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民国为父报仇的女子 “烈女”刺杀孙传芳 为父报仇后持枪而立不逃脱
“烈女”刺杀孙传芳 为父报仇后持枪而立不逃脱
图1:孙传芳
我的母亲刺杀了孙传芳
1935年
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报父仇，近距离刺杀孙传芳，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家仇
母亲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从滨，安徽桐城人。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张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外祖父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外祖父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外祖父斩首，并下令把外祖父的头挂在蚌埠车站示众。为了增加羞辱意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亲只有20岁。母亲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外祖父死得那么惨，母亲当时就决意报仇。
调查
1935年 农历九月十七 ，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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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
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孙传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母亲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是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母亲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母亲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
: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据说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吃过午饭，他准备出发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那一年我哥哥6岁多了，看见母亲回来，就跟在她后面，“娘娘”地叫，母亲也没多回头，很快打着出租车又去了。
图2:为父报仇的施剑翘
行刺
下午3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从滨。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是个罪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母亲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为母亲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并不直接认识母亲，但他早年曾与母亲的叔叔施从云一道参加过反清运动，他闻讯后立即联合李烈钧、张继等30余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母亲服刑不到一年便重获自由。
(摘自《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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