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四步法 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二、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和《隋书经籍志》 （一）荀勗的《中经新簿》 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 、 《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所立六略，按今天通行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衡量，六艺略大半 属于经部，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均属子部，诗赋略属集部， 未给史书设立部类，而将《国语》 、 《战国策》 、 《太史公》 （ 《史记》 ）等 史书纳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中。这种现象反映出当时史书的数量不多， 尚不足以单独立部类。东汉魏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图书的数 量大大增加，东汉以后国外传来并译成汉文的佛经、本土新出的道教 图籍、起居注、地方志、氏族谱等都难以归入六略中，图书的实际情 况，需要重新整理编目，并按图书内容改进分类方法。西晋时期，出 现了荀勗编定的新书目《中经新簿》 。 《隋书·经籍志·序》说：“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 。荀勗又因 《中经》更著《新簿》 。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 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 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 汲冢书” ， “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

”可见荀勗是在 曹魏政权校书编目而成的《中经》的基础上，校理西晋藏书而编著出 《中经新簿》的。荀勗《中经新簿》的最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将《七略》 、 《汉书·艺文志》习用的图书六分法，改为四分法， 即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按其收录的图书内容看，约分别 相当于后世习用的经、子、史、集四部。二是将史书单独立为部类， 与其余三部并列，以反映当时书籍的实际情况。但荀勗仅记每书书名， 加上简单的注释（作者、卷数、存佚情况等） ，而不再像刘向那样为每 部书撰写一篇叙录。因此， 《中经新簿》相对于《七略》 、 《汉书·艺文 志》当更加简明，但在学术上的作用却降低了。西晋末，书籍在战乱中大半散佚，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后，大力 搜求遗书，又经二三十年的努力，由著作郎李充编撰了《晋元帝四部 书目》 。仅分甲、乙、丙、丁四部而不立类名，又将乙、丙二部收录图 书的内容互换，乙部录史书，丙部录子书，甲、乙、丙、丁四部所收 书相应为经、史、子、集，从而提高了史书的地位。李充最早建立了 经、史、子、集四部的次序，尽管仍以甲、乙、丙、丁为部名。 （二） 《隋书·经籍志》 唐初修隋史， 《隋书》的“帝纪” 、 “列传”署名“魏征等撰” ； “志” 署名“长孙无忌等撰” ， 《志》分十篇，共三十卷，其中《经籍志》四 卷。

实际上《经籍志》是魏征任秘书监时主持纂修的，但因“十志” 最后完成时魏征已死，由“监修”长孙无忌进呈，故题“长孙无忌等 撰” 。 《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确立经、史、子、集为四部 名称的系统书目，此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古代图 书著录与收藏陈列的主流，也成为中国古代区分知识体系和学术系统 的主流。 《隋志》经、史、子、集各为一卷，佛、道两类图书的总部数、 卷数附于集部之后，共为第四卷。前有总序，概述先秦至唐初图书聚 散整理情况及学术发展源流。然后按四部先后著录图书，部内再分类， 共四十大类，每类图书后有该类小序。各部末尾有部序。 1. 经部。 著录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典，分易、书、诗、礼、乐、春 秋、孝经、论语(附尔雅、五经总义)、纬书、小学 等，共十类。 2. 史部。 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 注、刑法、杂传、地理、谱录、簿录等十三类。 3. 子部。 分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 文、历数、五行、医方等十四类。 4. 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等三类。 《隋志》的体例是，每书先录书名和卷数，是为正文，正文后加注文，注明该书作者、图书存佚情况荀勗简介，有时还注图书内容或卷数不同 的别本，间或著录图书的真伪等。

如集部楚辞类著录《楚辞》三卷， 注云“郭璞注，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 ”意为著 录的三卷本《楚辞》是郭璞注的，梁代有十一卷本的《楚辞》 ，是南朝 宋代何偃删削汉王逸的注本而成的，但已亡佚不存。又如经部孝经类 著录《古文孝经》一卷，注云“孔安国传，梁末亡佚，今疑非古本。 ” 对《古文孝经》的存亡真伪作了判断。 《隋志》著录卒于隋亡之前人的著作荀勗简介，所录经、史、子、集各部 图书系当时政府实有藏书。道教、佛教图书仅录总部数、卷数而不录 具体图书。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 也是现存的第二部中国古代综合性分类书目，还是第一部确立了经、 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系统目录。 《隋志》的总序、部序、类序继承了 《别录》 、 《七略》 、 《汉书·艺文志》的传统，注重阐述图书分类及学 术源流，很好地体现了清代章学诚总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 作用，即通过这样的书目，能辨别学术异同，且经考证使源流明晰， 对学者有莫大的帮助。记载图书的存亡，也便于读者了解该书在隋末 以前流传过程中的卷帙变化，有助于考证图书沿革。 文章来源：杨忠老师《中华文化的知识体系》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