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汉化北魏是因为汉服好看吗？

孝文帝汉化北魏是因为汉服好看吗？  

编后语 >北魏孝文帝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中间相隔大约十年时间。 >第一次是在太和九年（485）前后，这次变法的实际主持者是冯太后，最终由孝文帝完成，主要内容有三项：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 >这三项改革使北魏得以超越此前的五胡政权，在中原地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王朝模式。其中，班禄制推动了鲜卑军事贵族的官僚化；三长制加强了中央对基层的控制，有效遏制了豪强的膨胀；均田制保证了财政输入的稳定，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农业发展。这三项制度一改魏晋旧制的颓靡和游牧习俗的粗莽，建立起一套具有上升潜力的官僚政府体系，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制度基础。 >第二次改革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之后，主要内容为全盘汉化。 >这一次改革，实际上是前一次改革的延续。北魏通过第一次改革，其政权形式从军事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原先文化水平较低的鲜卑贵族，就难以胜任官僚政府的职位。因此，新的官僚政府，必须大量吸收文化水平较高的汉人士族子弟，才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行。但是汉人士族又十分鄙视鲜卑贵族，二者社会地位悬殊，矛盾很深、难以共事。 >因此，为了把鲜卑贵族尽快改造成合格的政府官僚，必须主动推行汉化；为了缓和胡汉矛盾，使鲜卑贵族取得与汉人士族相等的社会地位，必须建立门阀制度，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通婚。 >然而门阀制度的建立，却导致了鲜卑贵族内部的分裂。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一般只给他以上的几代祖先追尊谥号，而北魏的实际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却一直追谥了27代祖先。这样做是为了更多地笼络拓跋氏的远支旁系，尽量将他们都纳入贵族范围内。 >孝文帝南迁洛阳以后，北方代地和六镇还有为数众多的鲜卑贵族，这部分贵族汉化程度较低，主要负责武事，依然保留了军事贵族和部落酋长的风气。 >而孝文帝评定鲜卑姓族高低时，又是以这些姓族当时的官爵大小为标准的，在洛阳中央朝廷担任高官的八大姓，被评为第一等。而那些留守北方的鲜卑贵族，则完全被排斥在门阀之外，甚至沦为庶族，再也无法进入权力核心，因此不满情绪日益滋生。 >而那些南迁洛阳的鲜卑贵族，在门阀制度的保证下，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这些门阀贵族的文化水平又不可能得到骤然提升，他们由于缺乏“居安思危”的政治修养，在物质刺激下迅速腐化。 >鲜卑门阀贵族的腐化体现在：生活腐化，聚敛财富、竞奢斗富；吏治腐败，公开卖官鬻爵、大肆贪污；道德沦丧，昏聩无能，丧失治国领兵能力。 >门阀贵族的腐化和六镇鲜卑的不满，最终引发了六镇、河阴之乱及胡化运动，导致了北魏政权的分崩离析。 >对于这段历史，陈寅恪这样总结道：“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直至于唐。胡化无疑是一种退化，但并非全为退化，而是胡汉民族又一次交混产生的一种新局面。假使一直汉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变得更腐败。” >因此，如果没有这次胡化对孝文帝汉化的纠偏，其门阀制度会导致北朝一直腐化下去，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隋唐盛世。这也正如陈寅恪的著名论断：“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所以，隋唐盛世的形成，既建立在孝文帝改革所奠定的制度基础之上，同时又离不开胡化运动对孝文帝全盘汉化的纠偏。 历史遗迹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图为第六窟中的佛像，建于孝文帝时期。（供图：朱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