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炯威简介 张炯简介_茶馆简介简介_韩少功简介的简介

张炯简介_茶馆简介简介_韩少功简介的简介  

15.《朴素·真诚·美——丁玲创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主编：

1.《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

2.《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4.《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

5.《中华文学通史》共十卷（共同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

6.《当代文学新潮》（共同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7.《中国文学通典》共四卷（共同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

8.《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9.《新中国文学史》共两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

10.《中华文学发展史》共三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11.《共和国文学六十年》共四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12.《世界华文作家长篇小说丛书》，共十二卷，2000年

学 术 自 传

我的文学学术生涯

1

幼年，父亲出外抗日，母亲因病，我便随她住外祖家——福建省福安县桥溪村，并读国民小学。外祖父家有许多藏书。书橱里不但有《左传》和《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三国演义》以及鲁迅、冰心、丁玲、王鲁彦等的选集，甚至还有线装书《二十四史》和《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集》。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有些书，特别是文学作品，我读得如醉如痴，废寝忘餐。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

1948 年秋，我从家乡来到省城福州，考进福州三一中学。由于接触到进步同学和革命书籍，不久便加入gcdzg闽浙赣区党委福州城市工作部的高农支部所办的秘密刊物《骆驼》编辑部。刊物每月一期，政治、经济、时事和文学的稿子都有，由编辑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和发行。我在主编林士锋的领导下在进步同学间秘密发行和传阅这份刊物，也写一点稿子。我最早发表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是1948年12月发表在《骆驼》上。评的是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当时主要工作是搞学生运动。1949年4月初又受命与同一支部的林友川、林士锋去闽东北白云山地区去开展人民革命武装起义，打游击。直到1949年8月初与南下的解放大军会师。会师后随大部队解放福州。在部队的六年我也读了不少文学书。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还有苏联作家的小说几十部。可以说多少打下了我学文学的根底。

2

1955年我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原想将来当个作家。所以，1956年学校办了个文学刊物《红楼》，我便向它投稿。红楼原是原北京大学屹立于城里沙滩的老校舍。那里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红楼》第一期将我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作为头版头条发表了，在校园颇为轰动，刊物行销达四千册。五十年之后，北大百年校庆，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北大风》还把这篇小说收辑在里面，与胡适、俞平伯等名家的作品排在一起，倒是我当年料想不到的。后来我又写了《重逢》、《蓝豹子》等小说，还写有一些诗歌和散文也在《红楼》发表，有的曾被《萌芽》和《解放军文艺》转载。

可是，我的文学创作势头却被1958年的“大跃进”打断了。其时，学校提出批判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还动员学生批判老师教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党支部召集全年级同学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认为，与其去批判老师的观点，还不如利用暑假期间我们自己写一部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学史。当时决定下来，便成立个编委会，并推举费振刚和我任正副主编。同学们除了白天，晚上也挑灯夜战。人民文学出版社听说后，便决定要出版我们的书。居然，奋战三十六天，这部两卷本的红皮《中国文学史》便出版了。陈毅元帅还写信表示祝贺！各大媒体更对这部学生编写的文学史做了广泛的报道。但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在运用方面存在理解片面和简单化， 1959年受到何其芳和周扬同志的善意批评。我们也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所以，决定重写这部文学史，并请系主任杨晦和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冯钟芸、陈贻焮等先生参加编委会，帮助我们审稿和把关。这就是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12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两套文学史均署“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集体编著”。这两套书编写过程中，我除了参与近代文学部分的撰写和全书的审稿、改稿外，全书的《绪论》和《结束语》也是我起草的。后一套《文学史》被国家教育部颁布为“大学文科教材”。可以说，这个工作初步锻炼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

3

在大学的最后两年，我还受命担任北大文学创作组组长的工作。当时参加创作组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钰、孙幼军、任彦芳、杨匡满等。我们集体创作过一个多幕话剧《新兵新传》并在校内演出。全剧反映1955级同学集体编书的事迹。这使我对剧本的结构艺术初有体会。后来又受命与任彦芳、张时鲁等去创作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可惜毕业前没能完成。但我与任彦芳访问了许多“五四”时代的人物。其中著名的就有许德珩、刘清扬、刘仁静、罗章龙、朱谦之等，他们在“五四”时期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到非常有益的教育和熏陶！

大学毕业时，我还没有打消当作家的梦。可是，分配工作的时候，党支部却宣布我分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只好跟同学王水照、吕薇芬、谭家健、张毓茂、李汉秋、顾卓宇、孙明惠等十多人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文学所。当时文学所名家荟萃。我先被分配到美学家蔡仪当组长的文艺理论组，参加他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所里指定蔡仪先生做我的导师。

不久，《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一个座谈会讨论历史剧《甲午海战》，我也被邀发了个言。当时红学家蒋和森的夫人张晓翠在《文学评论》任编辑，她叫我把发言写成一篇文章。我花了一整天，写成一万字的文章，题为《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被采用了。但过两天给我看的清样，却只剩下七八千字。我不大高兴，去找张晓翠。她说，这是何其芳同志亲自删改的。你如果有意见，可到他家里去找他。我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便贸然去到他家。进门后才知道何先生有病发烧，躺在床上。他见我进门，立即从床上起来，把我引到书桌前，说：“晓翠同志打电话来讲，你对文章的删节有意见，你说说看。”接着他拿出原稿，一段一段指给我看，说明他删改的理由。他的态度很平等，丝毫没有居高凌下之气。还说，如果我实在有意见，也可以恢复一些段落。他特别说，“你不能把《甲午海战》跟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比，席勒的剧本是世界名著。你写作品评论一定要有比较。要读许多世界名著，才能很好进行比较。就像你要看过好多世界级的乒乓球比赛，你才能真正比较出乒乓球打得好坏。”他的抱病和诚恳的态度使我非常感动。何其芳同志当时不仅是著名的诗人，还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我对自己打搅他养病，深感抱歉！而他那平易近人和提掖后进的热情，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蔡仪先生学风的严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刚进文学研究所，学习《md选集》要写一篇学习心得。党支部书记王平凡同志要我把自己写的稿子拿去向蔡仪先生请教。蔡先生第二天把稿子退给我时，在3000字的稿旁竟提了18条意见。有的涉及语句逻辑，有的涉及内容的欠严密。其认真和科学的态度不能不叫我感动！我在跟蔡先生从事《文学概论》写作的三年中，不仅蔡先生对我有许多教诲，我从一起工作的同事那里也学到许多东西。那时参加编写《文学概论》的有北京大学的吕德申、胡经之，中山大学的楼棲，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树谦，武汉大学的何国瑞，山东大学的吕惠娟和文学所的柳鸣九、李传龙、王善忠，张国民、王淑秧等。他们有的是我的师长，有的虽是同事，也都学有专长。

4

我当时担任《文学概论》编写组的编委会秘书，这不但使我有机会参加编委会的讨论，还有机会参加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主持的、有全国许多学术权威参加的讨论会。那时林默涵、何其芳、王朝闻、毛星、叶以群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参加这样的会议，文学学术界老一辈的郭绍虞、朱光潜、王季思、唐弢、冯至、杨晦等著名教授也参加会议。会上周扬还做了多次讲话。在场作记录的就是我。会上对《文学概论》的提纲有过多次争论。周扬一再强调《文艺概论》的编写要反映文学的本质规律、构成规律、发展规律、创作规律和批评欣赏规律，还强调要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多引用历史上的名家和权威的见解。他曾被人认为一向很“左“。但这段时间的讲话却说明他并非任何时候都“左”，而相当清醒，富有历史的洞察力。有一次在前门饭店他来得比较早，见会议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便同我聊起来。他知道我参加过北大文学史的编写，就说，你们不但应该努力做个学者，还要努力做个战士！有一次他到中央党校来看望编写组，又跟我们年青同志座谈说，你们要多读书！我们这代人因革命工作占去很多时间，就没有鲁迅、郭沫若那一代人读的书多。现在陈毅同志提出应该恢复学位制。你们应该争取做个博士。那时周扬还兼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和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威望很高，虽年近花甲，却面色红润，思维清晰，才华焕发，谈笑风生。他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影响。

在中央党校编写《文学概论》的三年，我确实读了一些书。但1963年9月我跟文学研究所的许多同志在何其芳所长率领下，根据中央的部署，到安徽农村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做了一年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后来何其芳又派我带领一批同志到通县农村搞试点，摸索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1966年又派我协助蔡仪先生带领工作队到门头沟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准备进村，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样，十多年间便基本上与读书无缘，从做学者的角度，这真是我的不幸了！

5

我只参加了一年文化大革命，1967年秋便成了“逍遥”派。1969年秋被隔离审查，直到1975年春才被宣布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解放了。1972年ze总理指示，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全部回到北京。开头，我仍然被关在6号楼上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派个专案组的同志陪住。但允许我读马列著作和《md选集》。那时我就把《md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读了一遍。1975年春获得“解放”，正值dp同志复出，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部派来以林修德、宋一平、刘仰峤同志为首的新领导，准备恢复业务工作。文学所也成立了以朱寨同志为总支书记的领导班子，何其芳也被选为总支委员。他提出要恢复出版《文学评论》，成立了编辑部核心领导小组，以他为组长，毛星为副组长，邓绍基、蔡葵和我为成员。邓兼古代文学组组长，蔡兼理论组组长，我兼现代文学组组长。学部的新领导也把原来就有的《新建设》杂志改为《思想战线》，积极筹划出刊。可是，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干扰，终未能出版。1976年10月，“四人帮”跨台，姚文元所控制的《红旗》杂志要改组，中央下令从哲学社会科学部调人进驻杂志社帮助工作。我也在被调之列。带队的是《思想战线》主编邢方群。文学所同去的还有刘再复、杜书瀛、谭家健、陈素琰等。原《红旗》编辑部的编辑仍在工作的只有苏星、何望贤少数几位。不久，外交部副部长王殊同志调来当总编辑，让我和何望贤为文化组负责人。

1976年11月，我奉《红旗》领导之命，与谭家健同志一起去四川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到成都后，我们到省委宣传部，见到管常务的副部长马识途同志。他是老革命，也是文艺界知名作家。他很快就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成都文艺界的座谈会。沙汀、艾芜等许多著名的老作家都来了，约有十多个人。沙老和艾老都显得很憔悴而瘦弱，显然，“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没有少吃苦头。老同志们见到我们代表《红旗》杂志来听取文艺界的意见，都分外高兴！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发了言。他们倒没怎么讲“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苦。大多都讲粉碎“四人帮”后的高兴和希望。他们也很关心北京方面文艺界许多老同志的状况，向我们一一打听。听说周扬、林默涵等同志已先后回到北京，格外高兴！马识途同志还亲自陪我们去看了川戏。两天后，我们又乘火车到了重庆。我们找了市委宣传部，安排我们住在人民宫的宾馆。得知《红岩》的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不堪受辱而自杀，不胜伤感！次日，会见了《红岩》的另一作者杨益言等同志。又邀方敬同志来谈。他是诗人，也是何其芳的妹夫，时任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他带来十多位教师与我们座谈。因为我和谭家健都第一次到重庆，所以我们也抓紧时间去瞻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和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还去了歌乐山烈士陵园和白公馆、渣滓洞的当年中美合作所的特务机关囚禁、杀害许多革命烈士的牢房。特别是仔细看了囚禁江竹筠、许云峰等烈士的水牢和杨虎城将军一家被害处。我在那个山头盘桓良久，既深切缅怀先烈，也深感中国革命之不易和牺牲的惨烈！我在福建做地下工作时也有许多优秀的同志被敌人乃至被自己人杀害！想想他们的英勇牺牲，格外感到我们还活着的同志责任的重大！

6

在《红旗》杂志工作的两年，主要是受命代笔写文章和改文章。这免不了也要常常打夜工。这工作虽很辛苦，却给我很大的锻炼和教育。我到《红旗》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跟文化组的何望贤、苏醒、陈素琰等同志去中南海，协助国务院写作组撰写一篇纪念ze总理的文章，准备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刊登。

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当时的秘书长吴庆彤。他每晚八时开始召集我们在紫光阁开会，讨论怎么写这篇文章。会议常常开到次日凌晨三、四点。使我非常感动的是，吴庆彤同志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是在朝鲜战争时被炮弹炸断了。那时他是个人民志愿军的师长。现在他装的是条穿着长统靴的假腿。我开头竟没有发现，以为他是个非常壮实的汉子。会议开到下半夜，照例有一顿夜宵。是由服务员端到会议桌上来，每人一碗稀饭，一碟咸菜，一只包子。据说，这是周总理生前定下的规矩。开完会，吴庆彤伸伸懒腰，拖着他那条假腿离开紫光阁，瞩咐我们快回西直门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睡觉。他说，他也要去睡一会儿，早晨八时还要按时上班。有时，会议开到一半，就有值班室的同志拿紧急的事向他报告，请他指示怎么办或亲自去处理。记得有一次值班员来报告说，渤海湾发生风暴，有只商船遇险求救。吴庆彤同志就立即指示与海军和空军联系，请他们即派舰艇和飞机去搜寻、营救，气氛异常紧张！大国的中枢部门真是日理万机，什么事都会碰到。会议开到后来几天就不再讨论文章的框架，而是请各部委的领导来提供有关总理的材料。童大林、廖承志、刘西尧、金明等许多部委的首长都先后来了。他们都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过，还有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来了，人人争先恐后地提供情况，讲述总理如何关心他们部门的工作，都希望能在纪念文章中写上一笔。这真是非常动人的景象！有时会议开到第二天，大家就齐到餐厅吃午饭。按规定，部长交八角钱，一般工作人员交四角钱。菜是几碟小菜，一大盆大锅菜。说这也是总理历来定下的规矩。那时的清廉，实在会叫我们今天大吃大喝的干部们汗颜的。

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天，真是使我深受教育的十多天。使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的革命事业的伟大和我们的革命集体的伟大！在这样的事业和集体面前，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

7

我到《红旗》杂志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到总参谋部协助撰写纪念dz总司令逝世一周年的文章。总参首长在军委召集写作组开会，由王尚荣副总长主持，彭绍辉副总长和孙毅等有关部门的领导都来了。会上，彭副总长慷慨激昂地说，朱老总肯定是给“四人帮”害死的，他们故意把人民大会堂的空调温度调低，要不老总怎么会感冒，平时他老人家身体很好，怎么一感冒就治不好了？！彭绍辉参加过秋收起义，跟md上过井岗山，战争年代丢了只胳膊，现在只剩独臂，是老资格了。大家听他那么一说，也都七嘴八舌，愤愤不平。会上许多老将军都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朱老总给自己的印象。从井冈山讲到长征，从延安讲到西柏坡，从建国前讲到建国后，朱总司令的高大形象在我们心中越来越鲜活起来。我那时是第一次列席有这么多老将军参加的会议，亲切地体验到他们那率真的性格和爱憎鲜明的革命情感，觉得这些身经数百战，出生入死的老红军，确实都十分可爱可敬！

在《红旗》杂志，我有幸参加的第三个重要工作是与教育部写作组一起完成了为所谓“教育黑线”平反的文章。1977年，有一天担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同志把我们找去，说是现在要写一篇文章为所谓“黑线”说平反。说是中央开会时，汪东兴同志从“四人帮“手下的迟群、谢静宜那里找到一张条子，说明md认为不应该把建国初十七年的教育战线都看作“黑线统治”。hg主席看了很高兴，说，这下好了，我们有根据了。所以，教育部写作组准备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红旗》的领导也布置我们文化组好好配合，一定搞好这篇文章。教育部当时派《人民教育》编辑部的敢峰、王通讯和王淑秧等同志来《红旗》与我们商量文章的提纲，然后又向刘西尧部长汇报。这篇文章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先后也经历了半个多月。经中央批准后发表，全国各报转载。中央广播电台还做了广播。所以影响极大。

《红旗》文化组负责教育、文艺、科技、卫生和体育几条战线稿件的组织、审理和修改。教育方面我后来还用化名写过一篇文章。科技方面我找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青年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同志写文章，还到国防科委访问过朱光亚同志，请他写文章。文艺方面我找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吴祖强同志和当时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负责的冯牧同志，并与这个研究室的顾骧、郑伯农等同志座谈过约他们写的稿子。我还回社科院向周扬同志约稿。他当时被任命为副院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我。隔了十多年，难得他还记得我。他听说我在《红旗》工作，便说了一句：“你现在的工作很重要啊！”周扬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得了肺癌，动过手术。“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群众大会，见到红卫兵把他揪到会场批斗。那一次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林枫、林默涵等。这天见到周扬同志还健在，真是该祝贺他大难不死！他答应给《红旗》写稿。后来却没有写。因他又调回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忙于筹备召开全国文代会了。

我还约请过茅盾同志和姚雪垠同志就历史小说《李自成》写过文章。

姚雪垠是我的父辈。抗日战争初期先父张白山与他和臧克家三人一起在豫南、鄂北的大洪山前线工作过。所以姚老对我很客气，也很亲切。他说关于《李自成》他构思了几十年。有些人物的原型和素材来自他曾被土匪虏获的经历。他十来岁时曾被河南有股土匪俘虏了几个月，被迫给他们当文书。那些土匪多是农民，为生活所迫而落草。他写李自成，有许多这段生活的体检。但他是认真研究过明史的，阅读过大量史料。人们批评他的小说里“红娘子太红，高夫人太高，李自成像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他说，他是有意遵循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原则，把人物理想化了。他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三国志演义》不是也把诸葛亮、关羽、赵云等许多人物理想化吗？！他觉得这样处理是符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理的。他的文章《〈李自成〉创作余墨》发表在1978年在《红旗》第一期。

约请茅盾同志写文章，第一次是我和何望贤一起去的，沈老在他的前院子做客厅的西厢房接见我们。当时他已82岁高龄，却欣然答应我们的约稿请求。十多天后，他的稿子就完成了。我们阅后觉得有几处最好还请作者再动一下。因为我是责任编辑，所以我又上沈老家里去了一次。这一次他是在后院自己的书房里叫我进去。然后又领我到书房外间的小客厅，坐在沙发上听我的陈述。听后就拿稿子在沙发的扶手上改起来。改了一段又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不好意思地指出另一段，他听后点点头，又动笔改起来。改完后，他客气地把我送到客厅门口。那时他走路已不太方便，迈着小步，显得老态龙钟了。这是我平生第三次见到茅盾。解放前我就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他的《苏联见闻录》对我走向革命，选择信仰共产主义有很大影响。第一次见到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还在部队工作。沈老率领慰问团到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在大会上给我们讲过话。第二次是六十年代初何其芳同志请他来文学研究所做学术报告，讲他对历史剧的见解。那两次，我都是仰望沈老的崇拜者，自然也没有机会跟他说过话。这一次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沈老，觉得他实在很平易近人，和蔼而谦虚！不两天，沈老给我和何望贤同志写来一封长信，对他的文章又做了一些补充。于此可见他治学的认真和为文精益求精的态度。沈老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是他老人家最后写的一篇论文了。

《红旗》杂志的工作锻炼了我如何把文章写得精炼，懂得必须删去一切不必要的段落和字句，把道理说得明白。当然还锻炼了我怎么样从全局看待问题，从政治的视角看待问题。

8

在《红旗》工作的两年里，我个人公余开始写创作评论和报告文学，还与我的同学任彦芳共同完成了一个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

前面说过，我发表最早的一篇评论是发在地下党办的刊物《骆驼》上。 1959年我才在《电影艺术》发表了第二篇评论，是评电影《青春之歌》的。六十年代初我除写过那篇评历史剧《甲午海战》的文章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的基本上都是讨论理论问题的长文。粉碎“四人帮”后，我曾用“柯文平”的化名，在《北京文艺》、《天津文艺》发表过评论话剧《万水千山》和电影《反击》的文章。1977年先后在《世界文学》评论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人民教育》评论过刘心武的《班主任》。后来担任过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李准同志，那时在《光明日报》当编辑，约我写篇评论。恰巧柳青同志在北京修改《创业史》第二部，我去看望过他。他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穿件黑色对襟衫，头戴一顶不带顶子的黑呢圆帽，不知怎么回事，前额居然现出鸡蛋大的圆形青色印记。他的整个形象像个乡下的老农，并且身体还不太好。我那时很崇拜他。一是因为他能主动离开北京到长安县的农村落户那么久，这确实不是一般作家能做到的。二是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前我便读过好几遍，认为是我读到过的农村题材作品里写得最好的。我去拜访他，原想约他为《红旗》写篇文章。他说现在写不了。因他要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但他谈了不少对文艺发展的意见。他主张作家协会不要衙门化，不要留那么多人。所有作家都应该深入到生活第一线去。要接待外宾或需开什么会，再把他们临时叫回来。这样，作家才能真正沉到群众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他这席话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李准同志约我写评论。我就写了一篇题为《重评〈创业史〉的艺术特色》的长篇文章。《光明日报》很快便刊发了。

那一年北京出版社的蒋翠林同志为配合全国科学大会和文代会，要编两本报告文学集，一本叫《科学的春天》，另一本叫《成功之路》，找我写作家丁玲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张文裕。为此，钱三强同志约我谈了一个多星期，把他的一生都详细给我谈了。他那时也刚恢复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文裕同志则在他担任所长的高能物理研究所接待我。他们两人的事迹都非常生动感人。他们追求进步的爱国精神尤使我感动！可惜这两篇报告文学都未在报刊发表，印在书里发行量有限，没有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丁玲同志在她木樨地的家里接待我和我的妻子王淑秧。我写了两万多字，她很满意。她后来访问美国，就把这篇报告文学复印了很多份带去散发。

1978年任彦芳受北京电影制片厂之约，又要写“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他拉我去合作。同时在那里写剧本的还有后来当了全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人民文学》主编程树臻和后来当过江西文联主席的杨佩瑾。我们常常一起饭后散步、聊天。而给我和彦芳当责任编辑的是高时英和从复旦大学毕业不久的梁晓声，帮我们出了许多主意。梁晓声那时还是很腼腆的年青人，没成想后来他成为名作家。我们的剧本《雷声》几经修改，发表在《电影创作》上。正因有这段生活，八十年代我跟电影界才继续有来往。北影厂副厂长马德波同志常请我去参加他们电影界的座谈会。《电影艺术》讨论什么问题时，主编罗艺军同志也请我去。在座常有作家李凖，因为他写过多部很成功的电影剧本。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还与《电影艺术》合作办了一期电影讲习班，请了全国高等院校的老师一百六七十人，到北京观摩了100多部世界各国的电影。为后来高校开设电影课程创造了先期的条件。这种观摩，也提高了我的艺术鉴赏力和感受力。

9

1977年春天安门事件被平反，dp同志重新站出来工作。他首先反对“两个凡是”，认为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理解md思想。后来思想界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红旗》杂志却对这场讨论迟迟不表态。我们作为具体编辑都觉得难理解。当时的《红旗》总编辑已换成新华社社长熊复同志，他是新闻界的老同志了。不知为什么，对真理标准的问题却感觉很迟钝。有一天熊复同志找我到他办公室，给我布置个任务，让文化组派几个同志去协助谭震林副总理写一篇纪念井冈山斗争的文章。我们研究后就决定由我和雷声宏、陈素琰三人去完成这个任务。谭震林同志接见了我们，说，他准备写的题目叫《井冈山的斗争与md思想》，中心之意在说明md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他说md上井冈山是因为秋收起义失败被逼才上山的。上山之后通过袁文才找到王佐，才得以在山上立足，而后的斗争才表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来搞土地改革，土地法大纲也是根据实践的经验改而又改，开头侵犯了中农的利益，那时有个口号叫“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错的。后来就改了。主席的许多思想都是从实践中来，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总结起来的。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就是从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主席不搞教条主义，从实际出发，这才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那时党内犯左倾错误的同志，还有共产国际，都不相信山沟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固守列宁主张的城市起义的道路。事实证明还是md正确。所以，你们要起草好这篇文章，最好沿着md秋收起义的道路上井冈山走一趟，这样才会有点感性的体会。

根据谭老的指示，我们就从湖南韶山，经浏阳、文家市到江西永新，然后又经莲花、宁岗，从三湾登上茨坪、茅坪和md与朱老总会师的砻市，还到过黄洋界等旧战场。在茅坪住了三天，详细看了许多革命文物。从井冈山下来又经吉安到了南昌，瞻仰了八一起义纪念馆。这一趟走下来，费时半个月，确实收获丰富。我有很多内心的感受，仿佛自己真正跟随革命先辈经历了秋收起义和井岗山斗争一样。回到北京，组内同志推我执笔。我便按谭老的思路写了初稿。文章经谭老过目和修改后，便打印送审了。没有想到，过了几天，熊复同志又找我，说，你再去见一次谭老。请他还是改写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不要现在这样的理论文章。我这时才意识到这其中可能反映中央有斗争。我说，我不敢自己去找谭老，他是副总理，是中央领导同志，该怎么写这篇文章，岂能由我这样的普通编辑去说。一定要去，社里最好派个副总编辑一起去。后来熊复同志就派副总编辑方克同志领我们去。我心想，这次去肯定要挨训！果不其然，我们一说明来意，谭老就火了。他拍着桌子说，我给你们写文章，是想给《红旗》一个台阶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红旗》就不表态。现在外面都说“《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你们就不如《人民日报》。回去告诉熊复，文章我不改。登我的文章，你熊复不会丢乌纱帽。就是丢了又有什么关系，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丢过么！你不是也住过牛棚么！那又怎样呢！这篇文章你们再照样送审好了。其耿介之气，溢于言表！

回到编辑部向熊复一汇报。他先是默然，过一会儿无奈地说，那就再送审吧！我后来听说，第一次送审，在当时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同志那里就没有通过。所以熊复很为难。

而第二次送审很快就通过了。文章发表后全国各报都做了转载。中央广播电台也全文播发。因我是责任编辑，熊复同志就叫我去看中央领导同志的批件。批件上hg和yj同志画了圈。ln同志的批示大意是，此篇文章很好，发表这篇文章有助于改变社会上对《红旗》的印象。dp同志的批示是，文章写得很好，《红旗》杂志如不发表，可交《人民日报》发表。《红旗》不表态，其实不表态的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口气相当尖锐和严厉。

10

我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够敏锐，不大适宜在《红旗》工作。所以完成这个任务后，就要求回哲学社会科学部。而且那时学部也改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许力群、宦乡、许涤新等同志陆续调到院部当领导，各方面开始走上正轨。

大约在1978年12月底或1979年1月初，我获准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研究岗位。那时，沙汀同志已调到文学所担任所长，陈荒煤同志来担任常务副所长。荒煤提出文学所应积极准备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主张，他鉴于我过去曾经参加主持过北大1955级集体编写文学史的工作，就决定让我去协助朱寨同志筹备编写当代文学史。我到了当代文学研究室担任副主任，后来改当主任，并被选为文学所党委成员，兼管全所的图书馆和资料室。

荒煤同志的作风与何其芳同志有很大不同。尽管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他们都当过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同志有更多学院气，不大与文艺界多联系。荒煤同志因当过中南文化局长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有更多实际领导工作的经验，他主张文学所要多与现实文艺界联系。加上他后来又兼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所以就经常带我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王春元去参加文艺界的各种会议。让我们更多了解文艺界的现实情况。当时文艺界首先是发生了如何对待“伤痕文学”的态度问题。有反对的，认为这样的作品太感伤！也有支持的，认为这样的作品揭露和控诉“文化大革命”，好得很！荒煤和冯牧支持“伤痕文学”，让《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举办座谈会，为“伤痕文学”排除发展的障碍造舆论！而后又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造舆论，把它视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当时全国的刊物还很少，《文学评论》复刊后居然发行到20余万册。荒煤还带我到文联旁听过文艺界的情况汇报；旁听过他与北京作家王蒙、刘心武、从维熙、李陀、刘绍棠、张洁等的座谈。他还带我们到部队，与总政治部文化部组织的军队作家座谈，刘白羽、魏巍、胡可等十多位军队作家参加。那时围绕“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文艺界产生了是解放过头还是不够解放的意见分歧。我也逐渐意识到这种分歧涉及文艺界的高层领导。周扬后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中央宣传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他开始想调和或统一领导层的意见。他在自己家里曾召集陈荒煤、林默涵、张光年、冯牧、刘白羽、贺敬之等开过一次会。荒煤同志带我去列席。那次会议虽然大家心平气和，仍然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交锋。看来周扬同志想弥合双方的分歧并没有成功。

总之，通过以上的活动，我比较广泛地认识了文艺界的许多同志。这对于我研究当代文学和从事文学评论，特别是从宏观上把握文学发展的全局，自然有很大帮助。

11

1979年底文艺界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这次会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dp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祝词和周扬同志所做的主题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我作为《红旗》的编者，列席了会议。大家都非常关心党中央对文艺政策会做怎样的调整。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我听陈荒煤同志传达说，周扬报告原稿是他和林默涵、刘白羽、冯牧、张光年等参加起草和讨论的。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还是沿用“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提法。中央政治局讨论时，胡乔木同志提出来应该改变这个提法。他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固然密切，但并非一切文艺作品都能为一定的政治服务，有许多文艺作品没有政治内容，如挂在墙上的山水画、花鸟画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都可以挂。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或“从属于政治”这种提法不能完全概括文艺的丰富多彩的情况。他建议报告中还是不要沿用旧提法为好。当时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老同志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是md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改。但最后dp同志拍板，认为还是改了好。所以周扬同志的报告定稿就没有再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

但党内和文艺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延续了好几年。尽管周扬同志的报告在文代会后也作为中央文件印发，也尽管dp同志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讲“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然而1980年3月在广西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文化部长刘复之同志做的工作报告仍然提“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1979年12月，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继续有争论。所以，1981年在全国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胡乔木同志又即席发言，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详细地重申了他的观点。当然，作为学术问题，我以为学术界仍然可以保持不同的见解，按照“百家争鸣”的精神仍可以继续研究和讨论。但我还是赞同小平和乔木同志的意见，并深为敬佩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错而能改的勇气。

12

1979年4月，朱寨同志派我去上海参加由上海师范学院筹备的当代文学研讨会。那时北京师范大学郭志刚等十院校的老师协作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请荒煤当他们的顾问。1978年曾在北京师院开过一次当代文学会议。在上海召开的是第二次。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却使我卷入筹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事务，并且耗费了我尔后的许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会上有些同志建议要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得到荒煤的支持。于是大家推举一个筹备组，由中央民族学院的吴重阳，南开大学的蔺羡璧和我组成，推我为组长，负责召集。一个学会首先就要找一个会长，经与荒煤商量，他推荐冯牧。所以回北京后，我又去找冯牧同志。还好，冯牧欣然答应了。这样，同年八月在长春市召开了有12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代表参加的当代文学研讨会，荒煤和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的著名诗人公木均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宣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选举了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由常务理事会选出冯牧为会长，公木、韦君宜、秦牧、胡采、朱寨等为副会长，经郭志刚建议，又把我作为中年的代表也选为副会长并兼秘书长。常务理事会由正副会长和北京大学的谢冕、张钟，北京师大的郭志刚，中央民族学院的吴重阳、北京师院的邾瑢等十多位同志组成。还聘请茅盾、周扬、丁玲、林默涵、陈荒煤、沙汀、贺敬之等担任顾问。会上还决定创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研究会的学术刊物。我回京后请茅盾先生题了刊名。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由于建立比较晚，队伍多是中年人。民间学术团体在当时还是新事物。没有正式编制，又没有经费，大家都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工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由正副秘书长组成的秘书处负责。当时陆士清和邾瑢、杨匡汉、季成家、吴野、陆一帆、吴重阳等当选为副秘书长。由于秘书处成员和常务理事会的成员都能积极工作。所以，数年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显得生气勃勃，非常活跃，数年内会员达到1600多人，不仅先后出版了六种刊物，还创办了中国文学函授大学，更在北京、青岛、普陀山等地举办了多届暑期教学研讨班或研究生课程班。这已是后话了。

13

1980年春在昆明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和学术研讨会正值反对精神污染的背景，同时又是思想解放的浪潮方兴未艾之际。冯牧同志亲自到会致了开幕词并为会议做了总结报告。我在会上以自己的观点对文艺界的情况做了半天汇报。这次会议有300多人参加，且有很多名家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冯至也参加了会议，还有黄秋耘、钟惦棐、李清泉、蓝翎、马德波等许多老同志也参加会议，更有像程树臻、叶辛、张抗抗这样中青年作家也应邀与会。云南文艺界的领导也都出席了会议，包括部队作家苏策、彭荆风和当地作家晓雪、杨苏、张昆华等。还有145所高校老师参加。我们文学所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寨、蒋守谦、杨志杰、刘士杰、仲呈祥、杨匡汉等。有好几十位同志在大会做了发言。气氛十分活跃，也有不同意见的争鸣。但会后竟有人告到中央宣传部，说这次会议“污染”了云南文艺界。当时贺敬之同志已调到中央宣传部担任管文艺的副部长。他把我找去询问情况。我说，三百多人的会议，人多嘴杂，出现个别不妥的意见在所难免，会议的主流应该说是好的、健康的。敬之听取汇报后，没有再追究。我算松了一口气。

1980年五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广西文联、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共同召开了一次诗歌讨论会。共有百多人参加。主要都是诗歌界的朋友。我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做了总结发言。这也是富有成果的会议：第一，由雁翼同志从《星星》诗刊带来十四首顾城的诗，引发了后来漫卷诗坛的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会上以谢冕、孙绍振为一方，主张对顾城这类看不大懂的诗要宽容，先不忙说“不”；以丁力、方冰为另一方，他们认为顾城这样的诗是“古怪”诗，此种诗风要不得！诗人公刘也作了发言，他分析了顾城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和缘由，虽有批评，却承认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光明日报》的老记者黎丁也参加会议，他立即组织双方写文章，后来发表在报纸上。谢冕的文章题目是《在崛起的面前》，以故后来被称为“第一个崛起”。第二，会上发起创办《诗探索》季刊，并组成由闻山、宋垒、尹一之、易准、雁翼、谢冕、杨匡汉、白航、丁力、晓雪和我为编委的首届编委会，对刊物作具体的筹划，但初定为诗歌理论刊物。回北京后，我在社科院宾馆的地下室召开过一次编委会，推举谢冕为主编，丁力、杨匡汉为副主编。第三，决定将会议发言出一本书，题为《新诗的现状与展望》，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为这本书写了篇序言。

由这次会议所展开的有关“朦胧诗”的讨论，延续了两三年。艾青、臧克家等老诗人也发表了文章。在《诗刊》发表了杜运燮和李小雨的两首诗，又发表了章明提出批评的文章，我在《诗刊》也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我认为“朦胧”可以是诗的一种风格，不应笼统反对，但我也不赞成提倡都写这种诗，特别是晦涩难懂的诗。

14

1980年经杨志杰同志建议张炯简介，与百花出版社合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创办了第三个刊物《作品与争鸣》。立意就是促进争鸣，活跃文坛。当时我去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梅益同志。他早年是翻译家，后担任过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他的作风很平易近人，处理工作迅速果断，在办公室一边吃午饭一边听我的汇报，他也觉得刊物立意很好，很快就签署了我们的报告。这样我们才顺利地拿到了刊号。而前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和《诗探索》都因没有刊号而不得不以书代刊。其时业余参加《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工作的有卫建林、丁振海、杨志杰、成志伟、蔡毅、朱兵、杜元明、安兴本等。虽然他们推举我当主编，也只是名义，经请示冯牧同志，决定请卫建林同志任核心组负责人。后来，因卫建林因担任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工作比较忙，顾不上刊物了，就先后由杨志杰、丁振海、成志伟等轮流任主编，我也参加部分编辑工作，有时写点评论和编辑部文章。由于大家不在一个单位，所以基本是都利用休息日开编辑会议，选稿和集稿。为了工作联系方便，刊物的出版也由天津百花出版社改为文化艺术出版社。但刊物一开头就能打开销路，发行到六万份。百花出版社社长林呐、总编辑陈玉刚等同志功不可没。但到九十年代初重新登记刊物时因规定凡未设党组的民间学术团体都不能办正式刊物。于是便归属了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后来上级又规定文艺局也不能办。最后落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从此就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没有关系了。

《诗探索》也经历了很艰辛的历程。创刊后，我与谢冕同志到成都，得到当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的李致同志的帮助，决定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请了当时在成都大学任教的钟文同志负责大部编辑校对的工作。北京方面还请吴思敬、刘士杰等同志协助编辑。在四川出版了十期，因经费无着不得不停刊。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才与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合办，由首都师大出资，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后来又出现了按国家规定不能以书代刊的问题。我只好去找当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他又找了图书司和期刊司的负责同志商量，才同意我们暂时仍维持以书代刊。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命运更为坎坷。开头是由我和郭志刚、谢冕、张钟、吴重阳、邾瑢任编委，两人一组，轮流编辑。编辑会议就在我家开。每期二十五万字。联系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白烨同志担任该社责任编辑。经费也由该社负担。先是出版了三期大开本，后来请阎刚同志当主编，又出了两期，这时出版社觉得经费负担不起，不愿再出。而当时国家每年给研究会的经费只六千元，研究会自然也负担不起出刊的费用，只好停刊。一停就是二十年，直到2004年经千方百计才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凑资，总算又复了刊。因经费所限，一年只能出两期。还是以书代刊。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另一刊物是《评论选刊》。那时高占祥同志调到河北当省委副书记，分管文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阎纲同志也调到河北文联工作。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河北文联便共同创办《评论选刊》，高占祥同志很支持，批了八万元经费。但过了一年，高占祥同志调中央文化部任常务副部长。刊物在河北便办不下去。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因办文学函授大学有收入，就把《评论选刊》拿到北京来，又办了一年。前后主编都由阎纲担任。后一年我兼任社长。刘锡诚同志也当了主编。之后经费告罄。常务理事会讨论了个办法，把刊物改名为《中国热点文学》，以刊登热点作品为主，以扩大发行量，争取经费做到自给。1990年新闻出版总署整顿刊物，这个刊物终被裁掉了。

在我主持中国当代文研究会工作期间所创办的刊物中，三十多年来唯一没有停的只有内部交流刊物《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开头是1980年广西民族学院来京进修的胡树昆同志建议并筹办的，后来我的硕士研究生张兴劲和博士研究生董之林接着编，邾瑢同志担任社长，之后来春刚和白烨同志相继任主编。这个刊物完全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办函授大学和各种培训班、讲习班的收入勉力维持。在当时创办的许多同类刊物，如文学所办的《文学研究动态》等都因经费问题而先后停刊的情况下，《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长期能够存活，积累刊载的信息资料超过数千万字，实在也算是一个奇迹！

15

八十年代初，胡乔木同志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院长的时候，对于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曾找陈荒煤、许觉民、朱寨和我到他的办公室，专门谈过他的意见。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乔木同志。在gcdzg中，他是有名的理论家。他当过md的秘书，起草过著名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他三十九岁时，md就向外宾介绍说，这是个思想非常成熟的年青人。后来《md选集》的出版都经他定的稿。他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院长，自然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他与在文学所工作的钱钟书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他三次登门请钱先生出山，先是请钱先生出任文学所所长或名誉所长，钱先生不肯；后又请钱先生当副院长，钱先生还是不答应；最后，与钱先生达成个协议，当副院长而不管日常工作，只在有重要外宾需要接待时出来见一见。可见乔木对钱先生的推重。这次他接见我们也很随便很客气。那时社会科学院条件不好。他的办公室也没有什么沙发，大家随便拉了几条椅子对面坐下。先是荒煤同志将文学所准备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情况做了简略汇报。然后乔木同志讲他的意见。他的谈话很长，我当时做了笔录，后来整理出来又经乔木同志过目和修改，曾发表在文学所的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动态》上。当时，他讲得很慢，显见深思熟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说，文学史不是政治史或经济、文化史，虽然与政治、经济、文化不是没有关系。文学史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文本。先有文本，才会有作家，才会有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你们文学所不要急于写当代文学史，可以让高校的同志先写，等他们写的文学史出版后再听听意见，那时再写也不迟。文学所写的文学史，一定要在艺术分析上下工夫，写出每一个作家在历史发展中的艺术特点和贡献，比前人有什么超越。

当时，关于能不能写当代文学史的问题，文学所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听了乔木的指示后，我们便将工作节奏放慢，先从资料做起，先从局部做起，为文学史的撰写做多方面的准备。

16

在我担任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期间，为文学史编写的学术积累所做的几件事是：（一）参加组织编辑和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这套丛书原是几十册内部印行的资料。最早由苏州大学卜仲康、杭州大学何寅泰、复旦大学唐金海等老师发起，联合许多高校的老师分头编写的。卜仲康等老师希望文学所参加编辑工作，以期也得到国家资助。那时，文学所所长由许觉民同志继任。他就布置我参与这项工作。先是他主持在烟台开过一次会，后来文学所便由我和蒋守谦、何火任参加这套丛书的编委会，我和蒋守谦还被选为常务编委。1982年我在桂林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编委和23家出版社负责人的联席会。会上与各家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决定出版120多种书，包括作家研究资料专集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研究资料专集，还有当代文学作品与评论的总目等。为了推进这套丛书的工作，我曾多次到苏州等地召开了编委会议。这套丛书后来出版了88种，尚有20多种已编定的书稿到了出版社后，因出版社领导换了新人，不承认原来的协议。最主要的是出版社改为企业后，没有经费再出版。当然，已出版的88种资料集，超过6000万字，应该说已是个不小的成绩。每本作家研究专集都包括有作家的生平、评传、手稿图片，评论文章和作家创作年表等。（二）积极开展当代文学评论。八十年代，我出版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论评》、《文学的攀登与选择》和《张炯文学评论选》四本评论集，还出版了专著《文学创作导向》、《新时期文学格局》和《丁玲创作论》三本；(三)对当代文学史的局部进行研究。我主持编写了《新时期文学六年》和《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两书，跟邾瑢合作为中央电视广播大学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与朱寨同志合作主编了国家重点项目《当代文学新潮》。此外，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条目，并与蒋守谦同志等编辑出版了《文学创作知识丛书》和《1981年文学作品年编》8本。我还写了《1981年的中国文学》一篇长文。从这些工作中，我和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同志逐步积累当代文学方方面面的资料和知识。参与上述集体工作的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同志，后来多成为有关方面的专家。

17

在八十年代文学所很重要的一件工作是组织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当时国家成立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由原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局长姜椿芳同志任总编辑。这是我国首次编辑出版《大百科全书》。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各卷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负责主持。《中国文学卷》的主编是周扬同志，分工许觉民同志主持编务，并与上海大百科分社负责这一卷的王元化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北京方面邓绍基、樊骏同志协助许觉民，上海方面陈伯海同志协助王元化。现代和当代文学部分由王瑶、朱寨负责，我和谢冕协助朱寨。这个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立条目，分大中小条，古人好办，现代和当代部分活人多，该怎么入条目就成为争论的焦点。我受命对当代部分拟过好几次条目目录。分别找人写出条目后，还要组织审阅和修改。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年。直到全书印出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许觉民同志当时还着手编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让我帮助他收集资料，包括作家自撰小传、创作谈、生活照片和作品目录。我就一一给上百名作家写信。还好，作家们都很支持，不久有关资料都寄到我这里。恰好我去深圳大学参加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许觉民同志让我把资料带去，说是香港的潘耀明先生会来深圳，叫我把资料交给他。但不知什么原因，潘先生没有来。我只好原封带回北京。后来许觉民同志以他主编的名义，在求是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前后居然也拖了五六年，资料也显得不新了。这实在也叫人感叹！

到了新世纪，《中国大百科全书》要出第二版，找我和傅璇琮同志担任主编。我请陈骏涛同志帮助，重新拟了现当代的条目，并组织人撰写。我负责撰写了《中国文学》这一大条。

18

八十年代我所组织的学术活动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每两年一次的年会，是很重要的一项。1982年的南京会议，荒煤同志做了报告，我做了题为《加强当代文学研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发言，会上就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1984年呼和浩特会议，冯牧同志做了报告，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刘云山同志到会讲了话。在这次会议上首次颁发了当代文学优秀研究成果表彰奖。1986年兰州会议由公木同志主持，甘肃省委副书记刘冰和宣传部长聂大江同志到会讲了话。1988年无锡会议由朱寨同志主持，1990年苏州会议由冯牧同志主持，荒煤同志也到会讲了话。由于老同志的重视和支持，这些研讨会都开得很好。此外，我还主持过在珠海、哈尔滨、温江、北京等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扩大会，以及在北京、青岛、舟山等地召开的教师暑期讲习班，或请专家做报告，或讨论对当代文学研究带有方向性的一些问题。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发挥了全国性的良好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原来担任副会长的老同志后来便改任顾问，先是增选了谢冕、阎刚、顾骧、晓雪、刘锡诚、李子云等同志为副会长。冯牧同志去世后，由朱寨同志继任会长，2001年我继任朱寨同志为会长，并选谢冕、杨匡汉、吴思敬、白烨、陈美兰、陈思和、吴重阳、包明德、邾瑢等为副会长，其他的原副会长改任顾问。从九十年代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还设立了由韩瑞亭同志负责的军事文学委员会，由阎刚同志负责的报告文学委员会，由邾瑢负责的文学教学委员会，由顾骧负责的理论批评委员会，由我负责的女性文学委员会等，都分别召开过不同专业的学术研讨会，女性文学委员会由于女性会员的积极和女性文学的迅速发展，先后在北京、厦门、南京、贵阳、承德、香港、哈尔滨、开封—洛阳等地召开过七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民间学术团体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事物。在工作过程中，我感到，作为学术团体一定要坚决贯彻“二为方向”，执行“双百方针”。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学术上一定要容纳不同意见和不同学术流派。当然，在学术多元的情况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应该大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努力求得主导的地位。我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也是这样去做的。

19

从80年代的90年代，关系到文学界的重要学术争论除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还有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现代主义问题，还有新观念新方法问题等。“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人性的扭曲和兽道的横行，所以新时期文学伊始便有许多作家呼吁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复归。我在80年代也研究过这个问题。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新文学论丛》发表过《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长篇论文。这个问题又涉及人性的异化问题和旧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联系与区别问题。1983年周扬同志于中央党校所作的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报告，以理论权威的身份重新肯定人性和人道主义，并承认至今仍存在人的异化问题。这不但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对周扬的批评，也引发了胡乔木与王若水的论争。周扬受批评后很快病倒，并且一病不起，使很多人都感到震惊。有次我到冯牧同志家里，跟他谈到这件事。冯牧说，周扬党性太强，所以他受不了。因为他认为自己从来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且是代表党发言的。现在忽然批评他不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受不了了。我后来从顾骧处得知，周扬的讲话是王元化、王若水和顾骧根据周扬的意思起草的。顾骧所著《晚年周扬》一书对事件过程有详细的叙述。后来，朱寨与我主编《当代文学新潮》这部专著时，我在论述人性、人道主义的一章里写到这一段争论，我反复思量，认为胡乔木和周扬、王若水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应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歧。朱寨很赞成我这样写。因为我觉得对于学术问题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谁是谁非，一时不易分清，可以由将来的历史实践去检验和解决。尽管学理上我比较赞同乔木的意见。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党内也有岐见。但dp同志表了态，而且还以党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加以表述，这就有个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便再难持什么异议了。有关现代主义的争论，我曾在《文汇报》发表《现代化和现代主义》一文，主张不应把现代化与现代主义混同起来，同时要承认现代主义对丰富我国的文学艺术的方法和手法有好处。对现代主义作家的种种未必相同的思想源流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要笼统肯定或否定。1984年我参加过文学研究所与厦门大学合开的新方法的研讨会。刘再复、孙绍振、鲁枢元、许怀中等很多学者都参加了这次会。我得益非浅。那时我对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正开始关注。我觉得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之外，新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补充。后来我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新方法问题》一文，我便阐述了自己对新方法的基本想法。我只是不赞成为了新方法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我所主编的《中华文学发展史》的绪论中，我重申了这一观点。

20

80年代因为我妻子王淑秧研究著名作家丁玲，我也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丁玲的作品和有关文章。先后写了一系列的评论。比较长的有《从沙菲女士到杜晚香》等。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们两人写的文章合出一本集子，题为《美·真诚·朴素——丁玲创作论》。这是我们研究作家的第一部专著。我为此撰写了书的《前言》。后来我还主编《丁玲全集》并写了序。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一个作家的论文是发表于《北方文学》的《程树臻论》，为此我读了程树臻发表的全部小说。文章写了四万多字。新世纪广州部队诗人韩笑去世，贺敬之同志让纪鹏同志捎话叫我为韩笑写篇评论。韩笑同志一生出版过38本诗集。我读了他的三卷厚厚的诗文集计160万字，最后写成评论在《文艺报》发表。我先后评论过200多位作家的作品，我所编著的文学史中，写到的当代作家达600多人。为各种作品和学术著作写序几十篇。

在宏观研究方面，90年代初我在《文艺报》发表的《攀登与选择——建国四十年文学若干侧面的回顾》共12000字，是应该报主编谢永旺同志约写的。《1981年的中国文学》一文近2万字，是在我主持的《作品与争鸣》月刊是发的。《文艺报》还发表过我的五篇长文，均超万字，即《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关于文学新潮的若干思考》、《论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问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90年代，我组织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共150万字，后编入我与邓绍基、樊骏共同主编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2000年我编著的《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张炯简介，共60万字，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2003年我主编《中华文学发展史》上中下三卷，计150万字，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参加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典》四卷，共600万字，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些都算是近十多年间我的主要学术成果。此外，九十年代以来我还先后出版了《md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新时期文学格局》、《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等专著和《文学的攀登与选择》、《文学的回眸与思考》、《走向世纪之交》、《走向新世纪》、《文学评论与对话》、《文学多维度》等评论集。

21

大约是80年代中期，我开始介入海外及台港澳文学的研究。参加过多次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还到泰国曼谷参加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到菲列宾马尼拉参加该国华文文学研讨会。90年代初与曾敏之、饶芃子、刘登翰、杨匡汉、陈公仲等一起筹备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并被选为副会长和名誉会长。还因中国丁玲研究会原会长严家炎先生的推荐，被选为该会会长。1996年和2001年又被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选为两届主席团委员和副主席，1998年和2002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从1995年起，我还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聘为中国文学学科专家组组长。90年代以来还连续五届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聘为全国图书奖评委。先后还担任过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会副主任和主任。而从1991年起到1998年止，我一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1994年后还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2006年起，我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各种职务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会工作的增加和个人写作时间的减少。我只能利用晚上和周休日去读书和写点评论文章，完成自己不能不承担的科研任务。

1997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是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组织两个所和所外的百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大项目。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何其芳所长就提出应该编写包括中国个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文学史。但那时还难以找到多少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90年代各少数民族文学都培养了不少专门的研究工作者。所以编写这样一部包含我国56个民族的文学成就与发展过程的文学通史，条件已经成熟。而且文学研究所过去编写过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和十多卷的断代史，包括已经写成的15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这个工作经过动员和组织，大家努力以赴，终于如期完成。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发式上，钟敬文、马学良、朱寨、费振刚、严家炎等文学史专家都给予肯定和鼓励。2011年，我出版了《张炯文存》十卷，选编了自己从事文学工作以来到2006年所发表的创作和研究文字，计500万字。2011——2012年我主持修改《中华文学通史》，扩大为十二卷600万字，改名《中国文学通史》，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22

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文学教育方面。80年代我还担任中国文学函授大学校长。先后培养学生三万余人。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各级干部和作家。我曾先后被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还被邀到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数十所高等院校讲过学。2002年秋，湖南大学作为教育部管的重点大学成立中国语言文学院，特聘我兼任院长。2005年后改任名誉院长。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导师，我带过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指导过博士后。像一般研究生导师一样给学生上课和指导论文。我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理论专家组成员。凡此，对于促进学术交流和传播自己的的学术成果与理念，以及促进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都不无益处。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曾先后三次访问日本、美国、越南，两次访问加拿大，还访问德国、瑞典、爱尔兰、突尼斯、约旦、泰国、菲律宾、韩国等各一次，也到过台港澳地区。与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还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接见过许多国家的外宾和外国代表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曾三次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的委托，走访了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召开过上百次教授座谈会，征求对国家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学科的意见，并草拟调查报告和有关建议。还参加中国作家采风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考察团，访问了全国许多地方。这对于我增长社会见识和学术知识，都很有帮助。

我的著作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一次，中国图书奖两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最佳成果奖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表彰奖多次，论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获国家鲁迅文学奖。此外，还获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的二十世纪成就奖银质奖章。

张炯

二○一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