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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悲剧 陳寅恪與錢鍾書,各有各的狂,各有各的傲

火烧 2022-11-14 00:00:52 1044
陳寅恪與錢鍾書,各有各的狂,各有各的傲 讀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是在許多年以前了。在那以前,我讀過汪榮祖的《陳寅恪評傳》。來自先生的精神、治學與為人,對我似有一種引力,此後,我陸續閱讀了許多關
陈寅恪悲剧 陳寅恪與錢鍾書,各有各的狂,各有各的傲

陳寅恪與錢鍾書,各有各的狂,各有各的傲  

讀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是在許多年以前了。在那以前,我讀過汪榮祖的《陳寅恪評傳》。來自先生的精神、治學與為人,對我似有一種引力,此後,我陸續閱讀了許多關於寅恪先生的書和資料,徜徉在先生無涯岸之可望、無轍跡之可尋的博大精深的境界里。
讀過陳寅恪,有時不知不覺中就會聯想到錢鍾書。關於錢鍾書的傳記也有不少,翻讀過孔慶茂的《錢鍾書傳》、愛默的《錢鍾書傳稿》和張文江的《營造巴比倫塔的智者:錢鍾書傳》。二位先生先後離世,若干年後,無數人都認同他們都是近代最「當紅」的兩位學者,所以很自然地會將他們作些比較。
陳寅恪死於一九六九年,所謂「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其實講的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陳寅恪。一九四九年以後,陳寅恪一直是中山大學(原嶺南大學)教授,期間最重大的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三年。當年中國科學院準備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擬請陳任第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專門讓陳原來的學生汪筏南下勸行。過去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援引的材料說陳以「貪戀廣州暖和,又從來怕做行政領導工作」為由婉拒),並薦陳垣替代。
但陸鍵東新著卻披露,陳當時提出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md或lq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朋友勸他不必如此,陳答:「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陳的思想和精神決定了他的所為,也決定了他以後的命運,決定了他「廿載都成腸斷史」的悲劇。
那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錢鍾書又如何呢?
一九五〇年初,當時任記者的黃裳採訪錢鍾書及夫人楊絳,晤談甚歡。過後錢專門寫信給黃說:「如有報道,於弟乞稍留餘地。兄筆挾風雷,可愛亦復可畏(如開會多、學生於文學少興趣等語請略)。」黃後來回憶:「開會太多之類,算得了什麼呢?有什麼可避忌的呢?」由此正可見當時錢的謹慎小心。在肅反運動中,傳聞錢的朋友溫德(原是美國左派,後留華任教)是反革命,錢夫婦不得不與他劃清界限,後來知道溫其家排無問題,卻仍然不敢與他交往。
一九五七年春,知識分子們「大鳴大放」正值高潮,錢卻寫了這樣一首七雛。「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不久「反右」就開始了,楊絳後來解釋此詩正是寄寓了錢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感受,並說:「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究和評論工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錢本兼具創作和研究之才,但此後他就徹底放棄創作,專事學術,「瞥觀疏記,識小積多」(《管錐篇》序),終於成就一部《管錐篇》。
錢鍾書字默存,他確是因「默」而「存」了。陳卻反其道而行。陳本是治純學術的,素乏創作才能,但他一九四九年以後不僅大寫「欠砍頭」的舊詩(他一九五六年有詩「晚歲為詩欠砍頭」,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寒柳堂集 ·寅恪先生詩存》錄此詩時還故意以「口」隱去「砍」字),而且寫《論再生緣》,寫《柳如是別傳》,借「頌紅妝」以存自己的「所南心史」,將「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寄寓其中,並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由陳和錢,不禁想到楚辭的《漁父)。陳寅恪就是那個不願「蒙世俗之塵埃」的三間大夫,而錢鍾書就是那個「與世推移」的無名漁父。陳生於一八九O年,錢生於一九一O年,相差整整二十年。他們兩人似乎並無直接的交往。不過,他們應當是見過面的。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好友——就是吳宓,其時亦教於清華。吳是陳留學美國時認識的知交,對陳推舉備至,對朋友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吳與錢也關係極深,曾稱賞錢「才情學識誰兼具,新舊中西子竟通」。吳與學生聊天時還將陳、錢兩人並舉:「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在近年談錢的文字中,這則軼事恐怕是最為人所艷稱的了。
儘管如此,錢當時對陳卻未必很敬服。據說錢曾拒絕進入國學研究院深造,並說:「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錢是一九二九年秋入學清華的,當時國學研究院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巨頭,梁已於年初病逝,王早於兩年前自沉昆明湖,陳是碩果僅存的大師級人物,則錢有可能就是針對陳而言的,至少也是包括了陳的。錢在清華時已頗露頭角,少年氣盛,有此豪言也屬情理之中,他的一位校友回憶,錢在大學二年級就已「敢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學系主任馮友蘭的學問」。不過,說錢拒絕進國學研究院則顯然不確,因為研究院在錢入學以前就已停辦了。
陳不贊同共產制度,但他何以又不離開大陸呢?即使他不去國民黨的台灣,他為什麼不像錢穆那樣去香港,或者像胡適那樣去美國呢?也許最主要是因為陳目盲體衰,已不堪流離失所,海外飄零;也許他以為廣州僻處南疆,山高皇帝遠,政治的鐵幕未必那麼密不透風;又有傳聞說他的長女思想左傾,不讓他走……總之他是永遠留在廣州了。
對於留在大陸,據說錢後來表示不悔。在他最艱難的時候,楊絳曾問他:「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錢答:「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這也許是真的。
一九三二年,錢還是清華學生時,就說過:「革命在事實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幾年後又寫道:「世界上的大罪惡、大殘忍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乾的。沒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還覺得是道德應有的代價。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這些話都極有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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