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胡雪岩 胡雪巖的八个坛子七个盖子的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

胡雪巖的八个坛子七个盖子的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  

胡雪巖的八个坛子七个盖子的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

“以小博大，十万银子作百万的生意，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会做生意。”列位看官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典出何处？这是清代一代巨贾、红顶商人胡雪巖的一句名言。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巖。胡雪巖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推荐在杭州于姓钱庄当学徒，得老板赏识擢升为跑街。跑街，就是现在银行的外勤人员。胡雪巖历经清朝四代乱世王朝，身处一个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新旧事物急速嬗变的大变动时期，他审时度势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西征筹边等重大历史活动为契机，历经磨难终于从一介仰人鼻息、身无分文的钱庄伙计，变成富甲东南的商界巨擘，得以富博求荣，获戴头品衔翎、赐穿黄马褂、三代封典。其麾下的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胡庆余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雪记国药号而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还做过相当规模的粮食、军火、典当业等。创业之初，他的钱庄和药店都是在资金极端不足的情况下就开始运作起来，可谓白手起家。那时胡雪巖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句话：“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坛子，是他的事业；盖子，就是事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是指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拼出高招运作资金实现事业的发展。这可能早期的资本运作例项之一吧？
看到这里列为可能猜到下面的内容我要说些什么。但是请列位不要生气，你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儿，我也不敢同胡雪巖先生稍作比较。只是我的创业之初也是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不得不学一点儿先生的皮毛藉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按理说，做生意应该有多大的本钱做多大的生意，有多大的资金作多大的计划，凭著自己的惨淡经营从少到多的慢慢积累。但是我不想走这种常规的路子，一是不愿意走常规的路子，太慢；二是因为我已经把宝贵的青春岁月贡献给了工商银行，即便我愿意走常规的路子，也已经失去了常规的慢慢总结经验和积累金钱的时间。我同时还认识到，虽然失去了时间、虽然没有做生意的经验积累和资金积累，但是我却有其他生意人很难积累的阅历和资源。我已经不是那个只知埋头苦干、认真工作的傻小子。当然我还是要继续埋头苦干，更加扎实、认真的工作下去--为自己。我坚信这是我的优点我的优势，也是我成功的基础。基于形势的权衡分析，我确定了自己的思路就要：高起点、大手笔，用时下政府时髦的名词说就是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说做生意先要有本钱，生意越大需要的本钱就越多，天大的本事、再好的机遇没有资金一切都是空话。这是谁都知道的，更何况我是否是巧妇还很难说。高起点、大手笔需要大量的白花花的银子作后盾，这可不是喊几句华而不实的口号就能喊出来的，也不能像政府的业绩报告一样造出来，那需要银行贷款、需要有人肯为你慷慨解囊。不要说借钱出来，就是银行贷款的担保人，也同样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和责任，因此如果不是相当的信任是没有人肯借钱出来或者给人的贷款作担保。尤其是在相当缺乏诚信的当今社会。都是那些借钱不还、借钱赖账等不要脸的妓女生的家伙惹的祸。
起初需要的资金量较少，凭借自己多年来的诚实、守信，在原来交往的圈子里筹措几十万元倒也并不是难事。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的目光，毕竟在单位工作了多年，是否是做生意的料连自己都不能肯定何况他人？但是我有高招应对那些疑惑的目光--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邀请我的债权人或者贷款担保人到我的工作现场参观，面对我简陋艰苦的居住环境和随意的工作餐，一般会得出我：吃苦耐劳、勤恳扎实的结论。谁会怀疑一个吃苦耐劳、勤恳扎实的人不能成功？还有一些是冷眼旁观瞧热闹甚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对此我没有应对的招数，只有扎扎实实、步步为营实现自己目标的份儿了。
三年一小步的目标实现了，接下来是五年一大步的目标了。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实现一个大的目标需要机遇、需要眼光、需要勇气和魄力、需要执著。机遇并不是老天爷对某个人的格外垂青，其实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许多次的机遇，回首往事每个人都会历数所错过的种种机遇，发出：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种种感慨。老百姓有句现成话：人有前后眼，天下没穷汉。还有一句不雅的就是：如果知道今夜尿床，就不睡觉了。所错过的这些机遇如果当初能抓住一次，也许结局就不是现在的样子。机遇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只要抓住一次照样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早抓住是好事情，晚抓住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只要能抓住。而能否抓住全在于自己对机遇的发现，说白了要靠你敏锐的眼光。你有足够的发现力，有足够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机遇后，还要有勇气和魄力去实施。往往人们都会留恋既得的利益，不肯主动舍弃眼前的种种好处，时过境迁等到不得不舍弃时又后悔当初没有抓住机遇，一次次在这种回圈中老之将至。你随遇而安不想有所作为？那好，今天你所耻笑、所看不起的那些前辈就是明天的你。也许你一时兴起奋不顾身抓住了机遇，然而抓住机遇并不等于搭上了成功的直通车，抓住机遇只是一个新开始，就像唐师傅踏上了西去取经的征途，途中还有九九八十一难，所以你要有牺牲的准备，你能坚持下去吗？不能执著的坚持下去你就会像激流中的溺水者一样沉没，相反等待你的将是成功的彼岸。
我曾经将要沉没。
就在我做梦都在寻觅机遇的时候机遇终于来了。上半年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寻找一个平台上。我做过了两个尝试。两个尝试都需要一、两千万的资金，当然还不止是资金。其中的一个专案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要等到明年才能继续操作。另一个专案似乎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又横生枝节被耽搁起来。我有些着急，不为其他，只是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一筹莫展，一遍一遍的重新理顺我的思路，以便搞清到底哪里出了偏差。一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电话，意欲通过我寻求磋商一个合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失眠了。经过两天的反复论证后我认为不需要为他寻找这个合作者，因为眼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人选，那就是我。为了保密也没有和其他人商量，经过几轮简单的磋商事情就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定了下来。事后与朋友说起此事，朋友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呢！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还是资金的问题。这可不是几十万的问题。几天来脑海中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哪里找如此巨大的资金和反复论证取得资金的方法。个人贷款额度有限，再者时间也不允许；如此一笔钜款向个人借款？我担心被拒绝后的尴尬。再说到底能借到多少心中没有底。我不断的翻查着我的通讯录，思索著能开口借款的人员和数额。因为事情成功后我会很快弄到贷款，所以所借款项一个月内就可以归还，因而认为问题不大，再说也没有其他的路子，只有硬著头皮上了。
一同学电话里听了我的借款理由，说考虑一下。第二天我的存摺上收到了二十万元钱。
一同学听了我的借款理由，说，多了没有（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只有十万。我很满足。
.....
听了我的借款理由和告白，有人哈哈大笑后陈述了自己没有钱的原因，答应帮助借一下。事后说，找人借钱被人家灌了一顿酒，但是不给钱。
一位很有能力似乎也应该帮助我的夫妻听了我的借款理由，像说相声、演小品一样在我面前长篇大论述说著资金紧张的原因。我原以为他给我五十万元应该不成问题。现在看来三十万元都成问题，我只好降低预期目标改为借十万元。三天、十几遍电话过后回话说，解决不了。也难怪，他都不借钱给他的亲哥哥，我能借出钱来？才怪呢！
一位很有能力的人欠我十几万元钱，似乎更应该帮助我，接到我的电话干脆就是一句话，没有钱。我看不是缺钱，是缺德。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良心。
一位朋友电话里听了我的借款理由，说考虑一下。再打电话联络，没有人接听。
为示诚信我开车找到一位经常打电话找我联络生意、多次邀请我吃饭的朋友，向他出示了相关资料，阐述了借款理由并承诺一个月内连本带利一并归还。他听后很认真地说，过几天。我知道天上的一天是人间的三百六十天，但我不知道他的几天到底是几天，反正到现在我的事情都如期办完了，还是没有到他讲的那一天。
一位资深朋友听了我的借款理由很直白的说，利息不利息是小事情，到期你归还不了事情就搞复杂了，所以还是不要搞钱的事情。
一位朋友听了我的借款理由，说考虑一下。考虑的结果是发来一条简讯：老婆不同意。
合同约定的交款日期到了，还差二十万元就可以顺利签约。但是我已经没有可以筹钱的资源可以利用了了，只有一遍遍重复地翻著通讯录,将那些留有余地的人的电话号码重新拨打一遍。
......
我在焦急地等待。等待中额头上浸出一层细细的汗珠--老百姓说得急汗。我漫无目标的开车在大街上宾士，希望出现奇蹟碰到一位肯雪中送炭的义士。我在焦急地等待...
心中烦乱正在踌躇和无奈间，想起一位善于占卜者，于是求占一卦。得“雷山小过，急过小桥”，解曰：一位要过河的人，急匆匆来到河边遇见一座独木桥，甚是迟疑。占此卦者，主“进则有功，退侧无益”之兆。“象曰”：
行人路过独木桥，
心中恍惚眼里瞧，
爽利保你过得去，
慢走一步不安牢。说，昔日孔夫子周游列国游至宋国时曾占此卦。果然恒解谋害，随即微服过宋，即如急过独桥之象。“诗曰”：
独木桥上步难行，
主人心事不安宁，
交易合伙宜爽利，
婚姻有成莫迟停。
“断曰”：求财到手，官事平常，
目下有害，交节自强。
这不正是我现在的处境？此时的我就像独木桥上的过河者，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犹豫就会丧失机会，就会前功尽弃；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前面就是曙光。我不会迟疑，也不能迟疑，希望我能爽利的做好最后的冲刺，以“进”得“功”。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也许每个人的命运大都如此。正像占卜的结果一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按计划完成了既定目标。
我不知道诸位是否有这种被拒绝的经历。反正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不管有多少种拒绝，我还是顺利的筹集到资金并完成了收购工作。每天近三百公里的路没有白跑；一千多块的电话费没有白花；失眠的夜没有白熬...
与一位朋友谈起我所经历，告诉他我经受的种种苦难和羞辱，问他知道我现在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想骂娘。我说不是，我不怨天忧人，我不会怪罪和埋怨谁。我只感觉到好累、好冤和想不通。我只想敬一杯酒给雪中送炭帮助过我的人，并在他们面前放松的大哭一场。朋友说，没有想到我会那样想。
我终究没有沉没。
我就像黑暗中落水的溺水者在拼命的划水。一边划一边重复地默唸著：“忍辱负重，励志图强”并顽强的从水面露出脑袋，大口的呼吸着地平线以上熟悉的空气。我要继续努力呼吸下去。
我知道我还没有经历完应经历的那些苦难。但是我渴望成功，我将不惜所有，用尽平生的力气执著的坚持下去。
胡雪巖先生后来的结果是八个坛子八+N个盖子了。
胡雪巖先生还有句名言说：“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这是个戏法。要做好生意光靠戏法不行，还要有真东西。
今日又占一卦：地天泰，喜报三元。
“象曰”学问满腹入场围，
三元及第得意回，
从今喜去愁和闷，
且喜平地一声雷。
“诗曰”喜报三元运气强，
谋望求财大吉祥
交易出行多得意，
是非口舌皆无妨。
“断曰”婚姻有成，行人即至，走失可寻，
诸般称意。
希望诸位也是：地天泰，喜报三元。

“八个明确”具体内容是什么？

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gcdzg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gcdzg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百家讲坛胡雪巖的启示的内容是什么？

胡雪巖的启示
内容介绍
胡雪巖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个传奇人物，《百家讲坛》栏目此次讲胡雪巖，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讲，因为胡雪巖死后被抄家，留下的资料很少。但是关于胡雪巖的传奇故事，却在民间口口相传，流传甚广。胡雪巖出身贫寒，却成为当时中国最有钱的钜商富贾；慈禧太后赐他黄袍马褂，被人们称为红顶商人。然而，富可敌国的胡雪巖，最终却是倾家荡产，刚刚62岁就郁郁而终。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为什么还记得胡雪巖？因为他创办的胡庆余堂还在，因为他修建的大宅子还在，更因为他传奇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思考。胡雪巖的一生，为什么会如此大起大落？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失败的教训又在哪里？《百家讲坛》栏目特别邀请胡雪巖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为我们讲述：胡雪巖的启示。
各集主要内容
第一集 德行定终生
第二集 诚信为本
第三集 随机应变
第四集 患难见真情
第五集 福祸相依
第六集 重在朋友
第七集 以诚取信
第八集 大意留祸根
第九集 为富要仁
第十集 先义后利
第十一集 盛名难副
第十二集 德业传百年
第十三集 阴沟能翻船
第十四集 冷静收残局
第十五集 自作自受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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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精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1)精心制定学期（学段）教学计划；（2）精心开发课程资源；（3）精心备课；（4）精心上课；（5）精心进行作业教学；（6）精心组织考试与评价；（7）精心指导学生课外学习与生活；（8）精心进行教育教学反思。

盖洛普的“优势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

盖洛普从人文角度来洞察人性，提出了优势理论，即优势由才干、技能和知识组成。技能和知识可以很容易被教会，而才干则不能。要想把人管好，先要把人看好，把人用对。人是很难改变的，因此在管理员工时，重在发挥他们的优势而不是克服他们的缺点。盖洛普还认为，给员工创造环境，发挥他的优势，这是管理员工的根本。就是要使每个员工产生“主人翁责任感”。盖洛普称作敬业度，就是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是所在企业的一分子，让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
盖洛普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广告研究、媒介研究和市场研究的前辈，他主张广告应该提供给消费者育需要的情报和消费诉求，坚持用科学调查的方式来测量消费者的需要和广告效率。从论文和两次采访，我们可以发现盖洛普关于广告和研究的想法。他指出，广告应该给很多消费专家提供一个目标，罗列为广告人过于关注产品和销售，而没有去关注消费。盖洛普建议广告应该在这个"思想起决定作用"的时代通过一个消费研究决定消费者买或不买。他说，研究者疏忽了在人类需求这一方面的研究，过去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陷入错误的消费者调查用广告。他指出消费者的需要是有意识或无意识，产品被购买后足否符合人类需要是很重要的。如果消费者的需要没被确定，那广告和产品销售是没有效用的。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研究的提出，商标的优势和不足可以被箍别出来。使用这一资讯，"广告计划者必须有一个关:商标的建议，能对竞争目标产生效用。如果这类资讯被利用，广告将为消费者作出明智选择提供更多的资讯和帮助。盖洛普先生曾幽默地说:"从人的心理上说，遇到一件事情，每个人除了有自己的看法外，人人都想了解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就是民意调查永远不会停止的市场需求。"为此，他一直在为民意测验这一工作默默奉献著。可以说，盖洛普在社会调查这一方面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1984年7月26日，83岁的乔治.盖洛普由于心脏病突发在其瑞士的消夏别墅中去世。今天盖洛普的名字依然在表现公众的意见方面代表着正直和事实。盖洛普曾经说过:"那些在历史上被念念不忘的人，并非他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而常常是因为他们的特立独行"。也许他的一生都在为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努力吧，现在虽然他离去了，但他的确做到了让后世对他念念不忘。因为他的一些民意测验的科学方法，永远为后世所用。

tex这个牌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卖乳胶枕的，名字是麟兴实业泰国 公司，在中国和泰国都有自己的工厂

孔子的理想具体内容是什么？

一个字就是“仁”，这是孔子理想具体内容的直接体现，以下是有关孔子思想的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络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络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络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援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

胡雪巖内容概括

胡雪巖名光墉，字雪巖，安徽绩溪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钱庄里的“扫地、倒溺壶”的“学生子”一跃成为“官居二品、头戴红顶、身穿黄马褂、拥资数千万两白银”的一代巨贾。军机大臣左宗棠在向朝廷的奏章中称他为“商贾奇男子”，他是晚清唯一戴红顶子的商人。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家，胡雪巖有着他过人的商业谋略。他十分注重“势”在自己商业经营中的地位，他在商不言商，而是花费很大精力去作势。他一生的商业活动就是从构筑官场势力开始的。他通过资助王有龄、黄宗汉、何桂清、左宗棠这些地方官吏和朝廷重臣，通过为他们出谋献策，出资出力，把他们的功名利益与自己紧紧地联络在一起，从而达到一种“一日不可无雪巖”的效果。浙江巡抚王有龄，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升迁享乐离不开雪巖；封疆重臣左宗棠建立西北征伐的大业也离不开胡雪巖。特别是左宗棠的器重与信任，使胡雪巖在官场的势力做到了极点，左宗棠金戈铁马在西北战场上转战征伐，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胡雪巖在上海为他转运输将，购置弹药筹借洋款，拨响运粮，经常是一夜间就获利钜万，他所拥有的财富也很快由白银数十万转而数百万进而数千万。
胡雪巖长袖善舞，层层投靠，左右逢源的手段常常使人看得目瞪口呆。清朝末年，帮会势力十分强大，对官府形成极大威胁，胡雪巖通过结交帮会首领，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饷和官方物资的机会，很快在江湖上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如果没有漕帮的保护，他为左宗棠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军饷供给是根本无法送到前线的。
胡雪巖生逢清末社会大变乱的时期，他善于适应乱世，把握方向。发现成功与发财之道。在当时社会封闭、妄自尊大的社会圈中，他能够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较早地和洋人做生意。他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为左宗棠购买洋枪、洋炮，筹办洋务，并向洋人筹借钜款开我国外债先河，形成了他在上海的买办垄断地位。
在胡雪巖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商业企业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明明是无可救药的赌徒，胡雪巖却成功地利用他善于应酬的技巧，为自己赢得了事业上最重要的伙伴并成为该生意的得力助手；明明是落魄潦倒的文人，胡雪巖却能够把他充分调动起来，尽自己所长。平地方变乱保一方平安，还结拜为兄弟。官场和江湖势不两立，洋人和官府存有间隙，而胡雪巖却能够巧妙地周旋于他们中间，和他们携起手来做生意。这种作为，一般人想不到，更做不到。而胡雪巖却想到了也做到了，这就是他令人赞叹，令人称奇的地方。

孟子的“仁政”具体内容是什么?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络，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韦伯理性官僚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援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预设，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型别：（1）情感型别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型别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型别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型别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型别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型别，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型别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型别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型别，它又是与行动型别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型别构成了不同统治型别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型别。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型别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型别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型别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蹟。在法理型命令—服从型别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型别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型别。他认为，在三种不同型别的命令—服从型别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援，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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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物件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资讯、各种知识、对资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程序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侷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著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五、几点评价
韦伯科层制理论对西方政治学影响深远。他的关于“合理性”、“合法化”等范畴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公理。他认为，对韦伯科层理论的积极意义的探讨似乎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韦伯建立了对科层制的全新的学理分析模式。他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全方位地、动态地讨论这一问题，使得科层理论在较多的向度上展开，表现出他的这一理论的确呈现了深入厚重而又富于延展性的特点。他的关于合理性和合法化等分析，基本上把握了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制度的无意识认同的某些重要原因。其应该提到的是，他不仅就科层这一社会的子层面作了条分缕析的议论，而且注意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也同时部分地暗暗契合了后来人们从系统论和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追究科层主义的风气。
其次，韦伯科层制理论的学理追踪最终指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拷问。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的价值扭曲及其现实运作中人性的泯灭。尽管韦伯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工具理性表示了赞赏，但也只是就科学对神学的胜利这一层面而言的，因而看起来就只具有个案的、实证论的意义。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异化带来社会的全面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而韦伯则通过合理性范畴同样针贬了资本主义。
尽管韦伯关于科层理论的合理分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其中亦包藏了不少在一些情况下连韦伯本人也甚感困窘的漏洞，并突出表现在他对工具理性的提升和对技术主义的改造问题上。具体来说：
首先，韦伯对社会系统合法性的研究建立在纯粹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试图刻意避免对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他认为统治系统的确立与存在以合法性为基础，而一个系统之所以是合法的，恰恰取决于它的存在；或者合法性以公众的“同意”为理由，公众的“同意”又反过来表露了统治的合法性。这样，韦伯就在逻辑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方互证的陷井：每一方的存在竟然成为对方存在的唯一理由。这就使合法性理论堕入了二者死回圈的封闭的怪圈。倘若对系统的存在与合法性的社会前提作进一步的追问，那么所有理论释读都将会不甚了了。
其次，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析同样也是一个二难推理。韦伯坚持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似乎在现代社会在总量上是确定的，一方的扩张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收缩。那么如何在一个总量衡定的结构里在调整中实现平衡同时又不致贬抑任何一方的必要性意义，就终于成为使包括韦伯在内的所有人进退维谷的难题。
再次，韦伯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是把暴力理论排除在外的。合法性就是意味着公众对统治形式的“同意”。但同意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心理机制问题。在社会同意的过程中，无不隐藏着包括暴力在内的国家编制对社会心理的整合与调整，应有业已技术主义的国家怪物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中的潜在投射。
复次，以强化民族国家为方案来解决官僚主义的痼癖，既反映了韦伯对官僚主义全能化的深刻而急追的忧虑，同时也说明了他在解决方法上的欠缺。在他所描绘的民族国家图景中，国家将完全包融社会与个人，以国家利益为唯一目的，这种国家的发展结果必然最终走向强权政治。
最后，韦伯为了补缀上一点的不足，在社会科层中设计出了具有强烈的“卡里斯马”倾向的各类精英们。他们富有个性和创造力，信仰坚定，目标明确，责任感强烈，然而如何才能调适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