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精图治将大有为的意思 唐朝官員的工作餐：唐太宗勵精圖治的一個產物

唐朝官員的工作餐：唐太宗勵精圖治的一個產物  

官員們非常看中這項福利，有時由於財政原因，無法每天中午都能「 ”會食”，官員們竟為此改變辦公時間，改為兩天上一次班。

唐代宴飲圖壁畫（1987年陝西長安縣出土）

會食的起源

唐太宗即位以後，勤於政事，其早朝非常早，據日本學者平岡武夫考證，唐代百官上朝，五更五點必須進入大明宮的建福門。打個比方，這就相當於要求必須早上五點半到達公司一樣，所以非常辛苦。

後來唐太宗發現，有時由於議政時間延長，退朝晚了，參加早朝的官員們便要餓肚子，因此決定賜一頓飯，稱為「 ”廊下餐”。此後干脆推廣到中央與地方各級官府，讓所有官員每天中午都能享受到一頓工作餐，也即「 ”會食”。

至於「 ”會食”的地點，京城各司與州縣有所不同。京城各司占地面積有限，無法新辟場地作為專門的會食場所，只能在官署公堂進行會食。而在地方州縣，則一般都建有專門的食堂。比如柳宗元在《盩厔縣新食堂記》中就提到，盩厔縣的官署因安史之亂遭到破壞，食堂早已不存，貞元十八年（802），「 ”新作食堂於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至於沒有建食堂的州縣，則應該跟京城各司一樣，在公堂會食。

創設會食制度的原因看似很簡單，但實際上，唐太宗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有更深層次的用意。

會食的目的

唐太宗令官署設食堂，供百官會食，其主要目的，其實是為官吏僚佐提供了一個評議公事的聚會場所。晚唐人蔡詞立在《虔州孔目院食堂記》中指出：

京百司至於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則有公廚。亦非惟食為謀，所以因食而集，評議公事者也。由是凡在厥位，得不遵禮法舉職司，事有疑、獄有冤、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惡未除，皆得以議之，然後可以聞於太守矣。冀乎小庇生靈，以酬寸祿，豈可食飽而退，群居偶語而已。

這就明確指出了商議政事是會食的主要目的，而會食不過只是一種手段、一種形式罷了。

不過，從蔡詞立的感慨中，可以想見，當時不少官吏存在着「 ”食飽而退，群居偶語”的「 ”惟食為謀”現象。另一個極端的「 ”惟食為謀”的例子，則見於韓愈為河南縣令張署撰寫的墓志銘中（見《全唐文》卷565）。張署馭下嚴厲，擔任京兆府司錄時，僚屬會食，大家只敢低頭吃飯，吃完就匆匆告退，不敢多說一句話。可見，會食能否真正發揮議政的作用，最終仍取決於「 ”會食”的官吏本身。

唐代的餃子、點心（1972年新疆吐魯番出土）

會食歸根到底，是一種宴飲形式。通過僚友相聚會餐的活動，對增加上下級、同僚之間的聯絡，也有促進作用。李翱在《故河南府錄事參軍盧君墓志銘》中說：

（君）召主饌吏約之曰：「 ”司錄、判官、文學、參軍，皆同官環處以食，精粗宜當一，不合別二。”

這位錄事參軍，就是在有意識地通過會食來密切上下級之間的人事關系。柳宗元也在《盩厔縣新食堂記》中點明，因食堂毀壞，沒有會食，同僚之間「 ”離散而不屬”，甚至很難碰上一面。他還說會食時「 ”筵席肅庄，籩豆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可以「 ”獲僚友之樂”。

從柳宗元的話看，會食時的食物一定相當不錯。雖然我們無法找到會食時飲食的詳細記載，但估計它雖不如權臣富豪家的家庭飲食那么豐富，但其水平一定高於一般的官吏家，因此才會有人將會食時的飯菜省下來，帶回家饋贈親友。比如唐德宗朝，庾倬初為河南府兵曹參軍，有寡姊在家。當時物價比較貴，難以吃上好東西，他就經常「 ”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姊”。

柳宗元雕像

通過會食時的禮節，來教育百官自覺遵守並維護統治秩序，是會食的另一重要目的。柳宗元便說，在食堂會食時的「 ”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可以「 ”正位秩之序”。《因話錄》卷五，更是詳細記載了唐代御史台官員會食的禮儀：

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惟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兩院則分坐，雖舉匕筋，皆絕談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 ”請舉事。”於是台院白雜端曰：「 ”舉事。”則舉曰：「 ”某姓侍御有某過，請准條。”主簿書之……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 ”烘堂”，悉免罰矣。

所謂「 ”雜事”，也叫「 ”雜端”，指侍御史知雜，可以理解為侍御史的「 ”頭目”。這段文字是說，每次會食時，若雜事沒有參加，那么禮儀就比較簡單，只是相互作揖而已。但如果雜事到場，便必須遵循御史台會食的禮儀規范。連堂上會食時笑與不笑，都得看雜事的臉色。雜事不笑，不可笑，否則會被罰。當雜事忍不住大笑，眾御史始能「 ”烘堂”，這也是「 ”哄堂大笑”這個成語的出處。

會食的經費來源

即使官員只是中午會食，那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唐太宗算盤打得很精，維系會食所必須的錢財，並不是由國家財政拿錢補貼，而是采用置本興利的辦法，也即朝廷向各部門撥付一定本錢，令其自行派人經營高利貸，用息錢充當會食經費。而為此目的發放的高利貸稱為「 ”食本”。

太宗的招數雖然很賊，但「 ”食本”錢有一個大問題，便是不一定都能如數收得利錢。利錢充足的時候，除了會食的開支，還有結余。結余不會被收入國庫，而是按月發放給官員，采用按官品高低不等額分成法，稱為「 ”伙食尾子”。

而要是利錢收不上來，那就不能保證每天都有錢會食。比如肅宗和德宗兩朝，因為剛經歷安史之亂，京城各司就經常無法收足利錢，所以便出現了「 ”餐錢不充”的情況。官員們一合計，改為「 ”間日視事”，也就是隔一天上一次班。

唐朝官員何以如此看中會食？中唐人崔元翰在《判曹食堂壁記》中認為，會食「 ”不專在飲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存世的若干篇《食堂記》，都有類似的看法。說穿了，一邊免費吃喝，一邊議論政事，誰不喜歡？

利弊參半

細算起來，會食制度可以說是唐太宗勵精圖治的一個產物。它對政務確有裨益，但問題在於其經費來源。雖說朝廷對「 ”食本”錢的利率有嚴格限制，不過年利率仍高達60％～100％，於國家財政來說，自然是減少了不少開支，但百姓卻頗受其害。例如，在征索利錢時，若被征人拿不出錢來，便移征其親族旁支或擔保人。因此，會食只能算是一種利弊參半的制度。

參考文獻：

劉海波《唐代官員會食芻議》

拜根興《唐代的廊下食與公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