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诗 李商隐是杜牧的粉丝，颇为欣赏杜牧的才华，但政治观点迥异

李商隐是杜牧的粉丝，颇为欣赏杜牧的才华，但政治观点迥异  

唐文宗时，宦官仇士良专权。太和九年，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合势，准备铲除宦官集团。他们以左金吾卫衙署石榴树上夜间有甘露降临为名，欲诱仇士良等宦官前往观看，伺机加以诛杀，由于事先所布置的伏兵暴露，起事失败。仇士良等率禁卫军诛杀李训，郑注在凤翔也被监军宦官所杀，宰相舒元舆、王涯等多人亦连带及祸，惨遭杀害。此事被株连的人极广，在朝官员多达千余人，史称此政治事件为“甘露之变”。

但论史者对“甘露之变”的褒贬不一，或谓李训、郑注是小人、“二凶”，认为他们是政治投机；也有人认为李、郑是政治改革者，对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进行口诛笔伐。唐代诗人对此事变亦多有吟咏。

杜牧在《李甘》诗中说道：“太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其冬二凶败，涣汗开汤罟”。又《李给事中敏二首》诗云：“元礼去归缑氏学， 江充来见犬台宫。”皆斥责李训、郑注为奸臣小人，且指骂李、郑为“二凶”。这样的评论实际上是追随史臣的调子，将改革者视为罪人，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李商隐则与杜牧的史观不同，他的诗多是指责中央宦官专权、地方藩镇割据、朝臣庸懦无能的，其《有感二首·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二诗纪甘露之变》，一首云：“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按“本初”即袁绍，“屈氂”指汉武帝宰相刘屈氂，这里用了两个汉代典故喻指唐代史事，意思是说李训等人本想效仿袁绍一举诛灭宦官，却不料像刘屈氂被宦官反诬谋逆而遭族诛（参见董乃斌撰《李商隐诗的叙事分析》一文）。

又一首云：“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这两首诗是李商隐经甘露事变后有感而作的。他认为“训、注倾险小人，朝右侧目”，但对其讨伐宦官之举则是赞成的，认为“事虽不成，其志则卓卓可观，当时士大夫反欲推刃阉人，一泄积愤，且畏威惧祸，无复有讼其冤，至比之乱臣贼子、顽懦之夫，宁复有闻陈蕃、何进之风而兴起者乎？”

李商隐又作《重有感》诗云：“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李商隐作诗，用典过多，意旨也有些隐晦，这里就不作繁琐解释了。但他明白地指出仇士良肆意屠戮、蔓引株连，杀害公卿大臣，朝士慑于其淫威，胁息箝口，而各地藩镇却无兴师问罪讨伐的义举，只有刘从谏上疏责问宦官何以杀害王涯等三位宰相及诸多朝士，其罪何在。然而刘从谏一纸文书，又有多大作用？当时宦官当权，君主受制，太阿旁落，阙下称兵，方镇坐拥旄钺，却无清君侧之师出，所谓“君辱臣死”之语，不过空唱高调的虚辞。这个时候，外朝臣僚已经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徒唤奈何而已！

杜牧

杜牧、李商隐对于“甘露之变”的诗评，虽然各有立场上的差异，但可见当时文士的视角，与今日主流派对于李训、郑注大加称赞的观点大有不同，若对甘露事变进行再评价，则此二人之说自有其参考价值，足以反映当时文人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