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来历 “實事求是”的來歷

“實事求是”的來歷  

“實事求是”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更成爲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思想基礎之一。追溯“實事求是”的歷史源頭與發展脈絡，可知其與河間歷史文化有着不可分解的歷史淵源。

“實事求是”一詞最早出自班固的《漢書》，提到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很多先秦古書已經失傳，再加上漢初文帝、景帝偏好“黃帝、老子”之學，此時的儒學已經有些混亂不清了。劉德雖然沒有僭位稱帝的念頭，但一心想復興儒學，教化萬民，以禮樂安定天下。在劉德眼裏，“儒學”不是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而是要回到孔孟理論的思想原點，深挖聖王時代的治理之道，找到儒學的本來面目。

獻王紀念園（獻縣河城街鎮西八屯村）

於是，劉德才會以重金徵集先秦古書，藏書數量與漢代中央朝廷不相上下，以致於北方中原一帶的儒生紛至沓來，跟隨劉德研究儒學，使《毛詩》《左傳》等一批經典從獻縣走向全國。在班固看來，劉德的這種思想、行爲，只能用“實事求是”來形容。通俗而言，一件事物的是與非，不能憑個人愛惡，而應當是什麼就說什麼，以實證來求索真相。對於“實事求是”，班固的視角雖然與當今有別，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唐初，經學家顏師古爲《漢書》作注，指出“實事求是”的本意，是說劉德“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在南宋朱熹看來，要做到“實事求是”，就必須“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意思是窮盡事物的道理，深究至每個角落，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的“格物致知”。明代王陽明則針對當時的崇尚空談之風，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合一”學說，與“實事求是”思想一脈相成。清代乾隆、嘉慶年間，“考據學派”興起，學者們高度推崇“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力求通過嚴謹考證來恢復四書五經的原始含義。有一位學者凌廷堪提出，“昔河間（古河間今河北獻縣）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意思是，客觀事實明擺在那裏，不會因爲個人的強辭多理而改變。及至清末，以曾國藩爲首的一批中興名臣，力圖以中華傳統文化爲根，興洋務以自強，形成了以湖南爲發端的“湖湘文化”。

清末名臣曾國藩

曾國藩一向以“修身自律”的君子標準要求自己，對醉心儒學的劉德更是極爲推崇。當時有一個收藏家苗仙露，專門收藏漢代河間國流傳下來的“君子磚”。曾國藩聽說後，專程登門拜訪，在日記中稱苗仙露“，精六書諧聲之學”，言語間難掩對歷史文化的濃厚興趣。曾國藩認爲，做學問要“獻王實事求是之旨”，所謂“事”就是“物”，“是”就是“理”，“實事求是”就是朱熹所說的“即物窮理”。

曾國藩等人對“實事求是”的推崇，以及他的經世務實之風，對後人產生了深遠影響。清末新政時期，“中國實業之父”盛宣懷曾在河間府長期救災，想到劉德事蹟，倍受感懷，從此在給朝廷書寫奏摺時，文末署名常蓋上一枚“實事求是”的印章，以示自勉。

盛宣懷的“實事求是”印章，收藏於上海圖書館

湖南著名的嶽麓書院曾改爲“求實書院”，1917年，湖南公立工業高等專門學校遷入嶽麓書院，時任校長賓步程題寫“實事求是”匾額，以做校訓。md同志就讀“湖南第一師範”時，老師楊昌濟曾以曾國藩爲例子，勉勵他“農家多出異材”，以至於md非常欽佩曾國藩，提出“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1941年延安整風，md同志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提到“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

中共中央黨校的實事求是碑

1961年1月,md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講話，提到“河北省有個獻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今河北獻縣）。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md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3－237頁）。據統計，md同志一生共講過128次“實事求是”，並親自爲中共中央黨校手書校訓“實事求是”。

自漢代以降，歷代學人對“實事求是”的推崇不是偶然，它紮根於傳統文化的血脈，感染並激勵了無數仁人志士窮經皓首、以知促行，探究民富國強的道路。今天，回首“實事求是”與河間的深刻淵源，值得每個河間人爲之自豪、自勵，將其化爲推進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