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ze的遗产和邓颖超的遗嘱

揭秘：ze的遗产和邓颖超的遗嘱  

夫妇俩临终积蓄只有5700元
1973年10月14日，ze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洛阳龙门石窟。当地服务部出售《龙门二十品》拓本，这款字帖是龙门石窟自北魏到北宋数百年间留下的最具代表性的题记，是我国书法艺术中“魏碑”的代表作品，极为珍贵。
ze一直对魏碑书法作品情有独钟。可他一问售货员，得知《龙门二十品》每套售价是500元，十分遗憾而又恋恋不舍地将其放回原处。
陪同参观的洛阳市领导说：“总理，我们送一套给您吧！”ze严肃地拒绝了。
一国总理何以买不起自己心爱的一套书呢？
当时，ze月工资为404.80元，邓颖超月工资为342.70元，二人别无其他收入。而他们的开支很多，包括：伙食费、党费、房租费、水电费、报刊订阅费、生活用品费以及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特别支出与捐赠费。
ze平时要接济亲属。弟弟周恩寿共有6个子女，均在普通的工作岗位，工资收入都比较低，最多时，ze每月补助弟弟家生活费多达200元。嫡堂侄周尔辉的孩子要去美国留学，但是学费困难，邓颖超支援了5000元钱。
ze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常常接济，西花厅的服务员霍英华要上速成中学，ze拿出150元，派人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自行车，以便她节省每天上学的公交车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遇难飞行员钟步云的女儿结婚时，ze让工作人员送去300元，相当于邓颖超将近一个月的工资。
据ze贴身卫士高振普回忆，从1958年到1976年ze逝世的18年间，ze夫妻两人的工资收入161
442元，用于补助亲属36
645.51元，补助身边工作人员10
218.67元，用节余的钱先后三次交党费共1.4万元。1976年ze逝世后，两人的全部积蓄只有5709.8元，遵照ze生前遗嘱，全部交了党费。
ze、邓颖超没有子女，对亲属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十分疼爱，视如己出，同时要求极严。
ze的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从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总理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荣庆牢记伯伯的嘱托，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
ze的另一个侄儿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留校当教师，其爱人在淮安县工作，组织上计划将女方调到北京。ze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两人的工作，动员他们体谅国家困难，回家乡淮安工作。直到ze逝世时，他们还在淮安中学当老师。
“文革”期间，ze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古插队的地方参军入伍，尽管她是自己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正常手续参军的，但是为了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总理还是让已穿上军装来到北京的周秉建回到知青点，并要求她在那里扎根。
总理弥留之际交代的最后几件事
1974年6月1日，病重的ze不得不到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旅程。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仅在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ze就和dp、yj、ln、汪东兴、hg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对于诸如我党要继续对关押在台湾的张学良关照等很多具体工作进行了布置，对于自己的后事也做出了安排：
一是国宝交故宫。ze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原来，ze的六伯父周贻良晚清时任过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他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1953年9月2日，周贻良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ze。 
二是提议dp接替自己。1975年8月，ze的病势已很沉重。dp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qj等人的造谣中伤。ze清楚地认识到dp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过人，是继md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ze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亲自给md写信，提议由dp接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职务。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dp通报了信的内容。dp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三是遗体做解剖。 1975年2月4日，医务人员再次对ze做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做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ze就忍着疼痛，要求北京地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派人到云南锡矿，研究治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解除他们的病痛。
当ze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四是骨灰撒大地。ze认为，“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因此，他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1976年1月8日，ze逝世。当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联合国则为哀悼ze降半旗。这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哀悼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联合国降半旗持续了一周，突破了联合国《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极短的演讲。他说：“为了悼念ze，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广场上哑口无言，一阵寂静，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邓颖超三写遗嘱
自从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开始考虑自己后事的安排。 1978年7月1日，她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她对工作人员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还说：“我死后，把我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这封信就是邓颖超遗嘱的初稿，主要讲了五点：“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ze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四年后的 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细看，然后认真地重抄了一遍，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了两点：“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ze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ze同志生前就反对的。2.对ze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ze同志的关系，或对ze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ze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当年11月，邓颖超的身体不太好，又写下第二份遗嘱。除上文提及的住房交公、不搞故居外，又交待了以下几件事：“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加重）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ze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中共中央根据她的遗愿，将其骨灰也撒入天津海河，同时将她的遗嘱予以公布。
ze和邓颖超夫妇是彻底的“无产者”，他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登载于今日发行的1951期《作家文摘》】
范进忠  梁玉林  文
ze遗产揭秘遗嘱