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思想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思想  

　　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思想基本内容 ：

权力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任何社会的构建都离不开权力的作用，但不受约束的权力必定会导致腐败。

因此，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保证权力正确的运行。

从权利制约的历史发展来看：

第一，权力相互制衡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

作为英国近代分权理论的奠基人洛克，他提出：“为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应把国家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

这个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思想，他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应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所提出的分权制约理论在当时是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诉求和愿望。

而且当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根据权力相互制衡的分权学说，建立了议会、政府和法院“三权分立”制度。

第二，在不同的时期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md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指出加强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重要性，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

从巴黎公社以来的共运史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建立起国家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但由于国情不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时指出，巴黎公社是“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为了使新生的苏俄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列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关于权力制约思想，他认为，首先要建立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

列宁在谈苏维埃政权如何抵制官僚主义毒害时，特别强调了人民监督的重要性，他指出：“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列宁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工作真正体现人民的利益，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通过讨论、检查、批评、检举，甚至罢免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监督。

其次要扩大民主权力，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列宁认为，苏维埃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人民有罢免、选举、参政议政等基本的政治权利，应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他说：“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

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md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注意权力的正确运用，强调了gcdzg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为避免党员干部滋生腐败思想，要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员纪律性，并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员教育，筑起“防腐拒变”的思想屏障。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理论家的阶级局限性，只能从表面对国家权力制约来达到维护自身阶级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则着眼于从人民权力到国家权力，体现了人民性的根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根植于人民土壤的监督机制思想显然比分权制衡思想有了质的飞跃。

当然，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继承了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包括资产阶级理论家、思想家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部分。

　　拓展：马克思主义权力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可以理解为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力量。

一般来说，权力可以分为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利两种。

权力具有权威性，能使对象服从，因此，权力问题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面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有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制约机制。

马克思政治学认为，国家从形成的那一天起，就同权力联接在一起。

在原始社会，国家没有形成，氏族组织的机关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公共事务，因此它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尊敬和拥护。

阶级和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统治和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并凭借它所控制的各种资源获取私利。

这样一来，国家机关就成为既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吸取社会血脂的寄生虫。

对于剥削阶级旧的国家机关，马克思一直抱着十分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分析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国家机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是一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肌体”。

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把国家权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之功能，当做少数人牟取私利的工具。

因此，马克思曾指出：“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作为执政党，如何正确使用国家权力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权力来源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本源，是权力的所有者。

所以，是否认为权力来源于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同一切剥削阶级权力观的根本区别。

从历史上看，巴黎公社尽管短短持续了七十二天，但给无产阶级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巴黎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因此，巴黎公社废除常备军和警察，代之以人民的武装，人民“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公仆”变成主人，公社领导成员必须由普选产生，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等等。

在马克思看来，公社的这些措施是将“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肌体。”在巴黎公社，权力不再是获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公职人员变成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公仆”，特别是实行普选制后，权力不再为个别人所利用和垄断，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