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保护贸易政策 中国未来十年将要实施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中国未来十年将要实施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中国未来十年将要实施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政策有自由与保护之分，纵观各国
政策的历史，基本上都经历了由保护到自由再到保护的过程。中国外贸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始自保护贸易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
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特点，理论依据也在不断地更新，具体的贸易措施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易的国别和区域政策开始逐渐得到重视。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1)1949-1978年计划
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开放后有计划
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3)1992-2001年
下，入世前具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4)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渐与wto规则相适应的规范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一、建国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过的政协会议
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明确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保护倾向。同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计划
下，中国选择了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对外贸易成为调剂余缺的手段，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换取进口必要机器设备所必须的外汇，基本上忽略了对外贸易的效率原则。
在这个阶段，中国执行的是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具体而言，在对外贸易体制上建立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独家经营、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来取代市场进行
；在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计划为主，主要靠计划和数量限制来直接干预进出口，不参与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很少进行双边经济贸易合作（除了早期与苏东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同时对外贸易的目的主要是创汇，为满足必须的进口对外汇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币币值高估以及
的汇率政策（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数据来分析，人民币币值高估实际上鼓励了进口，抑制了出口，导致建国后20年中出现进口赢利，出口亏损的局面）。
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中国此时基本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在1960年之前选择的进口替代行业基本上是重工业，这与中国当时的工业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随后才开始有计划地引进部分基础工业。但是，与拉美国家的经历相同，完全的进口替代政策也导致
状况日益恶化，外汇收不抵支；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不良；企业缺乏发展的动力，即使是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一段时间后，又成为落后。
在此阶段，政府也采取进行进出口管制、征收关税、海关监管和商品检验等具体的贸易措施。制订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生产”和增加
，保护国家生产就是用较高的关税税率加重进口商品的成本，以保护中国已有一定基础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及其它新兴工业产品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不致遭受外来商品的竞争。
二、改革开放后有计划
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由于
从严格
体制转向
体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变化。这一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1982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它为对外经济工作确定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计划的公开发表，为对外贸易战略设计了明确的蓝图。此外，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
根据外贸
的力度，可以把这一阶段区分为1978-1987年、1988-1992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改革初期，对外贸易
主要体现在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始工贸结合的试点，简化对外贸易计划的内容，并实行出口
责任制度。后一时期的对外贸易
的重点则体现在
制度的放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行、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的建立、开始鼓励发展加工贸易。
对外贸易政策着重体现在奖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的产业，并进口相应的技术设备，实施物资分配、税收和利率等优惠，组建出口生产体系；实行外汇留成和复汇率制度；限制
商品的内销；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建立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等一系列措施。(2)实施较严格的传统进口限制措施，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
、进口商品分类经营管理、国营贸易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3)鼓励吸收外国
的政策，鼓励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
比较优势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中国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和进出口的商品结构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更注重奖出与限入的结合，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动态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称此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保护贸易政策。
三、入世前
下的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国进入
阶段，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进行广泛的改革。
中国在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调整的关税税则，并降低了225个税目的
率。其后进行多次的关税下调，到1996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下降到23%。(2)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外汇体制的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
，大量取消
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
的分配也转向公开招标和规范化分配制度。(3)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
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术法规、
条例等。
在出口促进方面的改革包括：(1)继续执行出口退税政策；(2)成立
，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
；(4)成立各类商会和协会，并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等；(5)大力发展出口援助等。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目的尽管与改革开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奉行“
就是成绩，
就是目的”的“
至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不遗余力地从事赔本出口创汇。这种观点应该说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观念。但是，长期的越来越大的
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放心”，也为中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这10年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指导理论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而且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向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转移。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是外生比较优势，中国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有数字表明，中国劳动力的年均工资大约为1371美元，是美国劳动力年均工资的2.2%。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鼓励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取代了传统的纺织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表面上看中国已经走出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个圈子。但是，因为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生产中的一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主要进行的
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里所说的廉价劳动力不等同于简单劳动力，它包括跨国公司廉价地在中国雇佣高级技术人员和知识人员。这一点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代工贸易为主，二是
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
成员，为履行入世的承诺，以及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已经成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
，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由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国别结构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开始，机电产品的出口就已经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贸易或代工贸易，而且
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倾向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或者中国国内
优化。
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韩国，吸引的外商
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必须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例如，在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提出质疑和责难之时，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可能从其他的对外贸易措施上进行协调。
另外，针对国际社会中区域集团化的倾向，中国在近年也开始逐渐通过双边和多边磋商参与到
组织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家环境。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意向协定，积极开展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等等。
中国
，固然能够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是获得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中国对
及其成员的承诺。从现有的资料和两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议定书中有三方面的内容将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一是特别产品
条款，印度和美国已经对中国使用过此条款；第二，在进行
调查等程序时，在中国入世15年内wto成员依然可以将中国等同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内每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
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会出现大幅度调整。例如农产品贸易方面的政策，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中国应该执行中国货物减让和承诺表的规定，以及本‘议定书’中具体谈到的农产品的那些规定。在这方面，中国不得保持或采取对农产品的任何出口补贴。中国应按‘过渡期内审议机制’规定将农业部门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与农业部门用作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其他企业之间，或者上述各企业相互之间的财务或其他转移，做出通知。”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已经无法使用，根据wto农业协定，中国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只能从国内支持上出发，或者说只能采取“绿箱措施”和“黄箱措施”。对于农产品的进口，中国已经约定关税税率和关税
，但是，根据wto的若干例外条款——如国家安全例外、环境例外和
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规定。
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各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本国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应该是考虑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纳入了全球生产链、资本链、产品链的环节，中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不能维持长久的优势，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极容易为它国取代，或被机器节约。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出发，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理论应该从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转移到内生比较优势，从静态比较优势转移到动态比较优势。
简而言之就是：首先，认识到比较优势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扶持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其次，比较优势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整个的生命周期中，产品和技术会从知识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力密集型，所以一国在某种产品和技术的生产上是不可能永远具备比较优势的。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
和技术的创新与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级、专业，其带来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越持久，企业自身管理和竞争情况也可以带来强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就应该围绕培养更持久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战略性贸易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开始从自由贸易或贸易自由化倾向逐渐转向“公平贸易”政策的实行。所谓“公平贸易”主要是指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必要时采取
、
或
等一系列的贸易救济措施以恢复市场的可竞争性。wto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欧的这些做法，因此，中国在入世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必须加强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进与完善，防止本国产业和企业或产品在遭受类似的损害之时无法可依，在遭遇贸易对象国的指责时无以回应，当然首要的还是《
》出台。
综合来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趋向应该是依据wto的基本原则以及例外条款，以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为基础，在兼顾
的利益上进行完善，倾向于采取开放型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中国目前的贸易政策

对外贸易政策有自由与保护之分，纵观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基本上都经历了由保护到自由再到保护的过程。中国外贸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始自保护贸易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特点，理论依据也在不断地更新，具体的贸易措施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易的国别和区域政策开始逐渐得到重视。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1)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3)1992-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入世前具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4)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渐与wto规则相适应的规范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一、建国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过的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明确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保护倾向。同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选择了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对外贸易成为调剂余缺的手段，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换取进口必要机器设备所必须的外汇，基本上忽略了对外贸易的效率原则。
在这个阶段，中国执行的是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具体而言，在对外贸易体制上建立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独家经营、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来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在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计划为主，主要靠计划和数量限制来直接干预进出口，不参与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很少进行双边经济贸易合作（除了早期与苏东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同时对外贸易的目的主要是创汇，为满足必须的进口对外汇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币币值高估以及外汇管制的汇率政策（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数据来分析，人民币币值高估实际上鼓励了进口，抑制了出口，导致建国后20年中出现进口赢利，出口亏损的局面）。
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中国此时基本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在1960年之前选择的进口替代行业基本上是重工业，这与中国当时的工业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随后才开始有计划地引进部分基础工业。但是，与拉美国家的经历相同，完全的进口替代政策也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外汇收不抵支；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不良；企业缺乏发展的动力，即使是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一段时间后，又成为落后。
在此阶段，政府也采取进行进出口管制、征收关税、海关监管和商品检验等具体的贸易措施。制订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生产”和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家生产就是用较高的关税税率加重进口商品的成本，以保护中国已有一定基础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及其它新兴工业产品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不致遭受外来商品的竞争。
二、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由于经济体制从严格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商品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变化。这一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1982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它为对外经济工作确定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计划的公开发表，为对外贸易战略设计了明确的蓝图。此外，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
根据外贸体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这一阶段区分为1978-1987年、1988-1992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改革初期，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始工贸结合的试点，简化对外贸易计划的内容，并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后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重点则体现在外汇管制制度的放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行、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的建立、开始鼓励发展加工贸易。
对外贸易政策着重体现在奖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的产业，并进口相应的技术设备，实施物资分配、税收和利率等优惠，组建出口生产体系；实行外汇留成和复汇率制度；限制外资企业商品的内销；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建立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等一系列措施。(2)实施较严格的传统进口限制措施，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进口商品分类经营管理、国营贸易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3)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
比较优势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中国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和进出口的商品结构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更注重奖出与限入的结合，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动态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称此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保护贸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进行广泛的改革。
中国在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调整的关税税则，并降低了225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其后进行多次的关税下调，到1996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下降到23%。(2)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外汇体制的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配额的分配也转向公开招标和规范化分配制度。(3)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术法规、反倾销条例等。
在出口促进方面的改革包括：(1)继续执行出口退税政策；(2)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4)成立各类商会和协会，并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等；(5)大力发展出口援助等。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目的尽管与改革开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奉行“顺差就是成绩，顺差就是目的”的“顺差至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不遗余力地从事赔本出口创汇。这种观点应该说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观念。但是，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放心”，也为中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这10年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指导理论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而且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向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转移。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是外生比较优势，中国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有数字表明，中国劳动力的年均工资大约为1371美元，是美国劳动力年均工资的2.2%。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鼓励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取代了传统的纺织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表面上看中国已经走出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个圈子。但是，因为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生产中的一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主要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里所说的廉价劳动力不等同于简单劳动力，它包括跨国公司廉价地在中国雇佣高级技术人员和知识人员。这一点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代工贸易为主，二是三资企业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履行入世的承诺，以及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已经成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由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国别结构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开始，机电产品的出口就已经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贸易或代工贸易，而且三资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倾向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或者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韩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必须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例如，在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提出质疑和责难之时，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可能从其他的对外贸易措施上进行协调。
另外，针对国际社会中区域集团化的倾向，中国在近年也开始逐渐通过双边和多边磋商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家环境。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意向协定，积极开展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等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固然能够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是获得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的承诺。从现有的资料和两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议定书中有三方面的内容将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一是特别产品保障措施条款，印度和美国已经对中国使用过此条款；第二，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程序时，在中国入世15年内wto成员依然可以将中国等同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内每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
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会出现大幅度调整。例如农产品贸易方面的政策，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中国应该执行中国货物减让和承诺表的规定，以及本‘议定书’中具体谈到的农产品的那些规定。在这方面，中国不得保持或采取对农产品的任何出口补贴。中国应按‘过渡期内审议机制’规定将农业部门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与农业部门用作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其他企业之间，或者上述各企业相互之间的财务或其他转移，做出通知。”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已经无法使用，根据wto农业协定，中国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只能从国内支持上出发，或者说只能采取“绿箱措施”和“黄箱措施”。对于农产品的进口，中国已经约定关税税率和关税配额，但是，根据wto的若干例外条款——如国家安全例外、环境例外和国际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规定。
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各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本国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应该是考虑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纳入了全球生产链、资本链、产品链的环节，中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不能维持长久的优势，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极容易为它国取代，或被机器节约。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出发，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理论应该从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转移到内生比较优势，从静态比较优势转移到动态比较优势。
简而言之就是：首先，认识到比较优势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扶持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其次，比较优势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整个的生命周期中，产品和技术会从知识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力密集型，所以一国在某种产品和技术的生产上是不可能永远具备比较优势的。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与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级、专业，其带来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越持久，企业自身管理和竞争情况也可以带来强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就应该围绕培养更持久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战略性贸易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开始从自由贸易或贸易自由化倾向逐渐转向“公平贸易”政策的实行。所谓“公平贸易”主要是指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必要时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贸易救济措施以恢复市场的可竞争性。wto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欧的这些做法，因此，中国在入世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必须加强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进与完善，防止本国产业和企业或产品在遭受类似的损害之时无法可依，在遭遇贸易对象国的指责时无以回应，当然首要的还是《反垄断法》出台。
综合来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趋向应该是依据wto的基本原则以及例外条款，以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为基础，在兼顾区域经济发展的利益上进行完善，倾向于采取开放型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针对美国,中国近年来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并坚持什么样的原则

中国，一只，无冠（外东北-被沙俄侵占的外兴安岭，库页岛，海参崴，黑瞎子岛等）、无翅膀（被分裂的外蒙古）、无尾（被分裂的巴尔喀什湖和划分的帕米尔高原等）、被捅了屁股（被印度以“麦克马洪线”而现在还侵占的藏南地区和阿赛克钦地区）、打瘸了脚（让美帝国主义弄的现在台湾岛还没回归没让中华民族统一）、缺嘴（高丽变成了现在的北朝鲜和南韩国）的连一条小小的蜈蚣（日本）都吃不了还被蜈蚣（日本）咬伤现在还心怕的阉鸡（被阉割的地方-安南省！）而已，还谈什么雄鸡，笑话。就连脚下的米（中、西、南沙、钓鱼岛、琉球群岛等已被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侵占）都被别人刨走了。谈何和平共处！说何战略互惠达成一致？
本人读小学历史时就一直有这想法，迟到现在才在网站上表露！
中国，一只，被打中了两枪（香港和澳门）刚医好恢复不久的，无冠、无翅膀、无尾、被捅了屁股、打瘸了脚、缺了嘴的连一条小小的蜈蚣都吃不了还被蜈蚣咬伤现在还心怕的阉鸡而已，还谈什么雄鸡，笑话。就连脚下的米都被别人刨走了。谈何和平共处！说何战略互惠达成一致？

浅谈对台的贸易政策

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国人无不殷切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在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
政治方面，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
军事方面，主动缓和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把福建沿海一些前沿阵地、观察所开辟为经济开发区和旅游点。
经济方面，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之提供优惠条件和法律保障。
其他如人员往来、邮电交通以及科技、文化、体育、学术、新闻等方面，中国政府亦持积极态度，采取了相应措施，鼓励发展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还成立了得到政府授权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有关民间团体建立联系，维护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广大台湾同胞为发展两岸关系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台湾当局近几年也相应调整了对大陆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诸如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逐步放宽对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限制，扩大间接贸易，开放间接投资，简化两岸同胞通话、通邮、通汇的手续。这些都是有利于相互交往的。近年来，两岸的经济贸易迅速发展，人员住来及各项交流活动不断扩大。一九九三年四月举行的“汪辜会谈”签订了四项协议，迈出了两岸关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台湾海峡出现了四十余年来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这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的。
必须指出，台湾当局虽对两岸关系作了某些松动，但其现行大陆政策仍严重阻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他们口头上虽声称“中国必须统一”，但行动上却总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继续维持与大陆分离的局面，拒绝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商谈，甚至设置障碍，限制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顺治元年据材料一指出当时清政府实行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从顺治元年到顺治十二年(1644～1655年) ,清朝沿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

我国对台湾香港的贸易政策

香港是以地产和金融服务为主，几乎没有什么生产工业，所以贸易主要都是转口贸易，特别是台湾转出口到大陆。
至于台湾，台湾有发达的生产与工业，不过出口到大陆，比照外国一样要课关税，而且不会比较低

中越贸易政策

现行对越边境贸易政策
按照原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199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的补充规定的通知》，我国对越边民互市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主要可享受如下优惠政策：
（一）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居民及越南边民可进入边民互市贸易区（点）从事互市贸易。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商品（仅限生活用品），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3000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超过人民币3000元的，对超出部分按法定税率照章征税。
（二）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口岸进口原产于越南的商品，除烟、酒、化妆品以及国家规定必须照章征税的其他商品外，实行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的政策。
（三）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对越南经济技术合作项下换回物资的进口，执行边境小额贸易的进口税收政策，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
（四）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进口原产于越南的属国家实行进口配额和限量登记管理的商品（除汽车及关键件外），原外经贸部每年从年度进口计划总量中切块下达进口配额或限量登记额度，并授权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签发进口许可证和进口商品登记证。
（五）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有权对越出口本地自产的粮食等国家重点管理的商品。做法是，原外经贸部每年根据上年度边境小额贸易出口情况、生产情况及供求关系等因素，专项给边境省、自治区下达一定数量的出口配额，并授权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发放出口许可证。
（六）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有权出口国家实行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一律免领配额和许可证（有特殊规定的商品除外，如实行全国统一招标、监控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等的出口）。
（七）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均享有对越经济技术合作经营权，开展与越南边境地区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边境地区对越经济技术合作企业均享有边境小额贸易权。

新加坡的贸易政策是什么？

新加坡奉行开放的贸易政策，希望建立自由和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并积极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目前，新加坡已与印度、韩国、日本、美国、欧洲自贸协议（冰岛、挪威、瑞士、列支敦士登）、澳大利亚、新西兰、约旦以及环太平洋贸易协议（文莱、新西兰、智利）建立了双边自贸关系。并正在与巴林、加拿大、埃及、墨西哥、巴拿马、秘鲁、斯里兰卡、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国进行自贸谈判。
一．贸易法规
新加坡指定的贸易相关法规有《新加坡海关法》、《新加坡进出口商品管理法》、《新加坡商业注册法》和《新加坡战略物资控制法》等等。
二．贸易管理政策
新加坡采取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仅有少数商品需要缴纳关税或者进口受限。其中仅对酒精、烟草、石油产品和摩托车征收高额关税。在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承诺下，在2010年前预期所有上税产品的关税将逐步取消。
新加坡进口产品都不限制配额，大部分产品无需许可证及可免税进口。尽管如此，进口医药品、危险品、化学药品、电影电视、武器和弹药还是需要进口许可证的。

服务贸易政策与货币贸易政策有什么区别

货物贸易政策与服务贸易政策的比较：
1）规范的对象不同
2）干预的方式不同
国际服务贸易政策的类型：
1）积极开放型即自由贸易政策模式、
2）保守开放型
3）限制开放型保护贸易政策模式

人民币升值 我国采取怎样的贸易政策

美国屡次施压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有三大图谋，中方应适度做出反制举措。
一为争取更多实际利益，而非主要针对人民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随着美国国会11月2日中期选举临近，在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氛围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也很有意思的成为两党唯一的政策共同点。国会议员们和一些经济学家给出的逻辑是，由于人民币被人为低估，使中国出口商品获得了不公平的比较优势，从而扩大了美中贸易逆差，并最终抢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这种老调重弹在美国选民中还颇有市场，为保住席位，两党议员纷纷发难人民币；而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转移选民对其经济政策尤其就业问题上的无能的重要工具。
但汇率问题并非中美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美国政府也清楚人民币过快升值对改善美国经济并没有实际作用，其实只是一些国会议员和利益集团借炒作人民币升值向政府施压。而通过与国会唱“双簧”，美国政府借机向中国索取更多的利益好处，刺激中国对美国更多进口、为美国企业在华争取更多权益、打开中国高科技、节能环保和服务业尤其金融业市场，恐怕才是美国真正的意图。盖特纳此前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就曾表示，国会敦促中国的努力是有益的，因美国政府正与中国政府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
事实上，美国政府和国会上述协作屡试不爽，结局都为美国争取到不少好处。美国当然深知，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但是美国同样确信，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高度敏感，必定能为他们谋取最大的收益。美国政府深知贸易战对美方毫无益处，但美国更清楚，对出口严重依赖的中国更害怕打贸易战。
二为发动货币战争，绞杀新兴经济体，巩固美国经济老大地位，维护美元霸主地位。
汇率可以说是美国打击对手驾轻就熟的手段了，上个世纪，拉美、日本、东南亚都曾经在美国的汇率和货币攻势下陷入过危机。
首先以日本为典型来看。1985年前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高速成长已经引来了美国的不安。日本出口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日美贸易摩擦也不断加剧。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在巨大的压力下运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1985年9月，美、日、法、英和联邦德国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日本妥协。此后，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日元兑美元迅速升值，仅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就升值111%。日本股市三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也涨幅惊人，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
《货币战争》一书透露，当日本人沉浸在“只升不跌”的美梦中时，美国投行开始深入日本，卖给日本保险公司一种金融衍生品：赌日经指数下跌。三年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开始了连续14年的下跌。“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许多家庭的财富化为乌有，许多人因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日本经济从此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衰退。没有房子，却仍然需要每个月偿还房贷。由于地价和股市的暴跌，以此作为融资担保的银行出现了大面积坏账；之前的盈利不足以抵消大量的不良债权，日本银行被迫大规模重组。
如果说，那一轮货币战争主要目的是打压这些国家良好的发展势头；与此不同，此轮对人民币“开战”，包括之前运用隐性手段打击欧元，美国的主要目还增加了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
专家表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痼疾，是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美国想通过打压别国，拖延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维持美元地位。”最近几年，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元抗衡的货币也只有欧元，欧洲多次表达了想趁金融危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的愿望。但继金融危机给欧洲经济尤其金融业带来沉重打击后，今年上半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元变得岌岌可危，美元与欧元主导权较量的"货币战争"以美元大胜暂告一段落。
欧洲债务危机导火索在希腊，根源却早已种下。当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预算赤字和负债率远远高于欧元区国家必须符合的标准。希腊求助于高盛，高盛为其设计了一套掩盖债务的方式，借给希腊一笔钱，这笔钱不但不会出现在希腊的负债表里，还可以在账面上冲减赤字，使得希腊符合了欧元区的标准。为了防止希腊还不上这笔钱，高盛又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与债务等值的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这笔债务今年到期，高盛联合另外两家对冲基金，一方面散播希腊破产谣言，另一方面，高盛联合对冲基金连番抛售欧元，引起市场恐慌。在希腊债务危机和欧元下跌的市场预期下，CDS涨了数倍。虽然不能说这次行动与美国政府有关，但作为美著名投行，其很多行动无法否定都是以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为主的。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还不断落井下石，导致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发酵，资本回流美国，助美经济脱离低谷。经济学家指出，虽然欧元还不至于四分五裂，但维持欧元的成本过高，欧元区很难在经济、财政等体制上进行根本改革，欧元区已经失去了与美元在国际舞台上竞技的资格。甚至有经济专家断言欧元的寿命不超过数年。
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一蹶不振，发展中国家尤其亚洲及新兴经济体表现抢眼，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方。但在成功带领全球脱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这些昔日功臣成为美国准备绞杀的目标。通过逼迫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一方面成为奥巴马所提国家出口计划(NEI)以及为刺激就业大范围增长所采取措施能够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实现美元贬值和输出通胀，货币化国家债务，扼杀出口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此外通过国内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流动性泛滥，低成长和利率环境下资金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及货币，助推泡沫，最终绞杀这些高成长的国家，一旦危机爆发美元再次潮水般流回美国，巩固美国经济及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这些亚洲及新兴经济体货币急剧贬值、信誉散失，经济继续沦为发达经济体的附庸，并在国际金融及经济体系中继续唯美国为尊。
近期亚洲货币加速升值，各国央行纷纷入市干预，和亚洲经济密切关联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日本也6年来首度干预汇市。而美国力压中国人民币升值，目地就是要借此促使亚洲货币集体全线升值，人民币成为美国发动货币战争不得不啃下来的一块“硬骨头”，哪怕只是震慑亚洲其他国家而已。
三为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步伐，遏制中国战略扩张步伐，甚至促使中国发生社会震荡，发生颜色革命。
美国拟召集更多大国施压人民币升值，这是将其在政治、军事上惯用的“围堵”手段移植到人民币汇率这样的财经问题上，从而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国际化。而如果人民币屈服短期内大幅升值，将出现很多连锁反应，比如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国债的巨额贬值，中国产品在世界竞争力严重丧失，中国出口受影响，国内就业市场急剧恶化，热钱汹涌流入，资产价格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可能会重新面临极大的困难，甚至出现日本式数年衰退。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的战略重心明显向亚洲转移。这一方面和亚洲经济快速发展有关，也和中国在这一地区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有关。尤其金融危机后，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表达出更多的自信，积极在国际多边场合展示力量和存在，并多番指责美国的经济和汇率政策；还在军事和战略上表现出积极的姿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今年以来明显加快，通过黄海军演美国重新夺回了其在东北亚的军事主导地位，并借天安舰事件和中日争端成功拉拢韩国、日本，阻止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积极势头。美国还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甚至煽动越南等少数东盟国家挑衅中国，围堵中国战略扩张和经济合作，消耗中国国力。
美国在人民币问题施压中国，是军事和战略压制中国在经济上的延续。但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国际化，不仅适得其反，引发世界对美国“经济单边主义”做法的担忧，尤其是亚洲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反感。要改变美国的蛮横做法，中国有必要适度出台反制措施，要敢打贸易战、货币战，打是为了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是为了避免更多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同时要注重手段，应采取合纵连横之策，联合一切对美方漠视美元贬值行为不满的各方，比如最近干预比较频繁的泰国，货币严重高估的巴西，还要善于拉拢日韩及欧洲，敦促各国积极谋划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当下亚欧峰会就是一个良机，中俄首脑会议允许各自货币挂牌交易等已透漏诸多信号，学习美国围堵中国的做法，中国应积极利用自身影响力，影响美国经济决策和行动。
中国对美的核子武器就是美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会让低利率的联邦赤字基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引发美国利率大幅上调，美元急剧贬值，全球金融市场重新回到动荡状态。与其坐等贬值，不如使之成为战略反制武器。就连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会员成员劳拉•德安德烈•泰森博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做出将改变其外汇储备的投资组合并从美国转移债券的威胁决不可轻视，这一行动甚至意味着会引起全球投资者对美国政府的巨大融资需求的担忧，导致利率急剧上升，对美国主权债务的信任危机，以及美元的崩溃。“作为世界最大的外部债务国，美国在对其最重要的债权国施压时需格外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