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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1844-1916），字杏生，江苏武进人，祖上世代为官。然而盛宣怀却并非科举出身，以幕僚受李鸿章赏识，从天津海关道逐步升为邮传部尚书，晋封宫保，当时人称“盛宫保”不可一世。盛宣怀生平业绩不凡，创下十一个“第一”——他创办的实业有：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他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工业高等学府——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和第一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等等。由于盛宣怀所主持的实业均为当时中国最赚钱的行业，在清末公私不分的年代里，其身家不可计数，但绝对可称富可敌国，成为当之无愧的“清末首富”。

钱多，女人多，好赌又不善赌，这是老上海们对盛家“颐”字辈的印象。这样的“颐”字辈，自然成为盛氏家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盛家可与天子直接对话，在此之后，却没落到八个人挤在一间厨房睡觉的地步。

盛恩颐的人生起点是相当高的——父亲是洋务实力派，老丈人是民国总理孙宝琦，自己又曾留学英美，母亲庄夫人又是盛府的掌门人，但是从小被宠爱惯了的盛恩颐，最终成为一个奢侈成性的公子哥。

盛恩颐大把砸钱的“豪举”在上海是出了名的：上海进口的第一部奔驰轿车就是他买的。为了显示与众不同，他还把车把换成银的，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盛恩颐不仅自己挥霍，还给每个姨太太配一幢花园洋房和一部进口轿车，外加一群男仆女佣。但是和赌博比，这些都是小菜一碟。盛恩颐在赌场上创过的最高纪录，是一夜之间把北京路黄河路一带、有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整个儿输给了原浙江总督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

由于前面三个哥哥均不幸早逝，盛恩颐就成为盛府命根似的人物。盛宣怀也有心培养，把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职位给了他。但是金山银山堆里出来的盛恩颐，哪里知道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他的儿子曾经这样形容父亲在汉冶萍总经理职位上的做派：“爹爹是躲在烟塌上，一边抽大烟一边批文件的。”这一点，他赌桌上的朋友也有印证：“盛老四白天睡大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一看有事要用钱，而家里的现钱又不够，怎么办呢？去银行吧，街上银行已打烊了，那么就只好拿出盛家的老办法。反正家里有的是古董玩意儿，随便拿一件到当铺里去当掉，换出钱来，到第二天天亮银行开门，再派人去取钱，到当铺把古董赎回来。”

到抗战胜利前，盛恩颐分到手的家业基本上就败空了，没钱的时候，他就跟过继给三房的儿子盛毓邮要。盛毓邮说，最怕爸爸请吃饭，因为他吃完饭一张嘴就要钱，而且小数目还不行。盛恩颐也想办法挣点钱，那就是上赌桌试运气，结果还是输多赢少。

盛恩颐手头本来有不少房产，但是解放后，国家实行土地国有政策，一切私人占有的土地，必须交纳高额地价税。盛家在全国各地的房产，因为交不起地税，最后都折算成地价划到了公家的房产簿上，只剩下苏州留园门口的几间盛家祠堂的老房子仍属盛家。这几间没有被收，还是出于解放初，苏州的公务人员说的：“收了人家房子，不能收人家的祖宗呀！”这四间祠堂成为盛老四晚年的栖身之处。

在“颐”字辈的兄弟里，盛重颐一开始还算是小有成就的。他继承了父亲注重实业的家风，专心事业，与官场瓜葛也较少。

他专心于自己的房地产事业的同时，还在外滩的台湾银行大楼上开设“溢巾银公司”，从事金融业。所以当其他几房开始败落的时候，他的生意一直比较兴旺。

盛重颐有钱，也喜欢讲排场。他在淮海中路上的一幢大花园洋房，就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几处豪宅之一。人说树大招风，这座豪宅就因为太有名，很容易被人盯上。

抗战期间，盛重颐没有去重庆，而是留在上海做生意。结果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就以汉奸之名，把他从豪宅里赶了出来。盛重颐很气愤，自己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也没有出任过伪职，公司也没有日本人的股份，几个日本朋友也是生意上往来，凭什么说自己是汉奸？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就出示各种证据。但是盛重颐不知道，国民党就是看中了他这座豪宅，才想方设法把他赶出去的，其实就是欺负他是清朝遗少，没有背景。

然而国民党不知道的是，盛重颐也是有后台的。他的后台就是妹妹盛五小姐盛关颐，因为盛关颖当年的家庭老师是宋霭龄，而且宋子文未发达前，还是盛府的秘书。由于这层关系，盛关颐与宋氏姐妹一直走得较近。她去找宋美龄求助，宋美龄给她出主意：“盛重颐去住怕是不行了，你去住吧，你去住外界不会有意见。”因为宋美龄的这几句话，盛重颐的豪宅最终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但是，盛重颐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抗战胜利后，盛重颐也学着做股票，结果因为不懂行，元气大伤。受股票生意的牵连，房地产生意也江河日下。解放前夕，他不得不把他引以为豪的豪宅以一百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然后夫妇两人拿着这笔钱来到香港。在香港盛重颐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他又办了一家股票交易所，交给别人打理，结果被骗，几乎赔了所有家当，只能靠之前买的一些房子的租金生活。

对于盛重颐的晚年，他的一个朋友金雄白在香港曾撰文这样描述：“盛老住在英皇道的时候，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都付不出了，遇到熟悉的朋友上门，就讪讪告贷。那种凄惨的光景，谁又能想得到，不久前，他的住处像俱乐部一样的热闹，每天晚上笙歌宴舞，那彩色的灯光，是从地板上镶嵌的玻璃中打出来的……”

也许是因为侧室所生的关系，盛升颐和哥哥比要逊色很多，在盛府的地位并不显赫。父亲去世后，他除了拿到一份家产外，后来的事业，都是自己闯出来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充分利用了盛五小姐与宋家的关系。

宋家在没有崛起之前，一直是仰视盛家的。后来盛家因清朝的灭亡而逐步衰落，而宋家却开始如日中天。在“颐”字辈的兄弟中，盛升颐是比较懂得人情世故的，为了发展事业，他肯低下头去巴结、依附宋家的势力，并因此得势。在孔、宋的提携下，盛升颐在抗战期间出任了国民党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掌管了江南一带的税收大权。抗战期间，他到重庆后不做官，专心经商，出任华福菸公司的董事长，生产的“华福牌”香烟行销各地，是抗战时期国产香烟的第一块王牌。后来，他又主持华盛企业公司、大陆运输公司和昆明滇利制钢厂。盛升颐的事业做得这么大，与他在孔公馆的裙带关系直接相关盛宣怀简介，但是他自己本身也十分努力。

但是盛升颐对孔宋的巴结，也给自己带来了伤害。在与吕家小姐离婚后，盛升颐和上海名妓“白牡丹”结了婚。有一次，盛升颐给孔家公子孔令侃介绍女朋友，就带了“白牡丹”陪同见面，结果孔令侃一眼看上了“白牡丹”。盛升颐只好忍痛割爱，把“白牡丹”让给了孔令侃。

盛爱颐跟盛恩颐是亲兄妹盛宣怀简介，同是庄夫人所生，因此，她在府中的地位也比一般小姐要高。

盛爱颐之所以出名，除了地位，还有两件事。其一是，当年在盛府当秘书的宋子文狂追盛爱颐，两人情投意合，但庄夫人听信家中管家李朴臣的话——“他父亲是教堂里拉风琴的，盛宫保的女儿怎么可以嫁这样的人家？”就把这门婚事给推了；另一件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官司——为了争遗产，她把三个哥哥和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盛爱颐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女儿身份获得继承权的人。

盛宣怀的财产来得不易，守得也辛苦。辛亥革命后，他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而逃亡日本时，盛家在全国各地的房产、土地，被民国政府予以没收。民国政府狮子大开口，让盛家出钱支持革命，盛家一时拿不出太多现金，只能东拼西凑。孙中山下台后，盛宣怀上下活动，袁世凯虽然下令发还各地盛家的财产，但执行起来，总有曲折。最终盛宣怀花了五十万两，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把家业要了回来。盛宣怀溘然长逝后，庄夫人主持家政。这之后四年，盛家分家。盛宣怀名下有包括股票、房产、地产在内，总额为银元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三千八百六十八两八钱五分五厘的资产。这笔财产五五分账，一半给各房，一半归慈善机构愚斋义庄。

本来，愚斋义庄分到的五成，按照当初订立的章程，是只动息不能动本，更不能变卖的。其中的四成是盛氏公积金，两成作为盛氏公用。但是庄夫人去世后，盛公馆大乱，盛恩颐率先破坏了规矩。1927年底，他向法院提出，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山庄的六成盛氏公积金提出来分给各房，结果在家族内部引发轩然大波。

首先行动的就是盛爱颐。当时她还未出嫁，手头只有母亲留下的六万嫁妆钱，再加上与宋子文分手，想出国散散心。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于是盛爱颐向哥哥提出要十万银元做出国的费用，但是盛恩颐不同意。盛爱颐一气之下，把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和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

按照传统的大家族析产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政府虽然在法律条文上明确规定女子有继承权，但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女子受惠于此法律。因此盛爱颐维权，就成为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的案子，其意义已超出盛氏家族的内部矛盾，演变成一个对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

一个月后，盛爱颐胜诉，她如愿分得了该笔遗产的七分之一，共计五十万元。但是因为这起官司，愚斋义庄的慈善基金被国民党给盯上了。他们趁盛家兄妹官司打得焦头烂额之际，查收了愚斋义庄的另外四成基金，结果这笔钱就落入了江苏省政府的口袋里。

连愚斋义庄都寿终正寝了，盛家“颐”字辈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相对于父亲盛康，盛宣怀的教育无疑是失败的。盛康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牺牲在朝鲜，另外两个都不长寿，然而在他们年轻时，都受过良好的家族熏陶和教育。作为长子，盛康没有把盛宣怀放在身边过太平日子，而是听从杨宗潦的劝告，把他送上前线，跟随李鸿章打仗，这个决定成就了日后的盛宣怀。盛康在一封家书中对盛宣怀说，对于子孙只能留给他们不动产，让他们守住不动产吃点儿利息就已经是福气了，否则肯定会养出一大堆纨绔子弟来。不想“纨绔子弟”被言中，盛家自此败落，盛宣怀如果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