还是实行他的这个皇权专制，中国整个的历史不就这么周而复始，都是这样的吗。造反的时候，革命性非常强，而且都是很值得同情的，然后好像都是讲平等，他要的是,就是蔑视这些个权力，他是要平等的，等到他造完反之后，他一上台，他一变成了，他能够建立的，他还是一个皇朝，他想不起别的东西来，因为他的记忆里头，他在文化里头就没别的东西。那么只有在，我觉得中国只有在外来的这些影响冲破了以后，才忽然发现，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的改造，没有这种文化的改造，它促进不了制度的改造，这个否则的话，他根本不能想象，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建立一个政府，而且这种无形中的文化的束缚，文化的习惯势力，还是有很大的韧性的，制度是刚性的，这个所以你不管名义上头，你叫共和也好，叫民主也好，叫这个也好，但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不小心，又滑到了皇权专制里头去了.
第二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这个家国情怀，也是寄托在明君身上，另外中国的统治者，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他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他自然就是应该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这个造成了，就是说即使是刚性的制度改了的话，这个里头的，所以所谓潜规则，我觉得吴思发明这个潜规则，非常好，非常精彩这个词，就是有无数无数的潜规则，这潜规则就是什么，就是文化，就是大家所习惯的一种做法，你不管是明文规定的条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但是自然而然就有那么一种习惯势力，我就还是按这个做。这个力量是，所谓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非常大的，他可以做非常好的事情，也可以起非常坏的作用，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并不是不可以改。这个改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需要启蒙。那么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起了一个启蒙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启蒙，就是说当时也就撕开了一点头，使得好多各种，刚才我讲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能够进来了。
所以就是说，我说的这几个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你即使，或者是说你一些个，这种思想不改变的话，你这个没有人来做这个制度的改造，但是你如果制度已经改了，并且明文规定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但是你这个人的这个大部分人的思想，都还没变的话，慢慢慢慢又滑到原来去，就是说新瓶装旧酒，就又滑到原来的地方去。所以为什么，比如说亚洲很多国家，它也是跟，也实行什么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三权分立，什么都实行了，但是怎么在客观的效果上就不太一样，就还是乱得不得了，然后到时候还是枪杆子说了算，好几个国家都还是这样，我觉得跟它这个文化基因就有关系。但是有的人也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那么这些国家根本就不适于民主制度，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是倒过来，就是说，就说明它的文化还需要改造，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改造它原来的一些扬弃一些个旧的东西，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都离不开它原来的这个文化的土壤，你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文化和制度，我觉得这个就说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再说到今天中国是怎么样子一个状况呢，我觉得今天中国已经不应该再以文化为说辞，说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我们几千年来，就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不承认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你看就是说从我们这个领导人的讲话里头，比起10年以前，就有很大的进步了，就是说承认民主、法制、人权，以及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都是有普世价值的，不是西方特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承认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开启民智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认为这个用不着矫情，就说知识分子凭什么去教育别人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认为当然知识分子并没有权利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的真理，要教训别人，但是你至少是有幸多受了一截教育，我们中国13亿人口，能够受大学教育的，到现在还是少数，就跟先富起来的人一样，有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他就有他的责任，用他的钱为社会多做一点事情。那么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幸运，总而言之，我们多受了一些教育，然后自己认为，看到了一些个真理，看到了一些个，我们认为是，对我们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这个方向和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传播呢，就是说我们就利用，要不然的话，你杂志啦，报纸啦，什么讲坛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所以有一些个人说，你们这个就是说，老百姓并不见得比你们这个知识分子愚昧多少，这个不知道，你们趁早远离，这个用不着去说这些个，我觉得这是一种矫情，而且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那么老百姓，纳税人白花钱让你受教育了，你受了教育以后，对你所了解的东西完全不和人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就有这个责任，你认为哪一些个文化是更加先进一些的，就说对国家的前途更有好处的话，假如你认为别人还没认识到的话，你完全有权利、有责任、有理由去大声疾呼说我就是这么主张的，然后你要是不同意，最好能够大家一起来讨论，应该有一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我希望还出现这样一个众生喧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吧，然后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来，在平等的基础上公开地来讨论，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慢慢慢慢大家达成，会看到一个，基本的共识，然后推动我们的社会再前进一步，不管是改造制度也好，改造文化也好，接着往前进。
所以无论是主张制度，先改造制度也好，无论主张先改造文化也好，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的，就是言论自由，就是你要改造制度，你也得让大家说出来，你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然后你才能够改，你要是要这个改造文化，你更加要大家来讨论，所以这个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说自由地讨论一些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这个不能够说，你只许讲这个话，你这个话不许讲，你今天我们这个是主流，你只许讲主流的话，那明天很可能，这个就变成主流了，我的结论就是说，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回归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说这个它的精髓是继承了传统的文化的精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便结合成为，希望造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那么它另外一个精神，就是自由讨论，这个在你们看这个五四的这，就拿《新青年》来说，里头各种不同的意见，互相批评都非常尖锐，它不仅仅是只有批判传统，还有维护传统的呢，还有另外一个杂志，《论衡》是吧，里头有很多讲维护传统的，而且把他们批得一无是处，把新文化的这部分人批得一无是处，胡适一提倡白话文，另外就有人主张文言文，而且用文言文来写，反对白话文运动，所以在这种气氛底下，它才会慢慢慢慢，自然有大众的选择，就会形成了一种共识，而且这个共识是向前推进。我先讲到这吧。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对今天青年人的启示

“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在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五四运动不仅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精神桎梏，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和热血知识分子，他们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己任，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顾高压，不怕流血，不怕坐牢，奔走呼号，始终冲锋在最前面，拉开了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序幕。可以说当时的那一代中国青年学生在为维护民族独立的尊严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交出了一份含金量极高历史答卷。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其目的就是要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继承什么精神？继承的本质要义在于，对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进行汲取，对仍具价值的思想精髓进行弘扬。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启蒙时期，各种思想、思潮涌现，各种观念、观点激荡。继承五四精神，首先要科学把握其历史本质和主流，弄清楚哪些是对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并仍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精神财富，哪些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思想体系，将五四时期的那些至今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精髓作为继承的主题。同时，继承五四精神，还要正确梳理其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认识到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孤军奋战到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是五四以来中国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重要路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一点尤其重要。要将这一宝贵传统转化为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鲜明精神气质，继续传承下去。 md曾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中写道：“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周年，抗日战争也快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 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由此可以看出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结合的重要性和所产生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 当代的青年因多种原因影响，已没有了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特性和阳刚之气。一些青年人涉世不深，实践经验较少，不大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特别是在一段长时间里，由于受到一些所谓的精英洋奴们着意渲染和洗脑及学校刻意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和优良传统的教育，致使一些青年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严重影响，受到民族虚无主义的侵蚀，而去过分地追求物欲和自我膨胀，存在着一些弱点和不足。这些问题，只要青年学生能够通过学习，特别是亲身具体地去实践，通过总结经验是能得到解决的。要指出的是，发生这些问题，主要责任不在青年身上，与当今灌输的惟物教育及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 在当今和平年代的社会中，公平和正义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也是为了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是一个社会的基石。目前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充斥着不公正的现象，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极易激化社会矛盾。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民族忧患意识、民主参与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强，特别富有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因此，作为公平正义的追求者，青年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的不和谐现象时，应该将自己的命运与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络在一起，同呼吸共生存，在争取自己的权益时不要忘了底层的大众；要成为各种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向社会呼吁、建议，要求执政党与政府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努力。理直气壮地担当起社会的思考者、反省者,批判者和前进的推动者。 转贴于 中国文下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你们的世纪，中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你们的肩上。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青年要勤奋学习，努力实践，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只要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能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团结奋斗，任何人间奇蹟都能创造出来！

洋务运动,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 的启示

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不改变落后的封建制度。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封建制度。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至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辛亥革命：共产党应掌握最高领导权，掌握军队
新文化：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新文化运动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

追求新事物，保留老经验，追求创新但不个性，尊重个人自身发展

社会变革时期，不仅仅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更需要思想上的解放，新文化运动打破旧思想，解放新思想，批判旧制度，支援新制度，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在当代，dp主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提出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提出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这更加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利于我国更早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所以，解放思想与实践是紧密联络的。
拜托，你可以自己缩写嘛。就说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要忘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新文化运动诗词

胡适的《鸽子》，戴望舒的《雨巷》、《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
《鸽子》胡适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 回环来往，
.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

台湾新文化运动

从19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是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的高峰时期，殖民政策固然瞄准经济因素，但是无论在物质或精神层面，殖民领域的扩大，都被认为是某一民族显示其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1895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依照当时的国际认知，台湾既已成为附属于日本的殖民地，那么殖民地的人力、物力及行政权力皆由日本支配，台湾在世界版图的定位就是“日属台湾岛”，这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性质是相同的。
日治时期，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大体分为武力反抗与非武力反抗两个阶段。在1895年至1915年以武力抗日为主的二十年间，台湾人民武装抗日的暴动不计其数，其中给日本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的就有几十次之多。
1911年，梁启超造访台湾，广与台湾各界反日志士晤谈，发表了自己对台湾前途的政见。他认为武装抗日斗争牺牲惨重，而取得胜利的希望则极其微茫，因此建议林献堂等转入非武装抗日斗争。同时建议，为争取台湾自治，争取民权，还应广泛团结日本的进步人士，取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援。梁启超曾经是“维新”派的重要成员，“百日维新”失败后的1899年至1902年间，他接连提出政治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来宣扬自己的政治、文化主张。访台期间，他的这些思想广为传播，在知识界引起很大轰动。其影响之深，确为台湾的启蒙运动播下了进步的种子。
之后，随着对台湾殖民统治的逐步确立，日本侵略者又交替使用剿抚并用的殖民政策。与残暴苛刻的政治统治、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同步，赤裸裸的差别教育制度与强迫同化政策纷纷出台，这在世界殖民史上都属罕见。尤其是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民使用日语，改用日本姓名，改奉日本天兆大神等等，妄图以此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妄图从民族认同的根基上，摧毁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络。面对抗日的新形势、新特点，为储存抗日力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转变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首先兴起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台湾新文化运动。
受世界进步思潮和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冲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抑，开始实行根本性变革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是台湾非武力抗日解放运动的中坚。发轫于1924年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宣告了台湾旧文学的终结和新文学的起始。另外，就用文学来唤起民众的社会功用的层面来看，这场文学的改革运动还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旨在运用一种简明的文体，启发民智、振奋民气。因此台湾新文学运动首先由语文的形式改革开始，尔后渐及文学的内容及理论建设，其间虽有日本殖民政府的刻意打压及旧文坛的垂死挣扎，但还是最终击败了旧文学，谱写出台湾文学新的篇章。
张我军恰逢其时，被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急先锋”、倡导和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他的文学创作始于旧诗，且热衷于中国传统旧诗词的学习和钻研，但却在1924年开始撰文抨击旧诗坛，讥之为“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他之所以由一个旧的传统文学的爱好者而变成一个新文学的急先锋，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台湾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便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赴日留学。他们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切身体会到自由民主思潮对社会的冲击。“早在1775年，北美大陆上，针对宗主国英国政府的苛政，已经展开了独立革命运动，根据民主主义原则，即《独立宣言》，连续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斗争之后，赢得了光荣的独立。1787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推翻了封建专制社会，把《独立宣言》思想发展为《人权宣言》（人类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明确地宣示了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在震撼世界的这种革命影响下实现的明治维新，其任务就是根据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人权宣言》的理想，来打破封建制度。”〔日〕西方信纲等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5—226页。台湾留日学生受到日本化了的西方新思潮的启发与刺激，怀着对祖国大陆和台湾故土的忠诚，群情激愤，却又苦于无路可循。台湾日治的第十六年（即1911年），中国大陆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大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新旧转变期中的意识反映，也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三民主义的鼓吹和国民革命的胜利，粉碎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建立了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民国。”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重庆生活书店1946年2月版，第2页。
台湾与祖国大陆同属炎黄子孙，自开拓以来即延续著坚毅不屈的民族精神。祖国大陆的情势发展和前途自然受到一衣带水的台湾同胞的热切关注。辛亥革命成功的讯息传来，日治下的台湾同胞无不欢欣振奋，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民族复兴心志。加之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苛虐统治，遂使台湾人民的民族运动最终演化为普遍性的社会运动。因此，正当祖国大陆轰轰烈烈地开展民族主义国民运动之时，台湾的民族运动也愈演愈烈，终成燎原之势。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张我军在台湾民众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当然不会置身事外，从他为孙中山先生所写的悼词及稍后于《台湾民报》发表的《随感录·长使英雄泪满襟》等文章来看，中国国民革命确实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指引着他为自由和正义而振臂疾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主要参战国疲于应对战争，暂时松懈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中国由此获得了发展经济的机会和空间，也导致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它预示著民族精神新的觉醒和由此而发的文化冲突。这时，1917年，“阿芙乐尔”舰上一声炮响，列宁领导的工农大众推翻了沙皇统治，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这次革命把世界各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到了新的高潮。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原则”（The Fourteen Points）,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主张促成了战后民族主义的发展十四点原则中有关民族自决之条款如下：第十点：奥匈帝国所属各民族，给予最自由的民族自决之机会。第十一点：巴尔干各国之独立与主权完整由国际予以保证。第十二点：鄂图曼帝国中之非土耳其民族则给予民族自决之机会。第十三点：重建波兰。见林柏维《台湾文化协会沧桑》，（台北）台原艺术文化基金会·台原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民主浪潮波及全世界，东欧新兴国家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为争得高度自治乃至独立而纷纷展开民族自决运动；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及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也高张民族主义的大旗，独立斗争此起彼伏。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民族独立大暴动，形成大规模的抗日运动，最终赢得日方答应其初步自治的承诺。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兴起民主主义运动，掀起大正民主思潮，其中又以吉野作造强调主权在民的“民本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受这些世界性民族自决主义潮流的鼓舞，尤其受到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以强硬态度要求民族独立而不惜流血革命换来初步自治事例的刺激，台湾知识阶层敏锐的民族意识受到极大的启发。于是，台湾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台湾向何处去”。大战末期，一些台湾知识分子曾多次集会，就该议题进行磋商。其中以林献堂主持的讨论最为著名。1918年夏，林献堂在日本东京神保町中华第一楼宴请台湾留学生，二十余位代表列席了会议，与会者群策群力，以“对于台湾应当如何努力”为题，各抒己见。虽然此次会议并没有为台湾的发展方向找到切实可行的明确道路，但由此而激发起的台湾人民的斗志和向心力，对以后的斗争却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后，在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下，台湾的留日学生及爱国人士在东京先后组织了“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台湾青年会”等民族解放运动的团体。开展了“六三法案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定运动”等爱国运动。并仿照大陆《新青年》创办《台湾青年》，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到1921年，这种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由日本回到了台湾岛内。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21年1月，在林献堂的支援下，由蒋渭水策划领导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此后，“台湾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团体相继成立。张我军参加了以上两个组织的活动，并被日本警察列为此地两社团六十六名积极分子之一。尽管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实行武装镇压与鼓吹内（日）台融合等软硬兼施的政策，妄图瓦解台湾人民的反抗意志，但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当武装反抗陷入低潮以后，以文化为武器的抵抗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台湾新文学也“就是在这种由武装抗日转入非武装抗日，在政治、文化抗日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在历史和时代的呼唤声中，在人民和土地的渴盼与期望中，作为人民的心声、抗日的武器、时代的宠儿诞生了” 。（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张我军对台湾新文学的倡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