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与ze的双星定位

md与ze的双星定位  

1945年，赴重庆谈判，md、ze形影不离

gcdzg的历史往往与两个人的合作有密切关系，即双星现象。在建党之际，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合作，被称之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gcdzg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比较稳定的，合作时间比较长的，就是md与ze了。他们相识在大革命时期，直接的合作共事则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前期。ze与md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不是往常所讲的1926年，也不是1935年，而是1932年攻打漳州之时。

始自大革命时的双星相知

ze与md早在大革命的国共合作时期都崭露头角。md任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ze任过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这以后，两人有了一些共同的经历。大革命失败，两人都举起了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ze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md领导了湘赣秋收起义。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缺席受到“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个转战在偏远的湘赣闽粤的深山农村。但通过组织系统都了解彼此的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1928年党的六大，ze在会上作军事报告，随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从这时起，大约有8年之久，ze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md的活动；在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更是md的“班长”，或顶头上司。

1931年，md在中央苏区

md、dz领导的红四军是党所领导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响的革命武装，ze对于这支部队十分关注。但是，他对红四军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由于对形势的估计比较忧虑，对红四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提出让朱、毛离开队伍，部队分散活动的建议，遭到了敢于“抗上”的md的批评。对于此事，两人后来很少提及，但无疑使彼此间多了些了解。ze没有对md不悦，而是承认“二月来信”所谈分散问题确有毛病。为解决红四军的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ze提出让红四军派得力干部到中央汇报。这才有了陈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报告，并带回了主要根据ze多次谈话精神起草和经他审定的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于md给予充分的支持和维护，以它为基础召开的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md对红四军的领导。

红军受挫赣州与攻克漳州显现双星关系ze与md的直接共事，是在（1931年12月）ze到中央苏区履职，从md手中接过苏区中央局的一把手职务之后。他既要主持全面工作，但主要负责军事领导。对于军事工作的决策，又发生了与1929年相似的情况，即第一次错了，第二次正确。第一次决策是（1932年1月）没听md的意见攻打赣州。ze初来乍到，对苏区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但肩负着临时中央交代的“进攻中心城市”的使命。他很尊重md，首先向他征求能否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见。md认为不具备打南昌的条件。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周最后却采纳多数人意见，决定攻打赣州。结果不出md所料，1.4万红军攻打了33天，城未攻下，伤亡竟达三千多人。最后还是急请md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这次失败，尽管临时中央没有批评ze（因为是执行其强攻指令），但红军兵力遭受这样大的损失，他不能不深感内疚。第二次决策是赞同md的意见直下漳州。红军从赣州撤围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会议上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两路向北发展。md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所率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泉。

ze这一次接受了md的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远离根据地，向闽西进军。md判断正确，敌军弱势，1932年4月10日攻下龙岩，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预期大得多的胜利，战果辉煌。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ze；那么攻克漳州之捷，使ze对md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中，他虽然不能完全站在md一边，但从未站在md的对立面，而是尽其所能给予关爱、照顾和维护。比如：在漳州大捷半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顽固坚持要撤md的军职，ze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申诉，希望让md留在军中，协助指导前方作战，自己只“代总政委”，而将“总政委”仍署md。但半个月后，临时中央仍宣布ze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ze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在福建建宁合影

在1934年1月中旬六届五中全会上，md尽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却被免去。ze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md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似无此必要”。但博古等坚持原议。

在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准备长征时，ze作为中央“三人团”成员，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电告在于都的md了解这一带的敌情和地形。md将详细调查的情况作了报告，同时提出要留在赣南打游击。ze见信后急了，匆忙赶去于都劝说md随队转移。两人彻夜交谈，ze更加感到红军不能没有md。在红军突破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的十分危急时刻，负责指挥部队抢渡的ze，一直坚守在东岸渡口焦急地等待md。当看到md走过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md说，咱们一起过。ze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当时，ze是上级领导，md是被贬的随军下级。但ze对md丝毫没有怠慢，如同后来两人地位倒过来之后对md的态度一样。这说明ze的心目中已将md视为比自己强的领导。

遵义会议开始的双星磨合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ze为确立md在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实际核心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从遵义会议后，就开始了周、毛双星的合作。最初的主星座是周，因为遵义会议决定ze为受政治局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即最后的决策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又明确了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周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md的意见。

遵义会议画作

这在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在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bl、聂荣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但md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努力抗争，但他没能说服大家。md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说服了ze、dz二人。第二天，ze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销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ze、md、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md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他尽管不是主要负责人，但由于ze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实际上在发挥核心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ze作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既要管全盘，保证军事战略方针不犯此前博古、李德那样的错误，又因临事而惧、举轻若重的工作作风，巨细之事都要操心，因此在过雪山之后过草地之前累病了，患了肝病和痢疾，不能工作。在8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研究常委分工，决定md代替ze负责军事工作。9月12日，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红军实行改编，成立了五人团，以md为首，包括ze在内，负责整个军事领导。这样，毛、周双星的主星座位置就完成了转换。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党的军事领导都是以毛为主，周为首辅。

转战陕北明确的星座运行抗日战争开始后，ze的工作变化较大，比较多的时间不在延安的中央中枢工作。从领导职务和工作关系看，两个似不存在双星关系。但从工作范围看，一个在中央中枢，一个作为中央的全权代表在国统区，这也可视为一种双星关系解放战争开始后，ze完全回到延安，参与中央中枢工作。从md转战陕北开始，一种新型的双星关系明朗化。这就是，在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是统帅，一个是协助统帅、负责落实战争计划部署的总参谋长。

建国后的md与ze

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是谋划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党的主席，一个是具体负责落实建设蓝图的政府总理。ze深知自己的角色位置，这既是两人双星关系能维持到生命尽头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展现了ze的伟大人格魅力。

来源：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