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全家升天 明朝一人做妓，全家都得戴綠帽

明朝一人做妓，全家都得戴綠帽  

按說穿衣服屬於蘿蔔青菜各有所愛的事兒，可是，明朝統治者非認為，什麼樣的人就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不能有絲毫的馬虎。比如朱元璋規定，商人不允許穿絲綢類的貴重衣料，失足婦女們要統一制服。

據《明實錄》記載，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詔：「教坊司樂藝著卍（讀萬字音）字頂巾，系燈線褡膊，樂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民妻同。」也就是說，娛樂從業者必須統一戴「萬字符」頭巾，腰間應系特制的「褡膊」，妓女著「角冠」，穿赤褐色的坎肩。

在明代，娛樂業其實是包括娼妓業的，區別就在於，「教坊司」屬於國營，「樂妓」屬於民辦，前者為官服務，後者為民服務。從老朱同志的詔書來看，統一妓女著裝是為了與「民妻」有所區別，就好比軍隊穿制服，以區別於老百姓一樣，但除這一目的外，他其實還有別的想法。 首先，妓女穿制服，便於征稅。明朝開國之初，為了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朱元璋採取了減免三年賦稅的政策，除了江浙一帶之外，其他的地方，國家財政是指望不上的。為了解決北方戰事的巨大軍費開銷，朱元璋不得已在南京搞色情業，利用妓女「搜刮」民間餘財，同時征收她們的賦稅，這是主要目的。應該承認，一直到洪武十年，妓女為政府賺了不少錢，有力支援了軍隊對北元的作戰，貢獻頗大。 但是，歷史的教訓告訴老朱同志，妓女這個行業不太好管，國營的還好說，民間的就難說了，脫了衣服是妓女，穿上衣服就是良家婦女，誰也不知她們是幹什麼的，還怎麼收她們的稅？所以，讓妓女統一著裝，就如同給她們發了許可證，登記造冊，想賴帳不交稅，門兒都沒有。 其次，妓女統一著裝以後，政府可騰出手來集中精力打擊暗娼。明朝的這個制度顯然是繼承了《元典章》的規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兒；娼妓家長並親屬男子，裹青頭巾。」蒙元時期，由於暗娼泛濫，民間性病流行，導致蒙古貴族、官員和士兵染病者甚多，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施政能力，又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為了打擊暗娼，元朝制定了這個政策，朱元璋認為可行，就沿用了下來。 從實際效果來看，明政府打擊暗娼還是有成效的，暗娼遭受「圍追堵截」，生存空間日趨狹小，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招安」，穿上制服，持證上崗。但是，後來老朱同志發現大量官員也熱衷於參與嫖娼，他們花政府的錢，最後又轉換為政府的稅收，影響了所謂的財政「開源」，只得取締了娼妓國營化，僅保留了妓女著裝這一條，強制性政策隨之弱化，暗娼又多了起來。 第三，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幫助。明代的社會治安，按照史料的說法，其實並不嚴重。由於國家細化了每個人的職業和身份，比如，「軍戶」世代為軍，「農戶」永遠耕種，「匠戶」從事手工業，「醫戶」生下來就當郎中等等，老百姓能夠各安本業，不至於沒有工作幹。雖然這樣的「細化」不見得科學，但在當時確實大大降低了因為「流民」失業而產生的搶劫、偷盜、拐賣等各種犯罪的概率。 明代初期的社會治安問題主要集中在風化案件上，如流氓調戲婦女，地方權貴欺男霸女等。根據這種情況，明政府一方面制定了嚴刑重典予以打擊，一方面通過統一妓女著裝與「民妻」區別，意在明確指出：敢欺負良家婦女就要你好看，實在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你可以去找穿制服的妓女嘛。實際上，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能是老百姓對政策的理解力存在問題，這種效果表現得並不明顯。 最後，也不排除當局想通過統一著裝來表達歧視妓女的意思。明代是理學盛行的朝代，社會主流文化強調的是「代聖人立言」，孔、孟、朱、王等人的徒子徒孫遍布朝野，他們無論如何也無法避開妓女這一特殊群體，來完成「圓聖人之說」的時代任務。這個尷尬的局面其實一直存在著，從漢唐到兩宋，文人和妓女之間始終纏夾不清，莫名其妙，明當局焉能不知？ 明代讓妓女穿制服，包括妓女家屬的穿著，也有統一規定，雖是沿襲了元代的做法，但在細節上又嘗試了創新。比如，要求妓女和其家屬，只能穿毛豬皮鞋，娼妓家的男子必須頭戴綠巾，上街只準在街道左右兩邊「靠邊走」等等。這些規定顯然帶有歧視和「連坐」的意思，把妓女和妓女家庭徹底邊緣化，一人做妓，全家跟著倒霉，集體戴綠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