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几次反围剿失败 挽救十万红军的密绝情报

挽救十万红军的密绝情报  

1934年秋，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就在蒋介石决定最后剿灭红军的危急时刻，一份神秘而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送到了江西瑞金，促使党的临时中央迅速做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策，使中央红军及时摆脱险境，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
这份关乎大局的绝密情报究竟写了什么？又是谁在危急时刻将情报送到苏区？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人。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向根据地进攻，想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苏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到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
此时的中央苏区到处枪炮声震天。敌军31个师数十万人马分六路开始向苏区纵深推进，将整个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四面包围。敌军每攻占一地，就在各要点修筑碉堡，欲以密集炮火向红军的防御工事猛烈轰击，掩护步兵发起连续进攻。
而此时中央红军总计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均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党内“左倾领导人”博古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粗暴地否决了md的“跳出敌人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外线作战大量歼敌，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共产国际德籍军事顾问李德更是不顾红军反围剿的实际，用军事教条主义跟他的德国对手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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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制定“铁桶计划”，欲彻底剿灭中央红军
1934年9月下旬，正当红军与国民党军激烈鏖战之时，蒋介石在江西九江边的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部署兵力，并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最后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其实施方案确定以瑞金为最终目标，各部队按指定时间、地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在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藏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蒋介石对“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为防止计划泄密，蒋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标注上“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一位共产党员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党的临时中央在看了“铁桶计划”后，迅速采取措施实行战略突围转移，使中央红军在敌人“铁桶合围”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脱离了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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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杀身之险，保安司令火速传递绝密情报
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天”字号机密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情报的人，竟是他刚刚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广东省英德县人。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
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虚衔剥夺军权。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了个闲差，在赴上海时巧遇部下、中共党员刘亚佛，经刘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ze、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经党组织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通过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的关系，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找到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卢志英等十余名地下党员组成的德安地下特工小组成员作为“袍泽部下”带到江西，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有几人还被他通过杨永泰安插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铁桶计划”于1934年7月出炉，同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在专署保安司令部里，莫雄经过反复思考，毅然决定冒杀身之险将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莫雄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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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掉4颗门牙，“老叫花子”混过哨卡送出情报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立即与地下党员刘亚佛、卢志英商量，最后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将情报送出去。
3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并设计了一条能快速、安全地将情报送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进入泰和县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多天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做“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
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心急如焚的项与年突然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一下子敲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在这样的伪装下，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的层层哨卡，于 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党的临时中央。
当ze、李克农接过项与年送来的绝密情报时，完全认不出眼前站着的老叫花子就是自己的老部下。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ze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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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桶”漏水了，红军主力提前转移
传阅了“铁桶计划”后，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峻，决定要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前，临时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军先行北上西征，并提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
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此比预定计划提早了整整10天。
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工作人员肖迪榕介绍： 10月8日，红军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防御，主力分别从兴国、宁都、瑞金、石城等地向于都地域集结。11日，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第1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2野战纵队，由项英、瞿秋白、陈潭秋、贺昌、陈毅5人组成中央分局留在苏区，并且成立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同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在赣南寻乌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
10月17日至21日拂晓，中央第1野战纵队、第2野战纵队与红1、3、5、8、9军团的中央红军将士，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8个渡口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西征”——即后来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之路。
离开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转移突围的红军，总计8.6万余人。
就在中央红军突围走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的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150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
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md在突破乌江时叹道：“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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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功臣，二人经历拍成电影
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暴跳如雷，紧急调集部队围追堵截。但直到败退台湾，蒋介石也没查清究竟是谁向共产党提供了情报。
后来，随部队长征的项与年中途被紧急调回，先后在上海、香港、天津等地从事情报、统战工作，并曾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共事。1996年7月，习仲勋为《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一书作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当年项与年的“送信”传奇：“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ze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这也是对项与年这段重要经历的最好概括。
因工作需要后改名梁明德的项与年，抗战胜利后，转战东北，历任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 1978年10月2日病逝于福建龙岩。
莫雄于1935年3月，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因帮助红军顺利通过毕节辖区一事被蒋介石获悉，蒋大发雷霆，以“守城不力”、“通共嫌疑”把莫雄关押于南京军事处监狱。坐了几个月牢，后经张发奎、陈诚担保，莫雄终于获释出狱，改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期间，他又将被囚禁的近百名共产党人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他历任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等职。
1949年后，莫雄曾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
……
由于当年的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很匆忙，就连md等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因此在党史文献中很少提及此事。
但是，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yj南下主政广东时，md特意叮嘱要找到莫雄并安排工作。1956年国庆节，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上将又委托项与年将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yj元帅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1年，根据军旅作家项小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英雄无语》上映，该片就是以莫雄和项与年当年惊心动魄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
挽救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