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二战时因为什么引起的二战史：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全景再现二战始末

火烧 2022-03-22 10:40:42 1067

二战史：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全景再现二战始末作者简介：安东尼·比弗（A to y Beevor），英国历史学家、历史题材畅销书作者。比弗曾就读于温彻斯特大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随军在英国和

二战史：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全景再现二战始末

作者简介：

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英国历史学家、历史题材畅销书作者。比弗曾就读于温彻斯特大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随军在英国和德国服役5年。他发表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比弗曾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被肯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还是伦敦大学贝克特学院历史学、古典文学和考古学的访问学者。

书摘正文：

战争的爆发

1939年6月至8月

1939年6月1日，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帅，一名矮小精干的骑兵统帅，接到紧急命令让他立刻返回莫斯科（Moscow）。早在1937年开始，斯大林就发动了对红军内部的大肃反运动，一直持续着，就连朱可夫元帅也曾被指控有投敌叛国嫌疑，并被扣上了“人民公敌”的帽子，还被送入素有“绞肉机”之称的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的俄国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接受审讯。

在肃反运动阴影的笼罩下，苏联那些高级将领们首当其冲的被划定为托洛斯基—法西斯间谍。大约30000人被捕。大部分高级将领直接被枪决，还有很多将领被屈打成招。早在两年前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处在被怀疑人列表中的朱可夫，就已经做好了随时入狱的准备。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逮捕的日子里，他早已给自己的妻子写好了遗书。“对你我有一个请求”，开头他这样写道，“不要哭泣，要保持淡定，并坚强地接受分离所带来的痛苦”。

然而，当第二天朱可夫乘坐的火车到达莫斯科之后，他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送入卢比扬卡监狱（Lubyanka Prison），而是被告知前往克里姆林宫，到斯大林的老部下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元帅处报到。内战中此人是第一骑兵部队的指挥官，后就职于苏俄人民委员防御部（people’s commissar of defence）。在大肃反时期，这位“平庸的、不知名的、愚钝的傻子”军人，通过尽心地揭发他人的手段，铲除了很多天才的指挥官，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曾毫不避讳地称他为“军队中最大的一坨屎”。

朱可夫被告知立刻飞往苏维埃的附属国外蒙古（Outer Mongolia）。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第57特别军（57th Special Corps）的军长，率领包括苏联红军和蒙古人的武装力量在内的作战部队，给予日本帝国军致命的反击。斯大林对本国军官取得的那些微小胜利成果感到很不满意。面临希特勒在西方发动的战争威胁，斯大林非常急切地想要把来自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挑衅扼杀在摇篮里。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敌对状态早在1905年沙皇时代的那场使俄国人民蒙羞的失败战争就开始了，当然苏联政府是绝对不会遗忘这个羞辱的。所以斯大林肯定会向远东派遣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第2页 :1.战争的爆发

日本军人受到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公然挑战。自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公约》（the Anti-Comintern Pact）开始，蒙古边境线上就不断地在增强兵力，苏联红军和日本关东军形成了对峙局势。1937年，随着双方摩擦事件的不断发生，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摩擦是1938年的长丰事件（the Changkufeng Incident）。该事件发生在哈桑湖（Lake Khasan）附近，也就是距离海参崴（Vladivostok）110公里的地方。

让日本人头疼的是，苏联竟然给予他们的中国敌人大力支持，不仅在经济上，还在军事上给予支持，包括提供 T-26坦克，派遣大量的军事顾问和空军中队“志愿兵”。更让日本关东军的指挥官们感到沮丧的是，1938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内阁官员们竟然阻挠他们对苏联的行为给予军事上的回应。内阁官员们的骄傲自大，建立在对苏联军队不会采取反击行为的错误判断之上。他们要求的只是确保边境上不会再出现摩擦事件。这当然是一种绝对的利己想法。东京的政府官员们不愿意派遣更多的关东军，他们只想利用最少的兵力来牵制住苏联军队。他们担心如若过多地在中苏边界投入兵力，会影响他们在中国南部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战斗。

在东京的帝国总参谋部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支持关东军指挥层的这种侵略行为。但是帝国海军和日本国人民却对此感到深深的厌恶。来自纳粹德国的压力，让日本人不得不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来看待，这使日本统治阶层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根本不想在蒙古和西伯利亚（Siberian）边界一带，卷入一场北线战役中。这个分歧观点致使近卫文（Prince Konoe Fumimaro）政府垮台。但是这场存在于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人之间的争论，随着欧洲战事的逼近而日趋激烈。陆军和右翼分子们大肆宣扬并且常常夸大北线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关东军对待东京的政策也变成了先斩后奏，司令部发布命令，允许指挥官就地正法那些临阵脱逃的士兵。直到启动了所谓的“野战计划”之后，这种情况才渐渐消失了。“野战计划” ，即从军队的安全角度出发，允许在他们自己的防区内移动，而这无需上报帝国总参谋部。

1939年5月12日，第一次诺门罕事件（Nomonhan Incident）发生，此后不久又在那条河的周围发生了被苏联称作是第二次诺门罕事件（Battle of Khalkhin Gol）的战役。一支蒙古骑兵团穿过哈拉哈河（Khalkhin Gol），在那里波澜起伏的广阔草原上放牧他们毛茸茸的小马。随后他们向前推进了20公里，到达了蒙古人民共和（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的边境线，那里有座大村庄叫诺门罕（Nomonhan），被日本人视为不可逾越的边界线。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将蒙古骑兵团赶回了哈拉哈河，但是蒙古人又反击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的冲突事件持续了大约两周时间。红军加派了大量的增援部队。5月28日，苏联和蒙古军队歼灭了一支200人的日本军队，并缴获了一些旧式装甲车。6月中旬，红军空军部队进行了定点轰炸行动，地面部队紧随其后推进到了诺门罕地区。

增援部队日夜兼程。6月5日，朱可夫到达指定地点，他授命将贝加尔（Trans-Baikal）地区的军队调遣至诺门罕军事防区，以增援当地的红军力量。然而苏联红军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后勤供给，因为他们已经行进到远离最近的铁路650公里的地方，只有使用卡车装载军需物品沿着公路送到部队所在地，可这需要整整五天的时间。这个巨大的困难，让日本军队产生了错觉，低估了朱可夫军队的战斗力量。

日本向诺门罕前线派去了由中将小松原道太郎（Komatsubara Michitaro）率领的陆军第二十三师和陆军第七师的部分军队。关东军要求加大空中力量，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这引起了东京方面的关注。帝国总参谋部下达命令，禁止报复性的攻击行动，并且要求关东军派一名高级官员回东京汇报当前战况。这一命令打乱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全盘计划，使他们无法在预定时间内施行作战计划。6月27日早上，关东军派出他们的飞行中队，对驻扎在外蒙古（Outer Mongolia）的苏联军事基地进行轰炸。东京的总参谋部对此狂怒不已，下达了一连串命令，禁止空军部队采取更进一步的攻击行动。

7月1日夜晚，日本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了哈拉哈河，并且攻占了一座极具战略位置的山头，这对苏联军队的侧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之后，最终，朱可夫用他的坦克让日本军队退回到了哈拉哈河对岸。紧接着朱可夫率军队占领了河东岸的部分地区，便开始了他最伟大的阴谋——红军称之为马斯基洛夫卡（Maskirovka）。在朱可夫秘密的筹划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同时，他的部队表面上却风平浪静般只是镇守着自己的防线。极易被破解的密电码里，传达着要求运送更多燃料的误导信息，扬声器里传出开动打桩机的巨大噪音，署名为“苏联战士防御须知”的小册子，从天而降的散播着，甚至故意洒入敌人的防御区内，这些都是为了迷惑敌人。与此同时，朱可夫要求坦克增援部队，在夜色的掩盖下急速向阵地开进。卡车司机们也是日夜兼程，不畏艰险地把弹药从铁路沿线运到前线，为这场蓄谋已久的大战做好一切后方支援准备。

7月23日，日本军队从正面发起攻势，但是他们却没能攻破苏联军队的防线。而日军的后方补给问题，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延长再次发起攻势的间隔时间。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到目前为止，朱可夫的军队人数增加到了58000人，还有接近500辆坦克和250架飞机。

8月20日，星期天凌晨5点45分，朱可夫下令发动突然袭击，首先是三个小时的炮轰，接着就是坦克和飞机的轮番轰炸，紧随其后的就是步兵团和骑兵团。天气酷热难耐。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机关枪和大炮有些塞膛，激起的灰尘和烟雾覆盖着整个战场。

在由三支步枪部队和一支伞兵旅组成的苏联步兵团的攻势中，日军的主要兵力正在一步步地被赶入合围圈之中，与此同时，朱可夫又派出他的三支装甲旅和一支蒙古骑兵师，从后面包抄日军，切断他们的后退之路。朱可夫的坦克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趟过了哈拉哈河的一条支流，其中包括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助共和党人一臂之力的T-26s，还有后来演变为更快速的T-34的前身。这款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阵营的主力队员，日军那些老式坦克毫无优势可言。他们的火炮也不具备穿透苏军坦克外壳的本领。

尽管缺乏有效的反坦克炮的支持，但是日本军人还是在奋力地战斗着。中尉定梶（Sadakaji）一直挥舞着他的军刀，指挥自己的坦克部队向前冲刺，直至被炮弹击中而当场身亡。日本士兵一次次冲出掩体进行反攻，把燃烧的物体掷向苏军坦克，这给苏联进攻者带来了重大的损伤。朱可夫并未因此而泄气。当贝加尔（Trans-Baikal）前线的总司令到前沿阵地来视察，暗示他此时应该暂停攻势的时候，朱可夫对此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假如此时停止攻势，然后又开始进攻，他反驳道：那么苏联军队将会“因为我们的犹豫不决”遭受十倍于现在的损失。

尽管日本士兵从未有过屈服的念头，然而关东军过时的指挥战术和老旧的武器装备，注定他们只能以失败告终。小松原（Komatsubara）的军队被包围了，长时间的困兽之战使这支部队伤亡达到了61000人，这基本就等于彻底地毁灭了这支部队。在双方的对垒过程中，苏联红军伤15251人，亡7974人。8月31日早上，战斗结束了。与此同时，德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就在谈判结束的同时，德国向波兰边境集结了大批军队，开始为发动欧洲战争做好一切准备。单独的冲突事件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综观世界时局，斯大林决定在对待日本提出的停火请求的问题上，格外地小心谨慎。

原本担心自己会被逮捕的朱可夫，却在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此时的苏联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朱可夫的这场胜仗，无疑带来了震撼性的影响。这场意外的失败让日本军队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受挫感，而他们的中国敌人，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却因为对手的失败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东京，主张与苏联对战的“北进”派别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做出让步。以海军为主的“南进”派别，从此占了上风。1941年4月，《苏日互不侵犯条约》（Soviet–Japanese Non-aggression Pact）签订，这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的柏林小小的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几周后，德国便发动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第二次诺门罕事件的失败，使得日本调整了后来的侵略计划，他们开始觊觎法国的殖民地、东南亚的荷兰和英国，甚至包括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也就是在1941年冬天，东京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再次向苏联发动战争的建议，这不仅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果的转折点，也决定了远东战役的最终结果，还有希特勒与苏联进行的那场生死较量的最终结果。

希特勒在战前制定的那些策略，并没能一一付诸行动。那时候，比起向苏联发动战争，其实希特勒更希望与英国结成联盟，然而后来，实际行动却变成了他先发制人地挑起了与法国的战争。为了稳住东翼，以便首先全心投入西线战役中，希特勒迫使他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与波兰交涉，希望与之结成联盟。波兰人很清楚地知道触怒斯大林的后果，而且他们认为希特勒的意图只是想把自己作为一颗围绕德国的卫星，当一把保护德国的大伞来利用，因此在对待结盟的事情上格外的谨慎小心。可是，波兰政府却因为自己的投机主义心理而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举动。当1938年德国进驻苏台德区的时候，波兰便集结军队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省的特斯臣（Teschen），华沙的波兰政府就此声称，早在1920年开始这里就已经有波兰人生活了，与此同时，波兰的国境线也向前推至了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一带。这一举动不仅遭到苏联政府的极力反对，同时也让英国和法国政府感到坐立不安。然而波兰的这种过度自信的行为却无形地对希特勒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波兰人原本是想建立一个对抗德国的中欧集团——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第三个欧洲（Third Europe）”——可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妄想。

1939年3月8日，当德国部队占领了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方之后，希特勒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想要吞掉波兰。他极力说服他的将军们，一旦德国吞并了波兰，就可以把波兰的丰富资源为我所用，并且还可以控制欧洲中部以南的广大区域。在向西发动进攻之前，希特勒决定用战利品而不是外交手段来稳住波兰的情绪。他甚至向波兰政府谎称说，他下一步的战略计划是彻底毁灭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Jewish democracy）”。

3月23日，希特勒下令占领了立陶宛的梅梅尔（Memel）地区，并将它归入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明显加快了脚步，因为他担心英国和法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会提前结束。3月31日，张伯伦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会议上对波兰做出了承诺，可是希特勒却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4月3日，希特勒下令他的将军们执行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Operation White），并预计在8月底结束这场战争。

张伯伦不愿违背自己的反共产主义的本意去与斯大林打交道，同时他也过分高估了波兰人的实力，因而未能及时建立一个防御集团，以阻止希特勒穿过中欧和巴尔干半岛（Balkans）地区。实际上，英国人对波兰做出的承诺，早已巧妙地把苏联排除在外。当德苏贸易会谈的报告出来之后，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做法才引起了张伯伦政府的重新审视。本来就厌恶波兰人的斯大林，对英国和法国政府没有站出来坚决与希特勒对抗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斯大林对英法以及波兰的厌恶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一年前讨论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的问题上。斯大林甚至还怀疑，英法两国企图使尽浑身解数想要引发德苏战争，以避免德国将战争矛头指向自己。当然，斯大林更愿意坐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互相争斗的好戏。

4月18日，斯大林试探性地向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建议，表示愿意与他们缔结盟约，共同抵御威胁中欧国家的侵略者。英国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和他的第一秘书长亚历山大·贾德干先生（Sir Alexander Cadogan）的共同反应就是，这是苏联策划的一场有阴谋的“恶作剧”。张伯伦担心，假若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那么就会激怒希特勒。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这个提议也刺激了希特勒，迫使这位元首开始寻找与苏联独裁者之间的共同利益。毋庸置疑，波兰人和罗马人都是十分多疑的。他们担心苏联会要求自己允许红军进入并穿过他们的领土。而法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把沙俄视为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因此在苏联提出的结盟建议中，扮演着极力撮合的角色。法国认为自己不能抛开英国而单独行动，于是他们便向伦敦施压，希望英国政府能同意本国军事力量与苏联政府商谈有关联合出兵的事宜。英国人犹豫不决的态度并未打动斯大林，斯大林依然固我地进行着他秘密向西推进战线的计划。同时，他的眼睛也盯向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芬兰（Finland,）、波罗的海诸国（Baltic states）和波兰的东部地区，尤其是1920年战败后被迫割让给波兰的白俄罗斯（Belorussia）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5月，就在谈判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人不得不最终接受了这个结盟条约。但是从反反复复的谈判过程中斯大林感觉到，这是英国政府为争取备战时间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第3页 :1.战争的爆发（2）

更何况，在8月5日才出发前往列宁格勒的法英军事代表团，竟然乘坐的是速度最慢的轮船，这更加重了斯大林的怀疑之心。带队的法国艾梅·杜芒（Aime Doumenc）上将和英国海军上将雷金纳德·普伦基特—厄恩利—厄尔—德拉克斯（Reginald Plunkett-Ernle-Erle-Drax）阁下，丝毫没有决定权，他们能做的只是向巴黎和伦敦汇报。当然，还有一些原因也注定了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来访。杜芒和德拉克斯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红军部队在运送军需物资的时候必然得穿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而斯大林对此路线丝毫不作退让。而这一要求绝对是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两人都对共产党，尤其是斯大林持以怀疑态度。时间在一点点的溜走，这场不成功的谈判拖延到了8月下旬，尽管法国人很迫切地需要一个这样的结盟协约，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服华沙政府接受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波兰总司令爱德华·希米格维—雷兹（Edward Smig?y-Rydz）元帅这样说道，“德国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自由，然而俄罗斯却要掠夺我们的灵魂”。

希特勒对于英国和法国试图把罗马尼亚也拉入防御同盟，以对付德国进一步的入侵行为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认为该是重新审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了。8月2日，在柏林的办公室里，里宾特洛甫首先阐释了与苏联建立新型关系的观点。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地区不存在任何问题”，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这样说道，“因此在这一地区里我们与苏联也不存在任何要解决的矛盾。”

里宾特洛甫丝毫没有回避德国的入侵目标是波兰的问题，但是他暗示希特勒要一点点地来蚕食这块口中之肉。两天后，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发表声明说，德国一直以来都认为波罗的海诸国是苏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月14日，里宾特洛甫表示，他将访问莫斯科进行一次会谈。新任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指出，苏联非常介意德国派兵增援日本军队的事情，当然，此时的德日军队已经被苏联红军团团围困在了哈拉哈河两岸，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调说苏联当局希望举行这场会谈，并且对波罗的海诸国的问题特别的关注。

对斯大林来说，有利之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早在《慕尼黑协定》签订的时候，斯大林就开始考虑要怎样对待希特勒了。准备工作早在1939年春就展开了。也就是在那一年的5月3日，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队为了粮食问题的外交事务而犯愁。斯大林下令，“清除犹太人部” ， “关闭‘犹太人教堂’”。于是，经验丰富的苏联外交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因其犹太人身份而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紧接着很多犹太人也被捕了。

同希特勒达成协议，这样就可以在德国挑起西方战争的时候，斯大林能够紧紧握住波罗的海诸国和比萨拉比亚，更不用说波兰以东的地区了。斯大林已经预见到了希特勒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会是法国和英国，因此他也十分乐于看到在这场血腥的西方资本主义大战中，德国的力量能被大大的削弱。这也能够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把因为自己发动的大肃反运动而削弱的红军军事力量和低迷的士气重新建立起来。

对于希特勒而言，与斯大林签订盟约，可以保证他的战争计划顺利进行，他可以在不用同盟支持的情况下，首先入侵波兰，然后攻打法国和英国。德意之间所谓的《钢铁协定》在5月22日正式签署，但是却几乎没发挥任何作用，因为直到1943年，墨索里尼都坚持认为他的国家还未做好战争的准备。而且希特勒一直相信自己的直觉，尽管法国和英国对波兰做出了承诺，但是当他真正要入侵波兰的时候，法英两国一定会坐视不管。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野心越来越明显。谴责波兰作茧自缚的舆论声也越来越大。希特勒不允许出现丝毫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迹象，因为此时，他绝对不会放弃任何发动战争的蛛丝马迹。

无疑，希特勒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煽动者，借着撕毁《凡尔赛和约》收回了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和西里西亚（Silesia）部分地区的契机，他将德国人民憎恨波兰的情绪推到了巅峰。但泽自由市（The Free City of Danzig）和连接波兰和波罗的海的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无情地将东普鲁士（East Prussia）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这两个地方的归属问题也成了《凡尔赛和约》中最大的不公正之处。5月23日，希特勒声称，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场夺回但泽自由市的战争，更重要的是为德国人民在东方寻求生存空间的战争。有一份报告显示，在波兰大约有80万德国人正在遭受压迫。8月底之前，还有7万名德国人为了躲避压迫逃回了德国本土。不出所料，希特勒向波兰政府施压，要他们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波方声称，这些德国人涉嫌参与颠覆波兰政权的活动，所以才会被镇压。先不论事实究竟是怎样的，然而在德国人在波兰受到迫害这件事情上，纳粹党人把它无限渲染夸大化了。

8月17日，德国军队在易北河上进行军事演习，两位来自大使馆的英国军官，作为观察员被邀请同行，他俩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年轻的德国军官“非常自信，并且笃信德国军队是所向披靡的”。但是他们的上将和那些年长的外交部官员们却感到焦躁不安，因为一旦德国入侵波兰，就会引发一场欧洲大战。希特勒时时刻刻都在说服大家，英国是绝对不会参战的。其实将军们十分担忧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然而不管怎样，希特勒都坚信，即将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一定会打消将军们的这种顾虑。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英国和法国会宣战，8月19日，海军元帅埃里克·雷德尔（Erich Raeder）率领小型战列舰（pocket battleships）“德意志号”（Deutschland）和“格拉夫·斯佩号”（Graf Spee），还有16艘U型潜艇，出航驶向大西洋海面。

8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德国外交部长在威廉大街宣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字生效。此时的希特勒正在位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伯格霍夫（Berghof）山庄休养，当斯大林同意在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的时候，他兴奋地紧握拳头，一边敲击着桌面，一边对他的随从人员高喊道：“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每个在咖啡馆的德国人都应该尖叫，因为这意味着和平”，一些英国大使馆的官员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不久后，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先生便向伦敦汇报道，“极大的放松是此时柏林的状态之一…………德国人民再一次地对希特勒先生表示赞许，因为他能够不用战争的手段就可以达到他的既定目标。”

英国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而对于想要借助签订条约而从他们的传统盟国俄罗斯身上获得更多利益的法国来说，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日本的统治阶层也感到无比的恐慌。他们都觉得自己被无情地出卖了，《反共产国际协约》（Anti-Comintern Pact）的提倡者，现在竟然与莫斯科结成了联盟，而此前他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个消息让东京政府近乎崩溃，也同样让蒋介石和中国民主主义者们深受打击。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飞往苏联首都，开始了他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问。在这两个极权主义政体签订的有关瓜分中欧的秘密协议中，涉及到了几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斯大林要求得到整个拉脱维亚（Latvia）地区，在希特勒三番五次打电话胁迫下，里宾特洛甫同意了这个要求。就在公开的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的协议都签订之际，斯大林提议为希特勒干杯。他对里宾特洛甫说，他知道“德国人民将会更加爱他们的元首”。

同一天，内维尔·亨德森先生飞往贝希特斯加登，给希特勒送去了张伯伦写的一封信，这是张伯伦为了避免战争而做的最后一搏。希特勒对之不予理会，反而义愤填膺地指责英国支持波兰人坚持反对德国的行为。尽管极力在劝解，亨德森最后也不得不感叹道，“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还是一名下士的男人，非常迫切地渴望在下一场战争中成为一名战无不胜的大元帅。”就在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德国军队下令，做好三天后入侵波兰的准备。

8月24日凌晨3点，柏林的英国大使馆收到了来自伦敦的一份代码为“王侯”（ Rajah）的电报。大使们，很多甚至还穿着睡衣，开始匆忙地烧掉使馆里的秘密文件。正午时分，所有在德国的英国人便收到了一份警告，要他们立刻离开德国。不久前才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的大使亨德森，与他的参谋人员打了一夜的桥牌，此时已经筋疲力尽。

第二天，亨德森又去拜见了刚回到柏林的希特勒。希特勒提出，等德国军队占领了波兰之后，会与英国签订一份条约，但是当亨德森提出，为了保证条约的顺利签订，德军必须停止入侵行动并且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兵的时候，希特勒怒火冲天。希特勒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如果必须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发动总比等到我55岁或者60岁的时候好。然而真正让希特勒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晚上英国和波兰签订了《英波条约》（Anglo-Polish Pact）。

在柏林，英国外交官们设想着种种糟糕的情况。“我们已经将所有的随身行李都搬到了大使馆宴会厅里，”其中一位大使这样写道，“这里看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车站，大批的乘客正在等待火车接他们前往港口。”而在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德国大使馆的人们，被告知立刻返回德意志帝国或者前往中立国。

8月26日，星期六，德国政府取消了坦嫩贝格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胜利25周年的纪念庆典。然而实际上，这场庆典只是用来掩饰东普鲁士的军队数量的。一天前，旧式美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Schleswig-Holstein）就已经抵达了但泽，表面上看来这是一次友好访问，但是波兰当局却根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报纸杂志上满篇报道，说这艘战舰将要轰炸波兰，目标是维斯图拉河（Vistula）口的韦斯特普拉特半岛（Wester-platte Peninsula）。

那个周末，柏林的人民享受着暖暖的阳光。万塞（Wannsee）的格林瓦尔德（Grunewald）海滨浴场，挤满了晒太阳和游泳的人。尽管公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作战计划，然而人们悠闲放松的状态，好像根本就不会爆发战争似的。在英国大使馆里，官员们开始畅饮地下室里的香槟酒。在他们的记事本里这样写道，大街上的德军数量迅速的在增加，许多士兵都穿着新式的黄色长统靴，而这些皮革还没有来得及打蜡上油。

在权衡了英国和法国对波兰的支持态度之后，就在原计划要发动入侵战争的前一天晚上，希特勒改变了主意。他仍然寄希望于英国对波兰的支持态度会有所动摇。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推迟入侵时间的命令，勃兰登堡（Brandenburger）突击队攻入了波兰，并且占领了一座重要的桥。

希特勒当然希望发动入侵波兰的战争，所以他假装同意与英国、法国甚至是波兰签订协议。因此，一系列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拒绝讨论任何波兰政府提出的事项，他将谈判的时间定在8月30日的午夜时分，然而他却不邀请任何来自华沙的大使参加。他还拒绝墨索里尼政府的任何斡旋提议。8月28日，他再次下令德军，做好9月1日入侵波兰的战争准备。

另一方面，里宾特洛甫的言行也让波兰和英国大使琢磨不透。他总是习惯性地凝视远方，然后陷入沉思，而完全忽略他周围的一切，似乎他眼前的所有人都没有资格分享他的思想。8月30日中午，谈判的僵局状态结束了，里宾特洛甫同意与亨德森会面。亨德森要求知道条款的具体内容。里宾特洛甫“拿出了一份很长的文件”，亨德森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他用德语读给我听，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用极其不耐烦的口气，一气儿念了过去…………当他读完，我请求他把文件拿给我看一下。里宾特洛甫先生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的请求，轻蔑地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摔，然后告诉我，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没有一名波兰大使前来柏林谈判，因此，这次谈判已经失效了。”第二天，希特勒就颁发了入侵波兰的一号指令“白色方案（Operation White）”，而这次入侵行动早在5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

由于在以前的冲突中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亡的前例，因此巴黎拒绝出兵，并默认了希特勒的入侵行为。9月1日，虽然英国的广播电台里传出了要求立即疏散伦敦的儿童的消息，但是，大部分的英国人却仍然相信，纳粹党领导人只是在吓唬他们而已。波兰人不会有这样的幻想，然而华沙却没有丝毫恐慌的痕迹，相反是迎接战争的决心。

纳粹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制造一个符合自己的战争计划的宣战借口。密谋行动由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代表党卫军全国领袖（Reichsfuhrer-SS）海因里希·希姆勒（ Heinrich Himmler）全权计划和组织。海德里希仔细挑选了党卫军中最可信任的一队士兵。他们得制造一起德国邮船在波兰境内被袭击的事件，然后还要偷袭波兰的边境城镇格莱维茨（Gleiwitz）的无线电台，把德国邮船被袭击的事件从这个无线电台发布出去。纳粹党卫军从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里挑选了几名穿着波兰士兵服的俘虏，给他们吃了迷幻药，让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在党卫军士兵袭击了邮船之后，这些波兰俘虏被当场杀死，尸体被留下来当做证据。8月31日下午，海德里希给他的上级打了一个电话，报告说他已经布置完毕，并且编好了待发布的密电码：“祖母死了（Grandmother Dead）！”请求审核通过。在欧洲爆发的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批受害者是来自集中营的那几名被谎言欺骗谋杀的波兰俘虏，这令人心寒不已。

第4页 :2.彻底摧毁波兰

彻底摧毁波兰

1939年9月至12月

1939年9月1日凌晨时分，德军集结在波兰边境线待命。除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老兵之外，几乎所有现役的德军士兵都没有过参加战争的经历。在这黑暗孤独的夜色里，大部分士兵都在考虑，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幸存下来，他们是否会在战争中给自己丢脸。在邻近西里西亚的边境阵地上，一名装甲部队的指挥官给正在等待总攻命令的士兵们描述着他途经的环境：“在漆黑的森林里，一轮满月高高挂在天上，透过月光看出去，轻轻的薄雾笼罩在我们的周围。”

4点45分，靠近但泽的海面传来了第一声炮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号，这艘曾在1916年参加过日德兰半岛（Jutland）战役的“老兵”，在黎明前就到达了位于韦斯特普莱特半岛（Westerplatte Peninsula）的指定位置。它用它280mm的主力炮弹向波兰要塞开炮。早已藏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上的一支德国海军冲锋队，以暴风骤雨般的阵势向岸上冲去，可是却被波军的枪林弹雨击退了。在但泽市里，波兰志愿军们奋力守卫着位于赫维留广场（Heveliu Splatz）的中央邮局，但是面对纳粹党的突击他们根本不占据任何优势，更何况，纳粹党卫军和德军后备军力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但泽挺进。这场战斗之后，几乎所有但泽市的波兰幸存者都被德军处死了。

城市的公共建筑上挂满了纳粹党的宣传横幅，牧师、老师和一些突出的波兰人士，连同犹太人一起被围捕在教堂里，教堂响起了钟声。在附近的斯图特霍夫（Stutthof）集中营里，源源不断涌入的新战俘，让工作人员们应接不暇。在战争后期，斯图特霍夫成了为但泽解剖医疗机构提供人体实验标本的最大供应基地，在那里，德国人将尸体处理并制成各种皮革制品和肥皂。

希特勒比原定计划延迟了6天才对波兰发动了入侵战争，这给了纳粹国防军足够的时间，使他们能够又整合调编了21个步兵师，还有两个机械化师。换言之，德国军队现在拥有300万的配备，还有40万匹马和20万辆车。光波兰前线就集结了150万德军士兵，可是许多士兵的枪膛里却没有一颗子弹，而且得到的命令只是原地驻守。不过就算是士兵们真枪实弹的全副武装了，也没有更进一步明确的战略行动计划让他们去执行。

与此相反，波兰的战争准备显然很不充分，因为此前英国和法国政府就一再的警告华沙，假如波兰过早的集结军队，就恰好让希特勒有了入侵的绝佳借口。直到8月28日，波兰才下达了全面集结部队的指令，然而第二天就撤销了这个指令，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都劝说波兰政府，要坚持到最后一秒，以等待谈判的一线希望。8月30日，波兰政府再次下达全面集结部队的指令。这种犹豫不定的态度带来了一片混乱。直到9月1日，才仅仅有三分之一的部队到达了指定的防线位置。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继续坚守阵地，直到法国人能信守承诺，从西面发起进攻，给予他们支援。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曾在5月19日就保证过，一旦法国政府下达集结军队的命令，“大部分他的军队力量”将会在十五天之内前往支援波兰军队。但是时间和地理条件都对波兰人极其不利。在北边，德国人已经从东普鲁士攻入了波兰的中心地带；在西边，德国人已经到达波美拉尼亚湾（Pomerania）和西里西亚地区（Silesia）；而在南边，德国已经控制了斯洛伐克。因为不知道已经秘密的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政府根本就没有在东边部署任何防御工事。事实上也是，假如既要阻止纳粹入侵，又要防止苏维埃攻击，这对于同一个国家政体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而且不能接受的事情。

9月1日4点50分，就在德国士兵们等待着发起进攻命令的时候，他们听到身后传来阵阵飞机的轰鸣声。当一架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Stukas）、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 Messerschmitts）和亨克尔（Heinkels）咆哮着飞过他们的头顶的时候，他们知道，作为先头部队，这是纳粹德国空军即将展开对波兰机场的轰炸攻势。之前德国军官就警告过他们的士兵，波兰人也许会采取阴险的手段来进行反击，他们会用装扮成平民样的游击队员偷袭德军士兵或者破坏德军的防御工事。波兰的犹太人更被德国军官定义为“布尔什维克和反德国主义者的朋友”。

德国国防军的计划是，同时从北、西和东三面攻入波兰，并且要以“极迅速和极冷酷”的方式。因此，不仅调用了装甲纵队，还动用了纳粹德国空军的力量，目的就是在波兰人修筑好防御工事之前就彻底击溃他们。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th）从波美拉尼亚湾（Pomerania）和东普鲁士向波兰发起攻势。他们的进攻重点是穿过但泽走廊，然后从东南方向包围华沙。由上将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South），则从南面的西里西亚地区向华沙快速挺进。这两个集团军的目的是，围困维斯图拉河（Vistula）以西的大部分波兰军队。配备大量机械化装备的第十军（Tenth Army），则在南面的中央地带形成了镰刀阵型。在它的右边，由三支山地作战师、一支装甲师、一支机械化师和三支斯洛伐克师组成的第十四军（the Fourteenth Army），则从德国的傀儡国斯洛伐克出发，朝克拉科夫（Krakow）方向前进，从北面对波兰展开进攻。

就在入侵行动开始的那天早晨，希特勒从德国总理府出发，穿过柏林市中心的威廉大街（Wilhelm strasse）和巴黎广场（Pariser Platz），前往克罗尔歌剧院（Kroll Opera House），纳粹党卫军全程护送。这里以前坐落的是德国国会大厦，但是就在1933年纳粹党执政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无耻地烧毁了国会大厦。希特勒一再地强调着，那些经过他仔细考虑后，才对波兰提出的那些史无前例的合理要求，却被华沙无情的拒绝了。就在同一天，这“十六条和平条款”出版了，纳粹党的宣传机构用一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暗示，华沙政府得为这场战争负全责。在一片振奋人心的欢呼声中，希特勒宣布，但泽回到了德意志帝国的怀抱。住在这座自由之城的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卡尔·雅各布·伯克哈特（Dr Carl Jakob Burckhardt）教授，被迫离开。

在伦敦，当德国入侵波兰的行动被证实之后，张伯伦便下达了总动员的命令。也就在大约十天前，英国才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张伯伦不想完全调动兵力，因为这也许会在欧洲产生可怕的连锁反应，就像1914年那样。防空和沿海防御是首先考虑的防御工事。随着德国入侵行为的开始，英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现在，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希特勒是在虚张声势。英国民众和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情绪十分高昂，坚定的态度远比一年前的慕尼黑危机还要来的强烈。然而尽管如此，内阁和外交部还是花费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来起草一份最后通牒，为的是让希特勒能自动从波兰退兵。可是，即便是这份文件起草完毕了，它读上去还是不像是一个最后通牒，因为文件里根本没有涉及到最后撤兵的时间。

在法国，当内阁会议听完了大使罗伯特·库隆德尔（Robert Coulondre）从柏林发回来的报告之后，第二天，达拉第（Daladier）就下令全面动员。其中一个会议记录员这样写道：“‘战争’这个准确的词语并未在会议上被使用”。内阁们都是以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来提及战争的。同时下达的命令还包括，疏散危险区的儿童。民众们都认为，战争的爆发将会以大规模的轰炸作为前戏。于是从接到命令的那天晚上开始，包括首都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实行了灯火管制，目的是不让德军轰炸机找到目标。

在巴黎，德军入侵波兰的消息铺天盖地般飞来，然而人们却一天比一天坚信，战火是不会燃烧到整个欧洲的。外交部长乔治斯·博内（Georges Bonnet）和大多数的极端主义者们，都在谴责波兰的“愚蠢的行为和顽固的态度”。他还幻想着能拉墨索里尼入伙，然后与德国签订另外一个慕尼黑式的协议。然而“总动员”还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后备军人从巴黎东站（Gare de l’Est in Paris）乘火车出发，前往梅斯（Metz）和斯特拉斯堡。

毫无疑问，华沙的波兰政府开始怀疑同盟国会再一次退避三舍。事实上，在伦敦的政治家们已经从含糊其辞而且也没有最后期限的条款中感觉到，张伯伦在试图逃避曾经对波兰做出的承诺。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仍旧遵循着外交政策的老套路，似乎是在强调他们对德国人的“闪电战”（ Blitzkrieg）的异议。

9月1日夜晚，柏林依旧酷热难耐。黑漆漆的德意志帝国首都的大街上只有几片零星的月光，担心会成为波兰空袭的目标，柏林采取了灯火管制措施。同时采取的还有另外一种管制措施。戈培尔下令，禁止任何德国人民收听国外电台，若有违反者，将以重罪处置。里宾特洛甫拒绝英法大使一同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的做法，因此，在21点20分的时候，亨德森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刻从波兰撤兵。半小时后，库隆德尔递交了一份法文版本的最后通牒。然而在仔细阅读完整个文件之后，希特勒却感到异常兴奋，因为他更加确信，就算是到了最后关头，英法两国还是会退缩不前的。

第二天，英国大使们就不得不与他们的德国仆人们告别，然后搬进了附近的一座阿德隆饭店（Adlon Hotel）。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外交事件在三个国家的首都之间戏剧性地上演着。由于借口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充分的备战准备和疏散民众，法国迟迟没有做出战争的决定，这让伦敦政府变得更加敏感多疑。英法政府都深知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性，并且乔治斯·博内（Georges Bonnet）和他的同僚们一直都在为推迟战争的大爆发而做着不懈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优柔寡断的达拉第却让博内继续给罗马的法西斯政府灌输召开国际会议，商谈世界时局的观念。博内致电伦敦，请求英国给予支持，可是不管是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还是张伯伦本人，都拒绝任何商谈举动，除非德国军队彻底从波兰领土上撤走。不仅如此，哈利法克斯还亲自致电给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直言除非法西斯军队撤兵，否则一切免谈。

因为那份对最后撤兵期限含糊其辞的最后通牒，那天下午伦敦爆发了内阁危机。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一再地强调和法国保持一致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假如欧洲大战来临，英国可以借助法国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然而以参谋长为代表的怀疑派，驳斥了这种逻辑。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英国不主动出击，法国也会按兵不动。必须明确地规定最后撤兵期限，已经迫在眉睫。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与下议院议员们的交谈让张伯伦更受打击。张伯伦还在为延迟宣战的举动做解释，可是回应他的却是无声的抗议。不久之后，劳工党（Labour Party）的领袖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就站了出来，就连保守的顽固派也听到了他们要“代表英格兰说话”的呐喊声。格林伍德的意思十分明确，就是要让张伯伦在第二天早晨给议会一个合理的交代。

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传唤法国大使夏尔·科尔班（Charles Corbin）前往唐宁街（Downing Street）。他们还与巴黎的达拉第和博内通了电话。尽管几个小时前，达拉第在议会厅接见备战工作人员的时候，了解到有关战争准备已经一切就绪的情况，可是即便如此，法国政府还是不愿意急于宣战。准确的词语“战争”仍旧在法国官员们的讨论中是被回避的。取而代之的，在波旁王宫（Palais Bourbon）里盛行的是像“国际局势的义务”这样的短语表达方式。张伯伦很清楚，假如明天早晨还不能向德国递交一份带有最后撤兵期限的通牒的话，他的政府将面临垮台，好在达拉第最后同意了法国不再采取任何拖延时间的做法。他答应张伯伦，法国的最后通牒将会在第二天到达德国政府的手中。于是，张伯伦立刻传唤了英国内阁人员。一份明确写上时间限制的最后通牒，连夜被起草并且通过。这份通牒将由柏林的内维尔·亨德森先生在第二天早上9点递交给德国政府，并且要求德国政府在两小时内给予回复。

9月3日，星期六早上，内维尔·亨德森先生就带着伦敦发来的最后通牒前往希特勒的驻地。此前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一再保证，英国一定会做出让步，所以当接到这份最后通牒的时候，希特勒感到十分惊讶。当听完这份文件之后，希特勒陷入了沉思之中。许久之后，他愤怒地对里宾特洛甫咆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里宾特洛甫是个高傲自大、装腔作势的人，就连他的岳母都厌恶地称他为“一个极度危险的傻瓜”。他一直告诉希特勒，他十分清楚的知道英国肯定会做出退让的。而此时，他却无言以对。在接到库隆德尔送来的法国的最后通牒之后，戈林对希特勒的随行翻译说，“如果我们战败了，也许只有上帝才会收留我们。”

经过了一夜的狂风暴雨，第二天早晨的伦敦，空气清新，阳光明媚。伦敦英国议会大厦钟楼上的大本钟(Big Ben)敲了十一下，然而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柏林的有关最后通牒的答复。柏林的亨德森打了个电话给伦敦，再次说明自己也未收到任何来自德国的答复。当时钟敲响十一下的时候，大约三分之一的大法官法庭（Chancery）秘书处的职员停止了工作，并且在玻璃上贴上了便签条，上边写着除非希特勒做出让步，否则他们将停止做任何工作。

11点15分，张伯伦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厅（Cabinet Room），向全英国人民播放广播。广播的最后，当英国国歌响起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站了起来，一些人还掉下了眼泪。首相用既简洁又富有感染力的话语发表演讲，然而人们还是从他的语调中听出了悲伤和筋疲力尽。就在他简短的演讲结束的时候，空袭警报声便咆哮而来。人们一窝蜂地跑入了地窖和避难所，惶恐地等待着黑压压的轰炸机的到来。可是这只是一个假警报，很快就响起了安全警报声。一种广泛被采用的英国式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是给茶杯盖上盖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掩盖事实的方式。民意调查（Mass Observation）组织的研究显示，这种方式远比想象的还要冷漠。“大家都在传言，在战争刚刚开始的那几天之内，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镇都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报告这样写道。“在战火中，有数以百计的人亲眼目睹了轰炸机。”

三辆装满军人的卡车从伦敦穿过，市民们听到他们在高歌。“去蒂珀雷里（Tipperary）的路还很长”，尽管曲调很欢快，但还是无法避免地让人们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段可怕历史。伦敦披金戴甲，随时准备迎接战争的到来。在骑士桥（Knights bridge）兵营对面的海德公园（Hyde Park）里，机械化的大铁铲挖起一车又一车的泥土，士兵们将泥土装入沙袋里，然后在政府大厦周围修筑掩体工事。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外的雕塑王的守卫者（King’s Guard），也穿上了熊皮大衣，扎上了猩红色的束腰。它们现在都戴着钢盔，身披战甲，佩戴着并不锋利的尖刀。无数银白色的气球在城市上空升起，完全改变了地平线的位置。红色的邮箱筒上，也装上了探测有毒气体的黄色探测器。所有玻璃窗上，都横七竖八地贴满了纸，以防碎玻璃渣四溅。人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变，很多穿着制服和平民衣服的人，都戴上了用纸盒做的简易防毒面罩。火车站里挤满了等待疏散的儿童，这些怀里还抱着布娃娃和泰迪熊的孩子们，衣服上都贴着行李标签，上边写着他们的名字和地址。夜晚，又到了灯火管制的时间了，整个城市一片漆黑，什么都无法分辨。只有几个司机敢借着半遮掩的汽车大灯，在黑暗的路面上小心谨慎的前行。大部分人都只能躲在黑暗的屋子里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

在同一天，澳大利亚（Australia）和新西兰（New Zealand）也对德国宣战了。在没有征得任何印度政治领袖同意的情况下，英属印度（The British-controlled government of India）也对德国宣战了。三天后，刚换了执政党的南非(South Africa)也对德国宣战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加拿大(Canada)也正式对德宣战了。那天晚上，英国的雅典娜号（Athenia）轮船被德军的U-30潜水艇击沉。大约112人遇难，其中有28名北美人。不容忽视的是，那一天，张伯伦以少有的热情将他认为最吹毛求疵的政治家请进了政府官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担任过海军大臣职务的丘吉尔（Churchill），此时又重新回到了海军部，他下令首席海军军务大臣（First Sea Lord）告诉所有皇家海军(Royal Navy)：“温斯顿（Winston）回来了！”

当英国宣布参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柏林的情绪只有一丝的波动。大部分德国人对这个消息感到惶恐和沮丧。他们一直都很相信希特勒的好运气，相信他会在不引起欧洲战争的情况下就把波兰收为囊中之物。同样，尽管博内极力从中斡旋，但是法国的最后通牒（通牒中同样避免了使用“战争“一词）在规定的17:00到来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来自德国的任何答复。尽管目前法国的态度是对“我们必须解决此事”表面上是给予支持的——实际上却是“敷衍了事”——然而就连左派反军国主义分子似乎也默认了右派分子不愿“为但泽送命”的做法。更有甚者，一些法国高级将领开始埋怨英国，认为是他们把法国拉入了战争。“他们把这个既成事实强塞给我们，”政府首席联络官保罗·德·维里卢姆（Paul de Villelume）将军这样写道，“因为英国人害怕我们会对德国人采取软弱态度。”9个月之后，由于他极端的消极懈怠主义造成的不良影响，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取代他成为了法国总理。

无疑，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的消息，给华沙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由于丝毫没有察觉到法国的犹豫态度，于是在两国大使馆前，都聚集着欢呼雀跃的波兰人。广播里轮流播放着这三个同盟国的国歌。狂喜的气氛让很多波兰人都笃信，法国承诺对德展开攻势，这一举动将会很快将战争局面扭转，转向他们乐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另外一些丑陋的事情。一些波兰人砸烂了德国邻居们的门，以示对德国入侵波兰的报复。突如其来的战争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混乱状态，使得德国人在很多场合都成了被攻击的对象。9月3日，在波兰比得哥什（Bydgoszcz，又称为布龙贝格)的街头发生了一场混战，造成大约223名德国人死亡，而德国官方历史记录册里统计的死亡人数则是1000人。对在波兰的德国人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是2000至13000人，不过，最可能的死亡人数是6000人。后来，戈培尔将这一数字扩大化为58000人，试图指证波兰对德国人的种族灭绝行为。

在欧洲大战的第一天里，德国第四军团（Fourth Army）从波美拉尼亚地区发起攻势，最后全面攻占了但泽走廊。东普鲁士答应重归德意志帝国。第四军团的先头部队还占领了通过维斯图拉河（Vistula）下游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第三军团（Third Army）从东普鲁士出发，向东南方向的纳雷夫河（River Narew）推进，从侧面包围莫德林（Modlin）和华沙。与此同时，被迫退回罗兹（Lodz）和克拉科夫（Krakow）的南方集团军群的陆军队伍，伤亡惨重。粉碎了大部分波兰空军力量的纳粹德国空军，此时集中火力配合国防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计划，同时还对波兰防线以内的地区进行轰炸，以切断波军的通讯联络和后援补给。

德国士兵对途经的波兰村庄表现出了极端厌恶和极度蔑视的态度。许多村庄都没有波兰人，而是住满了犹太人。德国士兵形容这些村庄是“大垃圾场和原始部落”。当看到留着胡须穿着土耳其长袍的“东方犹太人（eastern Jews）”的时候，德军士兵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的身体特征，他们“闪烁其辞的眼神”和当他们“恭敬地脱去帽子”而表现出来的“阿谀奉承的友好”状态，像极了纳粹德国反犹太人的宣传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里所描绘的，犹太邻居重返德意志帝国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是个体的犹太人的敌人，”一名上等兵（代理下士的上等兵）这样写道，“而是一个整体的犹太人的敌人群。”那些不是纳粹党卫军成员的普通德军士兵，开始随心所欲地鞭打犹太人，剪断年长的犹太人的胡子，羞辱甚至强奸年轻的犹太人妇女（尽管纽伦堡法案严厉禁止种族混合）并且放火焚烧犹太教会堂。

尤其是，士兵们还接到了要他们多加防范波兰人的破坏行为和波兰游击队员对他们放暗枪的行为。一旦听到一声枪声，犹太人群便成了首先被怀疑的对象，尽管实际上这个袭击行为更像是波兰游击队员所为。许多大屠杀行为都是由于过度紧张的哨兵开枪，然后其余德军士兵们也立即开枪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很多时候德军士兵会误杀到彼此。指挥员们对这种混乱状态感到非常恐慌，但是似乎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种被他们称为非正规军精神病——带有自我强迫性的担心自己会被射杀的行为。（他们有时也会称这种表现为狙击手精神病——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担心会被从灌木篱墙里冒出来的子弹射杀。）但是后来，很少有军官会阻止士兵们的盲目的报复性行为。像投球一样，手榴弹被投入普通家庭的地窖里或者是避难所里，而不是投向游击队员。德军士兵们认为这是正当合理的自我保护行为，绝非战争罪行。

由于长期受波兰游击队员的偷袭，德军士兵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滥杀无辜并且焚烧村庄。几乎没有士兵会去浪费时间，把这些事情向上级汇报。在他们的概念中，波兰人和犹太人根本不值得他们那么做。老百姓的死亡人数远多于其他种类的人。其中，希特勒的贴身保镖、纳粹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卫队”（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是滥杀无辜的典型。然而，大部分的屠杀行为都是由后方的党卫队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秘密警察（Security Police）和德国侨民护卫武装自卫队（Volksdeutscher Selbstschutz militia )（德国种族自卫队）(Ethnic German Self-Defence)所为，这些人的复仇心理极强。

德国官方声称，在过去5周的战役中，大约有超过16000名平民被处决。然而实际的数字或许远比此高，到年底的时候，这个数字逼近了65000。10000波兰人和犹太人，在明则克（Mniszek）附近的格拉佛尔矿场（Gravel Pits）被德国种族自卫队屠杀；另外，8000人则在卡尔斯佛（Karlshof）附近的森林里被处决。波兰平民的房子，偶尔还包括整个村庄，都被复仇性的烧毁。总共有超过500座乡镇被烧成了灰烬。在一些地方，行进中的德军，甚至会点燃村庄和农田，作为夜间行军指引方向的标志。

犹太人也和波兰人一样，当德军部队到来的时候，便很快地躲藏起来。这让德军士兵变得更加神经质，他们确信，盯着自己的不仅仅有来自地窖入口处和天窗的眼睛，还有暗藏在某处的武器。有时，德军士兵们似乎很愿意摧毁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不健康和充满敌意的波兰村庄，好像这样就可以防止自己的祖国免受不良思想的侵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一切抢劫的机会——金钱、衣物、珠宝、食物和寝具——这些东西无一逃过被抢劫的命运。而在入侵时，他们遭遇的憎恨似乎为侵略提供了借口，这让他们更分不清孰因孰果。

第5页 :2.彻底摧毁波兰（2）

尽管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然而老旧的武器装备和无线通讯设备的缺失，都成了妨碍波兰军队战斗的重要因素。任何想要以退为守的作战行动，都因无法及时与其侧翼部队联系，而贻误战机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波兰军总司令希米格维·雷兹元帅，早已预言这场战争必将失败。就算法国兑现承诺对德军展开攻势，一切也为时已晚。9月4日，信心百倍的希特勒告诉戈培尔，自己根本不畏惧同盟国发起的攻势。他预见这就是巴伐利亚王位之战——一场十拿九稳的“土豆之战”。

9月6日，德军第十四集团军占领了历史悠久的大学城克拉科夫（Krakow）。就在波兰守军犹豫是否撤退的时候，伦德施泰特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迅速向前挺进着。然而三天之后，德军最高指挥部——陆军总司令部（OKH）或者称为国防军陆军司令部(Oberkommando des Heeres)——开始担心波兰军队可能会躲开德军在维斯图拉河（Vistula）以西地区设的包围圈。因此，德军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th）的两个军团授命向东推进，假如战局需要，他们将会推进到布格河（River Bug），在更远的地方形成对波兰军队的第二层包围圈。

在但泽附近，英勇的波兰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还依然奋勇地守卫着韦斯特普莱特（Westerplatte）据点。9月7日，在德军斯图卡飞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上的重型武器的轮番轰炸下，波军被迫投降。紧接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这艘元老级的战舰便向北驶去，援助德军攻打格丁尼亚（Gdynia）港口的战斗。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14日，以德军的胜利而告终。

在波兰，德军越逼近首都，受到来自波军的抵抗就越强烈。9月10日，第四装甲军的一支部队到达了首都华沙城外，但是很快就被迫撤军。波军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维斯图拉河（Vistula）东岸，随时准备将炮弹射向自己的首都，这充分显示了波兰人誓死保卫首都的决心。9月11日，苏联召回驻华沙的大使和大使馆的全体人员，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波军在维斯图拉河东岸做好的随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在其他地区，装备落后的波军，在德军的包围圈攻势下，纷纷沦为俘虏。9月16日，德军在华沙以西8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大型的包围圈式的围捕行动，在布楚拉河（Bzura）和维斯图拉河的交汇处，德军围困了两支波兰军队。最终，在纳粹德国空军高密度的集中轰炸攻势下，波军的抵抗防线被彻底瓦解。德军共捕获了12万名俘虏。勇敢的波兰空军，与159架老旧的战斗机——看起来就像来山得（Lysander）（斯巴达统帅，击败雅典海军，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在雅典扶植三十僣主统治，科林斯战争中阵亡）一样古板的P-11战斗机——根本就不是狡猾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对手。

任何有关西方联盟国家会援助自己的幻想，很快就如肥皂泡般彻底破灭了，波兰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地步。有了法国总理达拉第的撑腰，甘末林（Gamelin）将军拒绝做出任何举动，除非英国会派遣远征军（Expeditionary Force），并且所有的后备役军队全部组织到位。他还提出理由说，法国还需要从美国那里购买武器装备，这也是需要时间来准备的。总体来说，法国的军队主义信条从根本上就是以自我防御为主。甘末林根本不顾任何曾经对波兰做出的承诺，极力回避任何有关主动出兵的话题，因为他一直笃信莱茵河谷（Rhine Valley）和德国的Westwall(西方壁垒)（亦称为Siegfried line，即齐格菲防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西部边境建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对峙）是坚不可摧的。英国人的骨子里也并没有更多的好斗基因。他们把Westwall称作“Siegfried line”（齐格菲防线）：在他们欢快的假想战歌里，他们高唱想把洗好的衣服挂满战壕。英国人认为时间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他们的思维逻辑让人无法理解，他们认为德国人的封锁恰恰是他们最有利的战争因素，尽管苏联已经很明显地表示会帮助希特勒，给他的战争工厂里提供一切需要的东西，可是英国人还是认为一切根本不用着急。

政府没有出兵帮助波兰，这让很多英国人觉得是种极大的耻辱。RAF（英国皇家空军）派出飞机，向德国境内抛洒传单，却被人们当做“我的小册子”和“五彩纸屑战争”的笑料。为了消除国人产生的羞愧之心，9月4日，英国轰炸了位于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德国海军基地，然而这并未起到什么实质的作用。同一天，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的先头部队登陆了法国，并且在未来的五周内有总计158000名英军士兵穿越了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然而英国人并未与德军发生火力冲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十二月。

除了向萨尔布吕肯（Saarbrucken）附近的德国领土前进了很少的几公里之外，法国人并未采取任何别的措施。起初德国人还担心会遭受到来势汹汹的攻击。希特勒也特别关注英法两国的动态，因为大部分德军都被调遣到了波兰战场，可是他渐渐发现，这只不过是英法两国象征性的举措而已，根本不足为惧。德国陆海空三军最高指挥部——也称为OKW（最高统帅部）或者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很快就松了一口气。根本不需要为此调遣任何部队。英法两国无耻地做出了背信弃义的行为，尤其是波兰在七月的时候向他们交出了德军密码破译机之后，这种无耻行为更加严重。

9月17日，也就是波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协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按照协议内容，苏军长途跋涉，从东方边境线进入了波兰境内，波军的伤亡人数也随之有所下降。希特勒对苏联领先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感到十分意外，不过斯大林也意识到了，一旦自己采取军事行动来干涉波兰战争的话，西方同盟国必将会立刻对苏宣战。自信满满的苏联政府宣称，在波兰爆发的战争已经迫使自己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波苏边境的白俄罗斯人（Belorussians）和乌克兰人（Ukrainians）。此外，克里姆林宫还提出，自己不再遵守与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华沙政府已不复存在。波兰政府不得不连夜撤出华沙，然而这不过是单纯的逃离苏军占领华沙的境地。部长们不得不以飞快的速度逃往罗马尼亚边境，为的是防止从乌克兰西南面的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Kamenets-Podolsk）出发的苏联红军，会切断自己的逃生之路。

边境线的交通阻塞了，大量逃难的平民车辆，让军用车辆的行驶变得缓慢不堪，不过那天晚上，边防哨所还是给这些挨打的波兰人放行了。在离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波兰人都带了一小撮自己故乡的土或者一小块石头。很多人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还有少数人忍受不了背井离乡的痛苦选择了自杀。罗马尼亚平民对这些逃难的人们十分友好，然而罗马尼亚政府却迫于德国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将这些逃难的波兰人遣送回国。除非执行逮捕命令的罗马尼亚军官是法西斯铁卫团（Iron Guard）的支持者，否则通过贿赂，可怜的波兰难民是可以逃脱被逮捕和拘留的厄运的。一些波兰人在被逮捕过程中逃脱了，大部分波兰人则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波兰官方人员的组织下，从康斯坦萨（Constanza）和其他黑海港口乘船前往法国避难。还有一些人逃往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希腊，也有一小部分人，不畏艰难，向北穿过波罗的海诸国（Baltic states），向瑞典逃去。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OKW（最高统帅部）迅速下达命令，让布格河流域的德军部队做好撤回的准备。同时密切关注柏林和莫斯科的动向，以确保根据秘密协议派往苏联各个区域的德国人，能赶在苏联红军进军之前撤离。

与同盟国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接触发生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以北的地方。9月22日，在正式的阅兵仪式之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最大要塞移交给了苏联红军。很不幸的是，在这次移交仪式中与德国军官接触的那些苏联军官，之后便成了贝利亚（Beria）的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要逮捕对象。

处在包围圈中的波兰人还在坚持不懈的战斗着，他们一次次地尝试突破德军的包围圈，孤立无援的士兵们分散作战，将阵地转向了那些不易进入的森林、沼泽和山脉。通往东方的道路挤满了躲避战争的波兰难民，耕田用的手推车、破旧的车辆、甚至是自行车，随处可见。“敌人常常会在空中出现，”一名年轻的波兰士兵这样写道，“可是即便这些飞机飞得很低，还是超出了我们老旧的毛瑟枪（Mausers）的射程。战争的惊心动魄很快就变得单调乏味了，每天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场景：平民们在德军的空袭中四处逃散，护卫队被迫分散前行，卡车或者手推车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沿路的气味从未有过任何改变。那些没人管的死马散发的味道，臭气熏天。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军，我们还不得不学会在行军中睡觉。抽烟是被绝对禁止的，因为任何一点点微弱的火星，都会招致纳粹德国空军疯狂的轰炸。”

华沙仍旧是波兰人反抗最强烈的地方。希特勒急于想要拿下这座波兰的首都，于是纳粹德国空军开始了狂风暴雨般的狂轰乱炸。由于这座城市本身就缺乏有效的防空防御系统，因此面对德军的空袭，波兰人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9月20日，纳粹德国空军派出620架飞机轰炸华沙和莫德林。第二天，戈林下令第一航空舰队和第四航空舰队加大攻击力度。轰炸力度空前强大——纳粹德国空军甚至派出了容克52运输机向地面投放燃烧弹。在这样的强大攻势下，10月1日，华沙投降了。碎石瓦砾下的尸体和发胀的马匹尸体，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大街小巷，整个华沙散发出浓浓的恶臭味道。大约25000名平民和6000名波兰士兵，在这场突袭中丧生。

9月28日，就在华沙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时，里宾特洛甫再次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就划清两国分界线的问题签订了“边界友好”附加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苏联几乎是用整个立陶宛的代价，换取了德国占领波兰的领土的一小部分。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领土，将划归到纳粹党人的旗下。在这些领土中，斯大林政党政权将被移交给德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政治党派。之后，德苏两国将发表声明，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欧洲战争，当下必须解决“波兰问题”。

毫无疑问，在这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中，德国是最大的赢家。曾碍于英国海军封锁威胁的德国人，现在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向英国宣战了。除此之外，苏联还向德国提供一切物资援助，包括粮食、汽油和锰，斯大林还答应帮助运输别的物资，尤其是德国无法在国外购买到的橡胶轮胎。

在莫斯科会谈进行的同时，苏联还向波罗的海诸国施加了压力。9月28日，一份“互助”条约被强加给爱沙尼亚。在随后的两周内，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被迫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按照条约，这三个国家将在接下来的夏天里并入苏联，尽管斯大林个人一再地承诺保证会尊重三国的主权，然而NKVD还是清除了25000名“不良分子”。

就在纳粹党人接受斯大林接管波罗的海诸国和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要求的同时，他们惊奇的发现，斯大林想要控制黑海海岸和靠近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的多瑙河（Danube）河口的野心，不单单是种挑衅，更是种极大的威胁。

孤立无援的波军，一直持续抵抗到十月，然而战败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残酷的。与德军交战的波军武装力量伤亡惨重，大约70000人死亡，133000人受伤，还有700000人则沦为了俘虏。而德军的损失数字为44000人，其中仅有11000人死亡。弱小的波兰空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全军覆没，可是纳粹德国空军才仅仅损失了560架飞机，而这些飞机都是因为在执行空袭任务的时候，相撞或者是遭受地面火力攻击而损失的。而自苏联入侵以来产生的伤亡人数则让人匪夷所思。据称，红军有996人死亡，2002人受伤，波军有大约50000人死亡，却没有任何有关人员受伤的数字。这种反差极大的数字，也许只能用处死行为来解释了，其中还包括第二年春天发生的大屠杀，还有发生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的那次屠杀行动。

希特勒没有立刻宣布波兰灭亡的消息，他希望在十月能说服英国和法国与自己签订一份协约。西方任何一个同盟国家都没有给予波兰援助，这让希特勒意识到，英国尤其是法国，根本不想继续这场战争。10月5日，在埃尔温·隆美尔少将的陪同下，希特勒在华沙举行的庆祝胜利的阅兵大典上，接受了德军士兵们的祝贺，之后他召开了外国记者招待会。“先生们，”他说道，“你们眼前是一片废墟的华沙。这也是对伦敦和巴黎那些仍旧想要继续这场战争的人们的一个警示。”第二天，在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发表了一份“和平宣言”。但是当这份宣言被英法两国政府拒绝，并且得知苏联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消灭其境内的波兰人种的时候，希特勒最后决定要完全彻底的灭亡波兰。

被德国占领的波兰，政体被划分成了两块，中部独立管理，而西南部和其余各部均纳入德意志帝国统一管理（包括北部的西但泽普鲁士和东普鲁士，西部的瓦尔特兰和南部的上西里西亚）。随后，纳粹党便展开了在“德国化（Germanized）”占领区域内的种族清理行动。他们将在波罗的海诸国、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开辟德国种族（Volksdeutsche）殖民地。波兰城市被重新命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德国将军在附近战斗，因此罗兹被改名为Litzmannstadt。波兹南改回了它的普鲁士名字叫波森（也译作波兹南），并且被定为华尔斯高（Warthegau）的首都。

作为波兰爱国主义象征的天主教堂，也遭到了迫害，牧师们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为了彻底清除波兰文化和防止波兰领导阶层卷土重来，学院和高等院校被关闭。只有基础教育被允许继续进行，但是也仅仅是开设一些奴性化的课程。克拉科夫大学（Krakow University）的教授和工作人员，在十一月份被驱逐出境并被关入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而那些波兰政治犯们则被遣送到奥斯威辛的一所旧装甲营里，后来更名为Auschwitz（奥斯威辛）。

纳粹党官员开始挑选年轻力壮的波兰青年去做劳工，而那些年轻的妇女则被派去做佣人。希特勒告诉他的军队总指挥官沃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将军，德国新占领的这些地区里，需要的是“廉价的奴隶”，不是那些“乌合之众”。而那些符合雅利安人（Aryan）标准的金发碧眼的白皮肤孩子们，被送到德国并被德国人收养。西但泽普鲁士的长官阿尔贝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是个极端的纳粹党纯化论者，他授命对辖区内的波兰人进行大规模的德国种族化改造行动。然而对于波兰人来说，他们宁愿被驱逐出境，宁愿选择背井离乡，也不愿接受这种羞辱和令人厌恶的改造。很快地，这些波兰人就被强令加入了纳粹德国国防军。

10月4日，希特勒针对军队里杀害囚犯和平民的行为，发布了一个特赦令。他们已经在“杀害波兰人的暴力行为的自责中得到了惩罚”。然而许多军官对他们眼前看到的这种松散的军队纪律感到忧虑万分。“我们亲眼看到士兵们焚烧波兰人的村庄，抢劫波兰人的财物，杀害波兰平民和抢夺由此得到的战利品，而这种种行为是完全不加思索的。”一位炮营指挥官这样写道，“这些成年的男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是毫无顾忌的所作所为——是在触犯法律和军令，并且是有损德国士兵荣誉的做法。”

第八集团军（Eighth Army）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上将，强烈反对SS（纳粹党卫军）和它的附属机构——安全警察和德国侨民护卫武装队杀害波兰平民的做法。在听到有关他的记录之后，希特勒暴怒地说，“你不能用一副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状态去进行一场战争”。来自军队的任何形式的反对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过大多数德国军官还是认为，波兰是没有存在价值的。几乎没有人会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反对这场入侵战争。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过激烈混战的自由军团的元老们，也被卷入了波兰边境的战斗中，尤其是发生在西里西亚地区的战斗。

从很多角度看来，波兰战争及其后果，都成为之后希特勒推行他的种族主义方针，甚至是发动对抗苏联的种族战争的实验品。大约45000名波兰和犹太平民被杀死，大部分都是被普通德军士兵杀死的。SS行动队用机枪扫射了一所精神病院的病人。另外一支行动队本来是被派往德军部队后方，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从事研发代码的工作的，但是他们却四处搜捕并且杀死了很多艺术家、法官、著名记者、教授和任何他们认为在将来会与波兰秘密抵抗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国秘密发起的抵抗组织）有联系的人。9月19日，纳粹党卫队副总指挥海德里希（Heydrich）告诉他的军队参谋长，陆军炮兵上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必须公开进行一次“清算行动，对象为包括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起初的恐怖行动是杂乱无章的，尤其是德意志民兵的加入，更让行动显得毫无组织性，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一切清算行动都变得越来越连贯和明确。

尽管希特勒从未改变过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之情，然而1942年爆发的工业种族灭绝行动（Industrial Genocide）却并未在他的计划之内。他沉浸在自己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和在欧洲建立纯粹的纳粹精神体系的信念中，因此他认为必须“清除”所有犹太人带来的影响。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他的计划中并未包含残忍的屠杀灭绝行为。他的计划是营造一种极度压抑的氛围，迫使犹太人自动移居国外。

纳粹党对待“犹太人问题”的政策在不停的波动。事实上，对犹太人的最初“政策”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人们会认为那样的政策会让第三帝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希特勒对行政机构管理的轻视态度，使得各个部门暗箱操作，明争暗斗。这种明争暗斗，尤其是地方长官和其他纳粹党官员之间，还有纳粹党卫军和军队之间的争斗，严重地瓦解着德国内部的凝聚力，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也与德国铁血冷酷的政体形象完全不符。对元首的话断章取义，或者是自行猜测元首的想法之后，各个部门便根据自己的认为开展行动，根本不与其他相关部门商议。

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发布了一份“初步措施”，是关于对付波兰犹太人的命令。命令中指出，在德军入侵波兰之前大约有350万犹太人，这几乎占了整个欧洲人比例的10%。苏维埃地区大约有150万犹太人，在德军到来之前，大约有35万犹太人逃往了苏联。海德里希下令将剩余的犹太人用火车集中运输到一座大城市里。运输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10月30日，希姆勒下令，所有华尔斯高（Warthegau）的犹太人都必须被送往波兰总督府（也译作波兰被占领区总督府，意即剩下的波兰地区）。他们的房子将被分配给德国种族的定居者们，这些人从未在德国本土生活过，并且他们讲的也不是纯正的德语。

当时的波兰被占区总督府的最高长官是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这是个骄横傲慢又贪图便宜的腐败的纳粹主义信徒，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从克拉科的皇家城堡来到这里任职，当他得知必须接收几十万犹太人而且还有无家可归的波兰人的时候，非常的生气。没有房子和食物给这些被迫迁移的难民使用，也没有人考虑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事实上，那些健康的犹太人都被拉去当劳力了。而剩余的人则被圈在这座大城市的临时犹太社区里，直到他们能被重新安置。被关入犹太社区的犹太人，得到的食物少得可怜，他们也没有钱去买食物，大街上随处可见因为饥饿和疾病而等待死亡的人们。关于彻底灭绝犹太人种还没有明确的计划，然而现在的这种情况似乎恰恰说明了一切。比起四处驱赶他们，为的是找到一块适合犹太人居住的“殖民地”来说，显然让他们死亡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在纳粹占领区的人们挣扎在抢劫、杀戮和一片混乱的惊恐之中的时候，逃往苏联避难的波兰人也并没有得到好的待遇。

斯大林对波兰人的憎恨之情可以追溯到1920年发生在华沙的苏波战争（Soviet–Polish War），那场战争让苏联红军损失惨重，而波兰军队则被称为是维斯图拉河上的奇迹。为此，斯大林曾强烈批评指挥第一装甲军团（1st Cavalry Army）却打了败仗的M. N.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元帅，于是在1937年的红军大肃反运动中，这位元帅被冠上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而被杀害。在19世纪3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NKVD则把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作为了抓捕间谍的首选对象，尤其是共产党员。

在大清洗（Great Terror）时期负责NKVD工作的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沉迷于臆想波兰人的阴谋诡计。在NKVD中的波兰人被严刑拷打，1937年8月11日，在编号为00485的命令中，波兰人被冠上国家敌人的罪名。在20天的拘捕、拷问和处死之后，耶卓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斯大林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做的非常出色！继续挖掘和清理这些波兰污秽。为了苏维埃的利益要彻底清除他们。”反波兰种族主义行为在大清洗运动中表现的尤为突出，143810人被当做间谍逮捕，被处死的有111091人。其中波兰人数大约是其他苏联人数的40倍还要多。

1921年签订了《里加条约》（Treaty of Riga），苏波战争画上了句号，根据条约规定，胜利的波兰合并了西部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紧接着约瑟夫·毕苏茨基元帅便派兵进驻，接管了这两个地方。然而随着1939年秋天苏联红军的侵入，超过500万波兰人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并且已经被苏联人划为了反革命分子。NKVD逮捕了109400人，大部分人被送到了设在古拉格的劳动集中营里，8513人被处死。苏联当局把矛头指向了一切可能还保持有波兰民族主义信念的人，包括地主、律师、教师、神父、新闻记者和军官。阶级斗争和职员解雇都是有预谋的行为。红军占领的波兰东部，被分裂开来划入了苏联，北部地区变成了白俄罗斯的一部分，而南部则归入了乌克兰。

1940年2月10日开始，大量的民众被驱逐到西伯利亚或者是中亚地区。NKVD步枪兵团将139794名波兰平民围捕在一起，当时户外的温度是零下30摄氏度。第一批被围捕的波兰平民，在苏军士兵的咆哮和用枪砸门的噪声中被叫醒。在NKVD长官的授意下，红军士兵和乌克兰自卫队（Ukrainian Militia）的成员们，闯入波兰人的房子，用枪指着他们，并且疯狂的咆哮着。床上用品被扯了满地，橱柜里的物品被砸的粉碎，为的是要寻找出藏匿的武器。“你们是波兰激进分子，”NKVD的官员对亚当奇克（Adamczyk）一家吼道：“你们是波兰少东家。你们是人民的敌人。”NKVD一贯认为 “只要是波兰人，就是富农”——这是苏维埃时期给富人和反动的农民扣的高帽子。

人们被迫急匆匆地为即将到来的可怕旅行准备行李，并且被迫永远放弃自己的家园和农场。大部分人对未来感到彻底绝望。父亲和儿子被强令面朝墙跪着，只有母亲被允许收拾财物，比如能被带走的缝纫机——这是她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厨房用具、床上用品、家人照片、孩子的洋娃娃和学校的教科书。面对这样的场景，一些心地善良的苏军士兵于心不忍，小声地对波兰人民说着对不起。有几个家庭的运气十分好，他们被允许在出发之前挤一些牛奶，或者是杀掉一些鸡或者是小猪，作为未来三星期旅途中的食物，并且可以使用牛车来拉东西。别的一切物品都必须被留下。波兰人的流亡生活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6页 :3.从虚假战争到突然袭击

从虚假战争到突然袭击

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

一旦确定敌军的轰炸机不会立刻把伦敦和巴黎夷为平地，生活便又恢复了正常。这场战争具有“奇怪的，梦境般的特质”，一名伦敦的评论员在他的日志里这样写道。因为灯火管制，因此在夜行的时候是不允许点灯的，有可能被车辆撞到就成了行人们最大的危险了。在1939年的最后四个星期里，光伦敦就有超过2000行人死于车祸。绝对的漆黑给那些年轻的夫妇在商店门前享受激情的足够勇气，很快地，这种行为便流传开来了，并且成为了一所主题音乐厅的主打娱乐节目。电影院和戏院慢慢地重新营业。在伦敦，酒吧里挤满了人。在巴黎，咖啡厅和餐厅里播放着莫里斯·舍瓦利耶（Maurice Chevalier）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巴黎永远是巴黎》（Paris sera toujours Paris）。波兰的命运已经被人们完全忘记。

当陆地上和空中的战斗都趋于平淡的时候，海上的战斗却愈演愈烈。对英国人来说，战斗伊始就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1939年9月10日，皇家海军舰艇海王星（Triton）号击沉了另一艘皇家海军舰艇奥克斯利（Oxley）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艘敌军潜水艇。9月14日，皇家海军舰艇方舟（Ark Roya）号驱逐舰击沉了一艘德军潜水艇，这是开战以来德军损失的第一艘潜水艇。但是在9月17日，德军U-29号潜水艇便击沉了老旧的皇家海军舰艇勇敢（Courageous）号。大约一个月之后，皇家海军遭受了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德军U-47潜水艇设法绕过了位于奥克尼群岛（Orkneys）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防线，击沉了皇家海军战舰舰艇橡树（Royal Oak）号。英国在海军军事力量上的充分自信被深深地打击了。

停泊在大西洋上的两艘德军袖珍主力舰德意志（Deutschland）号和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Admiral Graf Spee）号，授命正式加入战斗。但是10月3日，纳粹德国海军却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他们缴获了一艘美国货船作为自己的战利品。鉴于对波兰的残暴入侵行为的痛恨，这次事件让美国的公众舆论直指政府的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要求政府不再遵守不向任何交战国出售武器的条约，并且向同盟国打开出售武器的绿色通道。

10月6日，在德国国会大厦里，希特勒宣布了一份对英国和法国的和平声明，声明里指出，希望英法两国能同意德国占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天一到，还没有收到英法两国回复的希特勒，便开始与总司令和炮兵上将哈尔德（Halder）商议在西方展开攻势的问题。军队最高指挥部陆军总司令部（OKH）——奉命制订未来五周的进攻计划，代号为“黄色箱子”。但是高级官员们提出的有关这次进攻行动的种种困难问题，包括重新部署军队，军需物品的补给和季节的变化，都让希特勒感到十分愤怒。当希特勒差不多快从愤怒之中平静下来的时候，10月10日，柏林传出了英国将接受和平声明的传言。当希特勒守候在无线电旁，急切地等待英国发表声明的时候，他渐渐意识到这个传言不过是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而那些在集市和旅馆中自发举行的庆祝活动，也渐渐流露出了沮丧的氛围。德国人消极应战的想法暴露了，这令戈培尔感到非常的愤怒。

11月5日，希特勒接见了德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与那些反对冒然进攻的高级官员一样，布劳希奇也不赞成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对法国开战。因为短缺的弹药和武器装备，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希特勒打断了这位大将的话，并且对法国表现出了明显的轻视之情。布劳希奇继续争辩道，波兰战役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德国军队不严明的作战纪律和作战技能训练不够有素的缺点。希特勒无法忍受这样的说辞，他苛刻的要求大将说出具体事例。情急之下，布劳希奇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根本想不起任何具体事例。在送走了这位总司令之后，希特勒紧握拳头，羞辱感彻底爆发了，咬牙切齿地说他已经完全了解了“措森（Zossen，意指OKH）的思想宗旨”，并且下定决心要粉碎这个宗旨。

原本还天真地认为能通过一场军事政变可以推翻希特勒的哈尔德，现在变得诚惶诚恐，认为元首已经对自己有所怀疑，并且盖世太保很快就会知道他的计划。他烧毁了一切相关的材料，生怕受到一点点牵连。梳着平顶式的发型，戴着夹鼻眼镜的哈尔德，看起来非常像19世纪的德国教授，就是这个看起来很像教授的人，很快便成为了希特勒不满参谋部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头号打击人物。

与此同时，斯大林正在忙着收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在完全占领波兰东部之后，克里姆林宫便对波罗的海诸国提出了所谓的“互帮互助条约”。10月5日，芬兰政府被要求向莫斯科派驻大使。一周之后，斯大林又向芬兰大使馆递交了另外一份条约的草稿，草稿中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把汉科半岛（Hanko Peninsula）租赁给苏联，把芬兰海湾（Gulf of Finland）的几个群岛移交给苏联管理，还有摩尔曼斯克（Murmansk）附近的雷巴奇半岛（Rybachy Peninsula）和佩萨莫（Petsamo）港口也一并交给苏联管理。另一个要求是，把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 Isthmus）靠近列宁格勒（Leningrad）的部分，向北推进三十五公里。在这场交易中，芬兰要把卡累利阿共和国（Karelia）北部的很大一块无人居住区让给苏联。

这场在莫斯科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1月13日，仍然没有达成最后的一致。斯大林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芬兰既没有来自国际的援助力量，同时芬兰又不想挑起战争，于是他决定向芬兰进军。斯大林的进攻借口烂的不能再烂，他借口说由一些芬兰共产党组成的傀儡“流亡政府”向苏联呼救，请求苏联伸出援手帮助他们。于是，苏军在卡累利阿共和国靠近迈尼拉村庄（Mainila）的边境线上恣意制造事端。芬兰向德国寻求帮助，然而却遭到了纳粹政府的拒绝，并且纳粹政府还劝说芬兰人应该做出让步。

11月29日，苏联中断与芬兰的外交关系。第二天，驻扎在列宁格勒的苏军向芬兰进攻，同时苏联空军向赫尔辛基（Helsinki）投放炸弹。冬季战争（Winter War）正式拉开了帷幕。苏军领导人认为这将是一场轻而易举就能胜利的战争，就像当初攻占波兰东部一样。国防委员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希望能在12月21日斯大林六十大寿之前结束这场战争。作曲家德米特里·绍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受邀为这次寿典作曲。

在芬兰，授命担任军队总指挥的是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Carl Gustav Mannerheim）元帅，这位早已退居二线的元帅是沙皇骑士勋章的获得者，并且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立战争中获得了英雄称号。此时的芬兰军队仅仅只有15万名士兵，并且大多数都是预备役军人和青少年，他们要面对的是军事实力强过他们百倍的苏联红军。他们的防线是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而这条位于拉多加湖（Lake Ladoga）西南部，穿越卡累利阿地峡的防线，不过是由战壕、纵横交错的掩体和一些混凝土搭建的据点组成的，根本不堪一击。芬兰人也充分地利用了周围的资源，他们在苏军进攻途中可能经过的一切森林和小湖泊的入口处，都小心地布满了地雷。

尽管有重型火炮的支持，但是苏联第七军团还是受到了令人不愉快的打击。它的步兵师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受到了芬兰隐蔽武装力量和狙击手的攻击。在急速进军的命令逼迫下，尽管缺少地雷探测仪，尽管前方布满地雷，但是苏联指挥官还是不得不让士兵们硬着头皮，穿过卡累利阿地峡前边的雪地。事先，红军士兵们被告知，芬兰人民会像兄弟般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因为他们会帮助芬兰人民从资本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然而在卡累利阿地峡区域穿越雪地向桦树林进军的途中，遇到的那些来自芬兰人的隐蔽攻击，却一点一点地消磨着苏军士兵的斗志。善于雪地伪装的芬兰士兵们，用镰刀就解决了那些扛着机关枪的苏军士兵。

在遥远的芬兰北部地区，苏联军队从摩尔曼斯克出发向芬兰的矿区和佩萨莫（Petsamo）港口发起进攻，然而苏军继续向南进军，企图以东部到波的尼亚湾（Gulf of Bothnia）为界将芬兰一分为二的进攻计划，却遭受了重创。芬兰没有立即投降，这让斯大林感到十分吃惊，于是他命令伏罗希洛夫以占绝对优势的军队人数将芬兰军队彻底打垮。对肃反运动惧怕三分，并且受随之而来的军事正规化的束缚的影响，红军指挥官们只能把越来越多的士兵们派到战场上去送死。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里，这些没有良好装备、也没有接受过冬季作战训练的士兵们只有一件大衣可以御寒，于是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拖着瑟瑟发抖的身体，步履蹒跚地踩在厚厚的雪地上。在结冰的湖面，在森林中和在芬兰北部地区，苏联军队只能沿着那几条道路行军。然而在这几条道路上，等待苏军士兵的是来自芬兰军队的闪电攻击，这些踏着雪橇，带着被芬兰人称作是微型冲锋枪的武器，还有手榴弹和猎刀的芬兰士兵，鬼使神差般地攻击着他们的苏联入侵者。

芬兰人采用他们称之为“伐木（log-cutting）”的战术，迫使敌人不得不将军队分成小股行进，而且他们还切断了敌人的补给运输路线，让敌人忍受饥饿的折磨。从一片寂静无声的冻雾里，突然之间就会出现很多踏着雪橇的士兵，向苏军的坦克和大炮投掷手榴弹或者是燃烧弹，之后便很快的消失了，就像当初他们出现一样，一切都让人措手不及。这种形式叫做半游击战，苏军士兵对此完全不知所措。芬兰人烧毁了沿途的所有农场、牛棚和谷仓，不给苏联军队留下任何可以躲避寒冷的地方。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和陷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很多伤员都被活活冻死。为了躲避攻击，苏联士兵开始将自己伪装成芬兰雪橇队成员的样子——或者说是他们想借此来逃避穿着白色雪地服的“白色死神”（代指芬兰士兵）的攻击。第163步兵师被围困在苏奥穆斯萨尔米（Suomussalmi）附近，第44步兵师闻讯前往支援，却遭受到了一系列的攻击，成了隐藏在树林里的这些芬兰白色幽灵的战利品。

“在大约有四英里长的路上，”在访问了战场之后，美国的新闻记者弗吉尼娅·考尔斯（Virginia Cowles）这样写道，“公路上和森林里，随处可见苏军士兵和马匹的尸体；还有被摧毁的坦克、野战厨房的厨具、卡车、炮车、地图、书籍和衣物。这些尸体都被冻得像木头化石一样坚硬，皮肤变成了红褐色。一些尸体堆在一起，就像一座座小型垃圾山一样，只有厚厚的白雪覆盖在他们的上边；还有一些倚靠着树木，呈现出奇形怪状的样子。所有的尸体都被冻住了，与冰冻的大地连为一体。我看到其中一具尸体的样子，正在用手捂着自己的胃部；而另外一具尸体的样子，则是试图解开外套的扣子。”

从科拉半岛（Kola Peninsula）出发，向西南方的凯米耶尔维（Kemijarvi）挺进的第122步兵师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遭受到由K. M. 瓦勒纽斯（Wallenius）将军指挥的芬兰士兵的攻击，出其不意给他们带来了重大的打击。“路边的尸体奇形怪状，”第一个看过芬兰人奋勇抵抗的战斗场面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寒冷的冰霜已经把他们牢牢地凝固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他们的身体和面部因为寒冷而抽搐在一起，就像是人工雕刻出来的蜡像一般。整条路上都摆满了尸体，好像是为这场战斗建造的一座巨型蜡像陈列馆，造型似乎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个人手拿一根电线，斜身倚靠在四轮马车的车轮旁；另外一个人则正在往他的枪膛里上子弹。”

国际舆论强烈谴责苏联的这次入侵行为，最终的结果是苏联被取消了参加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资格。在伦敦和巴黎人的心中，入侵芬兰的行为比入侵波兰的行为更让人义愤填膺。斯大林的德国伙伴也意识到自己身处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一边希望继续享受来自苏联的源源不断的大量军需物资的供给，一边又担心断绝了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与瑞典的贸易往来。更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敦促纳粹领导人向芬兰出兵援助。在斯堪的纳维亚召开的同盟国会议上，参会国家敦促瑞典人中断给德国提供铁矿石，而这种高品质的矿石对德国的军工产业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却信心十足。他确信他会完成他的伟大使命，因为天意就是如此。11月8日，在慕尼黑的勃格布劳凯勒（Burgerbraukeller），也就是1923年纳粹党人发动政变却以失败告终的地方，希特勒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年终演讲。木匠格奥尔格·埃尔泽（Georg Elser）悄悄地将一枚定时炸弹安放在了靠近主席台的一根柱子里。可是偏偏这一次，希特勒很快就结束了他的演讲之行返回了柏林，就在希特勒离开后的第12分钟，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了出来，炸弹将此处炸的粉碎，许多德军“老战士”在这次爆炸事件中不幸身亡。按照一位评论员所说的那样，伦敦对此消息的反应异常平静，就像“安抚一位没有捕猎到野鸡的英国人一样，一句‘运气不好’就轻描淡写的概括了这次爆炸事件”。在他们的臆想当中，英国人天真地告诉自己，德国人一定会推翻纳粹政权，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当天晚上，企图逃往瑞士的埃尔泽被捕。尽管他一再声明此次事件是他的个人行为，然而纳粹政治宣传部还是藉此机会，立刻就将英国秘密情报局牵扯了进来，指责他们企图谋害元首的生命。希姆勒立刻抓住这个虚假的说词大做文章。纳粹党卫军情报专家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之前就与两位英国秘密情报处（SIS）的官员有频繁的接触，使他们相信了自己是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中反希特勒力量的一员。第二天，他说服两位英国官员再次与他碰头，这次的地点他选在了靠近荷兰边境线的芬洛（Venlo）。他答应会携带另外一名反纳粹主义的德国将军与其同行。然而这两位英国官员发现，他们非但没有见到想要见的人，反而被纳粹党卫军的抓举党围捕了。此次围捕行动由大队长阿尔佛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带队，此人曾在8月底的时候制造了袭击格莱维茨（Gleiwitz）无线电台的事件。秘密前往荷兰，这只是英国人做的错误举动之一。

这次事件让英国民众崩溃，不过月末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况又让民众信心重拾。11月23日，由商船改装的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号皇家海军巡洋舰艇遭到了德国战舰格奈泽瑙（Gneisenau）号和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号的合力围攻。抱着最后一搏的信念，就像驾驶着复仇号同西班牙护航舰队决一死战的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一样，英军炮手班英勇作战，直至全军覆没。大火从船头蔓延至船尾，然而拉瓦尔品第号上的战旗却一直屹立不倒，直至战舰完全沉没的最后一刻。

第7页 :3.从虚假战争到突然袭击（2）

紧接着，12月13日，在远离乌拉圭沿岸海面的地方，海军准将亨利·哈伍德（Henry Harwood）带领的小舰队，包括皇家海军舰艇埃贾克斯（Ajax）号,阿喀琉斯（ Achilles）号和埃克塞特（Exeter）号，遇到了德军的小型战列舰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Admiral Graf Spee）号，此时它已经拥有击沉9艘舰船的战绩。这艘战列舰的指挥官是卡皮坦·汉斯·朗斯多夫（Kapitan Hans Langsdorff），因为善待他的船员和殉难者，因此特别受敬重。然而朗斯多夫却错误地认为这几艘只是英国的驱逐舰，所以尽管船上装有11英寸主力炮，尽管自己的火力攻击远优于英军舰艇，可是由于他的轻敌却给自己的船只带来了严重的劫难。为了吸引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号的全部火力，埃克塞特受到了重创，然而与此同时，埃贾克斯号和新西兰船员驾驶的阿喀琉斯号迂回接近格拉夫·斯佩，等到了射程之内后，便向德军战舰发射了鱼雷。英军的鱼雷歪打正着地射中了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号，在滚滚浓烟的掩护下，它向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海港驶去。

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英国人虚张声势，让朗斯多夫相信了他们的舰队大量地加强了火力装备。12月17日，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号上的囚犯和大多数船员被迫上岸，之后朗斯多夫便开着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号驶向拉普拉特河口（River Plate），被迫将船自沉于此。没过多久，朗斯多夫便自杀身亡。每当英国人士气低落的时候，总是能发生这样让他们信心大增的事件。希特勒害怕德意志（Deutschland）号也遭受到与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号同样的命运，因此下令让它改名为吕措号。希特勒不想全球的头条新闻赫然写着“德意志”沉没。希特勒将公众舆论看得尤为重要，这点在后来战争矛头完全转向德国之后，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之前戈培尔的宣传部门大肆宣扬德军在拉普拉特河口取得的捷报，然而当德国民众得知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号自沉的消息之后，感到非常震惊。纳粹当局尽可能让德国民众相信，这次事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战时圣诞节”。纳粹当局增加了节日盛宴所需物品的供给数量，同时纳粹当局的舆论导向让德国民众又回到了波兰灭亡的兴奋之中。很多人都相信和平很快会到来，因为苏联和德国曾经共同说服同盟国接受了波兰亡国的现实。

当新闻影片播放着孩子们围绕着圣诞树欢歌跳舞的时候，宣传部插播了一部有关社会老弱病残状况的宣传片。许多家庭立刻陷入了凝重的氛围之中。尽管官方一再声明那些残障儿童和孤寡老人都死于最近流行的“肺病”，可是德国民众还是渐渐开始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们怀疑这些人都是被纳粹党卫军和医学界人士用毒气毒死了。早在10月的时候，希特勒就颁布了安乐死的命令，然而此命令可以追溯到9月1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为的是掩盖纳粹党卫军第一次集中屠杀了2000名居住在收容所的波兰人的罪行，很多波兰人身上都捆绑着束身衣。对于第一次杀戮这些被划定为“非人类”的波兰人，纳粹党的名目是清除“堕落的人”、“没用的人”和“活着没有意义的人”。希特勒急切盼望通过战争来掩盖他极度偏激的种族优良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大约有超过100000名生理和心理残障的德国人，在1941年8月被残忍的杀死。在波兰，这种残酷的杀戮行为更为猖狂，许多波兰人是被枪从脑后直接射死的，有些是被关在封闭的卡车箱内被毒气毒死的，尤其是在波兹南修建的毒气室第一次正式投入使用的时候，希姆勒还亲自视察了整个过程。如同那些残障人士一样，许多青楼女子和吉普赛人也没有逃过被杀害的厄运。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放弃了很多爱好，其中包括他最钟爱的电影，圣诞节的庆祝节目当然也不会例外。在整个假期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慰问德国国防军和纳粹党卫军各部门，包括大德意志师军团、纳粹德国空军机场和高射炮组，当然也包括纳粹党卫军卫队师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师自从波兰屠杀行动之后就一直处于松散状态。新年到来之际，希特勒通过广播宣读了他给全国人民的一封信。信中正式提出了“欧洲新秩序”的说法，他说：“当我们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我们的话题应该只围绕和平去展开。犹太资本主义阶级将会在20世纪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他没有提及“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前不久他才给斯大林送去了六十大寿的贺礼，一并送去的还有祝福“友好的苏联人民有个繁荣昌盛的美好未来”的贺词。斯大林回复说“德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铸成的，并且有充分的理由必将会世代延续下去。”虚伪的话语暴露了他们之间非正常的关系，一句“鲜血铸成”映射了共同入侵波兰的事实，这将两国的无耻关系推上了顶峰，也为后来的事态发展埋下了不良的种子。

当年末越来越逼近的时候，斯大林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糟糕。芬兰军队已经进入了苏联领土。他不得不接受因为他的亲密战友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无能指挥，而导致冬季战争中红军部队损失惨重的事实。红军部队在世界人民眼中的无能形象必须被改变，尤其是在他目睹了德国对波兰施行的闪电战术之后，他觉得更应该加强红军部队的军事素养整顿。

因此，他决定派陆军指挥官S.K.季莫申科（S. K. Timoshenko）担任西北前线的司令官。和伏罗希洛夫一样，季莫申科是第一骑兵军团的另一名指挥官，在俄国内战时期斯大林也曾委任他为政治委员，只是此人更富有创造力一些。全新的武器和装备随之到来，包括最新款的步枪、机动雪橇和重型KV坦克。战术也有所改变，苏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步兵攻击，转而用大炮轰炸芬兰人的防御工事。

1940年2月，苏联开始对曼纳海姆防线展开新一轮的进攻。在猛烈攻势之下，芬兰军队投降了。四天之后，芬兰外交部长与在斯德哥尔摩的苏联大使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太太（Mme Aleksandra Kollontay）进行了第一次接触。英国，尤其是法国希望能继续支持芬兰抵抗力量对抗苏联。因此他们与挪威和瑞典政府联系，希望他们能开辟绿色通道，让英法两国的远征军前往援助芬兰。德国政府对此感到十分紧张，开始研究抢先同盟国军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登陆的策略。

英法两国还认为，控制挪威的纳尔维克（Narvik）地区和瑞典北部的矿山十分必要，这样就能切断德国铁矿石的运输线。然而瑞典和挪威政府害怕被卷入战争中，拒绝了英法两国关于开通绿色通道前往援助芬兰的请求。

2月29日，没有外国力量援助的芬兰人决定在苏联提出的要求里寻找出路，因此在3月13日的时候，苏芬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协议。当然条款非常苛刻，然而实际上的事态比这还要更严峻。芬兰政府已经表明了他们将为国家独立而斗争到底的决心，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不想再继续这场战争了，因为西方同盟国已经准备介入了。他还被迫接受共产国际自欺欺人的宣传，不得不放弃对芬兰共产党员组成的傀儡政权的控制。在这场战争中，苏联红军有84994人死亡和失踪，248090人受伤和生病；芬兰的死亡人数则是25000人。

斯大林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将怒气全部集中在了波兰的身上。1940年3月5日，他和政治局批准了贝利亚关于暗杀波兰官员和其他一些试图拒绝接受共产党“再教育”的潜在领导者的计划。这是斯大林摧毁波兰独立性的策略中的一部分。21892名受害者被卡车分别运到五个行刑地点执行死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行刑地点是位于白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NKVD让受害者们写下自己的家庭住址。于是60667名家属被驱逐到了哈萨克斯坦。后来，超过65000名逃过了纳粹党卫军追捕的波兰犹太人，却因为苏联政府拒绝收留而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尽力驱逐战火，让它离自己的国土越远越好。法国共产党十分拥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让达拉第非常生气，因为他想借助同盟国的力量去攻击德国的盟国，以此来削弱德国的实力。他主张轰炸苏联位于巴库（Baku）和高加索（Caucasus）的油田，但是英国劝阻法国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样会让苏联和德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与同盟国为敌。3月20日，达拉第辞职了，取而代之的是保罗·雷诺（Paul Reynaud）。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军队就首当其冲地冲在盟国军队之前冲锋陷阵，因此法国被欧洲看做是最有实力，并且最能保护好自己领土的国家。然而再敏锐的观察家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早在1935年3月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 Tukhachevsky）元帅就认为，法国根本无法应对德国的突然袭击。他认为，最为致命的缺陷是不能对攻击做出迅速的反应。这不仅因为根深蒂固的防御心态作怪，而且无线电通讯设备的短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因素。事实也是如此，1938年的时候，德国就已经破译了法国陈旧的无线电通讯代码。

匆匆离开巴黎使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注意到了法国的这个弱点。空军力量仅仅只是更换了废旧的飞机。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的陆军军队，装备笨重陈旧，并且士兵们十分依赖与德国相邻的马其诺防线，在他们看来这条防线固若金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仅仅凡尔登一战就给法国造成了4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就是因为这种地堡心理作怪。并且很多的新闻记者、陆军武官和评论员都观察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充满了腐败的丑闻，堕落的政府已经无法在危机到来的时刻将整个社会力量凝聚在一起一致对抗外敌了。

罗斯福总统的高瞻远瞩令人钦佩，他认为要想实现民主并且让美国长期获利，就必须帮助英国和法国对抗纳粹德国。因此在1939年11月4日，国会通过了“现购自运（Cash and Carry)”法案。率先打破了同盟国孤立无援的境地，允许他们在美国购买武器。

在法国，对德国人的幻想依然存在。路透社的一位通讯记者在访问懒散的前线士兵的时候询问，为什么他们不向进入他们的视野范围内的德国军队开枪。士兵们一脸惊讶的神情。“Ils ne sont pas mechants（法语，意即‘他们又不是恶魔’），”其中一个士兵这样回答道，“而且如果我们开枪，他们将会回击。”在马其诺防线巡逻的德国军队，很快就发现法国部队的这种懒散的状态，和不好斗的天性。德国宣传导向则继续煽动着“英国正在让法国当炮灰”的观念。

除了一些必要的防御措施之外，法国军队很少进行军事训练。他们的军队只是在等待。这种休眠状态，导致低落的士气和沮丧的情绪——le cafard（法语，意即烦着呢，别惹我）。政府官员们不断地听到士兵们酗酒、擅离职守和军队在公众场合自由散漫的负面消息。“没有人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牌、喝酒和给妻子写家信，”一名士兵这样写道，“我们躺在稻草堆上打哈欠，为的是在无聊中打发时间。我们洗漱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甚至不再愿意花时间刮胡子，我们也不愿意扫地，也不愿意在饭后擦桌子。无聊和肮脏占据了整个军营。”

这种休眠状态给当气象兵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腾出了大量可以用来写作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由之路》的第一卷和《存在与虚无》的部分内容。那个冬天，他写下了这样的语句，“睡觉、吃饭和不挨冻是所有的事情。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情了。”爱德华·鲁比（Edouard Ruby）将军发现：“每一项运动都让人厌恶，所有的工作都令人疲惫。经过几个月的休眠状态之后，没有人相信还会有战争发生。”不过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是消极应战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极力主张组建一支像德国军队一样的装甲师的陆军上校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是个直肠子，他就心急如焚地对上司说“消极备战就等于被动挨打”。然而暴跳如雷的将军根本听不进去他说的任何话。

为了保持士气，所有的法国高级官员都不得不在前线组织娱乐活动，他们会邀请一些著名的演员和歌手，比如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莫里斯·切瓦力亚（Maurice Chevalier）和查尔斯·德内（Charles Trenet）。在首都巴黎，饭店和歌厅挤满了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我会等待》。然而最令同盟国感到担忧的是，那些身处要职的右翼分子竟然大肆宣扬“希特勒比布鲁姆（Blum）好”，这句话影射了1936年人民阵线的社会党领导者莱昂·布鲁姆（Leon Blum），他也是一个犹太人。

乔治斯·博内（Georges Bonnet）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抱有怀柔思想的人，他有一个侄子，战前就为在法国反英和反犹太主义的法国文人们发工资。这位外交部长的朋友奥托·阿贝兹（Otto Abetz）深受牵连并被驱逐出法国，后来在战时他担任了纳粹驻巴黎大使一职。新上任的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是一位坚决主张通过战争来反对纳粹主义的人，然而他也有他的弱点。他的情人女伯爵埃莱娜·德·波尔特（Helene de Portes），是“一位五大三粗却散发着超乎寻常的活力和自信的女人”，她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地认为法国永远不会履行他援助波兰的承诺。

由总理兼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带领的波兰流亡政府逃到了法国。以昂热（Angers）为基地，西科尔斯基着手重组波兰武装力量，在波兰亡国之后从罗马尼亚逃亡而来的84000名军人，成了新军队的主力。与此同时，一支波兰秘密抵抗运动组织也开始回国壮大自己的实力；事实上，这是所有被占领国家重新崛起的组织中速度最快的一个。1940年年中的时候，光波兰总督府（也译作波兰被占领区总督府，意即剩下的波兰地区）就秘密地召集了10万名军人。波兰是少数几个与纳粹侵略者表面上合作，暗地里却召集军队力量等待反抗时机的国家之一。

法国已经决定不管波兰的死活了。然而大部分的法国领导人和法国民众都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这场战争已经不会像先前那么单纯了。纳粹永远不会再满足于赔款和割让一两个省，他们想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制定欧洲秩序。

第8页 :4.腾龙和旭日的较量

腾龙和旭日的较量

1937年至1940年

对于广大的中国贫困农民来说，痛苦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他们已经在洪水、干旱、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军阀的掠夺中练就了不被饿死的本领。他们住在摇摇欲坠的泥房子里，由于疾病他们的肢体残缺不全，他们的思想愚昧无知，他们被迷信所困扰，他们收获的粮食大约有一半到三分之二都得付给地主作为租种土地的租金。

城市居民，甚至是包括很多左翼知识分子在内，只是把广大的农民当做没有名字的骡马看待而已。“同情农民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一名翻译官对美国记者和活跃分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这样说道，“他们多如牛毛。”在史沫特莱看来，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就和“中世纪的农奴”没有区别。他们依靠少得可怜的稻米、粟稷或者南瓜维持生命，他们在大铁锅里把这些东西煮熟了吃，而这口大铁锅就是他们最值钱的财产。他们没有鞋穿，甚至在寒冷的冬天也打着赤脚，夏天，顶着烈日在田里辛苦劳作的人们只有芦苇编的帽子可以遮阴。生命如此短暂，那些满脸皱纹裹着小脚的农家妇女，已经非常稀有了。许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电灯，更不用说汽车、飞机了。在乡下的许多地方，封建的军阀和地主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

生活在城市里的穷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甚至就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也过得不怎么样。“在上海，”一名到了上海的美国记者这样写道，“收拾工厂大门口的童工的尸体是一件每日必须做的事情。”穷人们还得受贪婪的税收官和官僚的压迫。在哈尔滨，乞丐们最流行的行乞口号就是“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愿你成为富翁！愿你成为高官！”有时候口号也会改变成：“愿你成为富翁！愿你成为将军！”他们的宿命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似乎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命运的途径是根本无法进行的。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应运而生的产物是中产阶级和都市化的进行。尽管如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弱点，还是让日本有机可乘，成了侵略中国的最重要的因素。

1924年孙中山逝世，汪精卫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民党的总理，他也是后起之秀蒋介石的最主要的政敌。蒋介石是个自信狂妄的人，野心勃勃的他想要成为庞大的炎黄子孙的统治者。体型瘦小、秃头并且留着一个整洁的军事小胡子的蒋介石，是个手段非常高明的政客，然而却并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总指挥官。他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许多学生都被委任要职。然而，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明争暗斗，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和军阀之间的混战，让蒋介石试图远程操控军队的想法常常落空，最终迟迟不能实现。

1932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控制了满洲，借助特权之便，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分遣队入驻上海，明显地暴露出了准备开战的动机。蒋介石料到日本会展开一次猛烈进攻，因此开始积极备战。1933年5月，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远程来到中国，帮助蒋介石建立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国民党军队。泽克特和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都主张采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来对抗训练有素的日本帝国陆军，这是唯一有胜算的战略。在外汇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用中国的钨矿石来交换德国的武器装备。

蒋介石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现代化者，在此阶段他受到了真正的理想主义理论的启发。他在组织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那十年（1928—1937）中，主持并展开了一系列现代化措施，包括工业现代化、修筑铁路、军事现代化和发展现代化农业。他还试图改变中国与国际上的思想交流和外交孤立无援的现状。当然，由于已经意识到中国军事力量的薄弱，因此蒋介石决心尽可能地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交战。

1935年，共产国际指出gcdzg应该联合其他党派，秉着民族利益大于一切的原则，建立一条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这对于md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个建议，因为就在1934年10月的时候，红军部队为了躲避蒋介石部队对共产党部队的迫害，才被迫历经千辛万苦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事实上，md这位身材高大声音却尖细的男人，与克里姆林宫持有的观点并不相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和gcdzg所追求的最终利益并不相同。md信奉列宁主义的观点，已经做好了通过革命斗争来夺取政权的准备。

另一方面，莫斯科不愿意远东发生战争。因为苏联的利益远比gcdzg的长期胜利更重要。因此共产国际指责md缺少“国际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t-Leninist）理论的讨论中，md被认为是异端，因为他提出马列主义有关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只能采取农民占革命主导力量，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蒋介石派代表与共产党会面。他希望共产党能将武装力量合并到国民党军队里。作为条件，他将北方地区划给共产党作为根据地，并且停止一切攻击共产党人的行为。md揣测，蒋介石是想将红军队伍困在某个地方，然后借助日本驻扎在满洲的军队力量将红军队伍一网打尽。蒋介石十分清楚，共产党既不会妥协让步，又不会长久地和任何一个政党合作共存。他们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实现完全的一党专政。“共产党是我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曾经这样说道，“而日本人只是我的肌肤之疾。”

在对付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共产党的同时，蒋介石几乎无暇顾及在中国东北部入侵和挑衅的日本军队。满洲的关东军与东京政府争论得非常激烈，他们认为根本没有时间与中国人谈和解。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是东条英机中将——此人后来担任了日本首相一职。他强调说，积极准备与苏联的战争并不会“让我们的后方遭受到任何威胁”，因为南京政府绝对不会做“自找麻烦”的事情。

然而，蒋介石对待日本人侵略行为的姑息态度，让广大中国人感到非常愤怒，首都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的这种政策。1936年年底，日本军队行进到了与蒙古接壤的绥远省，试图控制这个地区所有的煤矿和铁矿产区。国民党军队奋力反击，迫使日军撤出了绥远。这次反击巩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里的地位，也让他与共产党谈统一战线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共产党和西北军阀联盟共同袭击了国民党的后方军队。蒋介石一边拖着共产党进行谈判，一边却想要完全控制共产党军队。国共双方军队指挥官都希望能建立统一的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希望能停止内战，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在12月初的时候飞往西安参加谈判。共产党囚禁了蒋介石，两周后直到他同意了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才将他释放。共产党人坚决认为，应该把蒋介石送上法庭，接受人民的公审。

蒋介石被释放之后返回南京，被迫改变他的对日政策。举国上下都为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欢腾。纳粹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公约》（Anti-Comintern Pact)，为此感到恐慌的斯大林在12月16日的时候向关系微妙的外交同伴md和ze施压，敦促他们加入共产国际统一战线之中。苏联领导人其实是害怕，如果gcdzg在中国北部地区与日本人发生了冲突，那么蒋介石很有可能会联合日本人对付红军。如果因此蒋介石下了台，那么极有可能成为继任者的汪精卫将会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而此人一向反对与日本交战。斯大林尽力让民族主义者们相信，一旦战争爆发，他会毫不犹豫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助中国人民对抗到底。同时斯大林也想藉此为诱饵，保证战火不会燃烧到苏联。

1937年7月7日，中日双方在北京西南面的卢沟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协议还没有正式签字生效。这次事件标志着中日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一场黑色闹剧，让人们意识到了可怕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一名日本士兵在夜间军事演习的时候失踪了。他的连长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当这个要求被中国守军拒绝之后，这名日军连长命令部下向宛平城开火，中国守军奋起回击，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名失踪的日本士兵竟然走回了自己的营房。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东京的总参谋部竟然试图压制在中国的这些疯狂的战争分子的行为，要他们为这次挑衅行为负责；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强烈的舆论压力已经迫使蒋介石不能再做任何妥协退让之举了。

蒋介石就日本人的意图与中共领导人展开了讨论。起先，日本人内部就产生了分歧。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希望战争扩大化，可是在东京的总参谋部却害怕红军在北方战线上全面展开回击。一周之前，在黑龙江问题上双方已经有过一次大的分歧了。不过很快的，日军总司令就决定要展开全面战争。他们确信，在迅速地展开全面进攻之后，中国人很快就会投降，因为他们不会得到来自苏联或者任何西方国家的援助。就像后来希特勒攻打苏联一样，日本军官同样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们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怒火和他们抵抗到底的决心。他们更没有想到，中国人民的回击策略会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蒋介石意识到了自己军队的弱点，可他又不信任他的北方同盟者gcdzg，同时对中日战争爆发会带来的巨大风险他也十分清楚。但是他别无选择。日本给南京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被拒绝了，7月26日，日本发起了总攻。三天之后北平沦陷。国民党军队和盟军红军部队被迫后退，只有零星的几支队伍拖延着日本人向南方进军的步伐。

“战争突然就爆发了，”在黄河北岸登陆的史沫特莱这样写道，“风陵渡到处都是泥泞的道路。我们想在这里的小镇里找到可以过夜的住所，可是这里到处都挤满了士兵、老百姓、手推车、骡子、马匹和街头小贩。在前往小镇的途中，我们看到路的两边躺满了受伤的士兵。成百上千的士兵缠绕的是肮脏带血的绷带，一些人已经失去了知觉…………这里没有医生，没有护士，甚至连护理他们的人都没有。”

尽管蒋介石努力地想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党军队，然而就像他们的军阀同盟者一样，不管从作战技能上还是从武器装备上来比较，都无法与他们的对手日本军队抗衡。夏天，步兵们穿着蓝灰色的棉制军服，可是到了冬天，最幸运的人也只是能穿上用缝被子的棉花做的坎肩或者是蒙古军队的羊皮大衣。他们的脚上穿着布鞋或者是草编的凉鞋。尽管小心了再小心，然而他们的鞋子还是无法抵御日本人放下的尖锐竹片，日本人在这些尖锐的竹片上涂满了排泄物，被扎破脚的国民党士兵会因为血液中毒而死亡。这是日本人保护自己的阵地的一种方法。

红军士兵戴着尖顶，两个耳朵向上捆着的棉帽子。他们没有钢盔，他们只能从死了的日本士兵头上把钢盔摘下来戴，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许多人还从敌军的身上扒下那种束身衣穿，这在危机时刻可以帮他们躲避敌人的攻击。最有价值的战利品是日本士兵的手枪。事实上，对于红军士兵来说，从被俘的日本兵那里缴获的军火弹药要远多于手枪，而这些军火弹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制造商。对于红军士兵来说，最大的不足是医疗服务人员，以及大炮和飞机的短缺。

在战斗中，中国军队靠冲锋号来指挥作战行动。无线电通讯只在大的指挥部才能看到，然而也并不可靠。日本人很轻易就能破解他们的密电码，他们的部署情况和战斗意图很快就会泄露。中国军队的军事补给运输依靠的是卡车，然而在野外的很多地方，由于道路状况的限制，运输部队只能依靠骡子、蒙古小马和公牛，拉着木制车轮的手推车运输军用物资。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军用物资的补给常常无法满足需求，士兵们经常都没有食物可以吃。由于他们的补给是按月发放的，所以常常会有拖欠的情况发生，有时候甚至会被他们的军官贪污挪用，士气因此而非常低落。但是在那个夏天发生的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对抗外敌的勇气和决心依旧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这次大战的原因和动机，仍旧存在很大的争论。最常见的观点是，在继续与北部和中部的日军作战的同时，蒋介石在上海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想要借此分散日军的作战力量，防止他们快速取得胜利。蒋介石此举也许是接受了冯·法尔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的建议而采取的消耗战术。一旦上海开战，那么就会迫使共产党和其他同盟军队集中全部力量投入抗日战争之中，退一万步说，即便战争的最后结果是撤退，这也比让他们的军事和权力基地受到直接攻击好。同时上海这个地理位置也可以保证苏联的援助力量及时到位，不管是派遣军事顾问，还是提供兵力、坦克、大炮、机关枪和运输车辆的援助，都能在第一时间内到达。当然中国得拿原材料与苏联交换。

另外一种观点也很令人信服。日本在中国北部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让斯大林感到恐慌，他迫切希望将战火向远离自己东部边境线的南方引去。这个想法可以通过这个地区的国民党指挥官张治中将军施行，张治中无意中成了苏联的“卧底”。在好几个场合里，张治中都试图说服蒋介石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首先向驻守在上海的日军要塞里的3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开火。蒋介石告诉他，在特许令没有下达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在上海开战其实是带有很大风险性的。因为此处距离南京只有290公里，并且此处靠近长江入口，一旦中方军队战败，日军就会迅速攻入南京和中国中部地区。8月9日，张治中选派了一支精锐部队进驻上海机场，他们击毙了强行闯入的一名日本陆军中尉和他的随从。紧接着张治中杀死了一名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中国犯人，伪造了日本人先开枪杀人的现场。日本人也不情愿先在上海周围开战，因此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进攻，而是请求调遣增援部队。蒋介石再次告诫张治中不要开火。8月13日，日本战舰开始炮轰上海的唐人街。第二天早晨，两支国民党部队开始围攻上海城。这次空袭日本动用了第三舰队，老资历的巡洋舰出云号就停泊在上海市中心的外滩上。这是一个不祥的开端。这艘战舰的火力击退了老式飞机的攻击。其中一架飞机的一个炸弹机架被击中，不得不迫降于汇中饭店（Palace Hotel）大楼。南京路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挤满了难民，在这场战斗中，大约有1300名老百姓在双方的攻击中死亡或者是受伤。

交战双方都开始迅速加强自己的军力，使这场战斗变成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一场战斗。8月23日，向上海增兵的日本人，登上外滩海岸向北部的国民党阵地展开攻势。日军的装甲登陆艇将坦克运送上岸，军舰的火力攻击也比从前更猛烈，而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大炮可以与敌人的攻击抗衡。国民党军队试图封锁扬子江的计划也失败了，他们弱小的空中军事力量在日军高度的空中优势面前根本没有一点反击的机会。

9月11日开始，尽管伤亡惨重，然而国民党军队在法尔肯豪森的带领下依旧奋勇作战。大部分部队，尤其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几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战斗力量，其中包括1万名年轻的军官。不知道该继续战斗还是该撤兵的蒋介石，只能不断地补充更多的兵力。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会议召开之前，他希望能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战争的高度关注。

日本总共向上海派遣了接近20万名士兵，这比他们部署在中国北部的军队人数还要多。在9月的第三周里，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迫使他们在10月份的时候撤退到了苏州河（Soochow Creek），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里有一条天然的水道障碍。国民党留了一个营的兵力继续镇守外滩的仓库或者说就是一个货仓，让日本人认为自己在上海仍旧还有据点。这支“孤胆军队”成了宣传中国伟大事业的一个典型。

11月份开始的时候，在一系列不顾一切的战斗之后，日本军队使用小型金属登陆艇强行越过苏州河，并且在个别地方搭设了临时桥梁。紧接着又利用另外一种水陆两用登陆工具在南岸登陆，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面对猛烈的战斗和惨重的损失，之前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丢掉手中的步枪，在躲避日军炸弹和战斗机攻击的恐慌逃亡过程中，肆意地踩踏着难民。在对上海城长达三个月的围攻过程中，日军伤亡人员超过4万人。中方伤亡人数的统计数字仅仅是187000人，但是最后得出的统计结果却是这个数字的4.5倍还要多。

在急速行军的途中，日本人烧毁了沿途的所有村庄，并且互相比赛，看哪支部队能更快到达南京城。日本帝国海军向扬子江派出了扫雷艇和小炮艇轰炸南京城。国民党政府开始搬离南京，主要是借助江轮和舢板前往汉口。汉口成了临时首都，位于四川境内长江上游的重庆，后来接任了这个角色。

究竟是该誓死保卫南京，还是该不动一枪一炮就放弃这座城市，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犹豫不定。这座城市从防御角度讲毫无优势可言，然而就这样放弃首都又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他手下的将军们也没有一个最终的讨论结果。于是，最糟糕的事情出现了，国民党军队懈怠的抵抗态度完全激怒了入侵者。事实上，日本指挥官早已为在南京可能发生的烈战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甚至准备用芥子毒气和燃烧弹来对付南京的守军。

中国人民很清楚敌人是冷酷无情的，然而对于他们即将要面对的冷酷无情的程度却没有预料到。12月13日，中国守军撤出了南京城，但是却在城外被日军团团包围。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杀掉所有被逮捕的囚犯。仅仅第十六师的一个分部就杀害了15000名中国囚犯，其中一次屠杀就杀害了1300名中国囚犯。一名德国外交官在给柏林的汇报中这样写道,“除了大规模的机枪扫射之外，另外一种个体的屠杀方式也被广泛采用，他们将汽油浇满受害者的全身，然后点火”。这座城市的建筑物被洗劫一空，而且放火烧掉。为了躲避杀害、强奸和迫害，平民百姓们纷纷向”国际安全区 “涌去。

第9页 :4.腾龙和旭日的较量（2）

这些“失控的粳米”（意指日本人）的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和大量的强奸行为，无一不暴露出他们的复仇心理，因为他们从未想过这些让他们瞧不起的中国人会让他们在上海一战中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关于平民伤亡人数的统计差别很大。一些中国资料显示这个数字高达30万人，而更多的资料显示则是接近20万人。日本军事当局说了很多自欺欺人的话，他们声称他们杀死的只是穿着平民衣服的中国士兵，并且这个死亡数字仅仅只有1000人多一点点。大屠杀的场景让人毛骨悚然，每一条街道和空地上都堆满了腐烂的尸体，很多尸体都被野狗撕咬过。每个池塘，每条小溪和每条江河都被七零八碎的腐尸污染了。

日本士兵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军国主义思想的社会里。整个村庄或者是邻近地方，都对军事价值观充满敬意，因此在有人应征去参军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他举行告别仪式。因此，士兵们更倾向于为他们的家庭和生活的故乡的荣誉而战，而并不是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帝王而战。基础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摧毁每个人的个性。新入伍的士兵不断地被他们的军士（NCOs）侮辱和鞭打，为的是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和彻底的激怒他们，这就是所谓的过度压抑连锁反应理论，这样士兵们将会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战败的敌人士兵和平民身上。并且所有的人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中国人不如“神圣的种族”日本人，并且中国人就是“劣等猪”。在一份典型的战后自述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无端地折磨了一名中国囚犯之后，一名日本士兵受惊吓过度，然而上级为了弥补他的这种精神损失，却批准他再进行一次对中国囚犯的折磨行为。

在南京，受伤的中国士兵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在他们躺着的地方。日本军官们则让中国俘虏排成一排跪下，然后用他们的日本武士刀挨个练习斩首。士兵们也被命令练习刺杀动作，当靶子的是被围在一起或者是被捆绑在树上的中国囚犯。任何拒绝进行刺杀训练的日本士兵都会受到他们的军士的鞭打。日本皇军部队的兽性化训练过程，是从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天就开始的。下士中村（Nakamura）并不是自愿参军的，在日志里他描述了他和他的伙伴们让刚入伍的新兵参观他们折磨五名中国平民致死的过程。新兵们惊恐万分，然而中村写道：“显然所有的新兵们都喜欢这样的刺激场面，很快他们就能自己独立的完成同样的事情了。”二等兵岛田俊雄（Shimada Toshio）叙述了他在到达驻守在中国的第226集团军之后，接受的”第一次鲜血的洗礼“的经过。一名中国囚犯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他的手和脚都被反捆。大约55名新兵在他身上进行刺杀训练。“我的感情系统一定是瘫痪了。我竟然对他没有一点仁慈的同情心。后来他对我们喊着，‘来。快点来！’肯定地说我们都无法刺到要害部位。因此他说的‘快点来！’的意思是他想赶紧死掉。”岛田雄俊声称这相当困难，因为刺刀刺在他的身体里“就像刺在了豆腐里”。

在南京组织建立国际安全区的约翰·拉贝（John Rabe）是一名在西门子工作的德国商人，他十分勇敢也十分有幽默感，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完全被日本人的行为搞糊涂了。一方面，他们希望能被全世界视为与欧洲国家一样的强国，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将他们的粗鲁、残酷和兽行暴露无遗，这和成吉思汗时代的游牧部落没有什么区别。”十二天之后他又写道：“当你发现的那些女性尸体的阴道里被插入竹竿的时候，你简直对日军的行为厌恶到无法呼吸呼的地步。甚至连那些超过70岁的老年妇女，也在不断地被强奸。”

日本帝国陆军的军队作风，是靠训练中的惩罚而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种弱肉强食的动物性规律也同样体现在经验丰富的老兵和新兵之间。资格较老的老兵们通常都是成群结队行动的，他们大约会组织30个人为一组去强奸一个妇女，而事后他们就会将这名妇女杀死。而那些新来的士兵们是根本不允许加入强奸的行列的。只有当他们承认他们是这些老兵团队的一分子的时候，他们才会被“邀请”加入强奸行动之中。

新兵们也不允许去军队妓院里找“慰安妇”。军队妓院里都是些女孩子或者是刚结婚不久的少妇，这些人都是从大街上抓来的，或者是她们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在宪兵队的强令淫威下，为了息事宁人而定期提供的妇女。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和强奸的同时，日本军事当局又征集了3000名妇女“供军队使用”。其中超过2000名是从11月份就被占领的苏州城抓来的。当中国本地妇女为了反抗士兵们的行为而以死反抗之后，日本人又从他们的殖民地朝鲜运来了大批的年轻妇女。第37师的一名指挥官，甚至在他的指挥部关押了三名中国女性奴，供他个人使用。为了掩饰这三名中国女性奴的性别角色，这名指挥官将她们的头发剃成了平头。

开设军队妓院，军事当局的初衷是想减少性病的发生几率，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士兵们公开强奸行为的发生频率，因为军事当局害怕会因此而激起中国人民采取反抗行动。他们更愿意将这些女性性奴秘密地藏在“舒适的房子”里，能够永久的强奸她们。可是，显然这种设置慰安妇来阻止日本士兵肆意的强奸行为的做法并不奏效。比起在慰安所里排队等待来说，士兵们更喜欢随心所欲的强奸行为，而且指挥官们也认为，强奸行为有助于他们保持武士道精神。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日本人被迫放弃某个村镇的情况下，他们会杀掉慰安妇，作为反华复仇的行为。例如，当中国军队重新夺回南京近郊的申城（Suencheng）镇的时候，军队战士们走入“一座房子，里边堆满了裸露着的中国妇女的尸体，这是日本人在临走之前进行的屠杀。临街的房子门框上仍然写着：‘伟大的帝国军队的慰问（慰安）所’” 。

在中国北部地区，日本军队的几次惨痛教训都来自国民党军队。到年底的时候，关东军控制了察哈尔（Chahar）镇、绥远和山西的北部地区。在北平之南，日军占领了山东省并且轻松地夺下了省会济南，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地区指挥官韩复渠将军的胆小怯懦而造成的。

韩复渠将军乘飞机逃跑了，他带走了当地小金库里的全部东西和一副银制的棺材，后来被国民党抓住并且判了死刑。他被迫跪下，然后一名年轻的将军开枪射穿了他的头部。此举受到国民党指挥官们的一致好评，而且此举对加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军队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战斗到底的决心越来越强烈，尽管在失去他们的首都和几乎全部的空军力量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依然坚持在自己的阵地上战斗。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也让日军感到非常生气，于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日军决定尽一切可能的摧毁中国军队的布局。

1938年1月，日军开始沿着从南京到徐州的铁路线进军，这条线路是中国的主要通信线路，而且在战略位置上十分重要，因为它连接着东海岸的港口和横跨向西的铁路线。如果徐州沦陷，那么聚集在武昌和汉口（今天的武汉）的产业链将全线瘫痪。就像在俄国内战时期一样，在中国境内的铁路线对给中国运输兵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蒋介石早已料到徐州会是日本人锁定的一个重要的侵略目标，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区域聚集了大约40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国民党散部和军阀盟友。

总指挥官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战斗的重要性非常清楚。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战争吸引了很多外国新闻记者的关注，他们将中国的战争与西班牙内战作比较。曾经亲眼目睹西班牙内战的那些作家、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约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W.H.奥登（ W. H. Auden）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Christopher Isherwood）——来到中国为日本入侵中国的行为作证，并且记录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行为。外国友人将1938年秋即将来临的这场保卫武昌的战斗，与共和党人反抗佛朗哥的非洲军队，保卫马德里的那场战斗作比较。那些曾经在西班牙为共和党部队治疗过伤员的医生们，纷纷来到中国，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提供医疗援助。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博士，后来因为血液中毒而献身于中国。

斯大林也在拿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与西班牙内战作比较，然而蒋介石却被他派往莫斯科的大使的判断所误导，这位大使当时非常乐观肯定的认为苏联一定会加入到反对日本人的战争中来。就在战争继续的同时，蒋介石直截了当的通过德国大使与苏联进行协商，其实就是想迫使苏联参战，可是那时候的苏德关系也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了。斯大林听取了他的一位特工人员的话，相信其实国民党人并不会从心底里真正认同苏联红军的。

2月，日本第二军团的各部从北方渡过黄河，对中国形成了包围之势。到3月底的时候，日本军队已经攻入徐州，激烈的战争又持续了好几天。中国守军已经没有可以对付日军坦克的武器了，不过苏联的武器已经开始到达，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以东的地方将日军击退了60公里，国民党声称台儿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日军从日本本土和满洲里调集了大量军队。5月17日，日军声称已经将大量中国军队困在了包围圈中，而且已经将他们分割成了小股部队，不过还是有20万名国民党士兵从包围圈中突围出来了。5月21日，徐州彻底沦陷，日军逮捕了3万名中国俘虏。

7月，日本军队和苏联红军的第一次正式交战在哈桑湖（Lake Khasan）展开了。国民党再次希望苏联能参战，可是他们的期望又一次落空了。斯大林甚至默认日本占领满洲的事实。德国觊觎捷克斯洛伐克，这让斯大林开始深深的担忧德国会在西方挑起大规模的战争。不过斯大林还是给国民党派去了军事顾问。第一位军事顾问在六月的时候到达了中国，此后不久，格林（Goring）便召回了他派往中国的顾问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和他的所有随行人员。

日本人开始着手制订进攻武昌和汉口的计划，这让蒋介石感到十分害怕。日本人也开始着手扶植自己在中国的傀儡政权。为了放慢敌人进攻的步伐，蒋介石下令破坏黄河的堤防，或者按照最高指挥部的决定来理解，就是“以水代兵”来进行防守攻势。这种用水来阻挡敌人入侵脚步的做法将日军拖延了大约5个月的时间，但是因此而造成方圆7万公里被淹没的损失和大批老百姓的死亡，又是非常可怕的。这里根本没有让老百姓寻求庇护所的高地。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增至80万人，主要死于溺死、饿死和疾病，而且还有超过600万老百姓变成了难民。

一旦地表的水分蒸发干了，车辆可以行驶的时候，日本军队便重新迈开了他们向武昌和汉口挺进的步伐，日本帝国海军从长江上持续威胁着这两座城市，第11军团从北岸和南岸两个方向进攻。长江成了日本军队唯一不受游击队员干扰的军事补给线。

国民党已经从苏联那里接受了很多援助物资，包括500架飞机和150名红军飞行员“志愿者”，然而在三个月的飞行经历后，这些飞行员“志愿者”们渐渐地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一次大约会有150～200架飞机同时执行任务，这些苏联飞行员总计在中国境内执行了2000次飞行任务。1938年4月29日，这天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苏联飞行员们认为日本会在这天发动一次对武昌的大攻击，因此他们成功地对日军进行了伏击，不过在这场伏击战中，日本帝国海军的飞行员们却成功地隐藏了自己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军事实力。尽管驾驶着老旧的飞机，然而中国飞行员们却做出了伟大的壮举，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撞毁日本战舰。

7月，日军开始连番轰炸港口城市九江，还理所当然地使用了被日本人委婉的称为“特殊烟雾”的化学武器。7月26日，波田（Namita）支队对当地的老百姓实施了另外一次大屠杀行动。在酷热的天气下，日军第11军团的行军速度变得非常缓慢，途中遇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再加上大量日本士兵受到了疟疾和霍乱的折磨，因此行军速度更加缓慢。这给了中国人足够的时间去拆除工厂，还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乘船顺长江前往重庆。10月21日，在水陆军队的共同攻击下，日本第21军团占领了广州南部的最大港口。四天之后，中国军队撤退，日军第6师和第11军团进入武昌。

蒋介石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联络、情报和通信都感到非常不满。各个分区的指挥部都很害怕接到来自上级的进攻命令。阵地上根本没有那种纵横交错的防御系统，有的只是一条简单的壕沟而已，不仅如此，现有的军事储备物资也没有部署在关键的地方。这些都是客观条件，不过接下来的灾难，却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本人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

武昌沦陷之后，长沙就变得不堪一击了。11月8日，日军飞机对长沙进行轰炸。第二天，蒋介石下令，在日军攻入长沙城之前，就要烧毁这座城市。他举出1812年俄国人烧毁莫斯科的例子来证明这样做的必要性。三天之后，因为听信误传说日军即将攻入长沙城，因此在11月13日凌晨零点到三点的三个小时里，长沙城被全面点燃。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这座城市的三分之二都被烧毁了，包括那些装满稻米和谷物的粮仓。两万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包括所有受伤的士兵，大火还导致20万人无家可归。

尽管屡屡打胜仗，然而日本帝国陆军远远不满足于此。日军指挥官们非常明白，这些胜仗还没有给中国人造成致命的打击。日军的补给线在不断地延长和变得脆弱易受攻击。并且他们已经意识到苏联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力度在加强，因为苏联红军的飞行员击沉了他们许多的飞机。日本人也对斯大林的想法琢磨不透。这些担忧让日本人决定在11月份的时候全线撤兵，撤至长城以北，作为条件，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换届，要求新政府承认日本对满洲的控制权，允许日本开采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并且共同联合组成一条反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蒋介石的主要政敌汪精卫，12月的时候离开了印度支那，前往上海与日本当局进行一次会晤。他觉得，作为一个国民党内部和平派的领导者，很明显他有足够的资格取代蒋介石的位置。然而当他去与敌人会谈的时候，国民党的政治家几乎都不愿意与他一同前往。最终，蒋介石关于救国的号召力还是胜出了。

日本人摒弃了以往依靠闪电战术，迅速攻击而取胜的战略战术，现在他们更偏向于谨慎小心的战略战术。随着欧洲大战的逼近，日本人认为他们应该随时准备好抽调大量入驻中国的军队，去另外一条战线作战。日本人还认为，先撇开自己犯下的暴行不谈，他们是绝对可以征服中国老百姓的。因此，尽管国民党军队和中国老百姓伤亡的人数还在不断剧增——大约有2000万中国人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死亡了——日本人还是将战略战术转为了小规模战斗，而主要的战斗对象是镇压在日军后方的游击队员。

共产党吸收了大量的当地老百姓加入他们的游击队民兵组织，例如活跃在长江中部峡谷地带的新四军。许多农民游击队员的武器装备仅仅是种庄稼用的工具或者是竹制的长矛。

日本人袭击村庄，使用大屠杀和大规模的强奸作为他们的恐怖武器。凡是被袭击的村庄里的年轻力壮的男人，会统统被日本人杀死。“日本人把这些年轻力壮的男人用绳子绑在一起，然后从头部开始，用宝剑把他们劈成两半。”接着日本人便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女人。1938年9月，在袭击了南京城以南的卢阔村之后，下士中村（Nakamura）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搜索整个村庄和每间屋子。我们试图搜捕那些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搜捕行动持续了两个小时。在夺取了一位女孩的宝贵贞操之后，Niura开枪打死了这名女孩，因为这是她的第一次，而且她很丑，别的士兵都不愿意碰她。”强奸和无数其他的暴行，激起了爱国的农民们的愤怒之情，而事实上，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这些农民根本不知道日本这个国家的存在，甚至也不知道中国是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了，直到1939年3月，日本人集结部队进入江西省，想要占领省会南昌。尽管日本人再次使用了毒气弹，但是中国人的反抗却越来越强烈。在激烈的巷战之后，3月27日，南昌沦陷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逃去，他们的身后背着大大的包裹，或者是用木制的独轮手推车装载着他们最值钱的财产——棉被、农用工具和饭碗。女人们的头发上沾满了灰尘，而那些年老的妇女们则痛苦地用她们的小脚一瘸一拐地走着。

蒋介石下令反攻，重新夺回南昌。国民党的反攻举动让日本人大吃一惊，在4月底的时候，国民党军队重新打入了南昌城，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极其惨重。尽管蒋介石以死威胁，要求指挥官必须夺回南昌，然而面对这样惨重的代价，蒋介石也不得不同意他们撤兵。

不久之后，也就是在那一年的5月，苏联和日本在诺门罕（Khalkhin Gol）发生了战争，这迫使斯大林派遣朱可夫前去担任总指挥官。首席苏联军事顾问劝解蒋介石，建议他重新发动夺回武昌的反攻战斗。斯大林给了蒋介石一个错觉，让蒋介石觉得他将会与英国签订一份协议，然而事实上，斯大林却正在计划与纳粹德国签订一份协议。但是蒋介石很快就意识到，斯大林的真正目的是想把战火引到远离苏联边界的地方。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和斯大林对md的越来越多的援助，这都让国民党感到处境越来越不妙。可蒋介石觉得，斯大林的主导思想是想让国民党继续与日本打仗，因此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共产党军队的气焰打压下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发生了许多凶残的事件，根据共产党的统计，大约有超过11000人被杀害。

尽管长沙在那场不该存在的大火中被烧得体无完肤，然而日本人还是决定要攻占这座城市，因为它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它横跨连接广州和武昌的铁路线，而这两座城市现在都在日军的完全控制之中。占领这座城市还能将国民党封锁在四川片区内。8月的时候，日本人启动了他们对长沙的攻势，与此同时，关东军正在北方与朱可夫将军的部队激烈地战斗着。

9月13日，就在德军部队深入波兰境内的同时，日本军队分成六部向长沙推进，此次调集了大约12万名日本士兵。国民党的计划是在战斗初期一边打一边慢慢撤退，引日本人急速向长沙前进，然后从侧面对日本人进行伏击。蒋介石早已料到日本人为了尽早占领中国，会抱有急于求成的心态。然而就像是迫切的想要获得荣誉的将军一样，难免会忽视四周围的情况。要知道，自从武昌一战失败之后，蒋介石就开始训练自己的部队，并且已经初有成效，早已在日军向长沙进军之前就做好了埋伏工作。中方声称，在这次伏击战中，日军的伤亡人数大约是40000人。

虽然朱可夫已经赢得了诺门罕之战，不过在那个8月里，斯大林的主要任务还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因为他已经着手准备与德国签订秘密协议。可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让日本领导层十分震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德国盟友竟然与共产主义的魔鬼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在朱可夫打了胜仗之后，斯大林便拒绝与日本再发生冲突，这让国民党非常受打击。苏联和日本签订的关于在蒙古和西伯利亚边界停战的协议，让日本人能够集中全部兵力对付中国军队，而不用担心苏联以北地区会受到来自苏军的威胁。

蒋介石非常担心苏联和日本会签订一份瓜分中国的秘密协约，就像9月份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的瓜分波兰的协约一样。可是另外一方面，md却对即将会发生的任何可能的情况表现得非常淡定，因为在抢夺了国民党的很多军事装备之后，红军部队的实力大大增加了。然而更让蒋介石感到忧心忡忡的是，苏联大大缩减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数量。欧洲大战在9月份也拉开了帷幕，这意味着根本不可能从英国和法国那里得到任何军事援助。

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失去外界的援助让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严峻，尤其是他们失去了主要的工业基地和税赋收入之后，处境就变得越发艰难。日本人的入侵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侵略行为。老百姓的庄稼收割和食物供给都被他们给毁掉了。烧杀抢虐的土匪行为变得越发猖狂起来，逃兵和落伍的军人都在拉帮结派。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向西逃去，为的是从日本军队的狼口中挽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老百姓们挤在脏乱不堪的城市里，导致霍乱急速地散播开来。随着人群的大量迁移，疟疾也被一个接一个地传播到了新的地区。就像被上帝诅咒了似的，斑疹伤寒和虱子在逃兵和难民们中间普遍传播开来。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改善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尽力去为军队和老百姓服务，然而医生们能为患了皮癣、疥疮、沙眼和因为贫困而营养不良的难民们做的事情却很少。

因为受到长沙一战胜利的鼓舞，国民党军队针对中国中部地区的绵长战线，发动了一系列称为“冬季攻势”的反攻行动。他们打算端掉日本在长江沿岸设置的交通要塞，以此切断日本的水路补给线，并且还要切断日军的铁路交通运输线。可是就在11月国民党开始反攻的时候，日军又通过水陆同时进攻的方式，攻入了广西省的西南部地区。11月24日，日军占领了南宁，直接威胁着通往法属印度支那的铁路线。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人数非常少，在日军的突袭之下，惊慌失措地迅速撤离了。蒋介石急忙抽调增援部队前往南宁，一场野蛮的战斗在南宁持续了两个月。日军声称，只在一次单独的战斗中就歼灭了25000名中国士兵。而在南宁以北很远的地方，日军的一个分部占领了国民党的重要粮食补给和新兵招募区。日军还整合了自己的轰炸机部队，对国民党的大后方进行狂轰乱炸，在这次轰炸中，重庆也受到了重创。

世界时局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自从斯大林与德国结盟之后，他就严正警告蒋介石要离英国和法国远点。苏联领导人害怕英国人也会像中国人一样，想要把苏联拉入与日本人的战争之中。1939年12月，就在入侵芬兰的冬季战争爆发期间，国民党的处境越发艰难，由于入侵芬兰的行为，苏联面临着被国际联盟开除的危险。国民党不想激怒斯大林，然而又不想因为自己使用了否决权而让西方列强生气。最后，国民党的代表投了弃权票。这种做法既激怒了莫斯科又没有令英法两国感到满意。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的数量明显下降，甚至都达不到前一年的水平。为了缓解来自斯大林给的压力，蒋介石声明要与日本人进行一场和平谈判。

虽然如此，但是国民党却转而将未来的希望更多地寄于美国身上，因为美国已经开始谴责日本的入侵行为，并且不断巩固自己在太平洋上的地位。不过蒋介石仍然面临着两个来自国内的威胁。一个是md领导的gcdzg已经越来越独立，他们在日本防线之后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多，并且他们一再声称，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会发动击败国民党的战争。另外一个威胁则是，1940年3月30日，日本扶持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这就是所谓的革新之后的国民党政权。汪精卫国民政府给蒋介石定的罪名是“叛国罪”。他们判定，蒋介石的政权不仅操控在日本欧洲盟友德国和意大利的手中，而且也被一些别的国家政府所操纵。

第10页 :5.挪威和丹麦

挪威和丹麦

1940年1月至5月

最初，希特勒的想法是在1939年11月从波兰调集德军部队攻打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和法国。尤其是，他特别想占领海峡两岸的港口和飞机场，以便攻打他认为的头号危险敌人英国。他迫切的想要在苏联有机会干涉他的行为之前，在西方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德军将领们感到心神不宁。他们觉得，凭法国军队的军事实力一定会导致另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能够支撑德国继续扩张的燃料和原材料都已经开始短缺。德军攻击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的做法是迫不得已的，然而这种道义上的说法——就像少数反对纳粹党卫军杀害波兰平民的呼声一样——被希特勒一顿狂批。在属下告诉他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军需物品非常短缺，尤其是炮弹和坦克非常短缺的时候，希特勒暴跳如雷。对小小的波兰的简短攻击，竟然耗尽了德军的军事储备物资，并且还暴露出了马克I型和马克II型坦克的不足之处。

希特勒指责军队的采购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不久后便调遣了他的首席建筑师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博士全权负责军队物品的采购和管理工作。受到性格因素的影响，希特勒下令使用所有的原材料储备物资，而“不用考虑未来，也不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考虑”。希特勒强调说，不用为此而担忧，一旦纳粹德国国防军占领了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的煤矿和铁矿地区，所有原材料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1939年深秋的浓雾让希特勒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纳粹德国空军无法在11月份预定的进攻日子里，执行至关重要的空中攻击任务了（我们也无法推测，假如当时天气条件允许，希特勒当即就启动攻势，而不是六个月之后才启动攻势，那么一切结果又将会有什么不同）。希特勒随即命令重新起草一份战争计划，计划在1940年1月中旬突袭中立国荷兰。令人惊讶的是，居然荷兰和比利时人事先就已经收到了来自罗马外交部的警告。这主要是因为意大利人，尤其是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对德国在九月份就匆匆挑起战争感到既紧张不安又愤怒不已。他们害怕自己会是英国在地中海地区攻击的第一个国家。此外，在纳粹德国反间谍机关（Abwehr）工作的反纳粹主义者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上校，也向在柏林的荷兰军事参事透露了相关的消息。紧接着在1940年1月10日那天，一架德国情报飞机在浓雾里迷失，慌乱中冲向了比利时的领土。飞机上的纳粹德国空军指挥官立刻下令烧毁那份关于进攻荷兰的计划文件，然而在文件还没有被全部毁掉之前，比利时士兵就及时赶到了。

奇怪的是，即便情势表面上看来是向有利同盟国的方向变化，然而实际上却是对同盟国非常不利的。假如德国的入侵行动马上到来，这就将会威胁到法国的东北部地区，因此他们必将立刻出兵援助比利时，这会让德国的计划暴露无遗。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OKW）感到不得不重新制定他们的战略计划。再次确定的战略计划是出自中将埃里克·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这是一位相当有才气的军事战略家，他的计划是派遣装甲师穿过阿登高原（Ardennes）(法国北部，比利时东南部及卢森堡北部，默滋河的东西两方的高原），直接向英吉利海峡挺进，从英国和法国陆军的背后向比利时发起进攻。所有计划的延期，给盟军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他们认为法国边界是非常安全的。许多士兵，甚至是战争部（War Office）的那些官员们都认为，希特勒根本没有入侵法国的勇气。

与其他的那些陆军高级指挥官不同，海军元帅雷德尔（Gross admiral Raeder）非常赞同希特勒野心勃勃的侵略行为。他甚至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劝说元首按照他的计划入侵挪威，让德国海军能够从侧面操控英国海运。他还拿出证据说明，占领挪威北部的港口纳尔维克（Narvik）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保证来自瑞典的铁矿石安全地运抵德国，这对德国的战争工业产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还向希特勒引荐了挪威的前纳粹党领导人维德昆·吉斯林（Vidkunn Quisling）。吉斯林也极力向希特勒阐述德国占领挪威的必要性。作为对芬兰的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英国和法国介入对挪威国事的干预中，这种威胁让希特勒感到心神不宁。假如英国派海军进驻挪威南部的话，那么他们将切断德国与波罗的海的海运交通线。希姆勒也盯准了斯堪的纳维亚，他想把那里变成党卫军部队的新兵补给区。然而，纳粹党人试图同化斯堪的纳维亚各个国家的计划，并未如愿以偿。

纳粹党人并不知道，丘吉尔最初的计划并不仅限于封锁波罗的海那么单纯。这位好斗的海军第一大臣原本想要通过派遣一支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把战争引向那里，可是天公不作美，凯瑟琳（Catherine）行动失败，这其实对英国皇家海军来说是一件幸事。丘吉尔还想控制纳尔维克港口，切断瑞典矿石运往德国的路线，但是张伯伦和战时内阁极力反对这种不让挪威保持中立的做法。

不久后，丘吉尔就遇到了一个早已料到的危险。2月16日，英国部落级驱逐舰哥萨克人（HMS Cossack）号，在挪威海域拦截了格拉夫·斯佩（Graf Spee）号的补给船阿尔特马克（Altmark）号，解救了一批英国商船队的囚犯。当时英国囚犯们听到的最令人激动的呼喊声是——“我们是英国皇家海军！”——这让遭受到战争烦扰之苦的英国民众感到异常的兴奋。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回应，纳粹德国海军在这一海域增派了兵力。但是在2月22日，两艘德国的驱逐舰受到了多架德军亨克尔Ⅲ轰炸机（Heinkel Ⅲ）的攻击，因为纳粹德国空军没有及时接到这一区域有德军战舰的消息。这两艘驱逐舰都被打中了，失控冲向了矿山，全部沉入了水中。

德军战舰被召回了海港，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3月1日，希特勒下令为入侵丹麦和挪威做准备，这次入侵行动需要调遣所有的水面舰艇。他决定攻击这两个国家的命令一下，让德国陆军和空军都大吃一惊。他们觉得，自己面临的是与入侵法国一样大的难题。从挪威调兵遣将的举动，就如大家所预料的一样，代价十分惨重。戈林显得特别的狂躁不安，但更多的是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觉得希特勒没有和他商量就擅自做了决定。

3月7日，希特勒签发了指令。这个指令来的非常紧急，因为空军侦察兵报告说，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在斯卡帕湾（Scapa Flow）布置了精锐兵力。照此推测，英国将会从挪威海岸登陆。然而，几天后传来的苏联和芬兰结束战争的消息，让德军最高统帅部产生了复杂的感情。就连一直迫于压力而想方设法计划如何攻击挪威的纳粹德国海军参谋部的职员们，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威胁已经消失了，因为英国和法国再也找不到在斯堪的纳维亚登陆的借口了。但是，希特勒和包括海军元帅雷德尔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准备工作进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因此入侵行动必须提前。而且，德国攻占别的国家，也是迫使瑞典源源不断地运送铁矿石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入侵成功，德国就在面对英国东部海岸线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军事基地，并且还有了通向北大西洋的便利通道，一想到这点，希特勒就兴奋异常。

4月9日，德国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攻势，一条战线是入侵挪威（威瑟演习作战北线），德国派出了六支陆军分队；另外一条战线是入侵丹麦（威瑟演习作战南线），德国派出了两支陆军分队和一支机动步枪旅。纳粹德国海军护送运输士兵的舰船在已经选定的几个地点登陆，包括纳尔维克、特隆赫姆（Trondheim）和卑尔根（Bergen）。纳粹德国空军的航空军运送伞兵和空降兵在另外一些地方空降登陆，尤其是在奥斯陆登陆。德军从水陆两个方向入侵哥本哈根和其他七个丹麦的重要城镇。刚开始，德军最高统帅部还担心英国人会抢先进入挪威，然而事实证明，德军的脚步远远领先于英军。

张伯伦没有想到德国会有这样的计划，因此在《苏芬停战协议》签订之后，就从挪威和芬兰撤走了英法远征军。这与帝国总参谋部首席参谋长埃德蒙·艾恩塞德（Edmund Ironside）将军的意见相左。张伯伦担心会将战火引向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因此他非常希望德国和苏联能分道扬镳。然而同盟国迟钝的反应和寄希望于按照国际联盟条约来解决战争的做法，根本不能打动任何人。

时任法国总理的达拉第主张采取更强有力的策略，以确保战火远离法国。达拉第不仅想要轰炸巴库（Baku）和高加索中部的油田，还想占领位于芬兰北部的佩萨莫（Petsamo）的矿山，此处紧邻摩尔曼斯克的苏联海军基地，这些想法让张伯伦惊恐万分。此外，达拉第还坚持认为应该在挪威海岸登陆，并且完全控制北海，以便彻底切断瑞典铁矿石运往德国的运输线。可是英国人却怀疑达拉第要这样做的动机，他们认为他是想把战火引向斯堪的纳维亚，以便降低德国攻击法国的几率。而且英国人坚信，达拉第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固执地反对英国在莱茵河上采矿的计划。不管事实上是怎样的，总之达拉第在3月20日被迫辞职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取代他成为了法国总理，而达拉第则被任命为战争部长。

第11页 :5.挪威和丹麦（2）

同盟国之间因为各自的利益而讨价还价，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达拉第强迫雷诺继续反对在莱茵河沿岸开采矿石的行为。4月8日，英国同意法国在远离纳尔维克水域的地方开采矿石的计划。丘吉尔想要部署一支两栖登陆部队，因为他认定德国会有所反应，但是张伯伦却依旧保持他小心谨慎的做事风格。

英国人并不知道，4月7日这一天，一支装载着陆军部队的大型德国海军舰队，正在从威廉港（Wilhelmshaven）启航，向挪威北部的特隆郝姆（Trondheim）和纳尔维克驶去。这支舰队由战斗巡洋舰格奈泽瑙（Gneisenau）号和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号，还有重型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Admiral Hipper）号和十四艘驱逐舰组成。另外四支舰队则前往挪威南部的港口。

一架英国飞机发现了这支德国特遣部队，当时观测到的德军战舰是由海军中将贡特尔·吕特廷斯（Gunther Lutjens）指挥的。英国皇家空军对这艘德军战舰展开了轰炸攻势，可是没有一发炮弹命中德军战舰。由海军元帅查尔斯·福布斯（Charles Forbes）指挥的英国本土舰队立刻从斯卡帕湾出发追赶德军舰队，但是已经追赶不上了。唯一能来得及拦截德军舰队的是战列巡洋舰皇家海军舰艇声望（Renown）号和它的护卫驱逐舰，当时它们在纳尔维克负责保护开采矿石的工作。其中一艘驱逐舰皇家海军舰艇萤火虫（Glowworm）号盯准了一艘德军驱逐舰并且猛烈追击，不过吕特廷斯调遣了希佩尔（Hipper）号，在萤火虫号试图向德军驱逐舰开火的时候，将它击沉了。

英国皇家海军决定集中全部火力打这场海战，于是命令承载着陆军部队的其他战舰驶往纳尔维克和特隆郝姆，在那里让陆军部队上岸。然而英国本土舰队在德军特遣队面前根本没有优势可言。这让吕特廷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将他的驱逐舰送到纳尔维克，然而4月9日的拂晓，他的战斗中队在海面上发现了英国的声望号。以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还能精确地射中目标而著称的声望号，连续猛击格奈泽瑙号并且击坏了沙恩霍斯特号，迫使吕特廷斯向后撤退，对他的船只进行应急维修。

在击沉了两艘挪威的小型战舰之后，德国驱逐舰里的陆军部队登陆了，之后便占领了纳尔维克。也就是在4月9日这一天，希佩尔和他的驱逐舰也在特隆郝姆登陆了部队，另外一支德军部队则进入了卑尔根。伞兵部队和两支空降步兵部队空降到了斯塔万格（Stavanger），并占领了该地区。尽管纳粹德国海军派出了新型重型巡洋舰布吕歇尔号和袖珍主力战列舰吕措号（德意志号的前身），然而攻克奥斯陆却比想象中还要困难。挪威的海岸炮台和鱼雷共同反击，击沉了布吕歇尔号；在受到重创之后，吕措号也被迫撤退。

第二天早晨，五艘英国驱逐舰试图驶入模糊不清的纳尔维克峡湾区域。一场大雪将海岸线隐藏了起来，U型潜艇无法观测到准确的位置。可是，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五艘正在补充燃料的德国驱逐舰。他们击沉了其中两艘，然而立刻就受到其余的驱逐舰从侧峡湾发起的攻击。两艘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被击沉，三分之一的驱逐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没有退路，所有幸存的舰船只能坚持到4月13日，等待战列舰皇家海军舰艇厌战号和它的九艘驱逐舰前来支援他们，并且击毁剩余的德国军舰。

在另外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战斗中，两艘德国巡洋舰柯尼斯堡号和卡尔斯鲁厄号被击沉，前者是被舰载贼鸥式战斗轰炸机上的炮弹击沉的，后者则是被潜水艇发出的鱼雷击沉的。吕措号伤势非常严重，只能被拖回基尔（Kiel）。然而英国皇家海军的局部胜利，并不能阻止德国在那个月里向挪威运送10万名士兵的计划。

攻占丹麦，比德国人想象的还要轻而易举。在海滨警报拉响之前，德军就已经设法在哥本哈根登陆了。丹麦政府被迫接受柏林提出的条件。然而，挪威拒绝任何有关“和平占领”的打算。4月9日，挪威国王撤走了设在奥斯陆的政府，接着就下发了全民总动员的命令。尽管依靠突袭战术德军占领了许多基地，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非常孤立，只能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由于英国皇家海军坚持在4月9日登陆，因此第一批盟军部队两天后才离港出海。所有的情况并没有让焦躁不安的丘吉尔改变他的主意，不仅如此，他还不断地干扰军队的行动，这让艾恩塞德将军和英国皇家海军感到非常恼怒。与此同时，在与德国第三山地师的战斗中，挪威军队大获全胜。由于德国军队已经在纳尔维克和特隆郝姆两地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基地，因此英法两国的部队只能在他们的侧面登陆。正面袭击港口是个非常危险的举动。直到4月28日，英国军队和两支法国外籍兵团营，在一支波兰旅的协助下才开始登陆。他们占领了纳尔维克并且想要摧毁这个港口，然而纳粹德国空军的绝对制空权注定盟军的计划会失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德国猛烈地轰炸低地国家，法国被迫撤回北部侧翼的联军部队，这导致挪威军队不得不投降。

挪威王室成员和政府官员乘船前往英国，在那里继续指挥战斗。受到希特勒的感染，雷德尔也对挪威非常痴迷，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纳粹德国来说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德军部队在不断地抱怨，攻占挪威的战斗浪费了太多的军队力量，而假如把这些军队力量用在别的前线上，一定会取得比这更大的胜利。从盟军的角度来讲，挪威战役远不止是一场灾难那么单纯。尽管英国皇家海军尽力击沉了半数纳粹德国海军的驱逐舰，然而从海陆空三军联合行动的角度来看，这场战斗是很失败的。许多高级军官甚至怀疑，丘吉尔如此热情地误导战斗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想抹掉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探险行动失败留给英国人的记忆。后来丘吉尔也私下里承认自己该对挪威的灾难负责，他占的成分要远比内维尔·张伯伦多。然而，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残酷政治制度之下，丘吉尔却取代张伯伦重新担任了首相一职。

在法国边境线上，虚假战争（英国人的说法），或者是奇怪战争（法国人的说法），或者是被德国人称为的静坐战争，持续的时间远比希特勒预计的还要长。他蔑视法国军队，并且他笃信荷兰人的抵抗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此时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重新制定一份新的作战计划，取代被比利时人传给同盟国的那份计划。

大部分军队高级军官都不看好冯·曼施泰因将军的新作战计划，并且想方设法要阻止这份计划被采纳。然而，当曼施泰因终于有机会见到希特勒本人的时候，他极力劝说元首，一旦德国入侵荷兰和比利时，那么就会迫使英国和法国将自己的军事力量撤离法比前线。那时我们就可以在阿登高原对盟军进行突袭，同时可以渡过默兹河（the River Meuse）从索姆河（Somme）河口和布洛涅（Boulogne）对盟军形成包围之势。希特勒采纳了这个计划，因为他需要一个能给敌人致命一击的作战计划。不过由于性格的因素，希特勒后来声称，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1939年10月初的时候，英国远征军四个师就已经进驻比利时前线阵地。截至1940年5月的时候，军队数量已经增至一个装甲师和十个步兵师，由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戈特勋爵（Gort）上将担任总指挥。尽管戈特的权力不小，但他还是必须听命于东北部的法国指挥官阿方斯·乔治斯（Alphonse Georges）上将，和自信不足的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上将。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英法联军同样也没有设立联合盟军司令部。

尽管已经得知德国要攻打比利时，然而布鲁塞尔政府仍然坚决不放弃比利时的中立立场，这让戈特和乔治斯感到非常棘手。于是在德国发起进攻比利时的攻势之前，戈特和他周边的法国军队只能原地不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保持中立立场的荷兰人，更加坚信不与法国或者比利时联盟，是不激怒德国的最佳途径。不过他们还是很希望，万一德国要攻打荷兰，盟军能前来援助自己装备低下的弱小军队。尽管也与盟军一样痛恨德国的侵略行为，然而卢森堡大公国除了关闭自己的边境线之外，不能采取更多的行动，不过他们还是指责了德国入侵者违反中立原则的行为。

在法国的计划中还有另外一个致命缺陷。马其诺防线覆盖的地区只是从瑞士边境线一直延伸到比利时最南端的边境线，也就是阿登高原对面的地方。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官员，都没有想到德国会穿过这片密林覆盖的地区向他们直扑而来。比利时曾向法国提过，这片区域存在潜在的危险，然而目空一切的甘末林否定了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雷诺给甘末林取了个绰号叫“无能的哲学家”，此时他想解雇甘末林，但是作为战时部长的达拉第却坚持要留下他。决策上的错误，在高级领导层中就可见端倪。

在战争中法国缺少支持者，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德国声称，如果英国将法国拉入战争中，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战斗，这显然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就连甘末林上将领导的法国总参谋部，也对接下来的战争信心不足。这种不能全心应战的状态，致使盟军在萨尔布吕肯附近停滞不前，这种做法无疑是对波兰人的极大侮辱。

法国的防御心态极大地影响着它的军事部署。大部分法国坦克部队，尽管技术上并不亚于德国坦克部队，但是却疏于训练。除了三支机械化师以外——第四支机械化师在夏尔·戴高乐上校的指挥下匆匆组建——法国的坦克都被分散部署在步兵团里。法国和英国都缺乏有效的反坦克炮——英军两磅重的反坦克炮被笑称为“豌豆射手”，他们连最起码的无线电通讯设备都还处于最原始的状态。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野战电话和地上通讯线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法国的空军力量也处在非常脆弱的状态中。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维耶曼（Vuillemin）上将就曾写信给达拉第警告过他，纳粹德国空军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摧毁法国的空军部队。自那之后，法国空军部队只做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改进措施。因此法国希望英国皇家空军（RAF）能承担起大部分空中作战任务，但是时任空军指挥部指挥官的空军上尉休·道丁（Hugh Dowding）却坚决反对向法国派遣飞机。战斗机司令部的主要职责是保卫英国，更何况法国的机场根本没有有效的防空保护措施。除此之外，不管是英国皇家空军还是法国空军部队，都没有接受过与自己的地面部队紧密配合作战的训练。同盟国根本没有从波兰战役中吸取任何教训，也没有从别的任何战役中总结过任何经验，比如说纳粹德国空军冷酷无情的轰炸技巧和先发制人的轰炸机场的战略战术，还有德国陆军迷惑敌人，然后出其不意的快速出击的作战方法。

经过几次延迟，部分是因为挪威战役，部分是因为在战斗的最后几天天气状况带来的影响，德国入侵西方的速度平缓下来。5月10日，星期五，是“决定命运好坏的一天”。一贯骄傲自大的希特勒预言，“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即将到来”。

第12页 :6.突袭西方

突袭西方

1940年5月

1940年5月9日，星期四，对于大部分欧洲北部国家来说，这一天阳光明媚，一片美丽的春景。一位战地记者看到比利时士兵们在自己的营房周围栽种了三色紫罗兰。关于德国要进攻比利时的谣言四处散播，甚至还说德军已经在边境线上搭好了浮桥，可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引起布鲁塞尔的重视。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将要攻打巴尔干半岛地区（Balkans）以南的地方，而不会向西进攻。总之，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四个国家，而且是同时进攻这四个国家。

在巴黎，生活还像往常一样进行着。首都呈现出少见的美景。栗子树发出了新芽；咖啡馆挤满了人；不带任何明显的讽刺意味的法国名曲“《我会等待》（J’attendrai）”继续引领着流行乐坛；赛马大会在欧特伊（Auteuil）举行，聪明的女人们都聚集在里茨（Ritz）旅馆；大街上最显眼的是那些军官和士兵。甘末林上将已经官复原职，正在休假中。巧合的是，也就是在甘末林复职的那天早晨，总理保罗·雷诺向总统阿尔贝·勒布伦（Albert Lebrun）提出辞职请求，原因是达拉第再次拒绝解雇总司令甘末林。

在英国，BBC广播电台宣布了一则消息，前一天晚上，在下议院里，由于挪威的惨败，保守党以33票否决权，要求解散张伯伦政府。利奥·埃默里（Leo Amery）针对张伯伦的演讲，无疑对首相来说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这份演讲的结尾引用了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英国长期议会（1640年11月3日召开，1653年被克伦威尔废除，1659年复会，1660年解散）时的话：“走吧，我说，我们已经受够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走吧！”会议期间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呼“走吧！走吧！走吧！”，这让张伯伦为之一怔，匆忙离开会场回到休息室里，试图隐藏自己的沮丧之情。

在一个晴空万里的天气里，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政治家们齐聚在圣詹姆斯（St James）的俱乐部里，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气氛时而安静时而热烈。谁是能成功地代替张伯伦的接任者：丘吉尔还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对于大多数保守党人来说，爱德华·哈利法克斯（Edward Halifax）是最佳人选。许多人都不信任丘吉尔，认为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危险分子。当然，张伯伦很想保住自己的职位。他会见了工党领袖，暗示与他们联合，然而却被直截了当的拒绝了，他们不愿意继续在张伯伦的领导下工作。那天晚上，张伯伦不得不面对他必须辞职的现实。在德国即将对西方发起攻势的前夕，英国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迷途之中。

在柏林，希特勒正在口述第二天早晨要发给西部前线部队的宣言。“今天开始的这场战争的成败，决定了未来一千年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宣言的结尾这样写道。尤其是在挪威战役胜利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元首变得越来越乐观。他预言法国会在六个星期之内投降。英勇无畏的滑翔员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荷兰边境线附近的比利时要塞埃本-埃美尔（Eben-Emael），这让希特勒兴奋不已。那天下午，希特勒的专列蒸汽火车亚美利加（Amerika）号，载着他前往新的元首指挥部岩巢（Felsennest)（或者叫悬崖巢穴，Cliff Nest），它位于阿登高原附近的森林密布的艾费尔高原（Eifel）里。当晚21:00的时候，代码为但泽（Danzig）的命令下发到了所有的陆军部队。来自气象部门的报道显示，第二天的天气状况对纳粹德国空军来说非常有利，能见度非常高。尽管攻击时间有所延迟，但是保密工作却做的非常严密，甚至当命令下达的时候，很多官员都不在他们的兵团里。

在北部横跨莱茵河的地方，德军第十八军团准备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两处向荷兰进攻。三分之一的军队作为先头部队，首先向朝向大海的蒂尔堡（Tilburg）和布雷达（Breda）以北地区挺进。他们的南边是上将瓦尔特·冯·赖歇瑙指挥的第六军团。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上将冯·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一共有四十四支部队，涵盖了主要的装甲车军力。上将金特·冯·克卢格（Gunther von Kluge）的第四军团将从沙勒罗瓦（Charleroi）和迪南（Dinant）两地向比利时发起攻势。所有这些德军部队从东面攻入低地国家的突袭行动，将会迫使英国和法国军队向北转移，与比利时和荷兰军队汇合。这时候，曼施泰因的镰刀收割计划（Sichelschnitt），或者叫镰刀切割计划就能正式实施了。上将威廉·李斯特（Wilhelm List）的第十二军团将会穿过卢森堡北部和比利时的阿登高原，渡过位于吉维特（Givet）南面和色当（Sedan）附近的默兹河展开攻势，此处正是1870年法国惨败的地方。

一旦渡过默兹河，装甲车军团就由装甲兵将军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指挥，向亚眠（Amiens）、阿布维尔（Abbeville）和英吉利海峡上的索姆河河口挺进。这样就会切断，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BEF），还有法国第七、第一和第九军团的退路。与此同时，德军第十六军团将会穿过卢森堡南部地区，前往填补克莱斯特（Kleist）的左翼空虚军力。上将里特尔·冯·莱布（Ritter von Leeb）的C集团军群，还有另外两支军队，继续在马其诺防线以南的地方施压，以便法国人无法抽身去营救被困在北部佛兰德斯（Flanders）的军队。

曼施泰因的镰刀收割计划是以1914年没有施行的右勾拳施利芬计划为基图的，法国人希望历史能够重演。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的反间谍机关发了一则有关这场战役的假情报，并且在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地方散布谣言，然而大家都没有料到，德军的作战计划就是如此。曼施泰因自信甘末林会把大部分机动部队派往比利时，因为他们正在快速地向比利时边境线移动，这完全是依照从坠毁的德军飞机里缴获的文件来部署兵力的（后来，很多盟军的高级军官都认为，飞机坠毁是德国上演的一出非常精彩的戏，逼真得让人不得不相信其真实性，尤其是希特勒的暴怒，更让人确信不疑）。总之，曼施泰因将盟军的军力引向比利时的计划，迫使法国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向了比利时战线。就像大部分法国人一样，比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饱受蹂躏的法属佛兰德斯（佛兰德的旧地名，位于今法国东北部）来说，甘末林将军更愿意在比利时的领土上战斗。

希特勒也希望空降兵部队和特种兵部队能参战。去年10月的时候，他已经在总理府召见过空军中将库尔特·施图登特（Kurt Student），下令他组织一支精锐部队，采取滑翔机突袭的方式夺取埃本—埃美尔（Eben-Emael）要塞和阿尔贝特运河（Albert Canal）上的重要桥梁。勃兰登堡突击队员（Brandenburger commandos）穿着荷兰制服混在守护桥梁的士兵中，其他士兵则乔装成游客，在总攻开始之前混入卢森堡。然而主要的空降突袭是围绕海牙（Hague）附近的三座飞机场展开的。参加这次行动的阵营是由第七伞兵师和第22空降师组成的，指挥官是空军少将汉斯·格拉夫·冯施波内克（Hans Graf von Sponeck）。他们的目标是攻占海牙（当时，荷兰的名誉首都是阿姆斯特丹，王室成员都在海牙）并且俘虏政府官员和王室成员。

当然，德国也使了很多“障眼法”：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要重点袭击荷兰和比利时，而且还不断地攻击马其诺防线，甚至示意他们将会包围其南部地区，最后进攻中立国瑞士。突袭荷兰和比利时是德国的主要攻击目标，甘末林对此深信不疑。他几乎不注重阿登高原对面的防御部署情况，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浓厚的森林山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可是，森林里的通道宽敞到足够德国坦克通过，并且沿途高大茂盛的山毛榉、冷杉和橡树为克莱斯特（Kleist）的装甲车军团提供了完美的天然保护屏障。

此时冯·伦德施泰特上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因为附属于他的指挥部的照相侦察专家已经拍摄到法国在默兹河上修筑要塞的工事即将完成。与陆军不同的是，纳粹德国空军干脆就向盟军阵线上空派出了一架装有连续照相侦察仪器的飞机，而法国空军却拒绝向德国领土上空派遣任何飞行器。不过，甘末林自己的军事情报局——法国第二局（the Deuxieme Bureau）——却对德军的战斗部署蓝图掌握得非常精准。他们已经精确地标出了德国部署在阿登高原附近的艾费尔高原（Eifel）的装甲师的位置，还发现德军部队有从色当向阿布维尔（Abbeville）进军的意图。4月30日，在贝勒的法国军事参事，从瑞士情报部门得知，德国将在5月8日至10日之间，以色当为“中心轴”发起攻势，他立刻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甘末林的指挥部。

甘末林和其他法国高级指挥官仍旧否认危险的存在。“法国不是波兰”是他们的观点。驻扎在色当片区的是由夏尔·安齐热（Charles Huntziger）将军指挥的第二军团，然而被派往前线阵地的也仅仅只是三支三流的部队。他非常清楚，他的军队士兵们根本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朱可夫简介，而且对战争也非常缺乏热情。于是安齐热请求甘末林再分调四支部队，理由是他的防御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可是他的请求被甘末林拒绝了。据一些报道说，邻近的第九军团的指挥官安德烈·克拉普（Andre Corap）将军早已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骄傲自满的安齐热却仍旧无动于衷。不管传言究竟是怎么的，可单单就远眺默兹河的混凝土堡垒而言，就能看出准备工作做的非常粗糙，这些由平民承包商修筑的堡垒，甚至连朝向正确的炮眼都没有。雷区和铁丝网的布署显然是不够的，就连把默兹河东岸能够通过森林的道路两边的树木砍掉的建议也被驳回了，理由是一旦战争发生，法国骑兵会提前制止敌人试图穿过森林的行为。

5月10日，星期五，临晨时分，战斗即将打响的消息传到了布鲁塞尔。城市里到处都响起了电话铃声。警察冲入一间又一间的旅馆，唤醒那些还在睡梦中的军事人员。官员们匆忙地穿上自己的制服，冲到大街上拦截的士，想要尽快到达自己的兵营或者是指挥部。黎明时分，纳粹德国空军出现了。比利时双翼飞机前往拦截德军飞机，可是他们老旧的机器毫无优势可言。布鲁塞尔的人们被防空警报声吵醒了。

有关敌人的进攻动向的报告也在这天的一大早到达了甘末林的指挥部，可是因为之前有过太多的假警报，因此这份报告很自然的就被忽视了。直到6:30总司令才从睡梦中醒来。他的大兵团总指挥部设在巴黎东部边缘温森斯（Vincennes）的一座中世纪的堡垒里，此处远离战场，但却靠近法国的权力中心。甘末林是个政客式的士兵，非常善于维护他在“拜占庭式”的第三共和国（Third Republic）里的位置。不像1935年他接替其职位的残暴的右翼党分子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德尔菲·甘末林极力避免与反共和党的行为有染。

因为在1914年参与制订马恩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Marne）计划，这位当年颇有才气的年轻军官非常受赏识，而如今这位穿着整洁的及膝马裤的将军已经六十八岁高龄，变得十分小心谨慎和吹毛求疵。许多人都对他出奇迟钝的反应感到十分费解。前一天晚上他还在与他最喜欢的参谋员们在一起聚会，气氛十分轻松而愉快，他与他们分享他喜欢的益智游戏，讨论艺术、哲学和文学，好像他们是一群超越法国现实世界的高修养的人。甘末林既不相信无线电通信传来的消息，也压根不去理会电话里传来的要求他派兵前往比利时的命令。直到总攻发起的那天早晨，这位法国总司令还自信满满地认为德国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一位参谋部职员甚至还看到他沿着走廊散步，嘴里还哼唱着欢快的军乐曲。

德军要发动进攻的消息同样也传到了伦敦。6:00的时候，一位大臣前往温斯顿·丘吉尔的海军部去拜见他，当时他正在一边吃鸡蛋和培根，一边抽雪茄。丘吉尔正在等待有关张伯伦消息的最后结果。就像国王和许多保守的贵族一样，假如必须辞职，张伯伦则希望哈利法克斯勋爵能继承他的职位。然而深切体会了公共服务的意义的哈利法克斯，认为丘吉尔能够更好的胜任战时领导人这个角色，因此他拒绝接受首相职位。丘吉尔也曾指出过，作为英国上议院的成员之一，哈利法克斯无法高效的管理下议院的工作。总之在那一天的英国里，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完全掩盖了英吉利海峡上的战争威胁。

甘末林的计划是让最左边的亨利·吉劳德（Henri Giraud）将军的第七军团，沿着海岸线迅速越过安特卫普（Antwerp）和荷兰的军队在布雷达（Breda）汇合。这样做，法国军队确实能够很快就进入低地国家，然而这样做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第七军是唯一驻扎在法国东北部的军队。荷兰希望得到更多的援助，可是在拒绝了协同作战的计划之后，这种想法显然太过乐观，何况荷兰的边境线离法国也很远。

根据甘末林所谓的D计划，比利时的二十二支军队必须留守在从安特卫普到卢万（Louvain）的迪莱河（Dyle）海岸线上防守。戈特的英国远征军与九支步兵师和一支装甲师要前往比利时军队的右边，守卫布鲁塞尔东边的迪莱河，包括从卢万到瓦夫尔（Wavre）的区域。在英国远征军的南边侧翼，乔治斯·布朗夏尔（Georges Blanchard）将军的第一法国军团将会守住瓦夫尔和那慕尔（Namur）之间的空隙，与此同时，克拉普将军的第九军团将在从那慕尔到色当以西的区域内，在默兹河河岸排成一字防御工事。德军对这些部署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们很轻易就破解了法国的密电码。

甘末林还计划想让比利时军队死守阿尔贝特运河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段的区域，这样就可以拖延德军的进攻脚步，以便盟军部队能有足够的时间赶往预定地点。在纸上，迪莱河计划看起来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它完全没有考虑到纳粹德国国防军三军联合作战的闪电速度、冷酷无情的攻击手段和带有欺诈性的战略战术。波兰战役的教训，一点都没有被吸取。

纳粹德国空军又一次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战略，在黎明还没有到来之前，他们就展开了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飞机场的轰炸攻势。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将那些停在机场的法国飞机炸得七零八碎。波兰飞行员被“满不在乎的法国”吓呆了，也失去了与敌人作战的热情。英国皇家空军接到命令后就紧急起飞了，可是起飞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究竟要他们飞向哪里。因为缺乏有效的无线电探测器，地面控制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在战斗的第一天里，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飞机（Hurricanes）还是击毁了三十架德军轰炸机，但他们并不是德国护航舰的对手，纳粹德国空军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派出了护航舰。

勇敢的英国飞行员们驾驶着火力薄弱的巴特尔轰炸机（Fairey Battle），前往拦截正在穿过卢森堡继续前进的德国军队。然而这种飞机时速特别慢并且装甲薄弱，因此特别容易受到敌方飞机和地面火力的攻击。三十二架飞机中，有十三架被击毁，其余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那一天，879架法国飞机中，有56架被击毁，而英国皇家空军的384架飞机中，则有49架被击毁。也就是在那天早上的时间里，荷兰空军损失了一半军力。不过战争的损失都是相互的。纳粹德国空军有126架飞机被击毁，其中大部分是容克52运输机。

大部分纳粹德国空军的力量都集中在对荷兰的轰炸中，他们希望尽快解决这个国家，可是却让敌人产生了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在向北转移的错觉。这就是后来被军事分析师巴西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称为的“斗牛披风（matador’s cloak）”的战略战术，目的是将甘末林的机动部队引入圈套之中。

在战争的新阶段里，容克52运输机在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护卫下，开始运输空降突击部队。主要空降地点是海牙，参加空降行动的部队是第七伞兵队和第22空降师，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代价昂贵的失败行动。许多速度慢的运输机都被当成靶子击毁了，只有不到一半的飞机到达了荷兰首都附近的三个机场。荷兰部队进行反击，造成许多伞兵伤亡，与此同时，荷兰王室成员和政府官员却匆忙逃跑了。这两支部队的其他空降兵则成功降落在鹿特丹附近的威尔哈文（Waalhaven）机场和关键的桥梁上。而荷兰东部的军队反应非常迅速，在德军突击队到达之前就到了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附近的桥梁周围，炸毁桥梁并且抓捕了那些身穿荷兰制服的德军士兵。

当听到盟军部队正在前往德军设在比利时的圈套中的时候，在岩巢的希特勒喜极而泣。另外一个消息也同样让希特勒感到十分高兴，乘坐滑翔机的德军突击伞兵队已经准确的降落在了默兹河和阿尔贝特运河交界处的埃本-埃美尔要塞的斜堤上。在第二天晚上第六军团赶到之前，他们已经成功地诱捕了大批比利时驻军。其他的伞兵分遣队占领了阿尔贝特运河上的桥梁，德军迅速地突破了敌军的第一条防线。虽然以进攻海牙为目的的运输军队的行动失败了，但是德国伞兵能直接降落在荷兰中心的举动，在荷兰士兵中间引起了恐慌和混乱。各种荒唐的谣言开始散播，说德国伞兵在降落时候扮成修女模样，手里拿着有毒的糖果，会发给孩子们吃，第五专栏（Fifth Columnists）的作家们声称：这个谣言传到了比利时、法国，后来还传到了英国。

在伦敦，仅5月10日那天，战时内阁就碰了不少于三次面。开始的时候，张伯伦坚决不辞去首相的职位，他坚持认为在战争即将蔓延到英吉利海峡的关键时刻，政府不应该有所变动，但是，当确认劳工党拒绝再支持他之后，张伯伦知道自己不得不辞职了。哈利法克斯再次拒绝接受首相职位，因此，张伯伦不得不乘车前往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觐见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让他委任丘吉尔为首相。国王非常沮丧，因为他的好朋友哈利法克斯拒绝接受这个职位，除了丘吉尔他别无选择。

显然，此时丘吉尔的地位十分稳固了，于是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立刻将注意力全部转向战争和正在向比利时进军的英国远征军。作为先头侦察兵部队，第12皇家枪骑兵团在10:20的时候派出了他们的装甲车部队。其余的英国军队则跟随其后。第3师的先头部队在边境线停了下来，因为镇守在那里的无知的比利时军官，竟然问他们要“入比利时境内许可证”。一辆英军卡车直接就碾碎了设在边境线上的障碍物。18:00，当第12皇家枪骑兵团到达边境线的时候，几乎每一条通往比利时的道路上，都挤满了军用车辆，他们排成一行准备向北前往迪莱河。

纳粹德国空军的注意力，先是集中在飞机场，后来转向荷兰，这至少意味着盟军部队进入比利时让他们节约了不少空袭军力。法国军队的行动显然滞后了。直到那天晚上之前，许多法国军队都还没有做好行军的准备。这是个错误的举动，因为来自其他方向的难民，很快就阻塞了军队前行的路。另一方面，沿着英吉利海峡沿岸向安特卫普急速行进的法国第七军团，在前行到荷兰南部的时候，便遭到纳粹德国空军猛烈的轰炸。

那天非常炎热，在英军行军到比利时境内的时候，沿途的咖啡馆慷慨大方地给行走的面红耳赤的士兵们提供啤酒，但是这一举动却没有被军官和军士们广泛的接受。其他的英国军队在傍晚时分穿过布鲁塞尔。“比利时人民夹道欢呼，”一名观察员这样写道，“在卡车和履带式小型装甲车里的士兵们向群众挥着手。每一位士兵的头盔上、步枪枪管上和军事装备上都系着淡紫色或者紫色的布条。他们微笑的对群众竖起大拇指——开始，这个手势让比利时人民大为震惊，因为在比利时，这个手势是非常粗鲁的，然而他们很快地意识到，英军士兵的这个手势是代表令人振奋的必胜信心。当时的场景非常壮观，甚至有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军队在英国宪兵队的指挥下，铿锵有力地、高效率地、安静地向前走着，就好像是高峰时刻还井井有条的伦敦大街。”

最大的战役将要在阿登高原的东南部打响，主要进攻部队是伦德施泰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军团里的车辆，借着沿途浓密的森林的掩护，在道路上蛇形前行，巧妙地躲开了盟军飞机的视线。在他们的头顶上，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护卫队低空飞行，确保及时消灭敌人的轰炸机和侦察机。任何抛锚的车辆都会被推到路的两旁。工作桌被牢牢的固定着，办公环境比很多参谋官员想象的还要好。克莱斯特（Kleist）装甲军团（Panzer Group）的所有车辆的前后部，都写着白色的“K”字，这是优先通行的标志。行进的步兵团和其他所有的运输车辆，都得给他们让道让他们先行通过。

4:30，第十九军团的装甲兵上将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已经指挥第一装甲师越过了卢森堡边境线。勃兰登堡门突击队已经占领了很多重要的十字路口和桥梁。在被俘虏之前，卢森堡宪兵队（Luxembourg gendarmes）的人员除了指责纳粹德国国防军违反了中立立场之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大公爵（The Grand Duke）和他的家人想要逃亡避难，但是却没有获得勃兰登堡门突击队队员的允许。

在北方，第四十一装甲军团行进到了默兹河方向的蒙泰梅（Montherme），装甲兵上将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的第十五军，在少将埃尔温·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的带领下，向迪南（Dinant）进军。但是有几支装甲师感到很郁闷——因为克莱斯特（Kleist）的警告——他们发现自己的行军速度被耽搁了，因为沿途的桥梁被隶属于阿登高原轻骑兵团的比利时工兵炸毁了。

5月11日，当第一缕阳光出现的时候，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和紧随其右后方的第五装甲师再次向前推进，到达了乌尔特河（River Ourthe）。法国骑兵团护卫队在他们到来的时候炸毁了桥梁，在简短的交火之后，法国士兵撤退了。德国先锋队员迅速搭建了一座浮桥，部队得以继续向默兹河方向前进。隆美尔注意到，在与法国军队交战的过程中，只要德军部队不顾一切地先发制人，胜利就一定是属于德国一方的。

在南方，中将乔治-汉斯·赖因哈特（Georg-Hans Reinhardt）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团向巴斯通（Bastogne）进军，然后又转向前往蒙泰梅，因为要给古德里安的部分军队让路，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古德里安的第十九军团显得有些混乱，因为他们得到的命令改变了。而由骑兵和轻型坦克组成的法国骑兵护卫队却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之中。尽管德国派往默兹河的军力明显的有所增加，可是法国仍旧没有派出任何空军力量前去拦截。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了至少八架巴特尔轰炸机，其中七架被击毁，而且大部分都是被地面炮火击毁的。

盟军的飞机轰炸了马斯特里赫特和阿尔贝特运河上通往西北部的桥梁，可是也受到了重创，不过他们这样做几乎没什么效果，而且也为时太晚了。德国第八军团此时已经排除重重阻力，深入到了荷兰境内。赖歇瑙的第六军团已经渡过阿尔贝特运河，绕过了列日，与此同时，另外一支军团也前进到了安特卫普。

此时，英国皇家空军已经派空军飞往狭窄的迪莱河，而前行到预定位置的法国军队，竟然对纳粹德国空军的行踪丝毫没有察觉。这让一些敏感的官员意识到，盟军似乎正在进入某个圈套之中。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法国第一军团的缓慢行动，现在随着比利时难民的增加而变得更加缓慢了。根据布鲁塞尔的报道显示，越来越多的难民群向这里涌来。“他们或者步行，或者乘汽车、马车和驴车，或者坐在手推轮椅上，甚至是手推车上。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上年纪的男人、年迈的妇女、小孩子和裹着方头巾的农村妇女，倚靠在堆满床垫、家具和锅碗瓢盆的手推车上。一行排队行进的修女，在她们围裹的头巾下，是热的通红的脸，她们的灰色长袍卷起层层尘土…………车站的场景，简直就是俄罗斯革命时期的翻版，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地板上，或者挤成一团倚靠着墙，妇女们怀中的孩子啼哭不停，男人们脸色苍白，精疲力尽。”

第13页 :6.突袭西方（2）

5月12日，巴黎和伦敦的报纸都在头条头版醒目的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德国的猛攻已经停止了，《周日纪事报》（Sunday Chronicle）的题目是“绝望的柏林”。然而德国军队已经穿过荷兰到了海边，残余的荷兰军事力量已经退回到阿姆斯特丹、乌德勒支和鹿特丹之间的三角地带。吉劳德将军的第七军团现在已经到了荷兰南部，可是该地区仍然在纳粹德国空军的狂轰猛炸之中。

在比利时，行动迟缓的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勒内·普里乌（Rene Prioux）将军的骑兵团向正在迪莱河海岸线上前行的长长的德国装甲车部队展开了攻势。盟军骑兵中队试图炸毁途中的桥梁和桥柱，然而却被德军高射炮部队的20毫米四口径大炮轰得七零八碎。

因为对默兹河一战的结果有些不满，因此德国新闻报道只是着重强调在荷兰和比利时北部的战役。很少有人提及在南部发生的战斗。这样做当然是别有用意的，因为德国人想要将盟军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色当和迪南区域。尽管已经接到好几则军情报告，可是甘末林还是拒绝承认默兹河上的威胁因素的存在，然而东北部前线的司令官阿方斯·乔治斯将军还是坚持要往安齐热所在的色当周围地区派遣空军部队，这位苦着脸的老将军是丘吉尔十分钦佩的一个人。乔治斯是甘末林十分憎恶的一个人，自从在1934年发生在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国王刺杀事件中胸部受伤之后，至今仍未痊愈。

法国军队混乱的指挥系统对时局没有任何帮助，主要原因是甘末林下定决心要抹去他的副指挥官的地位。就算是乔治斯已经对潜在的威胁做出了反应，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了。默兹河东北部的法国军队被迫退回了河对岸，一些人完全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古德里安的德军装甲师在几乎没有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就进入了色当的小镇里。后退的法国军队设法炸毁了色当的桥梁，然而德国先锋造桥连队再次显示了他们的造桥速度和技巧。

那天下午，隆美尔的德国第七装甲师也到达了迪南附近的默兹河下游地区。尽管比利时后卫队炸毁了主桥梁，但是德军第五装甲师的掷弹兵却在赫克斯（Houx）发现了一座破旧的堤坝。借着那天晚上水面的浓浓大雾，几个连队人员穿过了堤坝并且搭建了一座桥头堡。克拉普的法国第九集团军未能及时保住这一区域。

5月13日，隆美尔的部队开始从另外两个据点渡过默兹河，但是却遭到装备精良的法国正规军的重炮攻击。隆美尔乘着他的八轮装甲车前往迪南附近的渡口视察军情。他发现自己的装甲车没有配备烟雾设备，于是命令士兵在渡口的逆风方向放火点燃几座屋子。接着下令调遣几辆第四型装甲车（Mark IV Panzers）到渡口，对着河对岸的法军要塞猛烈开炮，为的是掩护步兵团巨大的橡胶登陆艇渡河。“第一艘船下水，比入地狱还难，”一位观察战斗的第七装甲师的官员这样写道，“狙击手和重型炮兵跨坐在没有任何防御措施的橡皮艇里。我方的坦克和我方的大炮努力轰击敌人的火力攻击点，可是他们隐藏的很好。步兵团的行进进度因此而停滞了。”

这一天，也是隆美尔神话的开端。在他的官员们看来，他无处不在：爬上坦克亲自指挥射击，与先锋部队一同进攻，与步兵团的士兵们一同进行突击渡河行动。当攻击势头有所减弱的时候，他的精神和勇气便会激励他的部下奋勇直前。在战斗期间，当他指挥步兵营穿过默兹河的时候，法国坦克出现了。也许这就是神话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反坦克炮，隆美尔竟然命令他的士兵向敌人发射信号弹，以假乱真地充当炮弹。法国坦克士兵们认为他们看到的是穿甲炮弹，因此纷纷撤退。在白天的渡河行动中德军损失惨重，一到晚上，隆美尔就下令士兵修建了两个桥头堡，一座在赫克斯，另一座在极具争议性的迪南渡口上。夜晚时分，他的先头部队搭建好了浮桥，德军坦克顺利渡过河到了对岸。

古德里安计划从色当附近的渡口渡河，而他的上级长官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将军并不赞同这个计划。古德里安冒着会被免职的危险，全力游说纳粹德国空军派出了第二和第八航空军集中火力援助自己的渡河计划。当时第八航空军的指挥官是少将沃尔弗拉姆男爵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这位年轻的少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红男爵（Red Baron）”之称的头号飞行员的堂兄弟，也是大败格尔尼卡（Guernica）的“兀鹰军团（Condor Legion）”的前任指挥官。里希特霍芬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带着他们特有的“耶利哥号角（Jericho trumpets)”尖叫着冲向法国军队，严重地动摇了保卫色当地区的法军部队的士气。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已经集中火力瞄准德国装甲车和德军士兵的法国大炮，却收到命令要限制他们的开火次数，为的是节约弹药。片区指挥官希望能多拖德军两天，以便自己的野战炮能在他们渡河之前运到。然而法国军官们没有意识到，此时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已经充当了装甲车的先锋队，俨然成了一架架飞行的大炮，德军飞机精确地袭击着他们地大炮的所在点。就在色当镇在大炮和炸弹的袭击下熊熊燃烧的时候，德军士兵乘坐着他们的巨型橡胶登陆艇，努力地向河对岸冲去。虽然伤亡人数很多，但是最终，德军的先锋登陆艇队还是渡过了河，并且用喷火器和炸药包袭击了法军的混凝土碉堡。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恐怖谣言在法国后备军人之间传开了，谣言说敌人的坦克已经渡过了河，并且很快就会来杀死他们。自从炸弹把野外电话线路炸断之后，各个分队和指挥官之间就失去了联系。首先是法国炮兵，紧接着是指挥官本部部队，纷纷开始撤退。各自保命的想法迅速散播开来。第二天，德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法国军队的储备弹药。那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就服役过的老兵们被称为“鳄鱼”，他们不甘心在这场不公平的战斗中就这样死去。法国共产党的那些反战宣传片确实影响了很多人，但是德国宣传机构却认为，英国为这场战斗做的准备更充分。然而三月份在伦敦，雷诺一再向英国政府保证，法国绝不会单方面与德国寻求和平共处，可是这反而引起了英国人的怀疑。

法国将军们还沉浸在1918年的伟大胜利之中，完全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在参观乔治斯将军的指挥部之后，甘末林将军仍旧希望主要的战争都在比利时境内解决。可是直到那天晚上，他才发现德军已经穿过了默兹河。他命令安齐热的第二军团发起反攻，但是此时，就算这位将军重新部署他的军队，也最多只能是发动一场局部攻击战，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总之，安齐热是完全误解了古德里安的意图了。他推测，这种突破性的进军是为了攻击南部地区，并且从后边攻击马其诺防线。因此，在古德里安穿过他薄弱的左部侧翼的同时，他加强了自己右部侧翼的力量。在秋天的色当城里，每位法国军官的心都被1870年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投降的情景困扰着。第二天早上早一些的时候，也就是5月14日的凌晨，在杜芒（Doumenc）将军的陪同下，安德烈·博弗尔（Andre Beaufre）上尉走进了乔治斯将军的指挥部。“当时的气氛好像是在开一场家庭式的追悼会一样沉重，”博弗尔后来这样写道。“色当前线已经被突破！”乔治斯告诉来访者。“这次我们失败了。”这位筋疲力竭的将军跌落在椅子里，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随着德军在色当周围的三座桥头堡修建工程的完工，在迪南和蒙泰梅附近的一个小地方之间，大约有八十公里的法国前线被突破了，这一缺口是赖因哈特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团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打开的。如果法国指挥官能立刻做出回击反应的话，这将是粉碎德军先头部队的绝佳时机。在色当地区驻扎的是皮埃尔·拉方丹（Pierre Lafontaine）将军的第55师，尽管接到命令会增调两支步兵团和两支轻型坦克营，然而直到9点他都没有做出反攻的决定。从第51师逃出来的士兵们阻塞了道路，再加上缺乏有效的通讯设备，因此坦克营的行程也被耽搁了。那天晚上，德国军队丝毫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争分夺秒地将坦克运送到了默兹河河对岸。第二天一大早，法国坦克接到投入战斗的命令，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在战斗状态。很显然，第51师的失败给邻近军队带来了可怕的心理障碍。

那天早晨，盟军空军部队派出了152轰炸机和250战斗机，轰炸默兹河上的浮桥。然而目标太小了，盟军飞机根本无法准确地射击到目标，纳粹德国空军的梅塞施米特式轰炸机中队出动，配合德军地面高射炮分遣队，对盟军空军部队进行了致命的回击。英国皇家空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七十一架轰炸机里有四十架被击沉。绝望无助的法国空军，只能派遣那些老式轰炸机了，当然也没能逃过被屠杀的命运。乔治斯命令让·弗拉维尼（Jean Flavigny）将军带领一支从来没有过战斗经验的装甲师和一支摩托化步兵师向前推进，然而他们的行程却因为燃料的短缺而耽搁了。弗拉维尼被指派从南面袭击色当桥头堡，因为乔治斯和安齐热都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右边。

盟军组织的另一场反攻行动是针对北面隆美尔的第1装甲师镇守的桥头堡展开的。但是因为大批比利时难民阻塞了道路，再加上加油车无法顺利到达，因此行程又被耽搁了。第二天早上，也就是5月15日，隆美尔的先锋部队惊奇地发现师部里的重型B1坦克没有油料了。一场让人憋气的战斗开始了，然而法国坦克兵还是没有优势可言。隆美尔留下第5装甲师与敌人周旋，然后自己率领余部继续向前挺进。如果战前准备能够充分点的话，那么这次法国坦克兵就能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是尽管法国第1装甲师想尽一切办法要摧毁德军的大约100辆坦克，然而在那天结束的时候，在德军反坦克大炮的攻击下，战斗还是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了。

在低地国家驻守的盟军部队，对来自后方的威胁，至今为止都没有丝毫的察觉。5月13日，普里乌（Prioux）将军的骑兵团边打边撤退到了迪莱河前线，镇守这里的是布朗夏尔（Blanchard）的第1军团的余部。尽管普里乌的索摩亚（Somua）坦克装备非常精良，然而德军的重炮武器和战略战术显然更占优势，再加上法国坦克没有良好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也成了阻碍法军胜利的重要因素。在一场英勇无畏的激战之后，法军损失了大约一半军事力量，普里乌的军团被迫撤退。而甘末林仍旧认为，从阿登高原东南部的森林突围，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原本想前进到布雷达与那里孤立的荷兰军队汇合的法国第7军团，也在失败之后开始向安特卫普撤退。尽管士兵缺乏训练，尽管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然而勇敢的荷兰军队还是在鹿特丹附近的地方，同德军第9装甲师展开了激烈的对战。面对这种顽强的抵抗精神，德国第8军团的指挥官感到有些泄气，可是在那天傍晚的时候，德军装甲车兵团还是突破了荷兰军队的阵线。

第二天，在鹿特丹的荷兰军队宣布投降，可是德国指挥官却没有及时将这个消息告诉纳粹德国空军。德国空军对这个城市展开了一场猛烈的轰炸攻势。超过800平民被炸死。荷兰外交部长发布公告声称，那天晚上有30000人被炸死，这则公告在巴黎和伦敦引起了一片恐慌。不管怎样，荷兰军队的总司令亨利·温克尔曼（Henri Winkelman）将军都决定要彻底投降了，为的是避免更多人失去生命。在听到这则消息之后，希特勒立即下令纳粹党卫军卫队和第9装甲师的部分军队，在阿姆斯特丹全副武装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胜利阅兵仪式。

在接到还在荷兰阿珀尔多伦（Apeldoorn）流亡的前皇帝威廉二世的电报的时候，希特勒感到既可笑又可气。“尊敬的元首阁下，”电报中这样写道，“首先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并且希望在您的不可思议的领导下，德国君主政体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希特勒感到很意外，这位老皇帝竟然希望自己能扮演俾斯麦的角色。“简直就是愚蠢之极！”他对他的贴身侍卫林戈（Linge）这样说。

法国计划5月14日在色当突出部发起反攻的计划首先被耽误了，紧接着就被第21军的指挥官弗拉维尼将军取消了。他还做出了灾难性的决定，将第3装甲师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被派往谢姆里（Chemery）和斯东尼（Stonne）之间的区域，在那里他们搭建了一条简单的防线。安齐热仍旧认为，面对马其诺防线，德军会望而退兵的。因此他命令他的军队绕道，拦住通往南边的道路。而这一举动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让西边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

当被告知会派遣更多的增援部队之后，冯·克莱斯特将军便命令古德里安按兵不动，直到增援部队前来保护那一侧侧翼。在另外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古德里安试图说服他，让自己带领第1和第2装甲师继续前行，作为交换，他将调遣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步兵团，由冯·什末林（von Schwerin）伯爵指挥军队驻守在斯东尼的村庄的制高点上。5月15日一大早，没有等第10装甲师到来，大德意志师就直接进入了战斗。弗拉维尼的坦克兵进行回击，在那一天里，村庄的占领权频繁互换，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在村庄狭窄的街道上，大德意志师的反坦克炮最终淘汰了重型B1坦克，精疲力尽的德国步兵也得到了第10装甲师掷弹兵的增援。在这场战斗里，大德意志师死亡103人，伤459人。在整场战役中，这是德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

克拉普将军开始后撤自己的第9军团，然而这却导致了军队更快速的分崩瓦解，并且为敌人留下了更大的可以乘虚而入的缺口。处在中间的是赖因哈特指挥的装甲师，直到5月15日之前，他们进军的步伐还遥遥领先于另外两个军团，可是那天之后，第6装甲师就戏剧性的行进到了距离蒙科尔内（Montcornet）只有60公里的地方，正好把运气不好的法国第2装甲师分成了两部分。罗贝尔·图雄（Robert Touchon）将军坚信这将对法国后方带来沉重的打击，于是他尝试重新整编第6军团去填补这个缺口，然而一切已经为时晚矣。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后退到埃纳河（Aisne）以南。于是在德国装甲车和英吉利海峡海岸之间，就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法国军事力量了。

古德里安被告知在原地按兵不动，以保证更多的步兵团能渡过默兹河。所有他的长官，包括克莱斯特、冯·伦德施泰特和哈尔德，都替在南方地区正在行进的超长的装甲车先锋队感到忧虑，因为装甲车队已经完全暴露在法国可以反攻的范围之内。就算是希特勒，也非常担心这个冒险的行动。然而古德里安却认为，此时的法国军队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中。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绝对不能错过。因此他便把他的行动计划添油加醋地描述成闪电战术在地面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性的运用。

德军的先头部队展开行军竞赛，纷纷派出了八轮卡车和带跨斗的摩托车执行侦察任务。他们占领了那些法国军队还没来得及拆毁的桥梁。穿着黑色制服的装甲兵们蓬头垢面，满脸胡子茬，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隆美尔只给第7和第5装甲师留了很少的时间去休息和检修他们的车辆，大部分人都是依靠脱氧麻黄碱药片（即冰毒，一种兴奋剂）和必胜的信念支撑自己的身体前行的。在途中遇到的法国部队都显得惊慌失措，纷纷立刻投降。德军士兵们要做的只是告诉法国投降者扔掉武器，然后靠边保持前行，以便德军步兵对他们进行看押。

紧随装甲师之后展开攻势的是摩托化步兵团。后来成为曼施泰因副官的亚历山大·施塔尔贝格（Alexander Stahlberg），曾经是第2步兵师（摩托化）的一名陆军中尉，他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战败的法国军队留下的物品：弹痕累累的汽车，被烧的七零八碎的坦克，丢弃的枪支，一大堆被摧毁的武器”。他们穿过空荡荡的村庄，小心谨慎地样子就像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实弹演习。远远落在他们身后的是步行的步兵团，长官下令要追赶前边的队伍，急速前行的步伐把士兵们的长筒靴摩擦的滚烫发热。“前进，前进。一直朝前走，一直朝着西边走，”一位士兵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就连他们的马匹也“累得半死”。

如果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去年秋天就开始入侵法国的话，那么这场战争无疑会变成德国人的灾难。在缺少弹药的情况下，德军部队还能在色当一战中胜利，这绝对是个奇迹。事实上，纳粹德国空军只有能够维持十四天战斗的炸弹。另外，摩托化部队和装甲车部队也处在一个非常易受攻击的地理位置上。重型坦克——马克III和马克 Ⅳ——是能与法国和英国坦克抗衡的坦克，最终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军队从10万人扩充到550万人，那么对军队士兵的训练，尤其是对军队军官的训练，也需要额外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黄色计划（Operation Yellow）”延期了29个月，这也让德国国防军有足够的时间储备充足的战争物资和做恰当的准备工作。

5月14日，在伦敦，甚至连战时内阁也对默兹河以西的时局束手无策。纯粹是个巧合，也就是在这一天，战时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宣布成立地方防御志愿者军团（ Local Defence Volunteer Corps ）（不久就被重新命名为英国地方军）。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大约25万人申请加入了这支军团。然而，真正让丘吉尔意识到这场灾难的规模大小的是，那天下午14点雷诺从巴黎发来的电报。电报中雷诺要求英国增派十支空中战斗部队，保护他的军队不受斯图卡式俯冲轰炸的攻击。他坦白地承认，德国军队已经突破色当以南的防线，并且据他观察，德国军队的矛头直指巴黎。

帝国总参谋部的最高长官艾恩塞德，下令向甘末林和乔治斯的指挥部分别派去一名联络官。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很少，因此艾恩塞德给雷诺下的结论是，他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了。然而很快的，雷诺就发觉时局比他之前想象的还要糟糕。战时部长达拉第刚刚听说，在接到第9军团瓦解的报告之后，甘末林的自满情绪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同时到来的消息还有，赖因哈特的装甲军团已经到达了蒙科尔内。那天晚上晚些时候，雷诺召集了一次部门的内部会议，参会的有达拉第和巴黎的军政府首长。如果德国人的矛头确实是指向巴黎的话，他们得提前讨论好避免民众恐慌和如何维护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秩序的措施。

第二天早上7:30，丘吉尔被雷诺打来的电话吵醒了。“我们已经被击败了，”雷诺直截了当地说。睡意朦胧的丘吉尔，没有立即对此话做出回应。“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已经战败了。”雷诺再三强调着。

“你确定战斗结果这么快就出来了吗？”丘吉尔说。

“色当附近的防御工事已经被突破，大量的德军坦克和装甲车正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流入。”根据自己的外交事务顾问罗兰·德·马尔热里（Roland de Margerie）的观察，雷诺又加上了一句：“通往巴黎的路已经被打开。赶紧把你能调遣的所有飞机和军队都给我们派来。”

丘吉尔决定飞往巴黎，以增加雷诺的信心，然而他首先要做的便是召开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增派十支战斗机中队的事宜。他决定尽他所能帮助法国。可是战斗机司令部指挥官，空军上尉道丁坚决反对增派任何飞机。在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他拿出一份报告摆在了丘吉尔的面前，报告的内容是当前英国空军的损伤情况。在十天之内，不仅法国，就连英国也没有剩下一架飓风式战斗机。战时内阁也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可是他还是觉得应该调遣另外四支空军中队前往援助法国军队。

那一天，战时内阁又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即轰炸机指挥部至少应该下达对德国领土的轰炸命令，应该对鲁尔地区进行轰炸，以报复纳粹德国空军对鹿特丹的轰炸行为。派去攻击目标的只有几架飞机，然而这仍然是盟军采用轰炸战略战术开端的标志。

因为法国可能面临的崩溃瓦解而感到不安的丘吉尔，给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发去了一份电报，希望能说服他让美国以同盟国的身份加入战争。“就像您观察到的一样，时局已经在迅速的恶化。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我们无惧于此。但是我相信您已经意识到了，总统先生，假如被压抑的太久的话，那么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将会变得一文不值。您面临的可能是完全被征服，因为德国纳粹化欧洲的速度越来越快，而那种结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无法承受。”罗斯福的回复非常友善，但是他并没有承诺一定会插手这场战争。丘吉尔又写了一封信，强调英国决心“帮助法国，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并且再次力劝美国迅速加入这场战争。

仍然觉得罗斯福没有意识到时局的紧迫性，于是在5月21日那天，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可是这次他很犹豫是否要送出去。虽然他坚信自己的政府绝不会妥协投降，然而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存在的危险。“如果现任政府垮台，新任政府在被侵略的危机状态下与德国谈判，你一定已经意识到了，唯一还可以与德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是强大的海军舰队，如果面临这个命运的就是美国本身，而且也没有人有权力去干涉其中，那么美国会如何为幸存下来的居民负责。请原谅，总统先生，我把这个噩梦说了出来。很显然，我无法确定我的继任者在绝望和无助的情况下，会不会顺从德国人的意愿。”

丘吉尔送出了这封信，但是就如他后来意识到的那样，他的这一惊人之举，无意识的暗含了德国会利用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去对付美国的可能性，这封信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这些话语也让罗斯福对英国战斗到底的决心有所怀疑，总统和他的顾问一致认为，英国可能已经开始向加拿大派遣自己的舰队了。他甚至与加拿大总理威廉·麦肯齐（William Mackenzie）国王联系，商量对策。几周之后，丘吉尔的这种错误所带来的悲剧性的影响便出现了。

5月16日下午，丘吉尔飞往巴黎。他并不知道，甘末林已经打电话给雷诺，告诉他德国军队可能会在当天晚上到达首都巴黎。德军已经行进到拉昂（Laon）附近，少于120公里的地方。军事地方长官建议所有的行政人员立刻撤离。各部门开始在院子里焚烧成堆的文件，公务员们则把大堆的文件扔出窗外等待烧毁。

“风在不停地刮”，罗兰·德·马尔热里这样写道，“很快就把火星和纸屑卷得到处都是。”他注意到雷诺的情妇德·波尔特（de Portes）伯爵夫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她刻薄地询问是“哪个白痴下的这个命令”。处长回答是雷诺本人下的命令：“理事会主席本人，夫人。”可是到了最后一刻，雷诺下令政府不用撤离。然而这一命令并未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因为德军即将入侵的消息已经扩散开来了。在严格的消息封锁状态下，巴黎市民本来是对入侵一事毫不知情的，这一消息的散播让市民们顷刻陷入了恐慌之中。胜利大逃亡拉开了序幕。顶上绑着箱子的汽车，忙碌地穿过奥尔良广场和意大利广场。

丘吉尔乘坐着他的火烈鸟飞机前往巴黎，一同前往的还有帝国总参谋部新任长官约翰·迪尔（John Dill）将军和战时内阁秘书长黑斯廷斯·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少将，当他们下了飞机却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在法国外交部，他们与雷诺、达拉第和甘末林进行了一次会晤。气氛十分紧张，他们甚至没有坐下来过。“彻底的沮丧之情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丘吉尔后来这样写道。甘末林站在一个黑板架前边，黑板架上挂着一幅地图，上边用很明显的凸起标示着色当的位置，他试图向大家描述现在的军事分布情况。

“战略储备在哪里？”丘吉尔问道，然后他用他独特的法语腔调重复着：“或者是有没有大规模的演习？”

甘末林转向他，“摇摇头耸耸肩”，回答道：“没有。”就在此时，丘吉尔注意到大楼的外边有烟升起。他把头伸出窗外，看到外交部的官员们正在用独轮手推车运送大堆大堆的资料，把它们倾倒在大火堆里。他惊讶的目瞪口呆，甘末林的计划里居然没有为反攻做出军事储备这一方案。他也为自己对危险估计的不足和与盟军之间缺乏紧密的沟通而感到震惊。

当他询问甘末林有关为反攻做准备的事宜的时候，法军总司令能做的只是绝望地耸耸肩。法国军事力量已经枯竭了。他们现在希望英国人能把他们从死神那里救出来。罗兰·德·马尔热里平静地告诉丘吉尔，战争的形势比达拉第或者甘末林说的还要糟糕。当他又补充说，法军不得不撤回到卢瓦尔河，并且继续在卡萨布兰卡战斗的时候，丘吉尔 “惊愕”地看着他。

雷诺提出了增派十支战斗机中队的请求。道丁的警告还在耳边萦绕，于是丘吉尔推托道，削弱英国现有的防御工事是会带来灾难性结果的。他继续陈述了在轰炸默兹河交叉口的战斗中英国皇家空军遭到的严重损失，然后他又说将会调遣四支空军中队支援法国，其余的空军力量只能为英国所用朱可夫简介，但是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让他的听众感到满意。那天晚上，丘吉尔在英国大使馆向战时内阁发了一封电报，请求调遣另外六支空军中队（为了保证无线电通讯的安全，这封电报的内容是由伊斯梅将军用印度斯坦语发出的，然后由在伦敦的一名不列颠印度军队的官员接收并翻译成英文）。午夜之前，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个请求，丘吉尔立刻前往会见雷诺和达拉第，以增强他们的战斗信心。雷诺穿着睡袍和拖鞋接见了丘吉尔。

结果是，这几支额外被调遣的空军中队，在每天执行完战斗任务之后，又不得不飞回英国的空军基地。随着德军的迅速逼近，在法国境内能供盟军飞机停靠的飞机场越来越少，而且这些飞机场都不具备对飞机进行检修的条件。在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战斗中，总共有120架飓风式战斗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而由于检修条件的限制，这些飞机不得不被遗弃。飞行员们全都处于高度疲劳的状态中。很多人一天之内要执行五次飞行任务，因为法国的战斗机根本无法与德军的梅塞施米特109战斗机抗衡，所以英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不得不担起这场不平等空战的重担。

关于法国军队战败和军队疏于训练的报道越来越多。被报道的军队士兵们努力抗争为自己辩解，他们指责他们的指挥官犯有渎职罪。间谍热一时间兴起。很多军官和士兵都被满心恐惧的军队士兵开枪杀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穿着盟军制服的德国人。这样的恐慌源于可怕的谣言，谣传德国发明了秘密武器，并且派出了残酷的第五纵队。背叛成了可以解释现在这种失败局面的唯一理由，人们愤怒的高喊着：“我们被人出卖了！”

混乱的程度随着法国东北部难民的激增而更加严重。据说在那个夏天，大约有八百万来自荷兰和比利时的难民挤在那条路上，无论是坐在小车里的富人，还是赶着装满他们可怜财产的牛车，或者是推着自行车、婴儿车和手推车的人们，都处于极度饥饿、干渴和疲倦的状态中。“这是我看到的最悲惨的场景，”英国远征军第二军团的指挥官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中将，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脚疼的妇女们忍受着巨大的刺痛继续前行，因为长途跋涉而精疲力尽的小孩子们，手中还抓着布娃娃不肯丢弃，所有的老人和残疾人都在拼命挣扎前行。”鹿特丹的命运像噩梦一样扎进了每个人的心中。里勒（Lille）的绝大部分市民在德军即将到来之前就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德国下令德军战斗机轰炸难民队伍，然而盟军部队的士兵们还是亲眼目睹了难民队伍被轰炸的惨状。一向依赖静态防御工事的法国军队，甚至对因为惊吓而四处逃散而阻塞了道路畅通的平民们不知所措。

很赞哦！ (1067)

二战时因为什么引起的二战史：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全景再现二战始末

乞出师札子原文翻译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原文|翻译|赏析_原文作者简介

董海川和郭云深郭云深是谁揭秘郭云深死亡原因!

二战时因为什么引起的 二战史：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 全景再现二战始末

乞出师札子原文翻译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原文|翻译|赏析_原文作者简介

董海川和郭云深 郭云深是谁 揭秘郭云深死亡原因!

二战时因为什么引起的二战史：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全景再现二战始末

乞出师札子原文翻译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原文|翻译|赏析_原文作者简介

董海川和郭云深郭云深是谁揭秘郭云深死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