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哪个强大 美国媒体客观公正吗？

美国媒体客观公正吗？  

 美国媒体客观公正吗？

　　文/刘仰

　　理论和实践经常有很大的差距，一些只在理论上了解西方的人，经常把西方的理论等同于实践，比方说媒体报道的客观公正，新闻自由等。事实上，美国的媒体在实践中与它的理论相差甚远，这种差距并不只是操作过程的偏差，而是人为故意的。举两个例子简单说明一下。

　　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媒体大亨，名叫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1967），他创办了美国最重要的三个杂志，《时代》、《财富》、《生活》，他创办并留下的时代公司现在也因“时代华纳”这个全球最大综合性媒体巨头而占据世界传媒的重要地位。人们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亨利-卢斯的影响力至少与美国国务卿相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担任大使，他拒绝了，因为他想当国务卿。卢斯头上的称号包括“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等等。《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人们甚至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卢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7个人之一。由于卢斯首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因此，20世纪50年代也被称为“卢斯的十年”。

　　这样一个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传媒帝王”，基本上不把媒体的“客观公正”放在眼里。他认为，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任何新闻学的歪曲或扭曲都是为了上帝和耶鲁”。他在这句话的最后加上“耶鲁”，因为他是耶鲁毕业，像布什总统等很多美国政要一样，卢斯也是耶鲁大学秘密社团“骷髅会”的成员。评论认为，卢斯只让新闻反映他个人的观点，贬低了新闻“真相”的作用。从1940年开始，卢斯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忠实喉舌。卢斯对自己的倾向性毫不掩饰，公开宣称报刊就应该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

　　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国内的爱国主义热情持鄙视、诋毁的态度，一些跟在美国后面的中国人，也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冠之以“狭隘民族主义”的帽子，似乎一提爱国主义，就即将成为“义和团”的同义词。然后还经常拿美国来做例子，说美国多么宽容，多么有大国心态。我们看看卢斯这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帝王是怎么说的。早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卢斯就在给耶鲁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中写说，他要激励同龄人“燃起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他还写道：

　　当我们在20年后讲到“美国”时，愿这伟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的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美国公民有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贸易和生活，无论美国的商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济理想都能得到承认；第二，但凡发生国际争端，都可指望美国来协助解决……

　　卢斯在自己的《时代》杂志上宣布：“在公共问题和重大新闻上，不可能有完全的中立，也不应当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因此，编辑不能没有某种偏见……”。卢斯不光这么说，也是怎么做的。比方说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反对斯大林，被不喜欢斯大林的卢斯当作盟友，《时代》周刊便不惜笔墨地粉饰墨索里尼。这个“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总和”的传媒帝王，就是这样成为了宣传家、教育家，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甚至有人说，卢斯的观念导致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

　　卢斯宣称美国应该当世界警察，以便保护美国的利益，其核心就是美国商人的商业利益，他认为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全面的影响。”卢斯创办的几个重要刊物中，《生活》杂志以图片为主。出于卢斯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的观念，《生活》杂志始终坚持不懈地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不遗余力地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的。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对于好莱坞作用的解释，与卢斯也完全一致。1951年，还在“卢斯十年”的年代，好莱坞出生的里根还是加州议员，他公开说：“正是美国的电影，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放满了我们美国商品的橱窗，我们美国的停车场，我们美国布满汽车的街道，以及驾驶这些汽车的我们美国的司机。”文化倾销成为商品倾销的广告，应该就是从卢斯开始的。

　　一些中国人在提到亨利-卢斯时，经常眩晕于他传媒帝王的身份，有些甚至故意忽视他坚定、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者的特征，其中一个原因是，卢斯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卢斯的父亲路思义是个传教士，1897年携妻子来到中国传教，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的蓬莱，其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中国度过。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常常强调卢斯创办《时代》周刊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力宣传帮助中国抗日，说他为中美友谊做出了贡献。

　　这个说法不算太离谱，但是，必须看到背后的心态。美国建国后，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关系最好的就是二次大战后期，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的美国为了打败日本，非常需要中国。因此，按照卢斯的一贯思想，帮助中国抗战，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可以帮助蒋介石夫妇，与蒋介石夫妇成为私人朋友，但是，他并不因此而顾及中国的利益。

　　当时《时代》杂志驻中国的记者名叫白修德。白修德看到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向美国发回大量的报道，甚至明确提出蒋介石将被毛泽东取代。但是，卢斯因为对蒋介石夫妇抱有好感，对于白修德的稿件，要么不发，要么改得面目全非，白修德不得不在自己的办公室贴了一张纸，上面写道：《时代》杂志上以我名字发表的文章，如果观点与我一致，纯属巧合。白修德后来辞职，与人合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的惊雷》。书中批评蒋氏政权的倾向，使得卢斯非常生气，痛骂白修德为“婊子养的犹太丑小子”，为此两人断交十年。直到腐败的蒋介石退守台湾，卢斯依然经常大幅报道蒋介石夫妇。直到今天，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都有卢斯当年的痕迹。有人说，《时代》周刊作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与国民党本身只有一点不同：文章写得比国民党好一些，更容易被美国人接受。在帮助蒋介石宣传这个问题上，卢斯的确根本不顾中国的事实真相，只忠实于自己的“偏见”。

　　卢斯去世后，《时代》周刊与中国还有一个关系良好的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邓小平时代。其实，这一时期《时代》周刊延续卢斯的思想，向中国示出较多的善意，背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利益。那个时候的美国，需要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所以才对中国大陆显示出较为友善的态度。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棋子上不再需要中国，反而把中国视为新的假想敌，新的威胁，《时代》当初的态度也随之消失。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新闻处理方式，确确实实被美国的利益牢牢左右着。

　　在美国众多的媒体中，“美国之音”是最特别的。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之音”的节目不得向美国国内广播。不是新闻自由吗？为何会有这种法律规定？因为，《美国之音》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了美国的目的，向海外撒谎。因此，为了保护美国新闻“客观公正”的口碑，不让本国公民听到“美国之音”，就可以让“客观公正”的招牌不至于被踢掉。“美国之音”经常插播莫名其妙的歌曲或音乐，连主持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上，这些插播节目的决定，大都是来自CIA，目的是向海外特工传递秘密指令。

　　“美国之音”的顶头上司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之音”的职责就是一切服从美国国家的最高利益。在这一原则下，新闻自由、客观公正都是随意搓揉的抹布。“美国之音”的经费也来自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基金会，所谓新闻独立，也是一句空话。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为“美国之音”辩护说：“从本质上看，通过制造虚假新闻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这种虚假新闻的受众是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美国是一个被大资本、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家，媒体也属于资本家，不都属于政府。它的媒体的确会对政府及政府官员提出不客气地批评，原因在于，政府或官员的言行不符合大资本的利益。像“美国之音”这样的政府媒体，就从来不会批评美国政府。当大资本与政府的利益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展到火拼的地步，比方说，美国总统经常被暗杀。作为一个科技手段如此发达的国家，保安程度举世无双，情报系统世界第一，美国总统被暗杀却不了了之，不奇怪吗？以肯尼迪被暗杀为例，人们断言，肯尼迪被暗杀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就是美国政治彻底完蛋之日。而美国的媒体，是美国政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