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县孙庆伟县长 孙庆伟：书生爱国不是一句口号

孙庆伟：书生爱国不是一句口号  

《朵云封事》 >《朵云封事》一书的内容，笔者有些很熟悉，有些内容是第一次读到，读来颇受教育。让人感慨最深的就是：“书生爱国”这四个字，它从来不是口号，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朵云封事》书中几位关键人物的事迹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中央博物院的主办创办人傅斯年先生，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科的奠基人。关于他的事迹很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先生花了很大的精力，组织力量编写《东北史纲》，已经开始自觉地利用考古材料来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比如，傅先生派请梁思永先生1930年前往黑龙江的昂昂溪遗址开展考古调查，这项工作也是服务于《东北史纲》这个大的历史背景的，所以1932年，梁先生就把该遗址7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这个速度相当之快，都是以非常具体的学术活动来救国报国的例证。 >中央博物院理事成员左起为：李济，李书华，翁文灏，傅斯年，张道藩，蔡元培（理事长），王世杰，胡适，朱家骅，黎照寰 >当然更重要的，是抗战爆发以后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当年顾颉刚先生讲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在重庆期间他收到傅斯年先生来信，傅先生提到国难当头不要讲不利于国家团结的事情。这一点上顾先生非常认同，发表了很重要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后来傅先生又专门写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文章来呼应，并与不同观点的学者反复商榷，这在民国学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做考古，做文史研究的人，如果不识大体、不讲民族大义，这个书就白读了。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考古学的前辈，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用自己的学术活动践行自己的爱国热情。 >再比如素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誉的李济先生，同时也长期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也是一位是实际行动救国的书生。李济先生1926年第一次去山西夏县西阴村做调查和发掘，他并不是随随便便去的，他就是为了回应当年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希望通过中国学者的具体研究来论证中国文化的来源问题，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后来，他们以史语所自己的发掘材料，有利地回应了安特生的观点，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声誉，也为中国文化的来源找到了确实的考古学证据。后来，李济先生以此为基础，写安阳殷墟的历史，主持编写《中国上古史》，这些都是一个学者实实在在的爱国行为。 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时期的李济及曾昭燏先生 还有新中国考古学的掌舵人夏鼐先生，他也曾经是中博院很核心的人物。他生活在傅斯年和李济两个“大学霸”之间，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学霸都喜欢他，欣赏他并栽培他，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刚才我们讲到“中国文化西来”说，真正彻底瓦解安特生观点的就是夏先生。1945年，夏先生参加中博院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宁定县的阳洼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一座齐家文化的墓葬里面发现两片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以翔实的考古学证据否定了安特生对于仰韶文化的分期体系，也瓦解了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夏先生的性格不同于李济先生和傅斯年先生，他更多的是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在爱国。比如他20世纪30年代去英国留学，随后去埃及参加考古发掘，到达埃及第一天就听见他的英国老师们在辱骂埃及民工，他在当天日记说从此以后不要让帝国主义考古学家到中国来，中国已经深受苦难，不要再加上文化上的欺压，所以他后来执掌中国考古学界的时候，就非常坚决反对与外国考古机构合作，这些都是很强烈的书生爱国的情怀。 所以中国考古学的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践行着这样一种理念和信念。前些天我们学院开学典礼，我在跟新生座谈的时候说，考古学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辉煌，也饱含着中华优秀儿女探寻文明荣光和民族自强的艰苦卓绝，所以考古学不是远离世事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雅事”，中国的考古学者更不是枯守书斋的“神州袖手人”。考古学恰恰是展示我们民族大义和文明高度的核心学科。在当下我们国家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考古学科的社会价值愈发体现出来，考古学者的爱国情怀更不是大话空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朵云封事》这本书的出版必然有利于更多人来了解我们的学术、了解我们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