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特点 规章制度只是手段，自觉遵守才是目的，谈朱元璋如何治理“企业”

规章制度只是手段，自觉遵守才是目的，谈朱元璋如何治理“企业”  

朱元璋，虽然出身乞丐，但是在治理国家这个“大企业”上，有着一套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法律是一种惩罚人的手段，不能让人民真正真正服从管理，只有让他们明白了为什么不能犯法，他们才会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因此，朱元璋吸收了发展至巅峰的儒学，提出“德治”，不推崇严格的规章制度，真正做到了一心为民、一心向民。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明朝的风气较元朝有了巨大的改变，元朝百姓迫于政府的律令压迫下无奈俯首，但是民间矛盾尖锐、暗流涌动，对于元朝的政权阳奉阴违，时刻准备着反抗元朝政府的黑暗统治。

而在明朝太祖的统治下，百姓们高歌颂德，民间有“故我太祖皇帝之功，二百四十年来，休息生养，民不知兵，生齿繁盛，盖亦从古所无之事”。的说法表达了对朱元璋的推崇，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让人民发自内心的维护和遵守明朝统治。

治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法律来治理人民，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一种惩罚，制定法律不是为了惩罚人民，而是希望人民能够发自内心的遵守行为规范，这才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方法，试问如果举国上下都对统治阶级充满的不满，那么起义、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朱元璋深知底层人民的渴望和无奈，虽然历史上对与朱元璋诟病最多的就是重典治国，但是他在言行举止之间无不是希冀人民能够自觉遵守，而不是屈服于规章制度，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为了发挥官员的表率作用，朱元璋常常以身作则希望官员能够带好头，但是，官员不争气，腐败、擅权等问题层出不穷，朱元璋恼怒之下加重了对官员的处罚，其出发点仍然是为了能给百姓数造良好的榜样。规章制度还是自觉遵守，希望朱元璋的方法能给当今带来启示。

百姓作为阶级的最底层，那么如何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是朱元璋首要之事。百姓的上级是当地的父母官，只要父母官们公正廉洁，起到榜样作用，那么百姓们也就自觉遵守规矩，不会去触犯法律。

因此，建国后的任务就是建造一只具有榜样作用的官员队伍，因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而朱元璋要构建的就是，民服的社会，自然官员的素质要非常的高，所以才会有广为流传朱元璋喜欢用重法来约束官员，其实并不然。

朱元璋在初期时对官员的教导都是以教谕为关键，让官员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官员“上昭君德，下福黎明”，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如果官员优良，那治理百姓当然井井有条，当地触犯法律的事情就会减少，如果官员恶劣，则百姓受苦就要反抗，那么就会有很多犯罪的事件。所以朱元璋一开始通过谈话、发布诏谕等温和的方式劝诫官员要以身作则，自觉遵守为官之道。

朱元璋在教谕官吏的过程中时常以身作则。他喜欢读书，常常以史为鉴，把刘秀、杨坚等立为勤政的典范，并且反思元朝时期就是因为统治者荒废政事，才会亡国。于是，他兢兢业业、勤劳刻苦，曾有记载太祖在八天内受到一千多件奏折，为了全部批改，他甚至熬夜完成，这在封建帝王史上是罕见的。

朱元璋勤政的行为，文武百官看在眼里、敬佩在心里，再加上朱元璋的教谕，这就形成了良好的榜样作用，官员们也主动勤勉爱民，往往都能自觉遵守。请问，百姓们看到这样的景象难道不会感叹自己遇上明君和真正父母官吗？官员向皇帝学习，百姓向官员学习，自然更加认真地工作和生活。

明朝初年，经历大大小小百次战争，此时国力尚未恢复，勤俭是必要的。朱元璋说“躬行节俭，足以养性，崇尚奢靡，必至丧德”。为了做好勤俭的榜样，朱元璋下令在建造宫殿的时候去掉华丽而无用的装饰部件“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并且还身体力行衣食住行即为朴素，要求皇宫中人都要感受耕种的感觉。再教育朱标的时候“人情贵则娇，逸则忘劳，…….汝能知其劳呼？”，凸显榜样的重要性，还将它推行至官员队伍，通过他们给全国百姓做好榜样，这种至上而下的榜样力量，不需要明说，官员百姓自然而然就能够履行节俭之风，这可比严苛律法好多了。

其实，为了让官员自觉忠君爱国、一心为民、勤俭节约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任用儒臣。

朱元璋初期“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吸纳了杨宪、宋濂、刘基等数十位儒学广博之士，这些人在官吏、民间的建设贡献数不胜数，再加上朱元璋十分重视科举，于是“由布衣而等大僚者不可盛数”，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这些通过考试步入仕途的儒生对朱元璋心生感激，之情被提拔的儒生更是感激知遇之恩，当然，会自觉听从朱元璋的指挥，自觉履行义务，再加上重用儒生，儒学本身就是注重教化，朱元璋采用儒臣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儒家的教育来培养官员的责任意识和父母官担当。

朱元璋采用的这些苦口婆心般的劝说，就是为了让官员能够给百姓带好头，不要以身试法，能够自觉遵守的就不要别人强迫，但是总有一些官员毁了朱元璋的建设。

太祖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所以在初期一直强调不要贪污、不要受贿，一直以温和的教谕方式好好劝诫，但是，一些官员屡教不改，贪污腐败时有发生。这些官员到地方，勾结地主，残害百姓风气大变。朱元璋十分恼怒，这才对官员严加管理。

首先最让朱元璋寒心的是，那些跟随朱元璋起义的淮西之人，在论功行赏，分封为贵族，他们田产丰腴，贪图享乐。贵族们依仗着皇亲国戚的关系，大肆鱼肉乡里，朱元璋一开始就劝诫常遇春等要束缚手下，不能够肆意妄为，“比尔等所蓄家僮，乃有势娇姿，逾越礼法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在面对郭英强杀平民，蓝玉专横的普遍场面，朱元璋不得不重拳出击。

治国心切的朱元璋说“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对官员队伍失望的他增加了法律的条款，加重了处罚力度，一些官员本来贪腐较小，但是惩罚要杀头之时，就陷入癫狂，开始大肆贪腐，造成了十分不好的政治风气，法律在此时就失去了公平。在朱元璋的大力治腐下，凌迟、连坐、肉刑相继恢复，特别在“空印案”和“郭淮案”发生后，这两件事本来只是较为微小的失职，但是朱元璋却制造了相当一大部分的官员的死亡和惩罚，一些官员甚至是被冤枉的，官员圈中人人自危，社会一度陷入恐慌。

在朱元璋的严格规章制度下，官吏惟命是从，担惊受怕甚至有“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决，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的情形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一部分忠正有才之士都不愿意再出来做官，朝堂之中也就剩些溜须拍马的官员，优良官员有的不惜自残也不愿入朝为官，因为替补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被杀掉的数量。在朱元璋中后期的重典治国中，损失了大量的人才，君臣关系恶化，官员的积极性被消磨殆尽，国家运行不畅。

虽然太祖在治官方面经历了很多失望的过程，但是朱元璋的初心就是希望百姓不要触犯法律，能够自觉遵守的为什么触犯法律呢？所以他才会对官员如此的严苛，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父母官贪污受贿，就会影响到百姓的所作所为，出于对百姓的考虑，朱元璋不得不对官员下死手、下重手。

朱元璋是底层人民的儿子，自幼颠沛流离，要不是百姓的可怜，可能早就饿死了。因此，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虽然制定了法律，但是又不想人民是因为害怕惩罚而遵守法律，这他该怎么做呢？当然是教化，然百姓自觉遵守，这样就不会违反规章制度了。

朱元璋主张“民者，国之本也”，“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并且坚持与民休息，反对剥削人民，为了治理人民，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百姓要自己知道仁义廉耻。但是，元朝长达百年荒废教化，这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普及教育

龙凤十一年，建立国子学，随后在南京建立国子监，配备宿舍、饭堂、藏书阁等基础设施，每年招收学生成千上万人。公园一千三百六十九年，地方学校兴起，从中央派遣教授前往地方，府州县学生都有朝廷米粮资助，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和礼仪方面的内容。

朱元璋为了文化普及，在偏远地区设立社学，“乃诏有司仿古家塾、党痒之制，区之为社，延师儒，以教子弟”。明朝也成为封建历史上文化普及度最高的朝代。学校的兴起，让明朝百姓的整体文化水平提高，这样触犯法律的几率就减少了，人们也能自觉的遵守治理。

除了学校的兴起，朱元璋还大兴孔子祭拜，颂扬孔子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并且在建国不久就下诏以太牢规格祭祀孔子，并且封赏孔子的后人，来表示自己尊崇孔子的真情实意。孔子被推到了极高的地位，带着儒学一起，在明朝兴盛。百姓们也以为流行孔子礼法，德行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让百姓自动明辨是非。

兴学校、尊孔子，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民风教化。明初时期“市井乡间，尚然元俗”，都是一些不良的习俗。朱元璋为了改变这些不良的风气，必须重视教化，洪武五年朱元璋颁布《正礼仪风俗诏》，在全国范围进行移风易俗，首先，要求地方贫富相亲相爱，富人要资助穷人。其次，在乡间设立旌善亭，把官员的善恶写在上面，树立百姓惩恶扬善的榜样。第三，强调民间礼制，让百姓明白尊卑有别，知道礼让。

这些做法都是以温和、劝诫的方式告诉给百姓听，目的就就是为让百姓明白礼义知道廉耻，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朝世风日下的颓废情况，百姓们的之时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也就会去了解国家的政治法令，从服从统治者怎么做转变为我应该怎么做，自觉维护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做到不违法、不犯法。而且在儒家思想的洗礼中，忠君爱国就变成一件理所应当的小事。

与朱元璋截然相反的就是秦朝，秦朝统治者是站在人民对立面，过分强调了规章制度的作用，用严厉的法家手段让百姓害怕犯法、不敢犯法，而不是让百姓自觉遵守法度，秦朝严刑峻法所能取得的作用是短期的，并不能长久让百姓明礼懂义，自然对压迫自己的秦朝没有归属感，造反是必然的。朱元璋深知治国不能依赖于法律手段的强制性，而是要让百姓们自内心自觉遵守规则。

观朱元璋最初的构想，不难看出他设立法律并不是为了治理而设立，而是为了让人民能自觉遵守而设立。严格对待官员，也只是希望官员能够发挥榜样的作用，只不过有些人让他失望了，所以加重了惩罚，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教化百姓。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更是能够体现它的态度，兴教育、崇儒学、重教化，充分体现了他变百姓被动为主动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