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的历史故事 著名的都江堰有什么主要的历史影响？

著名的都江堰有什么主要的历史影响？  

著名的都江堰有什么主要的历史影响？

1、都江堰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 ，2、都江堰是一个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 ，

都江堰有什么悠久的历史？

都江堰坐落于成都附近。 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四川都江堰市城西，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巨集大水利工程。这项工程主要有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部分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目前灌溉面积已达40余县，1998年超过一千万亩。都江堰附近景色秀丽，文物古蹟众多，主要有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堆公园玉垒山公园和灵巖寺等。 鱼嘴分水堤：“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 飞沙堰溢洪道：“泄洪道”具有泄洪徘砂的显著功能，故又叫它“飞沙堰”。 飞沙堰是都江堰三大件之一，看上去十分平凡，其实它的功用非常之大，可以说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要害。 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位；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另一作用是“飞沙”，岷江从万 山丛中急驰而来，挟著大量泥沙，石块，如果让它们顺内江而下，就会淤塞宝瓶口和灌区。 古时飞沙堰，是用竹笼卵石堆砌的临时工程；如今已改用混凝土浇铸，以保一劳永逸的功效。 宝瓶口：宝瓶口起"节制闸"作用，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前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它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持，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名离堆。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巖的一部分。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都江堰——中华民族智慧文明、科学创造的结晶——一世界水利史上的璀灿明珠。公元前256年秦昭襄工践位期间，郡守李冰率领蜀地各族人民建立了这项彪炳史册千古不朽的水利工程。 都江堰以其“历史跨度大、工程规模大、科技含量大、灌区范围大、社会经济效益大”的特点享誉中外、名播遐方，在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都江堰是由渠首枢纽、灌区各级引水渠道，各类工程建筑物和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堰等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担负著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7市(地)36县(市、区)1003万余亩农田的灌溉、成都市50多家重点企业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发电、漂水、水产、养殖、林果、旅游、环保等多专案标综合服务，是四川省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础设施，其灌区规模居全国之冠。 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执行，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具有“分四六，平潦旱”的神奇功效，使中外专家、学者、和游人无不为之倾倒。渠首三大主体工程修建在岷江出山口处。这里群山环抱，大江中流，气势恢巨集，景色绝佳。堰功人物，代代相济；文人墨客，多会与此。特别是建国以来，共和国三代领袖及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政要和专家学者，均莅临巡视、观览和考查。这里山水所在，胜蹟如云，景观随步，令人流连忘返。 都江堰灌区是四川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历史上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灌区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都市华彩及城镇风光，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灌区水利，星罗密布，各展风韵，各具特色，令人赏心悦目，“人民渠、东风渠、三合堰、通济堰，碧水荡伯；黑龙滩、三岔湖、鲁班水库，湖光涟灩；龙泉洞穿，天工开物，灵水泉涌”。全灌区呈现出“长龙地上走，银河天际流；彩虹起深谷，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 都江堰用她的乳汁，哺育西蜀大地，创造了“天、地、人、水”和谐共荣的光辉典范。在人类向21世纪跨越的伟大程序中，都江堰将显示出她更加辉煌的新姿。

历史课著名的都江堰该怎样给同学们上

网上多看看都江堰的历史由来，在网上搜索“都江堰课件”有很多老师做的课件提供参考。

一、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公元前250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组成，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巨集大水利工程，凝聚著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

参考连结：都江堰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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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江堰水利工程

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四川 成都平原西部都江堰市西侧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该大型水利工程现存至今依旧在灌溉田畴，是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其以年代久、无坝引水为特征，是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这项工程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部分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鱼嘴分水堤四六分水）、自动排沙（鱼嘴分水堤二八分沙）、控制进水流量（宝瓶口与飞沙堰）等问题，消除了水患。1998年灌溉面积达到66.87万公顷，灌溉区域已达40余县。 人们为了纪念李冰父子，建了一座李冰父子庙，称为二王庙。

参考连结：都江堰水利工程_百度百科

:baike.baidu./link?url=Sn4VnTML_1KL-PLDD_76THHuk_gtkhNXJkcsZIiXVIO8IfsEzZ9i2oSmc9bkpZQI

关羽的历史影响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建立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祕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陈蕃的历史影响

陈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氏（今河南平舆北）。东汉末大臣，汉桓帝时为太尉，汉灵帝时为太傅。此人为官耿直，颇硬项。桓帝朝，因犯颜直谏曾多次左迁；灵帝朝虽得信任重用，却因和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阉宦，事败而死。
物评价
陈蕃的一生，始终都处在宫廷争斗时的动荡之中。作为东汉的大臣，他要么与专权的外戚争锋，要么和弄事的宦官相抗。《后汉书》的作者，南朝宋人范晔在评价陈蕃时，说他贤能树立风声，不计个人荣辱。在朝纲崩乱之际，与奸佞之人同朝争锋，以至于最终惨死在这上面。同时，说陈蕃以遁世为非义，所以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虽然大功未告成，但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百余年间，汉室乱而不亡，陈蕃功劳最大矣。
范晔的话，虽是一家之言，却道出了陈蕃作为汉室重臣为朝廷乱而不亡做出的独特贡献。这其中，陈蕃不避强权、犯颜直谏的做法最让世人感叹。
忠君、报国、辅社稷之危，面君直言，不避生死，体现了一位忠臣的拳拳心志，更体现出天中先贤的风范。对于陈蕃，还有一点儿不能不提，就是他特别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唐人王勃在他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中有两句话：“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其中的徐孺就是陈蕃最尊敬的学者朋友。当初，陈蕃还在做豫章太守时，就请过徐孺出来做事。陈蕃一生不喜欢应酬，更不招待宾客，然而，只有对徐孺例外。他每次请徐孺过来，两人相谈甚欢，忘了时间。为此，陈蕃特意给徐孺准备了一张卧榻，让他留下过夜。等徐孺一走，陈蕃就把卧榻悬挂起来，直到徐孺再来，他才放下来。陈蕃在汉顺帝即位时，因太尉李固的举荐而走上仕途，因此深知人才对国家的重要，在做尚书令时就力荐天下名士。这些人包括南昌人徐孺、平陵人韦著、汝南人袁闳、阳翟人李昙、安阳人魏桓等。但他所荐之人因不愿给昏君为臣，一个也没有出来做官，可惜了陈蕃的一片苦心。然而，从这里也能看到，东汉末年，世风已乱到多么危险的边缘。即便如此，陈蕃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依然苦苦地支撑著，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捐躯死国，身首异处，但给后人留下的除了无尽的惋惜外，还有“大丈夫当扫除天下”而事未尽的悲壮。

有什么著名的历史书？

《春秋》：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 《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 《资治通鉴》：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由北宋司马光等人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约3000年的历史。共计130篇，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约52万余字，由西汉司马迁著。 《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21卷，包括《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是分国记载一些重要史事的国别史史书，相传作者为左丘明。 《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内容上起汉高祖元年，迄于新莽地皇四年，共二百多年的历史。全书由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组成，计100篇，由东汉班固撰写。 我国古代文章体例 古代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历史散文是记载历史事实的史书，它要求如实地记载真实的历史事件，不允许采取文学创作的方法进行虚构。在我国古代，史籍非常发达，其中有许多著名的名书，如《史记》、《资治通鉴》等。这些史籍，有的记载的年代跨度大，有的记载的内容庞杂，因此，在编写的过程中，总是按一定的体例加以编排。一般来说，根据编排的线索，可以将史书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如果在编写中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分别记叙的，称国别体；根据编排的年代跨度情况，史书又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下面对史书的有关体例作简要说明。 1．编年体。主要特点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如《左传》、《资治通鉴》等。 2．纪传体。主要特点是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创始人是西汉的司马迁，他的《史记》就是纪传体史书。 3．纪事本末体。主要特点是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 4．国别体。主要特点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如《战国策》，由西汉刘向编撰，共分十二国策。 5．通史。主要特点是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 6．断代史。主要特点是只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 以上的六种体例是按不同的标准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按不同标准可同时归入不同的体例。如《三国志》，就既是纪传体史书，又是国别体史书，同时还属断代史。

都江堰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1、都江堰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
都江堰的建立，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著中国水利史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 都江堰水利工程。历经2260年而不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巨集大水利工程。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成功的水利杰作，更是古代水利工程沿用至今，“古为今用”、硕果仅存的奇观。与之兴建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仑的灌溉系统，以及中国陕西的郑国渠和广西的灵渠，都因沧海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或湮没、或失效，唯有都江堰独树一帜，有兴建源远流长，至今还滋润着天府之国的万顷良田。 都江堰它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25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
2、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
李冰主持建立的都江堰，正确处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泄洪道、宝瓶口引水口等主体工程的关系，使其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巧妙配合，浑然一体，形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联合发挥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水不淹。都江堰的三大部分，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 李冰所建立的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是巧夺天工、造福当代、惠泽未来的水利工程，是区域水利网路化的典范。后来的灵渠、它山堰、渔梁坝、戴村坝一批历史性工程，都有都江堰的印记。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奥妙之处，集中反映在以上三大工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形成无坝限量引水并且在岷江不同水量情况下的分洪除沙、引水灌溉的能力，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解放后，又增加了蓄水、暗渠供水功能，使都江堰工程的科技经济内涵得到了充分的拓展，适应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都江堰水利事业工程针对岷江与成都平原的悬江特点与矛盾，充分发挥水体自调、避高就下、弯道环流特性，“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正确处理悬江岷江与成都平原的矛盾，使其统一在一大工程体系中，变水害为水利。 两千多年前，都江堰取得这样伟大的科学成就，世界绝无仅有，至今仍是世界水利工程的最佳作品。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1833-1905)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1986年，国际灌排委员会祕书长弗朗杰姆，国际河流泥沙学术会的各国专家参观都江堰后，对都江堰科学的灌溉和排沙功能给予高度评价。1999年3月，联合国人居中心官员参观都江堰后，建议都江堰水利工程参评2000年联合国"最佳水资源利用和处理奖"。

宋词的历史影响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法家的历史影响

通常下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另外，法家在古时候是指明法度的大臣。首次出自韩翃的《赠别崔司直赴江东兼简常州独弧使君诗》：“官重法家流，名高墨曹吏。”法家在古代与“方家”同义，都是指对书法家、画家的尊称。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 韩非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相当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申不害、韩非子、李斯等
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约前 455～前395)、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络，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 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 6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 法家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商鞅重“法”，申不害则重“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
慎到是法家中强调 “势” 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 法家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进行活动。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参验”的方法，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这种把“参验”作为判别知识真伪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对春秋战国之际进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封建国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到了西汉以后，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学的体系中，德刑并用，成为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但是，先秦法家对以后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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