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政府误判形势，导致苏军在华沙城按兵不动，无辜民众沦为炮灰

流亡政府误判形势，导致苏军在华沙城按兵不动，无辜民众沦为炮灰  

作者：刘畅

关于俄罗斯本身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发生起义的政治态度，随着近年来公开文件的增加和学者关注度的提升，已初步达成学界共识。俄罗斯首次公开对华沙起义发表官方观点，是在1944年8月12日早间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的塔斯社评论里，在广播里苏方宣称：“近来，流亡政府的电台报纸宣称华沙起义事先与苏军联系过，而苏军没有给予必要的援助。塔斯社被授权予以否认这些说法，波兰的伦敦分子应对华沙正在发生的事情负责，起义事先并未与苏军联络过，鉴于此原因，华沙已发生的事情的全部责任在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方面。”并宣称因为上述原因，不会对起义予以援助。

不过，近年来双方一些公开的外交文件却完整记录了当时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与米科拉伊奇克在7月31日的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米科拉伊奇克以及同行的塔塔尔将军明确向莫洛托夫表明，波兰将在华沙举行起义，并请求苏方提供空中支援，轰炸华沙周围的德国机场。对此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部队）到华沙只有大约十公里。”这表明苏方最迟于七月末便已知晓了华沙起义的计划。到了8月2日，起义一经爆发，苏方的前线侦察部队也向上级通报了起义发生的事实，这一点在苏联前线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的回忆录里也被证实。就在同一天，红军总参谋部从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处也得知了这个消息。这个时间与布尔向英国政府通报华沙起义的时间基本一致。所以说，苏方在波兰起义前，确实已经及时得知了起义的消息。

但即使如此，在起义刚刚开始的时候，苏方的态度扔是令人生疑的。苏方得知起义发生确切消息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米科拉伊奇克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波兰总理请求苏联给予国家军武器援助，斯大林并未给予明确答复，转而指责起国家军的动机：“国家军事实上是在保存实力，在等待英国人或者苏联人，而不愿对德军采取行动。”并且斯大林认为：“起义发动的时机过早了。”8月5日，斯大林在针对丘吉尔要求苏方给予华沙起义援助的回电中说：“……我认为你接到的关于波兰人的消息被他们严重夸大了，这是不可信的。”“……波兰人的地方军队……既没有大炮，也没有飞机坦克，我不相信这样的组织能够夺下华沙。

德军在那里有四个装甲师，其中包括赫尔曼戈林师。”8月9日斯大林再次会见米科拉伊奇克，并措辞严厉地告知米科拉伊奇克“华沙没有发生起义，卢布林委员会的人告诉我们那里根本没有发生战斗。”“华沙的行动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我们的军队靠近华沙的话形势就不同了，不幸的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原本计划红军8月6日进入华沙，但是由于8月 4日德军向布拉格调集了4个坦克师，因此我们没有能拿下布拉格。”在米科拉伊奇克反复向斯大林确认了华沙起义的事实之后，在会谈最后斯大林最终表态“我们的政策基础是与波兰同盟。”“我们不吝啬武器……我们可以向波兰人提供机枪、反坦克炮这样的武器”，答应“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

一直到这时，苏方对国家军自作主张的行动虽产生了怀疑，但一直没有公开表露这种不满。国家军方面仓促起义的行动意图是明显的，这一点为处心积虑将波兰共产党化（至少是试图组建符合苏联意图的政府）的斯大林所知悉，因此斯大林对国家军企图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表现出了相应的冷淡和不支持。而之所以没有公开这种不满，也是源于这种对波兰的既定政策。为了保证战后苏联边界的安全，他要利用当时流亡政府有求于苏联的有利态势，运用政治手段压制米科拉伊奇克政府与苏联扶植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妥协，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新政府，并使得新政府承认“寇松线”的存在。这些政治诉求，在8月3日斯大林与米科拉伊奇克的会谈中都有体现。

斯大林告知这位波兰总理：“‘寇松线’不是我们发明的，也不是波兰人发明的，它是学者们公正研究的结果，是一个妥协的方案。”“德国将会重新崛起，这种情况需要我们手持利剑，而这把‘剑’就是波苏联盟。”。他还一并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成功地与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共识，那我将不得不支持民族解放委员会。”很明显的，斯大林对流亡政府抱有期待，认为可以借助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达到自身目的。而且出于对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规划，他也希望维持一个稳定的波兰。这就是苏方为何在起义前期一直保持不明朗态度的最大政治原因。

面对斯大林给出的清晰底线，米科拉伊奇克不得不在8月6日和7日两次会见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民族委员会的代表抛出了条件：“建议把1921年宪法作为波兰政府的活动基础”，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允许米科拉伊奇克留任总理，并把18个部长中的三个让给“伦敦派”。用米科拉伊奇克自己的话讲，他既没有接受寇松线，也拒绝用1921年宪法取代1935年宪法，同时呼吁向华沙援助。支持米科拉伊奇克如此坚定的一个最大因素，就是他对苏联与西方的能力、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首先，米科拉伊奇克低估了苏方整合波兰各派政治势力的能力。他忽视了国家军内部松散的事实，对国家军和流亡政府在波兰的政治影响力估计过高，以为“不与流亡政府合作的情况下，红军根本无法实现团结波兰各派力量的目标。”事实上，正如第一章所述，不仅国家军本身尚无法统一其内部各派意见，红军扶植的工人党势力也早已渗入国家军的基层，在国家军本就脆弱的政治联盟内部制造了更加深重的分化，这种左翼力量的影响力已超出了国家军高层最坏的预期。国家军本身在华沙起义这件事情上可以向苏方施压的砝码本就所剩无几。只是考虑到波兰稳定事关红军下一阶段军事目标能否顺利完成，以及“拉偏架”无助于获得战后波兰内部最广泛的支持，才会让起义本身有了放在斯大林政治天平上反复称量的资格；其次，米科拉伊奇克低估了波兰问题在苏联核心利益中的权重，认为若国家军能够及时拿下华沙，苏方便会不得不在国际舆论和波兰国内伦敦派势力的联合压制下让步。

然而由于事关本国西部边界稳定的最高利益，斯大林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异常坚决，这种坚决倒不是一定是为了消灭流亡政府本身，但是至少要建立一个能够满足苏方基本需求的联合政府，同时确立寇松线。任何政治游说都无法动摇斯大林捍卫核心利益的决心。米科拉伊奇克没有看到，战后波兰问题的走势其实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意图，他的决定让战斗中的国家军和华沙市民们失去了成功的最后一丝可能。

当苏方注意到米科拉伊奇克强硬的表态之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摊牌了。本文开头提到的8月12日的塔斯社社论，正式宣布了苏方立场的变化。8月16日斯大林在回复丘吉尔的电报中称：“我确信华沙之举是一个轻率的、骇人的冒险行动，它使居民遭受了重大损失……苏军统帅部同华沙的冒险无关，也不承担间接的责任。我方拒绝给华沙任何援助。”8月17日，莫洛托夫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谈话中称，“波兰企图利用起义达到反苏的目的。”23日斯大林在给罗斯福丘吉尔的电报中进一步称，“……这批家伙利用了华沙居民的诚意，把很多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民推向了德国大炮、坦克和飞机的虎口……有助于希特勒分子惨无人道地枪杀华沙居民。”换句话说，苏方在12日之后终于公开指出了华沙起义的反苏目的。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苏联在起义爆发前后的态度存在一个转变和反复的过程。笔者认为，苏方对起义本身的立场变化，虽有其政治意义上的考量，但综合考虑到同盟国战后关系、利益分配上的最大化以及苏方本身的政治声望，斯大林未必有彻底消灭流亡政府的意图。苏方在华沙城下的按兵不动不能单纯归结于控制波兰的政治需要，而是综合多方面原因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外文出版社1957年版。

2、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九卷：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3、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4、罗科索夫斯基著《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27页。

5、Foreign Relal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6、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268．No 48：Documents On Polish-Soviet Relations 1939-194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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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eneral Sikorski Historical lnstitute，Documents On Polish-Soviet Relations l939-1945(M)．Volume 1943-1945．Heinemann：London．1967，p317.

8、Documents On Polish-Soviet Relations 1939-1945．p3317-338．No．189：British Doe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268．No.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