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鉴戴逸 历史名家戴逸：曾国藩的一生，既清又浊，浊为表，清为里

历史名家戴逸：曾国藩的一生，既清又浊，浊为表，清为里  

多年以来，我一直保持着浏览报纸的习惯。二〇〇八年九月，我在《北京青年 报》上偶然读到了一篇文章—《替晚清第一重臣算算账》，写的是晚清名臣曾国 藩的经济生活。这篇文章不长，两千多字，但是史料扎实，角度新颖。作者认为， 曾国藩的一生，从经济上看，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 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我很喜欢这篇文章，把它推荐给了国 家清史办的《清史参考》选用。

没想到，六年之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张宏杰把这篇不到三千字的短文，变成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书稿。而且这本书已经不再局限于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生活，而是 从“曾国藩的个人收入与支出”出发，深入到了晚清社会的很多侧面，比如清代京 官的收入支出结构、湘军饷源与饷制、晚清督抚衙门的运转、陋规的形成过程、清 代乡绅阶层的社会作用等。应该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曾国藩的研究著作，也 是一本关于晚清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著作。

在读到这部书稿之前，我曾经读过张宏杰的一些其他作品，比如《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千年悖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等。

读到这些作品，我很欣喜。张宏杰的书，第一个特点是文笔非常好，语言精妙流畅，叙事准确生动。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都曾专门撰文，称赞其文章之美。不过他的大部分作品虽然文笔好，但本质上却不是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经过了史料考辨，是在专业的史学资料基础上写的，而且写作态度比较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无臆想夸张之弊，属严肃的史学作品。

国古来有文史兼通的传统，比如司马迁所作的《史记》，既是史学作品，又是文学作品。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特点，这一优良传统应该说永远不会过时。近 些年来，历史学术著作在重视学术框架规范的同时，越来越不重视文笔，学术论文数量很多，但千人一面，可读性不强。其实史学研究中，理性和感性，文采和学术

规范，不能对立起来，而是应该很好地融合到一起，古人所谓“胸中历历著千年，笔下源源赴百川”，正是这一境界最好的写照。我认为也是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他的作品第二个特点是精心构思，视角很新。他非常擅长从细节，从具体的层面入手，来写人物，来反映人物内心。解读和运用史料不受传统框架的束缚，能够从细节中发现他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这是一种很可贵的能力。这是他的作品既有学术性，又具生动性，受到学者与普通读者共同喜爱的主要原因。

张宏杰的作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与他的勤学苦读是分不开的。他本科读的是财经大学，后来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才转而研究历史，为了更好地研究历史，他 还到复旦大学读了历史学博士，并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做了博士后。他十几年来专心 于史学研究，常日在图书馆阅读史料，视野很广阔，写人物事件，能够穷尽史料， 苦心精辨，因此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他写过许多清代人物，已经出版十部著 作，可称下笔千言，略无迟滞，实为不可多得之青年才俊。

他的这本书也具有“以小见大”，从细节中看历史的特点。经济收支，是一个人生活中比较隐秘的一个部分。也正是因为它隐秘，所以可以呈现出很多真实的信息。不过，一直以来，关于传统社会个人经济生活的研究少之又少，专门以一个古代官员的一生经济收支为主题的研究著作，更是罕见。张宏杰的这部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填补空白的功劳。张宏杰通过第一手资料，充分地揭示了一个清代官员的收入来源和支出结构，让我们了解到古代官员的具体衣食住行情况。

当然，张宏杰研究曾国藩个人经济收支，不光是为了了解曾国藩一个人的生活情况，更重要的是通过曾国藩的个例，来揭示清代社会生活的很多规律。比如清代低薪制，与腐败现象之间有密切关系。清代京官的收入过低，远远满足不了支出的 需要，为了弥补这个赤字，京官只能开掘各种体制外的渠道，包括由家族定期资助、收“炭敬”和“打秋风”。地方官员收入中的“陋规”也成为晚清地方财政中 必不可少的部分，离了它地方政府就无法运转，所以连林则徐这样的清官也不得不 收取大量“陋规”。以上这些，都可以给今天的廉政建设，特别是廉政制度建设，提供很多有益的参考。

这本书除了按时间顺序，详细分析了曾国藩京官时期、湘军时期和总督时期的经济收支特点之外，还分析了同时代或者稍晚时代的一些官员，比如李鸿章、左宗棠、那桐、刘光第、李慈铭的经济生活，比较立体地呈现了晚清时代官员群体的经济生活特点。

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揭示清代乡绅阶层的成长和其社会作用。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不过是一个普通监生，属于低级乡绅，但随着曾国藩在北京不断升迁，他在湖南地方的社会地位也不断升高。当地人开当铺时主动送给曾国潢干股，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他出面请官员吃饭。曾国潢通过乡绅身份，介入地方事务，每年能获得数千两白银的收入，这背后靠的实际上是曾国藩的势力。与他相比，以退休官员身份居 乡时的曾国荃则是高级乡绅，他在地方上的行为方式和发挥的作用与其兄又有很大不同。近些年来，中国乡绅阶层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张宏杰在这本书中进行的饶有兴致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乡绅阶层具体活动的细节。

和张宏杰以前的大部分作品不同，这本书是一本体例规范严谨的纯学术著作。但是因为角度新颖、细节丰富，读来仍然让人兴味盎然，其中一些章节更揭示了一些以前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现象。

清代到北京做官，“成本”高昂，需要准备高额的路费以及到京后租房的费用，所以很多人进京为官前，都要想方设法筹集资本。曾国藩是通过一家一家“长途拜客”来获得“贺礼”的方式来筹资。他在老家湖南省花了近一年时间，奔走了近三千公里，拜了一千二百多家，其中不光有亲戚朋友，还有大量无亲无故的商铺和官员，一共收到了将近1500两“贺礼金”。这种“筹资”方式，以前还没有人提及。张宏杰还通过分析曾国藩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的过程，总结出京官与地方官的具体交往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为了保持翰林体统，他到四川出差带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但是因为无力负担过高的购置费用，他戴的蜜蜡朝 珠居然是假货。同时，他在出京前，交代仆人买一个“小戥子”，用于称量路上地方官员所送银子的重量。这些细节，都向我们更详细地揭示了一位传统官员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形。 总之，张宏杰的这本新书材料扎实、新意迭出，比较好地向我们分析了晚清社会的很多值得注意的侧面。

说起来我和作者张宏杰还真是有点缘分。据他自己说，本来是学财经的他对历史这门学科产生深厚的兴趣，与上大学期间读到我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有点关系。 二〇〇一年的时候，他曾经想读我的博士，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参加考试。后来他在复旦大学读了博士，直到今年在他博士后即将出站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以前读他的文章，曾赞其才华过人。今年见到本人，感觉这个年轻人明敏练达，谦恭和气，对很多历史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确实是清史研究领域一个难得的人才。期望他以后在学术研究中持之以恒地更下苦功，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