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杨奎松历史研究

杨奎松历史研究  

1.汤因比 历史研究

汤因比（188—1975）是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

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

这部书被誉为 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

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

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人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

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

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廷。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

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

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

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

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

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

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

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

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

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

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

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

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

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

2.用史料讨论历史怎么发生

史料使用非常丰富 历史学家杨天石在对谈会上感慨，杨奎松的著作“资料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资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有大量的史实也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此，杨奎松却说，写这套书最大的阻力就是资料，“在1980年代我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gcdzg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但是机缘巧合，当时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

中央党校是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历史研究成果的地方。 “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看到很多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

杨奎松在中央党校工作五年后离开，他认为有诸如编辑部后来被解散，工作受限制较多等原因。 杨奎松认为，这四本书很好地回答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

3.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

唯心主义者不仅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卓越人物”的愿望，又把“卓越人物”的愿望归结为神的启示。

贯彻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天命论，就是唯心主义的最高发展。照天命沦者说来，“卓越人物”都是带有神性的超人。

打开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开创者几乎都是感天而生，应天而王。用现代的话说，这些王朝的开创者都是神、是圣、是上帝最宠爱的儿子被派到人间世界来统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行为都是上帝授意的。

上帝通过谶纬、符瑞给他们以暗示，他们就依照上帝的暗示行动。这样说来，人类历史最终极的动力不存在于人类社会，而是要从神的启示中去寻找说明了。

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首先就应该从中国史上撕去这种骗人的神秘主义的外衣，揭穿唯心主义者的阶级实质，正确地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卓越人物”的愿望，更不是神的启示，而是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的结构是历史的真实基础。在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归根到底都应该由社会经济来说明，因为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都是社会经济的派生物，只要社会经济一有更改，它们或迟或早都跟着更改。

社会经济决定历史的发展，也决定它的转变。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它的变更，必须分析由这种变更而发生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而决不该该用偶然的因素、个人的作用乃王神的它示来代替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更而引起的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历史过程的客现规律性。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于生产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归结于社会经济基础。 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演着决定的作用；但这不是说观念就毫无作用。

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而且承认观念形态对历史所起的反作用。唯物主义者认为各个历史时代的观念形态不仅消极地、被动地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而且，积极地、能动地反作用于这个时代的经济情况。

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根据物质的实践去说明观念形态，也要从观念形态中去寻找它们对社会经济所起的反作用。

4.做怎样的知识分子

陈徒手前有《人有病，天知否》，这些年继续深入档案，写成《故国人民有所思》是顺理成章；而我一直认为杨奎松是当代历史研究第一史家，他的党史、建国史研究，早已成就斐然，人所共知，这次为何会将知识分子个体研究纳入自己的视野？他前言中起首第一句话便有交代，因为“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触碰到知识分子的问题”。

实际上，《忍不住的“关怀”》只是三篇独立长文的合集，并非呈现系统史观的理论性著作，即便如此，杨奎松的这本著作，我以为，无疑将大大提升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整体水准：运用档案、日记、信件等各种史料，深入探寻、真切还原那一代知识分子丰富的内心世界，并与大时代的政治风云相互印证，杨奎松的史家眼光，他对史料辨析与运用的功力，相信“历史写作爱好者”们读过之后，都只能暗自惭愧。顺便说一句，《忍不住的“关怀”》正文精彩，前言长文也值得一再细读，杨奎松将他的历史观、研究方法阐述得清楚明白。

知识分子研究从来都是热点，近年尤甚，书籍市场上可谓泥沙俱下，惑人耳目。但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定义，一直各有说法，其实终究只是涵盖面不同的差异。

具体到中国知识分子，杨奎松认为，“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些”，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读书人始终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入世情结浓郁，至今依然。入世，就需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士人一直秉承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是为出世的一面。但在1949年这样一个充满历史隐喻的时间节点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与出世的抉择，就远比历史上更严峻、更尴尬，因为，入与出，都已身不由己了。

我有幸充任过杨奎松《五四有多重要？》一文的编辑。文章中杨奎松并不认可五四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点，他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旧传统的延续之中，受西方影响之变固有之，但演变之速度相当缓慢，“它与1949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实难同日而语。”

由此来看，杨奎松的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看似偶然，实为必然，仍是他一以贯之的大历史观中的一节。 如今，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调侃中分明有些许贬义。

面对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等人1949年后的命运，每个读书人都会思考：我们该做怎样的知识分子呢？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有段话意味深长，不妨抄录如下：“我尝试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扭曲知识分子的公开表现，莫过于见风使舵，噤若寒蝉，爱国大话以及反省的、自吹自擂的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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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氏历史研究报告

关于杨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调查人员：502 xxx

一.问题提出

有一次，我们从书中看到姓氏是一种文化，很值得研究。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对杨氏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次调查。

二.调查方法

1.查阅有关中华姓氏和书籍，阅读报刊。

2.上网浏览，查寻杨姓的来源。

3.请教别人，搜集杨姓的名人故事。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

信息渠道

涉及的方面

具体内容

书籍

杨姓的来源

杨姓的发源地在今山西省境内

网络

杨姓的名人

杨震，杨万里，杨玉环……

网络

杨姓的现状

杨姓在百家姓中排第6，约有12400万人姓杨，占全国人数的3.08%。

四.结论

1.我国杨姓源远流长，杨姓的发源也在今山西省汾水中游霍县一带，后来繁衍分布至今河南境内，成为后世杨姓发展的主流。汉代时，杨姓已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部分地区。战国时，杨氏有族人迁入今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唐朝时期是杨氏繁衍鼎盛时期，杨氏已广泛分布于江南广大地区。南方的繁衍最为突出。近代以来，闽、粤、台杨氏陆续有人迁居海外，现主要分布于东南亚、欧洲、美洲、大洋洲一些国家。

2.在历史长河中杨姓人才辈出。有北宋名将杨震，唐玄宗宠妃物玉环，唐代著名诗人杨炯，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以及诺贝尔物理获得者杨振宇

3.杨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6位，约有人口400万，占全国的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