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简历 功过陈炯明 重估孙中山和他的百年恩怨

功过陈炯明 重估孙中山和他的百年恩怨  

功过陈炯明

1912年10月10日，广东都督府举行隆重的国庆庆祝活动。广东都督胡汉民、副都督陈炯明赴广州东郊检阅军队

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

他是辛亥年的开国元勋，又被当成背叛革命的叛徒。

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

他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毕生鼓吹“联省自治”，余生却穷困潦倒，身后留下千古骂名。

他改变了历史，最后却被历史埋葬。—1933年9月22日，一生充满争议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是非功罪，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80年来，历史书写者对于陈炯明的评价，尚未走出意识形态的阴影，但众说已纷纭，棺盖而论未定。值此陈炯明逝世80周年之际，我们寻访这位历史大人物的寂寞身后事，还原他的风云一生，讲述他的“联省自治”理想以及与孙中山的恩怨。

我们期待看到，人们能够对陈炯明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作出一个公道的定位。

煌煌生前事，寂寂身后名

屹立在海丰县城北坡文天祥公园内的陈炯明雕像。摄影_唐不遇

记者_唐不遇 广州 海丰 惠州报道

一座寂寞的孤坟

“师傅，去紫薇山。”在惠州西湖东边，我拦住一辆的士。

“紫薇山？不知道。”司机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

“就是陈炯明墓那里。”但司机继续摇头。连续拦了两辆的士，司机都是如此反应。第三辆的士停下来，司机也不知道紫薇山，但终于知道陈炯明墓的所在，“哦，就在丰山加油站对面。”

丰山和紫薇山只隔着一条马路。丰山是西湖名山之一，山上矗立着高大的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每年清明节都会有无数人前来祭拜。比起丰山，曾因山上广布紫薇树而得名的紫薇山如今毫不起眼，上面满是民居，根本看不出山的样子，难怪的士司机都不知道。

陈炯明墓就在路边的山包上，刚刚修缮过，墓上新旧水泥截然分明。有人曾描述记忆中陈炯明墓的情景：“墓前是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周种南洋大杉。一条石阶松径直通山下湖上埠头，那是一湾深而清澈的水域，连通鳄湖，若望远处归舟，湖风阵阵，给人幽旷空明的感觉。”

“文革”期间，陈炯明墓遭受破坏，虽然钢筋水泥浇制的坚固的墓冢、墓碑亭只被敲掉了一些边角，但旁边的守墓室和其妻黄氏的墓却被荡平，长子陈定夏的墓碑也不知所终。据说红卫兵想炸陈炯明墓，被当时的生产队长阻止了：“万一炸墓飞出来的石块砸坏旁边的民房，谁来负责？”“觉悟不高”的生产队长保护了陈炯明墓。

据陈炯明的外孙女柯玲瑜称，“寂寞的紫薇山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路，建房，房屋像雨后春笋，一年比一年多，最终满布紫薇山，并侵占陈炯明墓地。”陈炯明墓被挤在民宅之中。

身为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陈炯明墓的状况，不仅令陈家后人不满，作为中国参政党之一的中国致公党也看不下去了，因为陈炯明可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二届总理。在多次要求之下，三年前，惠州政府终于决定修缮，但中间受到许多阻碍。因拆迁问题而前来阻挠的当地村民说：“一个军阀的墓有什么好保护的？”甚至有人要求把陈炯明墓迁回他的老家海丰。

修缮后的陈炯明墓恢复了墓前广场，新建了一座两层小洋楼准备作为管理处和陈列室，但过去风景如画的墓区环境已面目全非。在广场前一座黄色小楼的遮挡下，已经无法望到陈炯明所喜爱的西湖水。

在如今陈炯明墓入口处的台阶边立着一块石碑陈炯明简介，刻着陈炯明的百字简介，上面赫然有“1922年背叛孙中山，盘踞东江流域，至1925年被东征军击败”的字眼。90多年过去了，这位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援闽护法、回粤驱桂、援桂北伐等事件的民国功臣，担任过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部长、陆军部长的辛亥元勋，依然无法逃脱被唾骂的命运，他的赫赫战功和斐然治绩被“背叛”两字一笔抹煞。

惠州，曾是陈炯明的“老巢”，但一直在这里陪伴着这个逝去了80年的孤魂的，就只有章炳麟亲笔题写的“陈竞存先生墓”六个古朴的篆书大字，还有墓左边那棵已经80岁的岭南酸枣树，以及墓冢前空空的小香炉上站着的那只徘徊不去的小鸟。

广东惠州，不久前才修缮完工的陈炯明墓

一段意气风发的青春

1878年1月13日，正是清光绪四年，惠州府海丰县联安镇白町村人陈曦庭考中秀才的捷报传到家中，他的儿子正好呱呱坠地，双喜临门让陈曦庭喜不自胜，于是给儿子取名“捷”，希望儿子未来捷报频传。但是，当还没有改名为“炯明”的陈捷三岁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

从海丰县城到惠州市区有140公里，到白町村则只有七八公里。从县城沿着联安方向的水泥路前行，两边都是开阔的农田，农田后面是村子和远山，风光秀丽。过了渡头河桥，就是联安镇。再往前走，过了联安镇中心小学，就是白町村了。

9月3日，阳光明媚，陈治赠非常热心地用摩托车把我带到这里。在村前水塘边的小叶榕下，他指着面前的一座“三间过”平房告诉我，那就是陈炯明的故居，而屋后是当时的祠堂，陈炯明曾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陈治赠是海丰活跃的陈炯明研究者及相关活动组织者，八年来四处访问老人，搜集民间记忆，耗费心血写作了长达百万字的陈炯明年谱和评传，并连续几年清明节组织几百名海丰人到紫薇山去祭拜陈炯明。

“这个村子一点都不起眼，看不出是风水宝地，想不到却出了个大人物。”陈治赠的声音里充满对这位海丰老乡的崇敬之情。不过，住在这座“三间过”平房里的大婶却只知道陈炯明的名字，而不清楚他是什么人。

“也难怪，陈炯明只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七年，又是历史上的负面人物。”陈治赠说，陈家祖辈经商，在香港和惠州之间往来贩运鸭蛋，比较富裕。1884年，陈炯明的祖父陈翰香在香港的蛋行亏本了，于是把房子卖掉（1925年3月，彭湃领导的农军以为这是陈炯明的房子，一把火将其烧掉。后来房主就地重建），搬到了海丰县城博约街的新房子去住—他不会想到，36年后，在这座新居的对面将耸立起一座三层洋楼，号称“都督府”。

陈炯明离开了度过童年的村庄。祖父按家族辈序为他取名“炯明”，把他送进不远的黄氏家塾读书。但是，这一年，祖父又去世了，家道陡然中落。顽童陈炯明从此却开始奋发自立，刻苦读书，变得成熟稳重。

1898年，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维新变法，要求学习西方，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其中包括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而这一年，陈炯明却继承父志，考取了秀才。20多年后，在中国政坛上，陈炯明和吴佩孚并称“南北两秀才”。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已兴起救国之思的陈炯明与同窗友好、同科秀才马育航（大音乐家马思聪的父亲）开始共同集资试办小农场，共同入读海丰县速成师范学堂，经常讨论时事政治、研究兵学。1906年2月，他们在小农场与陈达生、钟景堂、陈演生、钟秀南等组织成立“正气社”。

1906年7月，陈炯明考入广东法政学堂，从海丰来到广州，省城的新思想让他受到极大触动。在这里，他读到了自己考中秀才那年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并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各取一字，为自己取字“竞存”。

当时，这座学堂是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教员朱执信就是同盟会员。陈炯明和朱执信、同学邹鲁“暗中往来甚密”。“朱执信屡屡提及有学生陈炯明者，品学兼优，并且热心国事”。当时已加入同盟会的莫纪彭回忆，陈炯明“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一见如故，坦诚相待”，他们认识后常常一起纵论时事，莫纪彭认为陈炯明那时已有强烈的革命思想。

陈炯明入读法政学堂第二年，就做了一件让他名声大震的义举：应惠州士绅之请，联合惠州留省同乡会400余人，领衔控告滥杀无辜的惠州知府陈召棠，并与之当庭对质，使陈召棠被当场撤职（但不久又转任潮州知府）。1908年2月，陈炯明寒假回乡，又和马育航召集正气社成员和海丰知识青年等30多人，在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宣誓缔盟。

如今在位于海丰县城的文天祥公园里，在八个海丰名人雕像中，陈炯明穿着长袍马褂挺直地站在高高的基座上，不禁让人回想起当年方饭亭的誓言。这座竖立不久的雕像，也许是中国惟一的陈炯明雕像。海丰学者叶良方告诉我，几年前这些名人雕像的名单出来后，陈炯明的名字曾经被时任海丰主要领导画掉，后来在一些当地学者的议论声中，才颇费周折由民间出资竖立。在陈炯明的家乡，他的名字到今天依然十分敏感，而以彭湃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医院，以红色命名的街道、广场、陈列馆乃至娱乐场，占据了这座自称“红城”的小县城，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两次东征期间陈炯明故居和都督府被大火焚烧时冲天的火光。

1908年7月，考中秀才十年后，正值而立之年的陈炯明作为最优等的毕业生，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而就在这一两个月里，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大事，十分热闹：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清廷被迫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各省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这为陈炯明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

那年10月陈炯明简介，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相继病死，3岁的溥仪登基，成为中国末代皇帝。远在南方的陈炯明新的人生也开始了。

从海丰县白町村村口看陈炯明故居（即图中右边“三间过”房子）

一页短暂而辉煌的历史

1909年是陈炯明人生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陈炯明在家乡短暂地创办了几个月《海丰自治报》后，就从海丰转战广州。10月份，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广东谘议局议员，又在朱执信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南方支部宣传组长。按照胡汉民的说法，“陈方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好言事，颇有声誉，克强（黄兴）尤喜引与计事”。

从此，这个中过秀才、进过师范和法政学堂的新旧式人物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与共和革命、自治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谘议局议员，陈炯明非常活跃，在谘议局两年间的172件议决案中，他提出的就有15件，如《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停止就地正法议草》、《振兴女子小学议草》等，尤其是多次呼吁禁赌。作为同盟会员，他以谘议局议员身份作为掩护，积极参与策划了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不过都因起义日期问题而没有亲自参加起事。

经历了这两次起义的失败，陈炯明真正一鸣惊人，是在1911年11月1日，他和邓铿在惠州响应武昌起义，发动了淡水起义，带领一支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队伍攻占了淡水警署，然后不断扩大队伍，并通过策反清军巡防营管带洪兆麟，8天就兵不刃血地光复了惠州，编成了一支拥有七个旅的“循军”，后又整编为广东革命陆军第一军。这支军队组成了陈部粤军的最初班底，也成为广东独立后他一跃而为广东副都督的重要资本。

此后，除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出走南洋两年，袁世凯死后解甲一年外，陈炯明作为粤军总司令辗转广东、闽南、广西等地，相继带兵讨袁护国、援闽护法、回粤驱桂、援桂西征，戎马倥偬近十年。开始，他带领的粤军成为孙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部队，最后却因政见不合与孙中山和东征军战了三年。

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留给陈炯明治理地方的时间并不多，可以说先后三次作为地方军政领导，包括两次主政广东、一次主政闽南，时间都很短暂，但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地方建设，以“为治之道，贵在力行；立身之道，贵在毋苟”自勉，实践自治的理想。

陈炯明最为人称道的，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8月的漳州新政。在陈氏主政下，当时漳州散发着一种思想自由的空气，一批白话文报刊纷纷涌现。陈炯明倡导开办了销售《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的“新闽学书局”，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亲自撰写了12篇文章。在《闽星》发刊词中，他提出了“全人类社会主义”，提倡改造思想，打破旧生活、旧组织，创造新生活、新组织。在结尾，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呼唤着：“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愈黑暗，你的星光愈瞭亮！”

而全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是广州市，其标志为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政厅的成立。这是陈炯明第二次主政广东的一大手笔。市政厅不仅继续完成1918年开始的拆城墙、筑马路，还筹办新式屠场，装设马路电灯，规划建设公园、图书馆、儿童游戏场、体育场、美术学校等。当时访问广州的黄炎培曾感叹：“民国六年，鄙人曾到广州，那时广州四周有城墙，街道狭窄。自陈炯明入广州后，大放光明。现在全市道路宽阔，居然面目一新。”

“这些地方建设为时人瞩目，亦为后世留下这些地区的近代化脚印。”陈炯明研究专家段云章、倪俊明说。学者叶曙明则断言，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破裂，广东模范省实验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终结的一个标志。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的旗手，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陈独秀，另一个就是陈炯明。

1921年4月5日植树节，广东省长陈炯明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前植树。陈炯明立于树苗左方。

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陈炯明被迫乘日本邮船赴新加坡，曾在船上挥毫写下《题赠日本邮船船长》一诗：“九月波平印度洋，凭君作楫渡西方。天将启汉资多难，我为椎秦正出亡。未伏康娱酬素志，那堪吟咏对苍茫。昔人横槊空豪壮，愿为民生一较量。”

陈炯明几乎一生都在“较量”：与满清较量，与袁世凯较量，与北洋军阀较量，与孙中山较量，与共产党较量……

与孙中山的较量，最后导致两人兵戎相见，并以粤军被东征军击败告终。这一事件孰是孰非已在历史中涣漫不清，但是陈炯明却几乎受到众口一词的责骂。

“他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不愿意向现实稍作妥协。否则，他个人的命运、辛亥革命之后广东的命运都将大有不同。”学者赵立人说。

对孙陈矛盾，当人们众口一词指责陈炯明“叛变”时，胡适在当时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当年6月25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写道：“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

今天，有更多的学者赞同胡适的看法，认为孙陈矛盾就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不再认为陈炯明是个“叛徒”。倪俊明说，这从“六一六”的名称变化就可以看出：以前叫“六一六叛变”，近年叫“六一六兵变”，如今有些文章甚至称“六一六事件”。

陈炯明是“联省自治”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初步统计，他所撰和授意或赞同的有关联省自治的论著、指令、告示、函电等，达数十万字，这在当时是罕有其匹的。”段云章、倪俊明说，陈炯明不是标榜联省自治的军阀，而是民主联邦制的真正信奉者。

早在反袁斗争中，陈炯明就已经提出要建设联邦政府。1916年1月6日，陈炯明率“讨逆共和军”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在讨袁檄文中宣称要“征讨逆贼，传檄中原”，并约定“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段云章、倪俊明认为，这是陈炯明第一次正式表明对美国式联邦制的向往，开五年后提出“联省自治”的滥觞。

1920年10月，陈炯明在从福建回师广东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发出《赞同谭延闿省自治主张电》。当时响应联省自治的省份主要有湖南、浙江和广东。10月底，陈炯明率军进占广州，结束了桂系在广东历时五年的军阀统治。面对多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东人民，陈炯明希望保境息民，谋求广东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反对武力统一中国。

1921年，陈炯明在广东推行民选县长，接着制定省宪，在全国引起轰动。2月中旬，在接受《字林西报》记者采访时，陈炯明谈了整整一个小时，“精神奋发，历述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之经过，不啻一篇演说”，其中谈到：“今日吾人已确信中国如再欲以君主政体或武力专制相统一，已断乎不能。……吾人改造中国，必须由下而上，不当由上而下……所有县知事及其他地方官以及省议会议员，均将由人民公选。……吾信吾广东如试行成功，则他省人民必纷纷效法，而此种运动，将遍于全中国，吾人倘能得一二省加入，即可与彼等联合，而逐渐推广至其余各省，最后使中国成为一大联省政府也。”

在孙陈之争中兵败之后，陈炯明已经丧失了实现理想的试验田，但依然努力呼吁联省自治。1925年10月10日，他协助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当选为首任总理。两年后，他在《致公党计划书》的基础上完成了6万多字的《中国统一刍议》一书，集此前地方自治思想之大成，反对北方军治和南方党治。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逝于香港。临终前，他对同人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他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

1921年4月14日，广东省第八次运动会在广州北较场举行。图为开幕情景，左七为广东省长陈炯明

一截身无长物的余生

“勤、谨、韧。”—这是胡汉民对陈炯明的著名的三字评语。孙中山也曾以“狠、大、快”三个字来形容他，并赞扬他“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有许多当时人的评价和相关事例都表明，陈炯明“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

同盟会元老莫纪彭回忆说，陈炯明自命不知钱和女色是何物，曾让莫纪彭找人刻了两枚图章，分别镌刻“不二色”“不蓄私财”。另一位同盟会元老白逾桓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携百万巨款出走南洋，但“每日只粗食三餐，或香蕉数只，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而陈君不顾也”。陈炯明晚年避居香港，多次搬家，生活穷困潦倒，但仍关心国事。“九一八”事变后，陈多次北上天津，和段祺瑞、章炳麟等人共商救国方略，日本人拉拢他，他却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

陈炯明病逝后，停尸的只是家中的一张行军床，入殓时竟不得不借用老母的寿材。章炳麟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陈炯明“遗言以五色旗覆尸，示不忘民国也”。在收到的三千多副挽联中，不乏名流手笔。其中吴稚晖挽联为：“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而当时报纸对此的报道，现在看来更有意思。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的题目是“陈逆炯明死于港”，副标题为“问叛逆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香港《工商日报》则说：“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由于无钱下葬，陈炯明的灵柩不得不暂时存放于香港东华义庄。第二年，他的旧部发起募捐活动，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汪精卫、蒋介石、陈济棠都捐了钱。1934年4月3日，陈炯明终于归葬紫薇山，得以在西湖畔长眠，一遂心愿。

陈炯明对惠州西湖怀着深情。少年在惠州读书时，他经常到西湖“以钓以游”。后来戎马倥偬，却少有机会旧地重游。1922年4月，陈炯明与孙中山矛盾激化下野后，就回到惠州，住在西湖百花洲。这是一座离平湖东岸很近、风景秀丽、养着许多盆景的小洲，有西湖十八景之一“花洲话雨”，洲上有一座两层的红楼，名字很美，叫“落霞榭”。

当年“落霞榭”中，来劝驾、拜访、采访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使安静的百花洲骤然变得风云暗涌。马育航曾写了一首诗记录当时百花洲的情景：“将军罢后便无忧，何各重来苦追留。军政工商相接踵，可怜忙煞百花洲。”“六一六”兵变前夕，陈独秀也来到百花洲，游说陈炯明加入共产党，但“独秀抹了一鼻子灰，怏怏而退”。

而当我来到百花洲，已经觅不到半点陈炯明的影子，从喝茶聊天的老人口中也听不到多少陈炯明的消息；他们对我谈论的是东征军如何攻破素称天险的惠州。而落霞榭旧址，十年前就被辟为md系列藏品展览馆，前厅里端放着一座md半身像。我注意到展览的后记，其中耐人寻味地写道：“历史，并不都是写在教科书上的，还有一种历史，它保留在久经岁月的磨损、灾害和战火的破坏而残存的文物上。读这种历史比读历史教科书更加直观，更加深入人心……”

两个大人物的恩怨

记者_黄修毅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重登永兴舰，为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同该舰官兵合影

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城东北方向传来三声炮响，从睡梦中惊醒的市民但见总督府火光冲天，谙于那个年代动荡时局的人或者继续倒头大睡，或者抄起细软夺路出城。

一片兵慌马乱中，一个剪西装头的中年男子，裹在一件过大的长衫里，由一个年轻人导引着，沿着今天中山纪念堂北路芒果树路，经连新路，拐上了桂香街，被迫停在一道粤军隘口前。几番盘问后，兵哥听信了那个年轻人的解释，他身后面如土色的长者是夜起病急，要送医城南的“家父”。

这一老一少通过关隘后，惶惶而行，直到了城南的白鹅潭，被接上一艘泊在港内的军舰“永丰号”，才稍稍松了口气。但很快他们就觉察出水兵态度的变化，不得不搭乘一艘小电船，离舷驶向一艘在附近驻防的美舰，才算脱离危险。

这个晚上史称“六一六兵变”。孙中山几乎只身乔装逃出了广州，环视左右，追随者唯蒋介石而已。经此一夜，南方革命阵营遭遇裂变，辛亥以来孙中山第二次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再告失败。兵变的始作俑者，南方政府中的实力派人物陈炯明，因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兵变发生后短短两个月内，革命党人就赶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各种罪名加之于陈，指斥其“背国叛党”、“纵兵秧民”、“强奸民意”。国民党元老张继更是气急败坏地大骂：“西江流域不将此贼除去，西江文化就一天一天向禽兽路上去。中原的人士，哪个和他接近，哪个就是走畜生路。”

兵变前夕

当晚的炮击，已是五年之内广州的驻军第二次掉转炮口，瞄准广东都督府开火了。前一次，操炮之人正是今番落难的孙中山。1918年，为了赶走北方政府任命的桂系广东督军，他在观音山上架起炮台，俯临广州城。

“六一六兵变”前两天，素有“孙大炮”之称的他，在粤港媒体上公然宣称，“自今观之，时时可以内乱，刻刻可以开战……我将用八寸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他们六十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

这次他的矛头所指正是陈炯明。陈炯明是清末立宪派人物，也是仅有的十四位晚清谘议局中的革命党人之一，辛亥年响应武昌首义在广东举事，与党人胡汉民共督独立之粤省。当此际，孙中山自任南方政府之“非常大总统”，陈身兼陆军部、内务部总长，是革命政府中仅次于孙的二号人物。

1922年2月以来，孙中山亲率一支由滇、桂系等驻粤客军组成的“杂牌军”，在北伐路上举步维艰，甫出广东省境就在湖南遭遇赵恒惕部队阻击。滇系的唐继尧3月率部脱队，进一步削弱了北伐力量。

打消他们北伐念头的，正是陈炯明。现存唐继尧致北伐滇军张伯军函电，可以为证。“出师之议，竞存（陈炯明）首先反对，立派人来密商，实行助我回滇办法，劝我勿受其（孙中山）愚。是所谓北伐策源地之两粤，先已不能出一兵矣”。

北伐受阻的孙中山，在西江上游的梧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对陈炯明的怨怼之声纷起，持论尤烈者则是军中少壮派代表蒋介石，他甚至言明“先除内患，再行北伐”。

1922年3月至5月间，残兵剩勇的北伐军在地图上走出一个诡谲的大转弯。原本出广西进击赣南、鄂东的右路军，与出湖南直扑武汉的左路军，突然在江西合兵一处，见势像是掉头往粤北而来。

陈炯明疑忌日深，部下军人更不甘坐以待毙。事变前半月，时任海军部秘书的莫纪彭赴军中访慰陈，“见众将环请竞存痛下决心，发动政变”。他情急之下，直拍桌子，失口大呼：“如此则天下之恶皆归焉”，陈闻言“应声起立”，像是不自觉地重复，“天下之恶皆归焉”。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莫纪彭念及当年一幕，仍心存叹惋，“若非相煎过甚，孙陈破裂未当不可避免！”

孙陈分歧

陈炯明手握的六十营粤军，在两年前两粤尚未平定之际，曾被孙中山期为“民元之克强（黄兴），民二之英士（陈其美）”。

时在袁世凯崩卒后，各派北洋势力在中原地区互相征伐，致使北京政府几度迭嬗；而天高皇帝远又富庶的广东，则为周边的军阀桂系、滇系乃至福建的李厚基所环伺。辛亥光复广东的陈炯明部，长期只得偏居潮汕一隅。事实诚如蒋介石所言，“总理在广东的唯一力量，就是陈炯明的部队”。

1920年末，陈炯明的粤军控制了广东全境，孙中山得以率一班民国初年的旧国会议员南下，并补选了110多名议员，在广州重开国会，对抗北京之“非法政府”，以期“再造民国”。陈炯明出任陆军、内务部长兼广东省长，在南方政府中成“陈主内、孙主外”之势。

从辛亥首义之后，又经过了近十年的斗争，终到了重开国会之日，本当是皆大欢喜之际，陈炯明却突然请辞，“炯明此次返粤，纯本粤人自治之意，目的已达，当即解甲归田”。

就在孙中山欲以缺额选举再当民国大总统之前半月，张灯结彩的总督府前，涌出一帮人肇事生乱，还拆毁了扎花的竹牌坊。坊间传言，这是陈炯明的人在背后搞鬼。

这一出戏是争权还是事出他故？当日的香港报纸有此推测，陈孙两人政见不合素来已久。“前者主张广东门罗主义，商界、教育界与其他各界与政治无十分关系者属之”；后者“主张重建军政府，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总统，凡他省之策士、政客及粤籍游民附和之”。

早在七年前，两人因讨袁事败而被逐出广东，陈流亡南洋，孙东渡日本。那段流亡生涯中世事迭变，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革命的影响波及东亚。孙中山痛思的结果，认为革命的败因乃是未统一党人意见，遂在日本改组“中华革命党”，重拾哥老会拜龙头、压指膜的一套。

陈炯明自逐南洋，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之间兜了圈，最终仍回到民初基于地方自治的共和理想。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再树讨袁之帜时，陈联合“党人三督”之李烈钧、柏文蔚在《字林西报》、《时事报》上连发四函：“今无尺土一兵，岂敢妄言激进”？“至言假借外力，大为荒谬”，矛头直指“孙中山一辈，沉迷于革命，未足与言救国也”。

及至1921年5月，孙中山自任“非常大总统”，当日乍现曙光的南北议和局势再度紧张。此时“粤中报纸三十余家，主和者十居其八，人民赞成议和者既居多数”，孙中山迫于压力，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宣布辞职，联省自治的舆情看好。6月3日，蔡元培、胡适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及非常国会，呼吁孙履践诺言。孙嘴上重申，“余之所亟亟从事联制者，即以自治之基而造成巩固不拔之统一政府”，但迟迟未见动作。

此举让陈炯明甚为不快。在此之前，陈与孙的不和已面临摊牌：孙大总统的位子还没有坐牢，兴师北伐的筹划又接踵而至。先是欲拟以广州市政厅名义向外国商人借款一千万筹作军费，遭陈否决。后又于1921年9月成立中央筹饷局，但发行的债券“销路不佳”，认购数量不及总额的五十分之一。

摊开陈炯明治下的广东账本，因连年应付军事开销，财政上的支拙窘迫已极。1921年底，他呈广东省议会的当年岁出记载，“全省总收入13882350元，支出却需32502185元，收支相抵，不敷23522000元”。在孙的一再要求面前，陈态度强硬，“不得以广州物产及收入抵押外债”，“广东不担任客军饷项”。

这好比生生用双手卡住了孙中山的北伐及其所倚仗的客军的脖子。刚刚建立的政权，也面临着在内政外交上全面溃败之虞。广东当地发行的一千五百万纸币，“在流通中的实际价值只及票面的30%”。信用透支也让孙求诸外援的计划四处碰壁。

孙以对军事支持不力苛责陈，陈以军事废建设反诘孙，南方政府的一二号人物长期的扯皮，在众望孙中山该当下野的时刻，达至爆发的顶点。

1916年6月，护国运动胜利结束。孙中山（前排中坐者）与友人陈炯明（前排左四）、胡汉民（前排左六）、朱执信（前排左七）等在上海合影

兵变之后

“六一六”的炮声把孙中山轰出了都督府，惊魂未定中逃上座舰的大总统，还差点因为一颗水雷死于非命。幸好涨潮时水位升高，把水雷带离了“永丰舰”的泊位，在离舷几百公尺外爆炸，仅翻起了数米高的浪花。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恩怨，本不必在如此狼狈的情境中收场。一年前北伐军驻扎粤北的韶关，从西伯利亚带着共产主义的信仰来到军中的苏维埃俄国特使马林，在短暂的停留里就感受到了南方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政见分歧。

马林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不管孙中山本人是否愿意，他（陈炯明）在广州维持住政权，对抗华中的军阀和现阶段的斗争，都是符合南方自治主义的利益的……对于孙中山来说，广东只是夺取全国政权的跳板”。

陈炯明第三度接受孙中山返粤时，两人之间也曾口头约定：“如北伐事成，（孙）自当离粤；北伐事败，复无颜面见粤人。”以广东为孙中山的假道之地，图谋武力统一中国，当初与陈约定放手一搏的条件是：不取广东钱粮，不出一兵一卒。

谁料想一诺未应，最后竟以哗变收场。在离粤赴沪的途中，已到了暮年的孙中山困守船上，收获的是在茫茫海上漂泊的茫然。

在孙中山脚不能点地的56天里，先后有15名各派代表登舰17次，来调解陈、孙关系，孙一一推托。唯独请朋友转递俄国人字条一张，“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我现在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朋友是苏俄。”

陈炯明治下的广东，曾沾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时髦学说的风气之先。早在闽南时期，他所辖的漳州就被称为“岭南的莫斯科”，但他的政治理念却在实际经营中逐渐右转。马林记述，“陈一点也不希望实行党的独裁”，他深信“一个具有相当广泛的地方自治权的民主政府能够建立起来”。

与之相反，以一支党指挥下的军队武力统一中国，成了晚年左转的孙中山越来越强的执念。“六一六”兵变后，充当美国威尔逊总统的信使的J.P.摩根公司代表T.W.托蒙特，在上海寓所拜访孙，问及是否有一条途径能带来中国的南北和平？“孙干脆地回答，南北方的和平？为什么？只要给我二千五百万，就可以装备一倍的军队，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和平”。

兵变后不出十个月，孙中山在北方曹锟贿选的背景下，再度誓师北伐。这一次的进军路线，毫不含糊地率先指向了陈炯明，声讨“叛逆”。战争进行到次年，“讨逆”军队在蒋介石的统领下，几乎把陈炯明的残余势力消灭殆尽。

而一年前，苏俄代表对孙中山允诺的军火援助，恰好从海参崴运抵黄埔，同船押运的还有九名苏联红军军官。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此改变。

（参考资料：《陈炯明集》；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韦慕庭《孙中山》、吴相湘《民国人物传》、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等）

民国路线斗争

总统制VS内阁制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曾就未来政府形式是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产生了分歧。孙中山、黄兴均主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内阁制。后经过讨论，总统制获多数通过，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实行的是总统制。

但是，随着南北议和的进行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继任总统的事实日趋明显，南京方面逐渐觉得有实行内阁制的必要。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

虽然《临时约法》规定政府取责任内阁制，但当时的人们普遍希望革命之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出现，因而内心较多地同情总统制，所以当袁世凯蔑视责任内阁制时，舆论普遍倾向于支持袁世凯。1914年，袁世凯干脆在他颁布的新“约法”中，正式废除了责任内阁制，改用总统制。

两党制VS多党制

民国成立后，出现政党林立的现象，“目有视视党、耳有闻闻党、手有指指党”。但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旧立宪派，都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两党政治。而要实行两党政治，必须以国中出现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有鉴于此，有识之士呼吁各小党就其政见合并，组成两大政党。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即是说解散所有的政党，然后根据政见不同重新组成两党，实现英美式的两党制。

于是，政党之间分化与组合一时热闹非凡，并逐渐形成了激进和缓进的两大政党。民初以激进姿态出现的是国民党。它是由改组后的同盟会与其他几个政党联合组织而成的。民初以保守姿态出现的是进步党，它是由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联合而成。

单一制VS联邦制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曾经设想未来的中国应该模仿美国实行联邦制。但临时政府成立后，联邦制的主张迅速被中央集权的主张所取代。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否定了联邦制，采用了单一制。

但1920年国民党人张继提出“联省自治”主张，得到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推崇，陈炯明是联省自治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联省自治”主张也引起不少争议，赞同者认为联省自治既便于弘扬民主法治，消解军阀势力，又可以解决南北之争，完成国家统一。而反对者则认为联省自治是“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

（整理 实习生 卢志坤）

重估陈炯明

陈炯明

文_马勇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陈炯明闻讯满怀深情写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预感，他与孙中山的恩怨将是一桩历史公案，究竟怎样评说，只能留待历史。

在之后几十年，孙中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被塑造为“国父”。主流历史学在评估孙陈关系，甚至在研究陈炯明时，基本上站在孙中山一边，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认为陈炯明是“叛逆”，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人。

过分贬低、丑化陈炯明，显然不合乎历史真实。于是，陈炯明之子1997年出版一本执意翻案的书，正面描写陈炯明，且在字里行间将孙中山视为反面。

从陈炯明后人眼光看孙陈关系、个人恩怨，固然很难客观。反之，如不能调整视角，继续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同样看不清孙陈，弄不清陈炯明的意义。孙陈冲突并不涉及人品、人格、个人恩怨，而是关涉中国历史，关涉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走向。从大历史温情回望这两位历史人物，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或许能发现一个不一样的陈炯明、一个不一样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发生后，陈炯明像许多体制内具有革命倾向的人一样，不再相信满洲人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因而陈炯明利用那种混乱局面，在故乡筹组一支武装，顺利占领了惠州。稍后，广东光复。陈炯明以功出任广东副都督，后因都督胡汉民陪同返国的孙中山北上，陈炯明机缘巧合成为广东代理都督。此时的广东，此时的陈炯明，确实在政治信念上，更倾向于广东人孙中山。广东，成为孙中山最重要的庇护地。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有一套革命程序、治国方略，尤其是在武昌起义、南北僵持关键时刻，孙中山南京“开府建基”，创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从根本上抽空了满洲贵族继续统治中国的依据。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极大推动了清帝退位，国体变更。然而，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经过短短的风光重回边缘。我们不必猜测孙中山的苦闷，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孙中山不甘寂寞，他一定会寻找机会卷土重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13年3月下旬，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稍后去世。宋案真相究竟如何，在司法并没有得出结论前，孙中山抓住这个机会，动员原先的革命党人起兵反袁，广东都督胡汉民是孙中山的铁杆，自然不会落后。

陈炯明在最初阶段并不是胡汉民的铁杆，相反，他在袁世凯的铁杆梁士诒的运动下，成为在广东制衡胡汉民的一个重要棋子。这年6月，袁世凯发现胡汉民异动，毫不客气将胡免职，稍后任命陈炯明接替。

广东都督易位并没有真正收服陈炯明，袁世凯在那个时候因宋案、善后大借款、宪法起草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内外交困，各地军人出身的都督早有反叛之心，于是趁着宋案，江西都督李烈钧7月12日率先发难。三天后（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黄兴胁迫下跟进。又过了两天（17日），安徽独立。第二天（7月18日），新任广东都督陈炯明宣布独立，发兵讨袁。

四省都督讨袁起义很快失败，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权力被袁世凯宣布免去，孙中山、黄兴、陈炯明等人相继逃走，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因反袁失败而重归沉寂。此间，孙中山痛定思痛，反省一系列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对他的绝对忠诚，因此他在流亡海外时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签字画押宣誓效忠他个人。

对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陈炯明并没有参与，他认为那是政治上的倒退，并不合乎中国需要。陈炯明相信，国内形势总会提供新的机会，耐心等待，一定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是的。耐心等待除了积极的准备，还有消极地等待政治对手犯错。袁世凯在平息了孙中山、黄兴等人武装反抗后，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强化民主共和体制，相反，却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扩大总统权力，直至昏聩地宣布复辟帝制。

对于已享有共和经验四五年的中国人来说，很难容忍这样的倒行逆施，于是乎，蔡锷、梁启超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给孙中山、陈炯明等人提供了重出江湖的机会。陈炯明重回体制，被黎元洪封为“定威将军”，依然成为广东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在稍后的护法战争中，为南方护法军政府实权人物，担负进攻福建，恢复秩序的使命。

在进驻福建的两年，世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一个全新的政权形态出现。俄国新政权希望扩大政治的边疆，迅即派人到中国物色合作者。据说，俄国信使携有列宁亲笔信找过陈炯明，但陈炯明婉言谢绝了俄国人的好意，而正处在苦闷中的孙中山在俄国人找上门来时，如久旱逢甘雨，一拍即合。这不仅给后来的中国政治留下巨大变数，也是陈炯明与孙中山冲突的最根本原因。

1920年底，陈炯明离开福建重回广东出任省长。这是陈炯明领导的粤军打败统治广东好几年的桂系获得的，当然也有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那几年正在广东护法，成立了一个护法政府，与北方政府对立。

当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时候，给地方实力派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就在那短暂几年时间，陈炯明与各省实力派利用南北纷争的机会，实行地方自治，实际上有点保境安民、不再过多介入全国性政治纷争的意思。

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实际地盘，他所构建的南方护法政府只是一个比较虚幻的政治组织，既没有真正的力量向各省发号施令，甚至没有权力干预广东的关税，因为列强不买账，列强并没有放弃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并不直接影响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他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上演着地方自治与反地方自治的双簧，以此为南方各省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但是，等到北方的情形发生变化后，情况就不一样了。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旧国会议员宣布徐世昌总统非法，迎接黎元洪大总统复职，回归法统。6月2日，徐世昌辞职。稍后，黎元洪复职。

北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孙中山很受伤，南北舆论近乎一致认为护法运动目的已实现，南方护法政府已没有存在的法理基础，纷纷要求孙中山出于国家大义，宣布下野，放弃北伐，尽快北上通过谈判解决国家重建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孙中山继续坚持去年提出的北伐军事行动，将自己放在了全国舆论对立面。而陈炯明等粤军将领此时则不愿继续北伐，以为政治解决南北统一条件已经成熟。最后竟演变成“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的大事件。

反观陈炯明、孙中山两个人的恩怨情仇，尤其是陈炯明部下叶举率部炮轰总统府，致宋庆龄流产，终生不育。凡此，都使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气息。但，几十年后回望这些往事，我们可以清晰感到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假如他们都能平心静气有话好好说，坐下来谈谈，至少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不会发生，历史肯定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