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不在话下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残忍暴行：人吃人不在话下人血养壮马

张献忠残忍暴行：人吃人不在话下人血养壮马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西政权。与李自成齐名。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倘若我打了胜仗，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做为新朝的王宫。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贰、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抚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仪式举行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时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是警察管制；二是暴力镇压；三是特务统治。张献忠信奉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建国，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烘烤，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因为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困不住，要追追不上。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国家。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就不见踪影。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又一个个变得强大起来。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1645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我们见到了历史书上见不到的现象：“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据险寨者不可胜数”。“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栉风沐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国家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的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急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他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起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平生极为厌恶官场见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还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你服务，他说：“文官怕没人做耶？”说末路英雄张献忠已走上了嗜好杀人的变形人生之路，也许并不过分。其实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杀人”自命并自诩的。张献忠性凶戾残暴，军中也以杀人多少论功，且杀人不分军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李清《三垣笔记》）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为此，他假意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成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此人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随时不离左右。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见《明史.流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