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赛珍珠 薛忆沩：赛珍珠的历史命运

薛忆沩：赛珍珠的历史命运  

（编者：2018年是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80周年，也是二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首次停颁年。加拿大华语作家薛忆沩，最初相约北美作家江南行，但改为去镇江参加赛珍珠研究会“重温经典，再读《大地》”纪念会，因此给本刊来稿，他说“我真是非常希望在这一重要时刻能够有一篇文章在美国刊出，以告这位伟大女性的在天之灵。”）

“在那同一年的同一个时候，我正在瑞典，我去那里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她简洁地写道。“那同一年的同一个时候”历史上第一次将诺贝尔文学奖与古老中国联系在一起。

赛珍珠(PearlS.Buck,1892—1973),美国著名作家,1932年凭借描写中国农民现状的作品《大地》(the Great Earth)获得普利策奖,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被誉为"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

“不要让任何人低估你的获奖。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一个作家一生之中最大的事件。去享受它的每一个瞬间吧，它将成为你最美好的记忆。”赛珍珠牢记住同病相怜的被舆论认为“玷污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在她出发之前的提醒。于是她既不为自己的名分辩护，也没有屈从精英的挖苦。她要尽情地享受“荒唐的”盛名带来的每一个瞬间。

“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焦距调准确一点，我们会看清楚这备遭非议的结果正好与1938年阴暗的国际局势相匹配。在欧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队伍已经整装待发了，他们支持的佛朗哥也已经赢得马德里。而在亚洲，已经占领了华北平原以及中国所有沿海城市的日本军队正在将铁蹄伸向长江的中游，并且继续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自由”这一文学所代表和捍卫的最基本的理念在历史上又一次遭遇了最强悍的敌人。在这危难之际，热爱和平的瑞典人将注意力从文学的塔尖上移开，这实际上是对时局的一种心理反应。他们希望他们的讲台上出现和平的声音，他们希望用他们的选择来表达出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奴役的同情。因而选择了通过大量写作而发出国际声音反对暴力和捍卫自由的赛珍珠。

与践踏自由的暴力作斗争正是她行动的一部分。她拒绝了纳粹德国的邀请，因为她不想访问一个不允许她自由思考和畅所欲言的国家。“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她这样告诉记者。她关于中国的言论更是如雷贯耳让当局反感。她批评国府官员腐化，且毫不关心人民的福利。驻瑞典的外交官拒绝出席她的授奖仪式。（费正清自传第253页，蒋夫人用一种极为滑稽的方式“报复”了赛珍珠）。

赛珍珠将她领奖时的发言收在《我的几个世界》之中。她突出了自己“美国女性作家”的特殊身份。这身份已经相当特殊了，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有另一位作家（托尼.莫里森）以同样的身份站到了同样的地方。而赛珍珠将自己的身份进一步“特殊化”：那是人类历史上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再现的特殊身份。中国的声音通过这特殊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也将永远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领养过我的中国与我自己的国家有许多心理上的一致之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自由的热爱。今天，当整个中国正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时候赛珍珠简介，我们更能够看清楚这一点。”

在赛珍珠的自传里几乎充满了对她曾经生活过长达数十年的土地——中国的敬佩。比如她将一篇她三十岁时发表的随笔收在自传之中。她用这篇题为《中国的美》的随笔极力为“中国的美”进行辩护。她说中国的美是一种需要更多人去发现和欣赏的内在的美和古典的美。（她关于梅兰芳的回忆片段也提到了大师性格中“内在的尊严”）。

好在，她终于有机会将这种令她陶醉的美带到了更引人注目的讲台上。

赛珍珠在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写作和出版了四十多部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用不注重形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甚至是一气呵成，也就是没有经过修改的过程。因此，“碎片化”以及叙述的不连贯和跳跃成为她写作的风格。这样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她作为传教士家庭的熏陶，而在更大程度上则如她在写作的初期就反复强调的那样，是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在中国生活过36年的46岁的她，与中国的顽固联系让她的文学带上了在西方世界无人能够超越的“原创性”，也让她可以不必屈就于没有接受也好像永远不会接受她的“西方正典”。她的演讲题目为《中国的小说》。这篇演讲根据她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的讲义扩充而成。讲稿后来被加上“诺贝尔演讲”的副标题以同样的题目单独成书出版。

演讲一开始，赛珍珠就肯定地指出，“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塑造了她“在文学上的努力”。接着，她侃侃而谈，从汉代的笑话，唐代的传奇一直谈到了明清的经典（特别是她自己翻译的《水浒传》）。她说中国文学虽然没有留下像西方那样耀眼的小说作家，却留下了与西方的成就同样伟大的小说作品。她说中国的小说不是那种可以用西方标准来衡量的由孤独的艺术家创造的精致的艺术品，但是它却有极为粗壮的生活之根：它来自于人民，它服务于人民，它属于人民。“就像中国小说家一样，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要为人民写作……人民对故事有最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的感觉未被磨损，他们的感情不受拘束。”她在演讲的最后这样自豪地表白。

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时代的烙印？

赛珍珠的自传出版于1954年。这对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她离开领养她的中国已经整整20年了。这对美国同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麦卡锡的主要目标拉迪莫（Owen Lattimore）是她相知20多年的朋友。她在自传中再现了她与拉迪莫夫妇30年代初在北京的见面等诸多轶事。它为赛珍珠前60年的生活补足了盘根和错节。而作者（Peter Conn）最大的贡献就是细述传主最后那20年，也就是这位传奇的女性在穿过无休无止的误解之后继续被“争议”困扰的生活。

她的畅所欲言令她腹背受敌。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来自左或右的阵营的敌视冷遇。因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歧视，反对战争等等，而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女权运动的先驱。她在1969年权威的民意调查中，列美国十大杰出女性的第八位（而且是仅有的两位纯粹“靠自己的努力”进入那个名单中的女性之一）。与此相应，她的行为又引起了官方的警觉和敌视。FBI档案因此越积越厚。有人甚至要将她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清除出去。

这个在政治上极有争议的人物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母亲。她带大了她自己“永远不会长大的”弱智的女儿。她发表于1950年的长文《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激起了包括“背负着同样的十字架和忧伤”的戴高乐夫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母亲的强烈反响，进而撼动了西方社会对弱智以及其它心理疾病患者历来的歧视。（她将这篇长文单独出版后得到的丰厚版税全部捐给了她资助多年的那所弱智儿童学校）。同时，她还领养过七个孩子。而由她创办的领养儿童的著名机构“欢迎之家”多年以来已经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孩子找到了新的生活和意想不到的未来。

她在腹背受敌的窘迫下也没有掩饰过她对中国的热爱。这种热爱在六十年代几乎是一种罪过，而我在她出版于1961年的《过路的桥》的第一页上就读到了她对仇恨断然的拒绝。“我拒绝称它（中国）是敌对的国家。”她这样写道。她说在她的记忆中，中国的人民“太善良”，中国的土地“太美丽”。

她总是提醒她的读者和听众，说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她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要长。但“文革”让她生活“逆差”被彻底打破。原本有一点希望，在改变中美关系的历史转折点上。尽管当时她已经79岁，她频繁地用电报求助于中美政要及外交部门。但是，她再一次左右无法逢源。

或许，中国只可能存在于她的记忆中，不可能再现在她的视野里。或者对她来说，中国永远只是那个令她倾倒的古典的美人，而不可能是那个令她疑惑的现代的巨人。原本以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也应是她阔别28年之后的“回家”之旅。但遗憾的是，她最终被领养过她的“大地”拒于万里之外。

10个月之后，赛珍珠离开了人世。尼克松曾称赛珍珠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这“桥梁”的建筑风格基本上应该是中国式的，正如她的墓碑。她的墓碑由她自己设计赛珍珠简介，那上面没有出现她几乎家喻户晓的英文名字，而留下曾遭受冷遇却从未被人遗忘的中文名字。

（载于《红杉林》2018.12）

作者简介

薛忆沩，生于郴州，长于长沙，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蒙特利尔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学博士。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曾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访问学者。出版有20部作品，包括《遗弃》《空巢》《希拉里、密和、我》等5部长篇小说，《深圳人》《首战告捷》等6部小说集，《文学的祖国》《伟大的抑郁》《异域的迷宫》等6部随笔集。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两度获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奖，并于2013年、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三届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瑞典等国文字出版。其中《深圳人》英译本获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多元文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