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缘何没有出席斯大林葬礼

md缘何没有出席斯大林葬礼  

原标题：md缘何没有出席斯大林葬礼

1953年3月5日晚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突患脑溢血，在莫斯科郊外昆采沃的别墅中去世，享年74岁。

斯大林去世六个小时之后，苏联的广播电台和主要报纸《真理报》公布了该消息。此后，苏联方面宣布全国默哀八天，停止工作，并定于3月9日安葬斯大林。斯大林的遗体先是被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然后停灵于工会大厦圆柱大厅，接受人们的瞻仰。苏共中央还决定瞻仰结束后将斯大林的遗体安葬在红场的列宁墓旁边。苏联领导人组成了悼念和安葬斯大林的治丧委员会。

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赶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悼念和安葬仪式。中国派去了以ze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叶季壮、伍修权、郭沫若、刘长胜、蔡畅、廖承志等18人，并且当晚就瞻仰了斯大林遗容，随即进行守灵。

但md缘何没有出席斯大林葬礼？

据md的卫士回忆：斯大林逝世后，获知噩耗的md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md的卫士当时还不知道斯大林逝世，他们只是感觉到md的情绪有些反常，他完全没有了平时的兴致。很快，md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随即给苏联发去了唁电。

不过，对斯大林一直保持敬重和尊重的md此后却未能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而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只有他没有赴莫斯科参加葬礼。md只是先赴苏联大使馆询问斯大林的病情。斯大林去世后，他发出唁电，出席了北京的追悼大会，并在国内安排和组织了罕见的大型吊唁活动。md还撰写文章，颂扬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md没有出席斯大林的葬礼，主要是身体和日程上的原因。就在斯大林病重和逝世期间，1953年2月，md为了调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当时，他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至月底才回到北京，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不可能让他马上赴莫斯科。lq此前刚刚出席苏共十九大归来，此时又因患阑尾炎住院，当然也不可能飞赴莫斯科。

1953年3月5日晚，md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斯大林逝世的问题，会议决定由ze率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翌日，ze致电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对斯大林逝世表示吊唁，并随即前往苏联大使馆吊唁。同日，ze又起草了《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确定代表团除参加吊唁之外，还要就中国“一五”计划、朝鲜战争等问题与苏共新领导人商洽。

ze在苏联期间，苏共新领导人表示出希望恢复由于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中断的朝鲜停战谈判。苏联新领导人在ze参加斯大林葬礼时向中方表示：朝鲜战争拖下去对苏联和中国都不利，因此，要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虽然这个建议与当时中、朝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方针有距离，但经过中、朝双方的反复考虑，最终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苏方的建议，从而促成战俘问题的解决和停战协定的签订。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应该说，md对斯大林是有着复杂的心绪的。对于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后，md始终是采取尊重和敬重的态度的。在公开的场合，他不曾随意批评和指责斯大林；相反，他曾写过三篇文章热烈地称赞斯大林。

后来，即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稿时，md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

“不愿意写”又“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反映了md复杂的心理。此外，对md这句话的理解，应该考虑是在党内的讲话，可以随意一些。换言之，md确实对斯大林有过看法，这主要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斯大林犯有干涉中共内部事务、以错误的思想和决策影响中共，以及时不时显露出来的“老子党”和“沙文主义”的作风。对此，md是很有意见的。

他曾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此外，中国革命胜利后，md第一次出访苏联，其间也有过一些不愉快。那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md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访问苏联，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也受到了隆重的礼遇。而md一见到斯大林就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可以彼此解开心结。不过，md还是敏感地意识到来自对方的一丝冷落和强权态度，而md对此又是讲分寸的，他曾在党内号召不要学《法门寺》里的贾桂，反对自卑和奴性心态，这都是有所指的。

对于斯大林，md始终坚持“三七开”的态度。后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文章末了，还有一个题外的话。据md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当年斯大林逝世后，md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md突然说他不想再任gjzx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是md鉴于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想到“接班人”的问题。其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是十分突出的，经历了斯大林的逝世，更加明显了。当时新中国成立没几年，却已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的各项政治、经济运动。围绕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内也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分歧，同时在体制建设上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的突然逝世，让md意识到问题的紧迫和严重。随即，他开始有所调整和安排，如撤销政府党组干事会，加强计委的权限，以及加强和统一中央文件的签发等。不过，对于自己从gjzx的位子上退下来的考虑，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后来民主党派人士的反对等），却没有实质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