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住所曾一代一迁，学中国城市失败，首都建在了湿地边上

日本天皇住所曾一代一迁，学中国城市失败，首都建在了湿地边上  

文｜郭晔旻 在今天韩国的锦江（古称白江、白春江）的黄河入海口，大和朝廷（此时已自称“日本”）的1000多条战船竟被仅有170条战船的唐军轻松击溃。短短一天之内损失战船四百艘、兵卒万人，这一惨败的消息传回日本，使之受到了“比1945年太平洋战争失败更大的震撼”（日本学者梅原猛语），终于意识到和唐朝国力上的巨大差距，就此放弃了对朝鲜半岛不切实际的野心，转而心悦诚服地成为大唐王朝的忠实拥趸与虚心学生。 >许多日本学者都将白江口之战视为日本开始积极输入唐文化或大陆文化的转折点。战前，日本已向中国派出过“遣唐使”，但规模均只有1、2条船而已，人数不过120人。到了战后的669年，日本再一次派出的“遣唐使”规模已经上升到4条船，人数更是猛增到500余人。这些人里，有船员、水手、朝廷的使节，也有各类“技术人员”（译员、画师、音乐长、细工生等等）。有时同船还有十几名到20名左右的学问僧、留学生与其侍从等人随行。 >“遣唐使”的任务，就是吸收大到生产方式小到生活习俗的唐代文明成果。以冠位和服色来区别各色人等的做法，用“立式礼”代替旧有“跪式礼”，甚至连发式、餐饮习惯和道具等，唐式习惯都成了日本上层的模仿样板。用郭沫若的诗句说，就是一时间“唐风洋溢奈良城”。 >在日本统治者看来，大唐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法式（法度）备定”。这个“法式”就是给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带来巨大成功的“律令制”。如此一来，效法中土将日本建成“律令国家”自然就成了“以唐为师”的重点。大宝元年（701）“大宝律令”的制定，标志着仿自中国律令制度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日本终于趋于完善。律令中的很多部分是从中国的唐律直接引用过去的，只是根据日本的政治、社会经济实际状态而对其进行了某些必要的修改。譬如中央政府的官府“役所”形成以太政官和神祇官为首的“二官八省制”（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大同小异）。朝廷管辖税制、财政、民政的“主计寮”“主税寮”诸名，直到今天，仍在日本政府中仍被作为部局名而沿用。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东亚世界，除中国外，能制定具有如此特色之律令法典的国家就只有日本了。 >过去的日本，由于国家职能简单，天皇的居所往往一代一迁，所谓“读古史时经常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就是，在我国古代，历代天皇每代都有迁都事件，甚者经常可以看到一代之内数度迁移的记载”。但全盘唐化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则不然。既然朝廷具有督造户籍、班田、征收赋役等一系列职能，官僚机器自然日趋庞大，远不是过去简陋的宫室所能容纳的。于是，正式营建永久首都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飞鸟宫遗迹，位于今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 公元694年，日本将京城从“飞鸟京”（今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一带）迁到了“藤原京”（在今奈良县橿原市），这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为蓝本规划建造的日本首都。都城的中心是1公里见方的“藤原宫”，其周围扩展着具有棋盘状道路网的京域。在宫里，有天皇居住的内里与处理政务和举行仪式的场所；在京里，则规划配置了贵族、官吏、庶民的住宅和寺院、市场等。 “藤原京”实际上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其宫城所处地形向北倾斜，且丘陵散在、湿地众多，地理条件并不理想。只过了16年，日本朝廷就再次迁都到了“平城京”（今奈良市郊区）。新京城虽然面积只有长安的1/4，人口不到长安的1/5，却堪称大唐国都长安的缩影。诸如棋盘式的条坊制格局，横八竖九的街道之类唐代长安的模式都同样体现在了平城京的建设之中。这座壮丽的“平城京”，是“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新兴的封建国家国势日盛的一个缩影。在此期间，天皇政权南征九州岛南部的“隼人”，北讨本州岛东北部的“虾夷地”，大体奠定了中世纪的“日本”版图（除北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