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工作中三违现象是指 如何建立预防惩处“三违”现象的体制机制

如何建立预防惩处“三违”现象的体制机制  

如何建立预防惩处“三违”现象的体制机制

1 如何开展反“三违”活动 一、 何为“三违” “三违”就是指在生产作业和日常工作中出现的盲目性违章、无知性违章、习惯性违章、管理性违章以及作业现场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犯劳动纪律等行为。 二、“三违”行为的重点人群 （1）车间主任和班组长。他们是企业生产一线的指挥员，是车间班组管理的领头羊。车间、班组安全工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这些人。车间主任、班组长敢于抓“三违”，就能带动一批人，管好一个车间、带好一个班组。 （2）特种作业人员。他们都在关键岗位，或者从事危险性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90%是由于违章操作等"三违"行为造成的。但是对"三违"现象只是一味的简单处罚，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作业，随时有危及自身和他人安全的可能，是事故多发之源。 （3）青年职工。他们多为新工人，往往安全意识较差，技术素质较低，好奇心、好胜心强。在这个群体中极易发生违章违纪现象。 三、建立判别标准，查"三违"根源 2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90%是由于违章操作等"三违"行为造成的。但是对"三违"现象只是一味的简单处罚，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解决"三违"，首先要消除产生"三违"的土壤。隐患排查自查阶段，要动员全体职工全面细致地识别本部门、本岗位存在的" 三违"现象和行为，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对这些现象和行为进行分析、评价，提出对策措施，再经过分类、汇总、整理，找到"三违"深层原因:是作业场所环境及设施不具备正常操作的条件，还是由于教育培训不到位或相关规章制度和规程不完善;是存在侥幸心理，或对自己控制危险的能力估计过高，还是由于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无主观意识的情况下，判断失误、疏忽、遗漏等造成的"三违"等等。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分析"三违" 根源、提出安全依据、解决不安全问题，有步骤开展反"三违"活动。 四、追究不作为责任，抓层层监管 "三违"现象的屡禁不止，终其原因是部分员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侥幸心理严重，对"违章"行为习以为常，但相关领导尤其是车间主任、班组长存在漠视违章、不作为甚至违章指挥的现象无形中对违章作业起到了预设、纵容的作用。 安全部门要对发现的"三违"现象进行责任倒推，对安全管理人员不履职、安全管理"不作为"的行为作为监督检查工作的重 3 点。发现一次，教育一次，查处一次，并记录在案。对不能严格执行制度和规程的管理者要加大打击力度，一要处罚、二要撤职。隐患排查过程中要将"三违"行为作为安全隐患和险肇事故来对待，要认真落实"四不放过"--违章原因不查清不放过、相关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职工未受到教育不放过、未采取有效措施不放过的原则，彻底扭转查而不管、查而不纠的被动局面。 五、完善教育和惩处机制，杜绝"三违"现象 要根据具体的"三违"行为的性质、内容、后果程度等建立" 三违"教育和惩处机制，对性质较轻"三违"现象，坚持先尊重后批评、先教育后惩处的人性化监管原则，对屡纠屡犯和部分危险岗位、关键岗位可能或造成重大事故的"三违"现象，要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并通过离岗培训、调离岗位直至解除合同等形式，建立违章高压线，逐步减少和消除"三违"行为。

怎样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

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首先要深刻分析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决定》强调，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这是人才工作重要理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当前，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趋势。这不仅不利于把大批优秀人才凝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而且易激起社会“仇官心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一些年轻干部破格提拔习惯性质疑，深层次折射出社会公众对社会流动不畅的焦虑。因此必须着力于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大力营造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环境，让社会各阶层人员都有通过平等竞争向上发展的机会和通道。
第一，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现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干部交流渠道不够通畅，许多社会优秀人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自由职业者中的人才，海外留学人员和普通工人农民，由于受到体制和身份的限制，难以进入党政干部队伍。要探索建立由多种干部选拔方法、多条干部选拔渠道构成的干部选拔体系，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对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可推行直接引进、公开选拔、聘任、挂职等办法，畅通进入党政领导岗位和公务员队伍的渠道，给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同时，对党政机关干部向企事业单位流动也要进行一些制度性探索，打通干部在不同体制之间的流转，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然，这种流动要严格按制度办事，增强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期权交易、权力寻租等“旋转门”问题的发生，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滋生腐败。
第二，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当前推动基层各项事业改革发展，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才缺乏，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学校、医疗卫生、农技推广等机构和艰苦岗位人才匮乏、留不住人、人员素质整体偏低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激励政策。在待遇、职称、选拔任用等方面真正向基层、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岗位人才倾斜，切实解决他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促进人才向缺乏人才的地区聚集。广大的基层和中西部地区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刚性制约，通过智力引进、人才创业、人才派遣等多种形式，实现高层次人才的柔性引进。要大力倡导服务基层、奉献社会的精神，鼓励年轻人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
第三，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必须主动适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敞开大门，招四方之才。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建立各类人才能力素质标准体系，通过业绩和贡献评价人才，依靠实践和群众发现人才。要持之以恒抓好“千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的实施，完善人才签证、绿卡等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国家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法律，推动人才试验区建设等，大力吸引国（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

如何才能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你的应急管理体制是那个行业的，应急管理体制是有针对性的，还有它的面也广。
我国就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几大类，小类就有几百个，我不知道如何帮你，你的问题太泛了

如何建立安全生产体制和机制

建立一个安全体制非常简单，重要的是要有人执行，要从思想上有根本的认识。意识到这种重要性，要有人监督和建立完整的问责机制，并严格实行，绝不姑息。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好的生态不是免费午餐
试想一下，如果四川水土流失严重，上海人将面对什么样的黄浦江？如果内蒙古沙尘四起，北京人还能见到纯净的天空吗？
“我们现在也注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绿色预算、核算等。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其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它不仅关系环境本身，还事关决策。”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说。
如何在自然资源定价的基础上，通过跨区域的合作方式，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决共有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在6月26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主题论坛上，这是与会专家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需要生态补偿守护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科学确定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执行机制。在《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实施补偿。
“生态补偿在中国不是新事物，已经研究跟实践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说，所谓“上游青山绿水饿肚皮，下游吃香喝辣要减肥”。长期以来，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资源环境压力前所未有，严重威胁著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要守住，金山银山要建设。”王金南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青山绿水”保护者与“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的利益调配机制。
2005年，中国出台“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提出，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阿明说，“如果看一下环保领域，可以说生态补偿的理念已经成熟了，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巴基斯坦，环保部门尝试把环境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通过对环境退化进行成本核算。阿明举例说：“红树林是有价值的环境资源和资产。在印度洋海啸之后，许多红树林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此，我们建立了面向未来的红树林这样的合作专案，来研究红树林这样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价值。”他还了解到，英国政府每年的年度预算都有绿色预算，也就是跟环境相关的预算，研究哪些自然资产是需要考虑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对比和计算。“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理念和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变为主流。”
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有差距
如何以最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自然，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这绝非易事。
“生态补偿这一问题讨论了很多年，说来容易却做起来难。”王金南表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是明确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使生态保护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制度。
王金南表示，目前，我们国家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关注为什么要补、谁补谁、补多少、怎么补、资金从哪儿来、效果如何等六大环节。“生态补偿目前存在管理多元化、政策碎片化，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管理交叉等问题。”他坦言，中国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是有差距。目前，中国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和资金已达到相当规模，但一些政策未进行梳理与整合，导致现有的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存在交叉或重复现象，对生态保护的引导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试着想找到过去十年市场在生态补偿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说，就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说，目前中国呈现双重市场失灵的特征，因此必须建立生态补偿的市场，并且保证它高效、正常的运转。
市场与政府须“双轮驱动”
“云南的抚仙湖有超过200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其市场价值却少得可怜，使用价值也很低。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价值却很大，中国不能失去这样大规模的高质量湖泊。要保住这样的湖泊，政府必须作为。”齐晔认为，市场本身并非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工具，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应该扮演好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公平的角色。
齐晔表示，在推动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层次分明，让市场有所作为，还要让政府发挥其能力、承担起责任；需要设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政府的角色是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在王金南看来，在生态补偿上，我国应建立市场补偿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的“双轮驱动”机制。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多样化、重复补偿等现象，政策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等。他建议，今后要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王金南建议，继续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偿力度，逐步提高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效果评估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对于一些重大工程，建议适当整合渠道并将补助期限延长，确保相关居民顺利转产。
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说，应当通过市场机制补偿生态发展，通过国家、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生态补偿长效性。
“国家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四种不同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还有共建园区。可能某些专家认为，从制度上建设来看，这样一种补偿很难实现一体化。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机制化的补偿办法还在形成过程中，在此情况下，我想采取多样化的办法，体现补偿的要求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尹艳林说。
给公众一个深入自然的理由
中国气象报记者 赵晓妮 杨春竹 通讯员曾居仁
6月底的贵阳花溪国家城市溼地公园一派绿意，风一吹，云和水都在动。
“我们要给公众一个理由，让公众理解为什么要去自然，为什么要去森林，为什么要去溼地。”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上，北京林学会副理事长王小平表示，需要挖掘生态保护和治理的价值，提高公众参与度，“挖掘、保护、恢复和发展”。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韩国生态旅游协会会长金星一亦有同感。讲起韩国的恢复森林政策，金星一认为有三个因素保证该政策的成功实施，首先便是强有力的领导，“历届总统都非常支援森林恢复，将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作为政府优先的任务”；其次是在经济方面的协同增效，让所有资源都能够参与进去；第三是新村运动，“就是老少参与，所有人皆是其中的一员，实现环保和节能”。
当然，生态治理并非易事，比如太和江的恢复就经历了艰难历程。太和江横穿蔚山市，而蔚山是韩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从1960年到2000年，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2000年出现了很多工业园，人口急速增长，经济发展迅猛。
“但城市发展是有代价的，那里的河流已经变成了死河。”金星一说，“于是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恢复，我曾与一个官员聊天，他说他们投入了10亿美元进行修复和改造。”
2002年，蔚山市开始治理太和江，首先截污阻排，阻断污水流入太和江，疏浚8.8公里的淤泥带，拆除混凝土河堤，建成绿色堤岸，征收河两岸44万平方米土地，建成了沿江步行道、足球场、公园和脚踏车路。除了钜额资金，金星一认为，公众参与是推动太和江恢复成功的关键，公众负责清洁、植树、运营等。“现在我们看到鸟和鱼又回来了，人们甚至在太和江里举办游泳比赛。”他颇为感慨，“一条死河变成游泳举办地，成为最富饶的候鸟聚集地，十分不易。”
“从机制和体制上我们能做什么呢？比如说绿色义工的组织、绿色假期、绿色志愿者等，这些活动由谁组织？”王小平提出，在倡导公众参与这方面，专业的协会组织在凝聚共识、聚合力量和行动方面不能缺席，要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
王小平说：“我们不能抱怨说，我们的森林这么好，为什公众不来。实际上，城市长大的孩子对森林有恐惧心理。今年通过森林大篷车进城市公园活动，可以帮助孩子和家长去学习和理解。另外，在法律层面，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中小学生课外活动的计划，要求中小学生每年要有百分之十的时间与自然相关。”他认为，除了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应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公众提供便利，顺势引导，让大家感受到“我应该到大自然中去”。
专家畅谈：生态补偿应注重资源整合
中国气象报记者杨春竹 张静
在以“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为主题的生态论坛上，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艾卡特环境与投资集团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委会专家约翰·福格齐,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助理教授萨雅吉·博斯，哥斯大黎加火山山脉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菲利普·卡拉佐，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等嘉宾展开对话。
“生态补偿不仅事关环境本身，也事关各行各业的决策。”阿明认为，现在对于生态补偿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是绿色预算、核算这样一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他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生态补偿的，这需要可行的绿色增长目标，需要重视环境，更需要谨慎保护环境，而不是出卖环境。
约翰·福格齐强调，中国是一个人口流动非常大的国家，因此必须有更好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这样才可以保护环境，同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齐晔针对中国在生态补偿方面出现的双重的市场失灵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要有一个市场，并保证它高效、正常运转。同时，政府必须作为，要让市场发挥作为，要建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萨雅吉·博斯谈到生态补偿机制体制的时候，特别想到了中国的谚语—饮水思源。他说，对中国来讲，实行增加生态补偿的机制非常重要。城乡的人口流动，只要使用了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城乡人口的流动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目前处在一个过渡期，未来在GDP中服务业占的比重和消费会增加，所以生态补偿非常重要。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认为，要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做好生态补偿，建立生态补偿三大维度，建立国家层面的横、纵向补偿机制，明确如何补、谁补谁，补多少。如，以生态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定标准，建立输血和造血双轮驱动，从政府、市场化受益者、生态善心者，实现补偿资金多渠道，同时，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三方发展。今后，应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菲利普·卡拉佐强调，应重视生态良性发展，注重整合资源，注重自然资源的利用，通过建立基金会，推动生态保护，组织土地所有者积极参加森林的保护，建议加强合作，在政策、法律层面上实现互动。

促进就业创业要建立哪些新的体制机制

1、有创业精神有足够的恒心2、永敢、敢于抓机会3不跟风，因为中国就是跟社会，不敢自己去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真正有创业精神不要由有多少投资。

就业始终是民生领域的重大问题，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任务依然艰钜。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的新举措。
第一，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要把解决好就业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岗位，建立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联动机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各项经济调节政策促进就业，通过税收优惠、社会保险补贴、小额担保贷款等扶持性政策，鼓励企业更多吸纳就业，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积极帮扶困难群体就业，通过政府投资开发公益性岗位和开展就业援助行动，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
第二，健全促进就业公平的体制机制。一是健全公平就业的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反对就业歧视的法规政策，加大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二是规范招人用人制度。在公务员考录方面，要继续坚持实行“凡进必考”、公平竞争的机制；在事业单位招聘方面，要完善和落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规定，严厉惩处违规违纪行为；在国有企业招聘人员方面，要全面推行分级分类的公开招聘，切实做到资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三是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以工资集体协商为重点，积极扩大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覆蓋面，推动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劳动条件改善机制。健全并落实劳动标准体系，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推进劳动定额标准化管理。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
第三，创新扶持创业的体制机制。完善政府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通过税费减免为创业者减轻负担；对创业开业资金缺乏的，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扶持；鼓励发挥各方资源优势，为创业者提供场地便利、创业孵化和跟踪服务。要继续推进创业示范城市建设，发挥创业引领作用。要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援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
第四，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较晚，其基本功能重点定位在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上，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的功能缺失，亟待从制度上加快推进改革。我国已经在东部7省市开展这项改革试点，主要是扩大失业保险基金使用范围，更多用于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积累了改革的经验。
第五，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要加强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努力构建覆蓋城乡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均等化的就业创业服务。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制度，更好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第六，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要进一步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完善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工作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搭建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构建适合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不同阶段需求的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政府职业培训补贴制度，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政府补贴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援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
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是实施扩大就业战略，化解劳动力供求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以及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将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提升创业服务，营造创业氛围，优化创业环境，鼓励和帮助更多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城乡劳动者成功创业，并吸纳和带动更多的劳动者实现就业。
要培育壮大各种创业主体，鼓励创业政策应惠及各个群体，包括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以及海外留学人员等等。政府激励创业应主要体现在积极拓展创业空间上，放宽准入领域，放宽登记条件，放宽经营场所要求等。10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今后将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这对小微企业是个利好讯息。还要加大对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加大创业信贷支援力度，落实扶持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援中小企业融资和担保体系、融资担保平台建设。在完善创业服务方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积极搭建创业服务平台、加强创业培训工作、加强创业专案开发推介、加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