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蜀汉中兴 王志強：蜀漢重臣李福當是平陽府君闕墓主

王志強：蜀漢重臣李福當是平陽府君闕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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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載《巴蜀史志》2019年第5期

坐落在綿陽市郊芙蓉溪畔的漢闕——《綿陽縣志》記載為“平陽府君闕”，自1961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部門後，備受各地專家和學者關注。但是，其墓主是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是可供考證的文字依據太少，闕文又早已殘缺不全，依稀可辨的幾個文字也是影影綽綽，似像非像。歷代各種文獻資料，有關此闕的記載也是寥若晨星，難以尋覓。尤其經歷了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的破壞，整座闕壞損更為嚴重，原闕櫞頭上留下的幾個漢字幾乎消失殆盡，更讓人費解。

闕，是一個歷史時期留下來的文化產物，代表一個歷史文化層。它出現的時期在兩漢至三國末（史稱漢魏時期）。其時宮殿、祠廟和陵墓前常築有此物，多以石材堆砌而成。前二者用來裝飾威嚴、渲染氣氛、肅立環境；墓闕則有名垂千古、旌表祖先、揚舉後人之用。故凡有條件者，後人總會為其先人建造墓闕，以期榮宗耀祖、揚名天下。墓闕的墓主按漢時規定須是有一定身份之人，或達官貴人（太守以上），或豪門望族。從闕的建造風格和工藝難度來看，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的漢代，也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企及。綿陽的“平陽府君闕”因闕文有對墓主“府君”之稱，故可以斷定它是一座墓闕。

漢平陽府君闕（晏茂川 供圖）

墓闕的建立有一個基本原則，墓主必須是當地人，也就是說，墓主不管逝於何地，必須還葬故裡，方能由後人為其立闕。因為闕不僅頌其墓主，還要揚其後人、張其宗族。這也是身為蜀漢重臣的蔣琬大司馬雖病逝於涪縣（今綿陽市區），但因非涪縣籍（原籍湖南），故只能“厝葬”涪縣（見《三國志·蜀書·蔣琬傳》），只能修墓立祠，而沒有立闕的緣由了。另外，“府君”一詞也頗帶時代性。“府君”之稱有三種情況。一是漢魏時，因太守自辟僚屬如公府，故尊稱太守為府君。如《後漢書·高獲傳》中，高獲稱太守鮑昱；《三國志·華歆傳》中孫策稱太守華歆；漢樂府《焦仲卿妻》中稱太守，皆曰“府君”。二是漢魏以後對貴人的敬稱，如《世說新語·言語》中稱司隸校尉李膺為府君。三是自唐以後，不論爵秩，碑版通稱死者為府君。三種稱謂，雖時代不同，但結合漢隸闕文字體出現，綿陽的“平陽府君闕”肯定為漢時墓闕。

既然是墓闕，那麽墓主為何人？幾十年來，不少專家學者各有不同解讀，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

“×平楊叔”為墓主

據宋代《隸續》記載，闕文僅有“平楊府君叔神”六字。作者對此加有按語：“平楊府君六字，蓋漢人神道所刻者。石缺不全，莫知為何人，漢字存於今鮮矣，譬之麒麟一毛，虯龍片甲，皆可貴也。”可見宋時闕文已斑駁脫落，缺頭少尾。從其記載中，“楊”字非縣志所載“陽”字。“楊”很顯然為墓主之姓，“叔”則為其字。故此六字表述的是：此闕是在×（或××）平擔任過府君之職的楊叔其人的神道碑。這個“×平”有可能是當時的地名，如晉人常璩著《華陽國志》中有文曰：“族祖武平府君”，其“武平府君”就是指在武平郡當太守的常寬。據此可以推斷，墓主是在×平當過府君的楊叔。

李業闕（晏茂川 供圖）

但遍查兩漢、三國及晉代史書，在冊的顯赫人物中均無楊叔其名，涪縣更無此人。這僅是根據此文獻記載推斷出來的一個人物。

2

“漢平楊叔”為墓主

清乾隆時期，四川著名文人李調元著《蜀碑記補》記載：“漢平楊府君叔神道”八字。清嘉慶《四川通志》金石部分記載為“漢平楊府君神道”。民國《綿陽縣志》“藝文”引言裡，在慨歎明末戰亂給綿陽縣帶來的災難時說：“李譔五經，簡篇灰燼；漢平雙闕，傳刻苔封。”這些記載皆言“漢平”。

查“漢平”一名有三個地點：一是今江西樟樹市西，後漢置，三國吳改為吳平；二是今重慶市涪陵區東南，三國蜀漢置，南朝宋省；三是湖北舊荊州府境，南齊置，隋廢，今缺。前兩地與立闕時代相符，但江西一地離蜀太遠，漢魏時期還未見有蜀人赴其地做官的記載。再查《三國志·後主傳》載：“延熙十一年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蜀後主劉禪建興中（223—237）改涪陵郡為涪陵屬國，延熙十二年（249） 分涪陵西北置縣，故名漢平縣（今武隆縣西北鴨江鄉）。因此，“漢平”一名有地點可查，若“漢”與“平”二字連綴相稱，那麽闕文所指墓主就是在漢平縣做過府君的楊叔其人了。

南闕（晏茂川供圖）

但“漢”“平”二字連綴古來早有存疑，據民國《綿陽縣志》記載：“今仙人橋側所存石闕，刻有梁 大通造像各種。闕上端並有‘漢平’二字，如瓦當式隸書。第一‘漢’字，第二壞爛，第三‘平’字，謂之平陽府君闕。‘漢平’二字不相屬聯，又多刻大通造像雜其間，且‘漢平’字外無字，殊難臆定，姑兩識之。”再對照《隸續》之記載，這個“漢”字很顯然是後人經考證補刻於闕上。漢平楊叔仍未查見其人，亦有待進一步詳考。

3

蜀漢重臣李福為墓主

又查，漢時“楊”“陽”因同音常相通假。如地名“丹陽”，《史記·楚世家》記為“丹楊”，《漢書·地理志》記為“丹陽”；“楊貨”一名，《論語》記為“陽貨”，《史記》作“楊貨”。如果擴大“楊”“陽”相通的用詞範圍，那麽“平楊”即為“平陽”，“平”和“楊”連綴組成一地名，漢魏時已有平陽郡、平陽鄉、平陽亭等建置，那麽闕文六字之意又可釋為：在平陽作過府君之人的神道。這猶如前文中“武平府君”一樣的稱謂，這在古代稱謂中也屬常見。而“叔”字在這裡只能作為 建造墓闕的人對墓主的稱謂。如《隸續》中收有另一碑闕為“漢楊侍中文父神道”，其“父”字就是對墓主的稱呼。

據《三國志·蜀書》載，蜀漢重臣李福，字孫德，涪縣人，為益州豪強李權之子。先後為蜀漢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巴西太守、江州督、楊威將軍、尚書仆射（蜀漢時，為尚書省次官，主持日常事務），封為平陽亭侯（地點尚未明確，一說在江油境，一說在三台境）。其籍屬、身份和封號都符合立闕條件和“平陽府君”的稱謂。闕文中的“叔”字，則表示立闕人與李福的輩分或排行（古時兄弟間排行為孟、仲、叔、季）關係。

以上三種情況，都離不了楊、李二家。據晉人常璩所著《華陽國志》記載，漢時涪縣大姓為“楊、杜、李”三家，可見楊、李二姓建闕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但《隸續》的作者為北宋洪造（後改名適，1117—1184 年），官至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他不可能親臨綿陽來查看此闕，他為收集天下漢隸字體而著《隸釋》《隸續》二書，故闕文皆由地方呈報，他匯總編纂。再《隸續》一書是晚年著作，終編於北宋淳熙六年（1179），分四次刊刻，有的刻於越（浙江紹興），有的刻於蜀。現在再版的多是清嘉慶影印本。《蜀碑記補》於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進士後入翰林為庶吉士，在京所著並刊印成書。清嘉慶《四川通志》是引用李調元之文而成。其文皆受《隸續》影響，只是變“平楊府君叔神”六字為“漢平楊府君叔神道”八字。

北闕（晏茂川供圖）

但是清同治《直隸綿州志》中將“平楊”改為“平陽”又是何因？今查該州志的主編是綿州知州文棨、董貽清，他們親自督纂並厘定，總纂伍肇齡、何天祥二人。伍為進士出生，歷官居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侍講學士等；何亦為生員，另外還集用42 位文人學士參加編修，尤其是州官文棨之祖父李在文、父親年昌阿皆為綿州州官，三世牧綿，皆勤於修志。因此，該志書改“楊”為“陽”亦非兒戲或筆誤。此志不僅改了闕文，而且將《隸續》所集之闕文亦改 為“陽”，可見其用心之良苦。另外， 從各文獻中所引《墨寶》一書之文曰：“平楊必姓名，如建平太守之類。叔，其字也。”其中“必姓名”明顯是刊刻之誤，因其例證“建平”就是地名，所以正確的原文應是“平楊必地名”。由此可見，原闕櫞頭上六字變為八字是由後人補刻所為。再南北朝梁大通年間，有人又補刻有浮雕造像於其間，所以不排除此八字的排列並非原文排列順序。另按慣例，應為“漢故平陽府君叔神道碑 ……”等內容。“漢”和“平”之間應有 “故”字，而“平”和“陽”字是相連綴 的。如是成立，那麽墓主定為李福可能性就更大了！再則，從立闕的原則看，必須符合建造時代（必須是漢魏時期）、官階（太守級以上）、封號一致（平陽亭侯）、原籍（墓主歸葬故裡，由其後人為其立闕）等幾個條件，李福都完全滿足。晉人常璩《華陽國志》裡明確記載有 “李福，涪縣人”。所以《宋集古堂記》裡說宋時綿州（今綿陽）近郊的古碑碣屢遭破壞的情況時，十分慨歎：“如公琰（指蔣琬）之碑，孫德（李福，字孫德）之碣，裡父猶了□識其全也”，十分明確地認證了留傳至今的國家級重點文物“平陽府君闕”就是蜀漢重臣李福的墓闕，不可置疑。現綿陽市內不少史志專家、學者及北大考古系主任孫華先生亦持此觀點，應該說是破譯了此闕墓主的千古之謎。

（本文載《巴蜀史志》2019年第5期，總第225期）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王志強（綿陽市地方志辦公室退休幹部）

配圖：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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