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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采用对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论今，抓住斯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等“不近人情”的行为，断定斯人是大奸，必然乱国祸民，表达了作者对其人其事的厌恶、否定之情；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但又未点明王安石。全文内容笔锋犀利，多论断而少事实依据，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有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之感，可作为古文观览的另类一阅。

基本介绍

作品名称：辨奸论创作年代：北宋作品体裁：散文作者：苏洵、一说邵伯温作品出处：《邵氏见闻录》 作品原文,注释译文,词句注释,白话译文,创作背景,作品鉴赏,文学赏析,名家点评,作者简介,

作品原文

辨奸论1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2。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3。月晕而风 4，础润而雨 5，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 6，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 7，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 8？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 9，而利害夺其外也 10。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 11：“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 12：“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 13，与物浮沉 14。使晋无惠帝 15，仅得中主 16，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 17。非德宗之鄙暗 18，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19。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 20，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 21，私立名字 22，以为颜渊、孟轲复出 23，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24。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 25，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 26，食犬彘之食 27，囚首丧面 28，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29，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 30，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 31：“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 32，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 33，悲夫！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辨奸：辨析奸邪。论：文体名。 “事有”二句：意谓事理和人情都有它必然如此的一面。 静者：指深得清静之道、超然恬静的人。见微而知著：看到事物的细微征兆，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和结果。 月晕而风：月晕出现，就要刮风。月晕，月亮周围的光环。 础润：石基湿润。础，柱子下面的石墩。 推移：发展变化。 疏阔：宽大广阔。这里有渺茫难以捉摸的意思。 孰与：表示选择，哪里比得上。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中：内心。 夺其外：谓左右其行动。 山巨源：山涛，字巨源，晋初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任吏部尚书，选用官员，他都各为品评。王衍：字夷甫，官至尚书令、太尉。有盛才，容貌秀美，好玄言，喜老庄，以清淡为事。 郭汾阳：即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封为汾阳郡王。卢杞：字子良，唐德宗时宰相。容貌丑陋，为人贪残。 不忮（zhì）不求：不嫉妒不贪求。 与物浮沉：随波逐流的意思。 使：假使。惠帝：晋惠帝司马衷，性痴呆。 中主：中等才能的皇帝。 眩世：欺世。眩，迷惑。 德宗：唐德宗李适。鄙暗：鄙陋昏庸。 二公：指山涛和郭子仪。二子：指王衍和卢杞。容：或许。 夷：伯夷。齐：叔齐。二人均为孤竹君之子。商亡后，他们誓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之上。 相与：互相勾结。造作言语：谓制造舆论。 私立名字：谓自我宣扬，自我标榜。 颜渊：孔子的弟子。在七十二弟子中以德著称，后世儒者尊为“复圣”。孟轲：即孟子，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世儒者尊为“亚圣”。 异趣：志向不同。 浣（huàn）：洗濯。 臣虏：奴仆。 彘（(zhì）：猪。 囚首丧面：披头散发如同囚犯，头不梳脸不洗如同居丧的人，形容不注意修饰。 鲜：少。奸慝（tè）：奸邪。 济：成就。未形之患：尚未显露的祸患。 孙子：名武，战国时齐人，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 斯人：这个人。 知言：有远见之言。

白话译文

事物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道理有它正确的答案。天下只有头脑客观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看到未来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即是要刮风了，石墩上面返潮湿润，即是要下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然而即使是贤明的人，对身边的世事也会有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喜好和憎恶的情感搅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虑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他说：“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他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都将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说来，一些事情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不过，在我来看，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求贪图，只不过随波逐流而已。假使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搞乱天下呢？卢杞的奸恶阴险，确实也足以败坏国家，然而这个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巨源、郭汾阳二公预料的王衍、卢杞二人的未来，或许未必一定就是那种结局。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著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业，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而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与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驰，我看他们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体的角色，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讲得清啊！脸脏了不忘要清洗，衣服脏了不忘要浣净，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这个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穿的衣服，吃的像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脏似居丧，却又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之中圣人的言论，难道还合乎情理吗？大凡为人处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的人啊。用其盖世的好名声，来相助成就其尚未实现的祸心，虽然这世上有愿意励精图治的明主，有喜贤爱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举拔、重用他。如此，这种人将予天下带来祸患，则是必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能比得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是错了，而这个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了，这样谁又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的祸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祸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就太可悲了！

创作背景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己任，倡导了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触犯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彻底性和执行中的种种缺陷，一开始就遭到不少权贵的激烈反对。后经“元祐更化”，变法终于破产，但斥骂之声几乎千年不绝。不仅有人把北宋之亡归罪于变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为祸乱天下、“败国殄民”的千古罪人。 苏洵与王安石一向不和。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年），则此篇作于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列于苏洵名下。这篇文章最早见于邵伯温所写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说：“《辨奸》一篇，为荆公发也。”苏洵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学术界认为此文显系伪托，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清代李绂、蔡上翔力辩此篇乃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这一争议尚无定论，即使属于伪作，它反映新旧党争的背景仍没有多大不同。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这是一篇优缺点都很明显的文章。它的优点主要有两方面，一在内容上，一在写作上。内容上，文中提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这话很深刻。所谓“静者”，就是不为“好恶”所乱，不为“利害”所夺的人，也就是在审视人事时能保持冷静、客观而又有见识的人，这种人才能发现本质、预见前知，这话很有道理。文中又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话也颇带警策。所谓“不近人情”，也就是矫情，也就是大悖人性，这类人固然也有性格乖僻的，不过确也有本性险恶、另怀深心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见微知著的锐识去辨认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为其所害，这不论是作为理论，还是经验，对于指导人们去防范、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骗子的伪装，都是有意义的。在写作上，论述的中心虽是“辨奸”，笔墨所指处处针对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点出王安石之名。这样写，读者同样清楚文锋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仅为责叱个人所局限，同时又让读者能体会到一种惝怳含蓄之趣、匣剑帷灯之妙。这是运虚写实、以虚指实的写法，用笔高明。文中句式整散结合，时有排比，显得词锋锐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选择句，如骏马注坡而收缰，看似退后一步，实则是以顿宕收煞，激起有余不尽之意，显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叹之妙。 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王安石的指斥、比类是不恰当的。王安石诚然有忙于读书、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讲究饮食等等毛病，但是否到了“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地步有待商榷。即使如此，这不一定算是确切意义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败，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断定王安石是奸人。这些结论，恐怕读者都很难认同。文中还把王衍、卢杞以及竖刁、易牙、开方这些奸恶嬖丑同王安石相类比，更属不伦。文章的作者在以他的理论来攻击所谓的“今有人”、“斯人”的时候，显然带有很大的意气与私憾，这也恰好有违作者自己所说“静者”的立场。所以《辨奸论》提出的观人之法虽然有意义，但文中影射和攻击王安石的取向却是不可取的。

名家点评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一：荆川尝论韩非子《八奸》篇，谓是一面照妖镜，余于老泉此论亦云。张文定公撰《老苏先生墓表》云：“嘉佑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已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 清·储欣《评注苏老泉集》卷三：“不近人情”四字，遂为道学正传，其不近人情愈甚，则其为道学愈大矣。余读《论语》《家语》诸书，夫子生平无一不近人情之事，无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后之号为颜、孟复出，且驾颜、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清·徐干学《古文渊鉴正集》卷四十七：识见明到要从学问中得来，非亿中也。晦庵朱熹曰：“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彼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财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良，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祸乱极矣。” 清·吴楚材《古文观止》卷十：介甫名始盛时，老苏作《辨奸论》，讥其不近人情。厥后新法烦奇，流毒寰宇，见微知著，可谓千古观人之法。 清·王应鲸《唐宋八大家公暇录》卷四：不近人情，败坏天下，非明眼人，未易觑破。（储同人语） “见微知著”四字，是一篇主脑。即辨字的本领，从荆公之不近人情上，料其为奸，必乱天下，正老泉之见微知着处。而所以能先知，则原于一静，盖静则灵，明自然之理，非亿中也。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老泉料荆公止在不近人情处看出，以竖刁、易牙、开方为比，要知此三人之不近情止是图利，而荆公却是图名。原其始，亦非以祸人为心者，但以自许太过，而新法试行于鄞邑，又颇有效，以故执持愈坚，不知天下非一邑可概，且奉行之人，又未必人人如我。盖缘平日未尝向人情物理上细心体贴，以致如此，便是不近人情的流弊。竖刁辈是甘为真小人，犹盗贼手挟刀剑戮杀人者，荆公是要作伪君子，犹庸医苦泥方书，药杀人者。不可谓盗贼是杀，庸医非杀也。奸慝之名，宜不能免，文中推见至隐，忧时之意，直与洛阳闻鹃同调，其先几特识，更堪双绝千古矣。但篇末“巨卢”二字，余向疑无所考据，较诸善本皆同。或云犬之大者，夫犬何以有衣？果尔，则当云：衣巨卢之皮也。且下句用“犬彘”矣，上句复用田犬，岂不重复。一日偶读朱晦庵《宋名臣言行录》，内载：“衣臣虏之衣。” “臣虏”二字出秦文，对“犬彘”何等精切！然后知“巨卢”乃字之讹也。凡经朱夫子手定之书，必无差错。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三：虚拈辨字领局，其神直注信而用之者。援揣比例，情词危切，而寄意尤在起结间。神情遥照，以警夫倾信而误用者。

作者简介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宋仁宗嘉祐初年与苏轼、苏辙同到京师，为欧阳修、韩琦所称重，荐之于朝廷，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等职，留京参与编撰《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追赠光禄寺丞。苏洵的文章深受《孟子》《战国策》的影响，长于策论，其政论、史论辞风颖锐，行文简洁而有情致，有《嘉祐集》。 邵伯温（1057年—1134年），河南洛阳人，字子文，邵雍之子。元祐二年（1087年），以经行荐，授大名府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绍圣中，监永兴军铸钱监。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乃上书累数千言，请复祖宗制度、辨宣仁诬谤、解元祐党锢、分君子小人、戒劳民用兵等。历任知陕州灵宝县、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知果州、提点成都路刑狱等职。南宋初，除利路转运副使。后奉祠，提举太平观而卒。著有《易辨惑》《邵氏闻见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