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严重的疫情爆发 古代中國如何防治疫情，了解一下？

古代中國如何防治疫情，了解一下？  

古代中國明確區分疾和疫，不具備傳染性的疾病被稱為疾，而流行性傳染病被稱為疫或癘等。殷墟甲骨文已有“瘧疾”“疾年”等記載，“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自公元前770年到清朝滅亡的2681年中，有明確記載的疫災之年共669年，即平均每4年暴發一次。具體到各代，疫災暴發概率在清朝近82%，明朝為61%，元朝和南宋約33%，魏晉南北朝和北宋約20%，疫災有越來越頻繁之趨勢，其中魏晉南北朝達到第一高峰期，南宋至明清進入第二高峰期。

疫災一般是在水、旱、蟲、震等自然災害之後發生，或因季節失調，或因戰爭發生，類似於獵食野味暴發大疫則沒有記載。古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認為這是瘟神作怪，或認為是陰陽失和所致。大約到宋朝才有人提出病氣導致了疾疫，明朝的吳有性則認為疫病是異氣（戾氣）所感，他於1642年編纂的《溫疫論》指出傳染途徑是“有天受（空氣傳染），有傳染（接觸傳染）”。那麽，古代中國疫災是如何報告與處置的呢？

疫情報告

歷代帝王從來不敢對疫情掉以輕心。睡虎地秦簡《封診式》提供了秦朝上報疫情的線索：“某裡典甲詣裡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癘），來詣。’……令醫丁診之……”這不僅意味著秦朝已經確立了詳細的癘疫診斷標準，而且要求疫情從基層及時上報。

疫情上報制度到宋朝已經十分完善。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全國諸路疫病流行，宋仁宗下詔規定“比諸路饑疫相仍，朕念徭賦科調之煩，百姓未獲休息，廬巷疾苦，或不得聞，轉運、提點刑獄親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術，條列以聞。”然地方上報極少，僅三天后再次發布上諭：“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門、通進銀台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三）皇帝對疫情之重視可見一斑。

隔離救治

疫情暴發後，隔離是最基本且直接有效的防控方法。秦朝已將隔離納入法律實踐的考量，如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載：“癘者有罪，定殺。定殺可如？生定殺水中之謂。或曰生埋，生埋之異事。”這當是受科學防疫手段所限的無奈之舉，只能將患者定殺生埋。秦漢時還有一種通過唾液傳播的皮膚傳染病“毒言”，爰書記錄顯示：“某裡公士甲等廿人詣裡人士五（伍）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訊丙，辭曰：‘外大母同裡丁坐有寧毒言，以卅余歲時（遷）。丙家節（即）有祠，……亦未嘗召丙飲。裡節（即）有祠，丙與裡人及甲等會飲食，皆莫肯與丙共桮（杯）器。甲等及裡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難與丙飲食。”不同患者如有日常接觸，患者也當自動隔離，這說明秦朝已經在基層普及和貫徹了隔離之法。

漢承秦製，且開始主動施藥乾預疫情，漢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書·平帝紀》）即專門騰空舍第隔離患者，集中治療。疫災高峰期的魏晉更是設計了許多理性的防疫機制，達官貴胄皆要隔離防疫，即便有礙日常政務運轉。京師甚至可以“廢朝”。《晉書·王彪之傳》載東晉“永和末，多疾疫。舊製，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複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在疫情頻發之際，隔離已經成為定製，然對確實關乎帝國運轉的直侍則可例外，這是不得已的鋌而走險。對於嚴重者還可啟動快速通道，“疾疫者以醫馳馬救療”。

隋唐時期，主動防疫的體系更加健全，中央設太醫署主管醫政，包括疫情防控，每年根據時令準備傷寒、瘧疾及金瘡之藥，與疫苗和藥物研發有些類似。地方則更不落後，貞觀三年（629年）令諸州治醫學，開元十一年（723年）更具體要求諸州各置醫學博士一人，開元二十七年（739年）甚至詳細到各州按人口比例配置醫生，十萬戶以上州置醫生20人，萬戶以下置12人，“各於當界巡療。”（《唐會要·考下·醫術》）大量的官辦養病機構如病坊在宋朝湧現，可作臨時隔離之所。例如熙寧九年（1076年）趙汴治下的越州大疫，“為病坊，處疾病。”（《元豐類稿·越州趙公救災記》）同年，朝廷設立太醫局賣藥所，下設和劑局和惠民局。和劑局統一生產藥品並定價，謹防假冒和囤積，惠民局則在疫期無償施藥。

巡診施藥

自漢朝起，官方就有派遣醫官巡診，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施藥，這幾乎成為抗疫的慣例。東漢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後漢書·光武紀》）即從中央直接派太醫到地方巡診，直接派發藥品。建武十四年（38年）會稽再次發生大疫，死者萬數，太守鍾離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後漢書·鍾離意傳》）父母官置生死不顧而獨自深入疫區實屬難得。史上多有感染而亡的官員，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三國志·司馬朗傳》）疫災頻發的南宋都城臨安在紹興十六年（1146年）夏和二十六年（1156年）夏兩次發生疫情，十六年夏“分遣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於秋乃止。”二十六年夏“高宗出柴胡製藥，活者甚眾。”（《宋史·五行志》）

除了“柴胡製藥”外，朝廷會直接給出藥方指導防疫。同時，亦采“以毒攻毒”的中醫防疫理念，最典型如治療天花。明末清初即將天花患者的痘癡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獲得免疫力，稱為人痘接種術。康熙曾下令“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庭訓格言·六十》）又據清朝俞正燮《癸巳存稿》載：“國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內城民人痘疹遷移之政令，久之，事乃定。”可見康熙對天花疫災防控之力度。18世紀末謝清高《海錄》回憶道：“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清朝已經建立了嚴格的邊境檢疫制度。

與醫療救治相配套的是，皇帝會減免賦稅，或錄囚大赦天下，或禱告齋戒祈福，可謂既問蒼生又問鬼神。典型的如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下詔曰：“自諸道水旱害天，疫疾相斷，宵旰罪已，興寢疚懷。……其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凶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與減一半本戶稅。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來。”（《全唐文·文宗四》）官府為保證疫區生活，更會開倉放糧、調配物質救助。朝廷則縮減開支，杜絕行樂，過緊日子以抗疫。

來源：浙江法制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